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觉醒，既是过去时又是现在时也是将来时，但不是完成时，永远不是。人的生命精神的自由创造性总是由内在的愚顽和外在的压抑找不到力量的火山口，只有不断觉醒，人才能不断深入认识自己，让精神力量的熔岩喷发而出。

——题记一

诗，只有和人的觉醒融合为生命精神的有机体，才能不断创造人的精神力量和诗的精神力量，才能永久拥有一颗活的灵魂，生命力量创造的本源。

——题记二

一、 引论：诗和人的精神融合，铸炼诗学的力量

四十年前，我在写苏金伞诗论的时候，引用了两位外国文学家的诗学观点，都是关于诗与人的经典诗学论。一位是近代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他在《评〈莱蒙托夫的诗〉》中说，诗人“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人。”一位是西方现代派表现主义文学代表作家埃德施密特，他在《创作中的表现主义》中说，“诗人的伟大乐章就是他所体现的人。”当时，我把这两个诗学观点作为诗论的精神统领，挖掘苏金伞诗学的本质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精神存在中最伟大的就是人的存在。所以，心理学家兼思想家荣格研究了众多神话以后，在他的心理学和哲学思想深度融合的著作《黑书》中说，“我必须非常地告诉自己：神不是用一个孩子的意象活在每个人的灵魂中吗？荷鲁斯、塔吉丝和基督不都是孩子吗？狄奥尼索斯赫拉克勒斯也都是圣童。基督、人类的神，不都称自己是人的儿子吗？”^【1】

人的伟大，在诗，在诗人那里，就必须表达出诗学精神和人的精神的伟大性。所以，诗人作为诗和作为人的融合体，就有了一个伟大的任务，人的生命力量和诗学力量的掘进和表达。

四十年后，我对于曾经引用的诗学理念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苏金伞一个诗人的诗论扩展到一个在中原精神时空绵延的一个诗人群体。在这个中原诗人群体中，我选择了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诗人，他们是徐玉诺、于赓虞 、苏金伞、陈雨门、青勃、陈更、张全召、马新朝、张鲜明和邓万鹏等诸多诗人。这些诗人，在他们所处的诗学语境中，表达出了关于人的诗学存在状态，表现出了特定时代的关于人的诗学本质，我从他们关于人的精神感悟、探索和表达中挖掘他们的诗学的本质力量。诗学精神不仅在一代一代诗人中绵延，也在绵延中不断新的诗学力量铸炼，他们作为诗和作为人的精神探索，表现了中原诗人诗学力量的深度存在。

从苏金伞到一个诗人群体的认识，促使我沿着诗与人的路径去探究更多的诗学存在。在这个诗人群体中，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而是先后踏过。由于时代不同，他们在各自生存的时期创造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诗学精神。但是，虽然时代不同，他们作为人的灵魂和诗的灵魂却又在一起生长着。历史的变迁，不仅在他们的灵魂世界也在他们诗的世界烙下不同的印痕，情感和思维表达的灵魂状态肯定是各有各自的声音和不同的深度，但又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在积极主动地铸炼诗学的力量。把他们集中起来作以比较，找出他们共同的东西和很多不同的东西，我想这对于中原诗学的发展会有益处。

