中国当下诗歌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哲学的贫困。当代诗人如果缺乏哲学素养，不在哲学上下功夫：不深刻理解人的“类”性、事物的“真理性”、时代的“本质性”、世界的“通约性”，只浮在生活的表皮上风来写风雨来写雨，这样写来写去，很难把自身的诗歌写作与时代精神关联起来，也就难以接续诗歌谱系，难免使得自己的诗歌写作成为即生即灭、自娱自乐的“小摆设”，不能成为“构成意义”的写作。

熊焱读过大学哲学系，具有哲学习得的素养，把自己的诗歌写作纳入到诗哲学视域之下，这是他的诗歌资源，他宣称“我只想把诗歌写得更好。我一辈子不会抛弃它，诗歌已经成为我生命的宗教。”（熊焱：《诗歌成为我生命的宗教》）把诗当成“生命中的宗教”应该说这是中国新诗的一条正路。

《时间终于让我明白》这部诗集，明白的到底是什么呢？读完谜底渐次呈现：即明白“爱”，这“爱”饱含着愧疚和痛苦，孤独与反思。也只有“时间”的不断累积到“中年”，并获得了中年之感，才会明白。

这个集子的里的诗，被划分了四块，分别是：“当爱来到身边”“这一生我将历尽喧嚣”“夜航”“一个人穿行在人间”。大体对应的写作主题是：亲情、故乡、城市感、病痛感等。在这些主题中可总结为三个关键词：中年之感、爱之愧疚、在世反思。

一、“中年”在场与他者呈现

在熊焱的诗集《时间终于让我明白》及其后近期创作的诗歌中，“中年”一词出现频率相当高。《中年的修辞》《我的人生即将进入中年》《午后登高》《油菜花》《草堂谒杜甫》《雷家大院的傍晚》《我从远方来到田庐》等诗中都提到了“中年”或与“中年”类似的年龄称谓。中年是人生承前续后的中间阶段，有了一定的人生经验，可对人生进行阶段性的回顾与反思，中年意味着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在谈论“中年”的时候，实际上“童年”“青年”“老年”等等，作为不在场的他者，也一并参与了对“中年”的建构与想象。与青年相比，中年自有其成熟沉静、忧伤苍凉。但同时“中年”也意味着自我否定感、无意义感。在中年阶段上反思自己，可为人生意义的重新建构清理地基并预留空间。

“中年”意味着不再执念于“个体之我”一端，用强力意志推行自我的内在理念，在与这个世界的冲突中呈现自我的内在力量，而是开始试图从“他者之我”“世界之我”“普遍之我”的一端，获得了与世界融一的妥协力量，把亲人、家庭、族群、世界，都看成是“我”自己的内在生命的向外辐射，从自己的立场上理解世界，也从世界的立场上理解自己。从容不迫、宽容不仄，达成与世界的和解。

在《自省书》一诗中，写疼痛、写幸福、写羞愧、写孤独、写同情、写愤怒、写哀愁，最后落脚到“今年我四十岁，命运让我经历了这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要学会好好地怜悯自己”。《中年的修辞》一诗是中年之感的集中体现，诗中列举了杜甫、博尔赫斯、米沃什，这些伟大诗人在人生时间刻度上的行迹，让诗人心生挫伤之感。“溃退的中年一败涂地”。“今年我四十岁了，却还在穿越平庸的岁月/穿越人群中共同的、碌碌无为的命运”。（《自省书》）

在生命阶段的历程中，“中年”是承前续后的过渡阶段，它天然地映射着童年、少年、青年所有的本质性精神的反思，也蕴含着对“老年”的精神调整与演递。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年之感不仅标着着一个人精神成熟，也是一个人诗歌新变的开始。鲁迅中年之感的沉痛反思，写下了不朽的《野草》，满含着对“虚无”的反抗。熊焱的《时间终于让我明白》则是从“中年”事相出发，抵达并超越“存在”。