关于不同时代的诗人的不同表现，别林斯基曾经有过深入的论述。“诗人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他的祖国的公民，他的时代的子孙。民族和时代的精神影响他，不能比对别人影响的少些。莎士比亚是古老快乐的英国的诗人，这英国在几年中突然变得严峻、森严和狂热起来。清教徒运动对他后期的作品影响颇大，给盖上了阴沉的忧伤的烙印。由此可见，他要是晚生二十年的话，他的天才还是照旧，可是他的作品的特色就会不同了。弥尔顿的诗歌显然是他的时代的产物：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在他的骄傲而阴沉的撒旦这个人物身上写出了对于反抗权威的叛乱的颂赞，虽然他本意是要写出完全不同的东西。历史性的社会运动强有力地影响诗歌，竟到了这样的程度。”真实而有深度，这应该是关于诗学的时代精神的经典论述。时代影响着人，也影响着诗，一般来说，诗人具有了时代影响的创造心理，他的诗也必定在时代精神里创造诗学精神。徐玉诺和于赓虞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都积极参与了与五四运动相关联的学生运动，思想和情感在五四运动精神影响和冲击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诗和人的精神的融合让他们深入认识压抑太久的人性，人的觉醒和觉醒后的人的表达成为了他们新诗创作的精神光辉。苏金伞虽然在三十年代中后期和四十年代在全国诗坛产生较大影响力，但他的诗学精神的来源仍然是“五四”精神。从五四运动开始，人的觉醒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在心灵间一直在发酵，当他后来身处专制统治环境中的时候，诗人关于人的反抗力量就在诗学中铸炼和表达出来。可以说，一个具有创造热情的诗人，要脱离时代的影响恐怕很难做到。中原诗人在中国新诗开创之后的拓展期和成熟期，他们的创作都融入了时代精神笼罩下的的语境之中，并把诗和人的精神创造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当然，在对于诗学的认知上，别林斯基除了认识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也顾及到了诗学精神（纯美学精神）的影响，比如在他强调了时代精神对诗人的影响之后说，“这说明了只想跟诗人及其作品发生关系，而不顾到诗人写作的地点和时间以及为他的诗歌写作开辟道路并影响他的诗歌活动的种种状况的纯美学批评，今天为什么被人不齿，变成了不可接受的东西的缘故。”^【2】所以，在时代精神之外，诗学精神之于诗则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元素，这就是他的诗学自身目的论形成的美学基础。张全召之所以能在1979年发表具有新诗潮特质的《枪声响了》，决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就像北岛就像芒克等白洋淀诗人一样，他已经写出诸多诗学品质较高的诗作。如果自己对于诗的体验达不到诗学精神的高度，即使受时代精神的强烈影响，也写不出时代深处的诗。

不过，张全召有自己的生命力量的感知方式，他不是像白洋淀诗群那样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以反抗的态度发掘人的觉醒和表达，而是在自然和人的本性中感知人的生命，这和顾城早期创作有同样的诗学体验。我想，这应该是当时人的觉醒的另一种形态吧。人的觉醒，根据诗人诗学意志的各异，诗学精神的表达一定也会异彩纷呈。徐玉诺、于赓虞的第一次的人的觉醒表达形态，在揭露中反抗，在反抗中觉醒，在觉醒中憧憬。张全召和自觉加入新诗潮的陈更所表达的第二次人的觉醒，尤其是陈更诗学的人的觉醒更为凸显和强劲，诗的基本精神在否定和反思的情境中展开，又采用现代派普遍的象征的表达形态，更具诗学的内在感。不是直面揭露，悲剧的忧伤中多了思悟，人的觉醒多了坚韧的精神内涵。

泰纳创造“艺术哲学”学说和别林斯基基本处于一个时期，他对于文学艺术当然也包括诗的认知具有了泰纳式的深度，这就是他提出的“种族、环境和时代”的三要素。他和别林斯基不同的是，在时代精神之外注意到了种族（别林斯基说的民族影响关注点在于社会和文化，泰纳说的种族影响关注点在于人的本性）和环境的影响，已经认识到了诗的人性和地域性文化的影响，他和别林斯基的艺术理论高度概括的准确性和深邃性都代表了世界近代文化的深度。河南诗人生活的中原，历史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性格，质朴、真挚、正直和勇敢、不屈在中原人的血脉中成为生命精神的力量。如此，苏金伞的诗才写得那样的质朴无华，那样的富有沉实厚重的反抗的诗学力量。在苏金伞的诗作里，我看到了中原人的精神状态的表达，也看到了中原诗人时代精神和诗学精神、地域文化的融合表达。

马新朝是苏金伞之后一位继续探索地域文化和诗学融合的诗人。他写中原的土地和中原的大河，在土地和大河中绵延诗的精神和人的精神。他的几十年的诗学追求基本就建立在这个精神基础之上。从颂诗到透视，让人们感到，诗人在苦苦寻求和掘发一种深层的力量，到了2016年初马新朝发表长诗《河问》，进入他诗学探索的终极时段。突破颂诗，超越透视，进入反思，完成了他在中原地域文化中的诗学精神体系。在中原的土地和大河意象中蓄满反思精神，是他地域文化诗学追求的自我超越，也是对过去中原诗人的一个超越。

在世界的范围，近代人对于诗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时代精神和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到了现代，人的主观精神越来越强化，“我”的存在状态和精神创造在诗中越来越凸显，人的自在和自为的本性精神决意要统治整个世界，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而这一切都是在批判之中所进行。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力量迅速强大，而对于人的影响则促使和诱惑人性的异化，而人性的异化，和人的生命精神力量对于异化的抗争，在这个矛盾的结构关系中就产生了强烈的精神搏斗。人的自身生命精神力量越发凸显而强大，这就是后来现代主义心理学家荣格提出深度精神的内在原因。

荣格这样思考，“如果我用这个时代的精神讲话，我必然会说：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我所讲的内容正确与否……我已经知道除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之外，仍有另外一种精神在起作用……这个时代的精神只注重实用和价值……但是另外一种精神迫使我发声，要超越实证、实用和意义。”这样的精神就是荣格说的深度精神，而“深度精神都会比时代的精神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深度精神的力量是人的自性力量，来自于人的深度精神生命。荣格这样解释，“深度精神甚至还教导我把自己的行动和决定都视作依赖于我的梦。梦为生命开路，即使你无法理解梦的语言，它们也在决定你。”因为，“梦是灵魂发出的具有引导性的话语。”

梦完全是自己的灵魂，并且只属于自己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沿着梦的心理路径来认识自己的灵魂世界。于是，以梦为心理引导的现代主义诗学在世界范围内瞬间风起云涌。弗洛伊德的“白日梦”其意义并仅仅在于梦，而在于灵魂。白日梦是人的最为自性的想象，这样的想象在幻觉中创造幻象，构造力的王国。幻象的诗学力量，在于灵魂的深度。现代主义诗学的崛起，就在于诗学更深入了人的内心，其明显的复合标志就是白日梦和灵魂的深渊。于是，充溢灵魂力量的现代主义诗学不仅仅深化了诗学，更是深化了人学。这样的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原诗群中已经有很大范围的实践，并成为一种诗学倾向，这种倾向已经成为或者说正在成为中原诗学发展的具有引导性的主流。记得有一位“著名诗人”谈河南诗人的时候，他认为现代主义的诗人较少，其实那只是表层的认识。河南诗人的现代主义诗学探索，是在内心中的脚踏实地，不是那种叫嚣式的声张虚势，是着眼于长久的诗学力量，而不是一时博得眼球。我这里选择张鲜明和邓万鹏两位诗人具体分析，一探究竟。

张鲜明和邓万鹏的诗在深度精神的诗学境域中掘进，从梦开始。他们和徐玉诺、于赓虞、苏金伞等老一辈诗人不同，老一辈诗人深受时代精神影响，他们铸炼的诗学力量一般都是直接抒发间或象征隐喻，虽然有心灵的参与，但没有向潜意识的心理掘进。不是他们不愿意为之，就如荣格说的，“时代精神无论怎样都无法理解梦，因为灵魂所在的地方，学术知识是无法达到的。”^【3】而张鲜明和邓万鹏在诗学的追寻中心理活动的比重得到较大程度的强化，诗学精神“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潜存到无意识和前意识里发酵，梦幻的诗学形态突显了现代主义诗学的特质。这正应了王国维先生的经典文学理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张鲜明和邓万鹏以及“阵地”诗群等诗人对于中原诗坛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们积极、深入、持续探索现代主义诗学如何在中原土地上生长，他们为先辈和上一代诗人补上了现代主义诗学的短板，让中原诗坛可以理直气壮地大步前进。

二、 徐玉诺、于赓虞、苏金伞：人的觉醒和诗的追寻发始于“五四”精神

中原新诗的创始具有强烈的精神来源，它的精神源泉就是五四运动。由于新的思想、美学精神在当时中国表现为先进性、趋势性、高端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原新诗的创始期具有较高的诗学精神境界和较强的诗学力量。