二、以“愧疚”抵达爱

诗是哲学的近邻，哲学所表达的是存在与虚无的逻辑运演，诗人所焦灼的却是灵魂在场的情感运动。熊焱在诗中所表达的爱，是立足于中年之感所能体验到的人生况味，带有对过往人生反思的性质。即使对当下正在经历的“爱”，也是通过反思建立起来的，这反思的路径就是“愧疚”，“愧疚”本身当然也含有对“爱”的反思。

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所谓有限包含两方面含义：从时间上看它是一个“有死者”，从生到死的时间限度；从空间上看，它只能以身体在场占据有限的空间。在这个限度之外，我们无所体验。诗歌叙述者，表达了对于女儿、妻子、母亲“错过”的爱。错过了“母亲”生“我”之前的光阴，“妻子”的童年阶段，“女儿”“白发苍苍的暮景”。这三段“错过的那些爱”亦即当下阶段的他者，来提醒自己对于当下之爱的珍视。最后落脚到：“生命终将在最后放手——/我爱她们，这一生已足够。”

《致女儿》三首中，与女儿第一次在世相见写得格外动人：“我们初见时，是在医院的产房外/你闭着眼，在全世界的摇篮中沉睡”。第一次做父亲的感觉，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无条件的信任、担当和接纳。“全世界的摇篮”言其父爱的普遍与阔大，紧接着写到“我抱着你，就像群山托起草木/夜空捧出明月”。群山对于草木无条件的承载、供给，生命的力出于本然。明月对于夜空来讲，可以看作是“夜空”的灵魂，从这一点来看，女儿是父亲的外在“灵魂”，也不为过。

而在另一首《当天使就要来到人间》中写道：“远处灯火辉煌，这纷繁的尘世/就是一场浩大的炼狱/而你的到来，唯有你的到来/将让我宽恕这世界曾经带给我的所有伤害”

对于孩子的爱，足以抵偿这世间炼狱般的煎熬，足以抵消“这世界曾经带给我的所有伤害”。“女儿”带有天使的质地，这是一个父亲对于一个纯然生命的感知，写得深挚浓重感天动地。

《给妈妈的信》中，诗歌叙述者反思了“不对等的爱”，把对爱的愧疚推向极致：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呀，妈妈/你给了我生命和爱/我却只给了你白发苍苍的暮年和孤独”。母亲给予儿子的是“生命和爱”，儿子给予母亲的却是“白发苍苍的暮年和孤独”，这种爱的不对等、不平衡，不匹配，在反思中升起了“不配做你的儿子”的深深愧疚。

在《长眠之地》中，写到：“尤其是那些皱纹里的风暴、关节中的疼/那些伤痕中的闪电和雷霆/却不能在死后获得泥土深切的抚慰”。外婆死后“不能获得泥土深切的抚慰”，当然这是由于火葬制度的推行，死后全身入土已经成为不可能，安提戈涅式的悲剧展现：神的法则与人的法则的冲突中。诗人的愧疚带上了文化反思与社会审视的意义。

《原来死去的亲人从未走远》这首诗，把亲情纳入到永恒中，来参与我们当下的生活，这不仅关系到情感记忆，关系到过往生活对现在的塑造，也关系到我们与周围人打交道的方式，逝去的亲人仅仅是不再占有空间，但却成为没有形体的精神存在，一直与我们交流之中，无时无刻不参与着我们的精神建构，“抚慰着我独在异乡的忧伤与孤独”：

哦，这些我死去的亲人呀/天一亮，又各自回到了人群中/正如那在街头扫地的清洁工，她弯腰的背影/多像我病逝的大姑在田间锄禾的身姿/那在巷口卖菜的小贩，他称量瓜果的喜悦/多像我故去的三叔收割庄稼的甜蜜/多少次，面对夕光中相互搀扶的老俩口/我都想走上去，轻轻地叫一声祖父/又轻轻地叫一声祖母

诗中把这种亲情所携带的日常生活精神，弥散到生活所显像的各处，使得这种亲情普遍化为“熟悉感”，从而也使得周围的陌生人也带上了“亲人感”。在这种“亲疏”转化中，使得诗带上了普遍的人性。普遍的就是真理的，这也是熊焱诗歌动人的秘密之一。

除了写对亲人的愧疚之爱，诗人还写到“愧疚于这梦境过于喧哗”，愧疚于故乡，甚至愧疚于“活着”。《轨迹》这首诗表达了来到人间的幸运，母亲差一点“引产”。以生死为边界探讨人生，就能大开大合、纵横跳跃：“我确信诗人的声名不是来自于认同与赞美/而是从这世界获得的孤独，比岁月还深”。“羞愧”——心慌意乱的羞愧。“我确信沉默的泥土在最终安放我的疲倦”。

诗人感受时代的主题“我”已不再是个体的自我，而是当下时代里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尤其是生活在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生命。《我将一直站在他们中间》中，建筑工、长途货车司机、环卫工、快递员，“他们都是我的同袍，与我共处一片大地”。诗作为普遍的精神，它属于作为“类”的人，它不再是小情小调的自我感伤，而是从宏阔的时代里，收集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痛苦。从这一点看，熊焱的诗歌写作如一团熊熊烈焰，温暖同类的悲伤。

熊焱诗歌中，以“愧疚”抵达“爱”。无论是写亲情的诗歌中，还是写时代中的劳动者，还是对于故乡的书写，都饱含浓烈的爱。这些“爱”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中年之感的“愧疚”，带上了反思的哲学品位。

三、灵魂无依：“在场”与“漂泊”

熊焱诗歌中的“自我，即是与世界融一的在场者，同时又把“自我”从在世存在的状态中抽离，提升为一个观察者、评判者的“自我”，“在场”与“反思”的世界不再是无概念的抽象世界，而是不断上手的各类事物所勾连起来的世界。世界是由我的在场——离场所赋予的。

游子感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的重要书写对象，熊焱诗中写亲情也是置于这种基于以“家”空间的“分离－聚合”状态下来呈现的。而这种分离状态区别于以往农耕时代的情景，当下时代变动加剧、聚散变频、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增加，“非常态”生活与“常态”生活，转换迅速、边界模糊。

当我回到曾经生活过的、父母依然居住于其中的“家”中，“好几次我去帮他们，都被婉言拒绝/仿佛我是远来的客人，这让我无比羞愧”。并不是“仿佛我是远来的客人”，而恰恰事实上已经是“远来的客人”。不仅是乡邻甚至包括父母都认为“我”是“远来的客人”，就是自己也已经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当成了“远来的客人”“我去帮他们”，这一个“帮”字，隐含着打下手、辅助、义务之外的、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意思。“客人性”是当下远离故乡的异地谋生者的心灵实感，这沉痛的、难以接受的情感，正是当下许多人感慨的“回不去的是故乡”“谁的故乡不沉沦”。接下来，诗人感叹道：“这一生，他们终于熬过了漫长的悲苦和贫困/但他们不肯进城，只愿坚守乡村寂静的光阴”。与上一代人的空间分离、情感离散，是当下时代的游子情感的在场状态，诗人敏锐地把捉到这一点。

《城市夜行人》这首诗，充满了对城市人的理解、同情，并把自我放置在他们中间，展示出鲜明的人文情怀，诗照亮这些在城市漂泊者的孤独的灵魂。

一些晚归的人骑着电动车/仿佛鲫鱼露出脊背，在水面划出波纹/……/另一边的墙角里，一个流浪汉忽然爬起/这漫长的黑夜，没有他的归期/而明月正挂在中天，凄凉地白/仿佛神在高处，对人间充满怜悯

诗人寄身于城市，在城市展开自己的人生现实，感受并反思生存的艰难与困苦、平淡与真味，这种感受主体不是作为“私人自我”，而是“普遍自我”来完成的。在“普遍自我”的视野中，一些晚归的骑电动车的人、烧烤摊主、站在街口等计程车的人、夜晚工作的建筑工人、街角的流浪汉，构成了城市生活的“底层”世界。诗人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些“城市夜行人”，而不是“城市昼行人”——那些光鲜艳丽的城市主人，这关涉到熊焱的诗歌立场、诗歌正义，恰恰是这些生存艰难、生活动荡、孤独绝望的心灵，需要诗的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熊焱的诗是活命的诗，是“穷人的窝窝头和破棉袄”。是“带血的蒸气”，它克服了“中产阶级写作”的虚矫，与“私人自我”的顾恋，“仿佛神在高处，对人间充满怜悯”。这首诗把关切聚焦于城市的暗夜之处，对城市的孤独者、绝望者、挣扎者一一安慰。这种现实关怀的态度与杜甫是互通的。“穷忧黎元”“大庇寒士”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闪动着文学的抚慰与诗歌的温暖光亮。

故乡在熊焱的诗中，占有很大比重。“因为生命延续，母亲是无边无际的大地”，在这里，诗人把“母亲”与“大地”置于同一地位，不仅可以互换，还可以“同一”，两者都具有“生命延续”性，都具有无限性。在熊焱的诗歌中，“故乡”是一个凝聚了族谱亲情的时空体。“我踩着深雪走向房头。二十米外的菜园里/埋着我的祖父和曾祖父/这通往坟墓的道路，就是在回乡”。故乡还作为大地的普遍宁静，而具有了召唤和安慰灵魂的作用：

而我一生历尽喧嚣，只为百年后我归于大地/生命才会获得永恒的皈依与沉寂

《午后登高》《故乡的群山》《墓地》《远行》《死亡之梦》等，都写到死亡或与死亡有关的事物，在中年之感的观照下，对于死的认知已经从狞怖过渡到平静：

我已年近不惑，见过太多病痛的死/自杀的死、意外的死、灾难中的死……//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们将会分手，在某个路口再见/身后人世辽阔，灯火通明

这些与死亡有关的诗歌书写，是中年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正是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向死而生的要义呈现。

从时间入手，用诗的形式，书写他的时代对爱的形塑和感知，是《时间让我明白》的主题思考。熊焱有着杜甫的苦难意识和人间情怀，也有着黑格尔般面向事情本身的哲学意识，这造就了他的诗歌温暖的质地，安慰每一个在世的孤独者。也因哲学上的思考，使他的诗含有深刻的蕴藉与可阐释的多种面相。

每一个关注现实苦难的诗人，在他写诗的某个阶段，必定会与杜甫相遇。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与杜甫相遇就意味着与苦难相遇，与自己的背井离乡、漂泊无依的精神相遇。《旧址将逝》《草堂谒杜甫》两首写杜甫的诗，把杜甫认作隔世的知己，从而把自己一腔热情投射到杜甫身上，然后从他那里回收，回收回来的是孤独和自我理解自我认知。中国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苦难浸泡出来的奶和蜜，这也是中国当代诗人为什么如此倔强的一次次返回杜甫，在千年的诗歌回溯的跋涉中，找到这位隔世知音。这一次，作为80后诗人熊焱，与杜甫的相遇，从精神成长和情感逻辑上来讲，是一种当代诗歌自体运动的生命使然。

一首诗就是一次精神/情感运动。因此个别的词、句子单独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与其他词、句子构成的关联中，它的意义才能生成，也才能消融于整体之中，而这个整体就是精神/情感运动的整体，这也是黑格尔多次强调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里的“理念”当然是丰富的，具有意义深渊的存在，但如果不是精准深入地研究哲学，这里的理念大体上可以理解为精神、情感。熊焱的诗集《时间让我终于明白》，是熊焱的精神哲学和爱的显现。诗人的价值所在，即是处于沟通上帝与人类，居于人类代言人的地位。诗人所写的人物形象，因此也就克服了自身感受的有限性，从而达到人类的普遍性。诗歌是写“真理”的，诗歌中的“真理”诚然与哲学中的“真理”是同一个“真理”，但所使用的呈现“真理”的手段各异：诗的手段是意象，哲学的手段是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