徐玉诺、于赓虞和苏金伞都曾就读于河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是五四精神激发了他们人的觉醒，促发他们的灵魂世界生长新诗的激情和精神，也催发他们用新诗表达自己灵魂世界新的精神力量。

新诗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对于新诗诗人来说，首要的就是要有新文化所铸炼的新精神和新思想。

徐玉诺和于赓虞分别在1921和1922年发表新诗作品，以积极的热情参与中国新诗进入拓展期的诗学探索，他们不仅是河南新诗的开创者，又是中国新诗的拓展者和促进者，徐玉诺“为人生”的诗学实践和于赓虞生命诗学的理论在中国新诗拓展期都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和史学地位。

他们的诗学追寻既作为诗人又作为人去探索中国人在那个时期如何不能成为正常的人和怎样去做正常的人，人的觉醒和生命的追寻成为他们诗学实践和诗学理论的既是基本的又是主要的诗学思想。

根据有关徐玉诺研究专家考证，“1919年5月，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徐玉诺与曹靖华、屠亚超、李仁荣、李九朝等人被学生代表推举为学联理事，共同领导了河南的学生运动。在他们的领导下，开封的学生运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春。……一种爱国民主热情，燃烧着青年们的心……青年们都锻炼成了正义凛然、骨气铮铮的汉子。”^【5】

五四运动对于他们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思想的形成和精神的锻造，其标志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的觉醒之后新思想的形成。于赓虞后来说，“‘五四’狂潮翻滚的时候，正是中国起始发现‘人’的时候。”他说的“发现人”其实就是人的觉醒，在这个关键点上，他们早已经具有了清晰的思想和情感的认识。二是他们联系实际社会状况，深入认识和揭露、批判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压抑人性的痼疾。所以，于赓虞根据自己参加五四运动的切身体会，感触深刻：“并不因此给领略自由情味者以安慰，反之，更使人发现人气的稀薄。”  为什么于赓虞会有如此深刻的感触呢？除了他把觉醒与现实的联系之外，程千帆先生在关于于赓虞诗评中这样分析：“‘五四’的狂潮所给予当时一般年青人的觉醒、希望，转瞬因为这个运动自己本身的流产而消灭。”^【6】希望的消灭，加之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找不到出路而成为他内心的悲伤。于赓虞思想的深刻正在于此。

这就是经过五四运动的精神洗礼之后，诗人思想和现实形成的反差，以及精神上的矛盾所在。

这样矛盾的心理和认知，铸就了徐玉诺和于赓虞诗学的基本情境。他们的诗学表现出三种力量：一是挣脱黑暗社会的精神力量（以痛苦的情感为主线）；二是对黑暗社会的揭露与反抗力量；三是希望的追寻力量。虽然于赓虞认为“五四”之后魔欲大于神思，但作为人的觉醒与生命的追寻依然是他生命精神的底色。

徐玉诺诗学的构造中，虽然充溢着“将来之花园”美的意境，但揭露和反抗则更为强烈地表达了诗学的力量。他的很多诗作倾向于叙事性，以此避免空泛的抒情性，从而凸显现实批判的深刻性。《路上》、《歌者》、《问鞋匠》、《铁匠的音乐》和《将来之花园》等诗作应为其代表作。这是《歌者》的诗行，“山岭似的白骨，/河流似的红血，/哪一件不是先祖的爱儿，/哪一滴不是我们先祖的血统/……世界上满满都是疮疽，/宇宙也变成黑灰色了！/——他的声音很壮很大地唱着，满宇宙都起了神秘而悲惨的疏密；全世界都在摇撼着。”在中国新诗拓展期，很少能见到如此强劲的诗学力量的作品。歌者作为人高亢的声音震撼了当时的世界，也震撼了当时的诗坛乃至文学界。所以，一些文学大家予以高度评价。正如郑振铎所说，“徐玉诺的诗，才是真的能感动人的诗！才真是赤裸裸的由真实的感情中流出来的声音，我们一班朋友常说的现在的诗人，只有徐玉诺是现代的诗人，只有玉诺是现代的有真性情的诗人。”^【7】这里的“一班朋友”，应当是指文学研究会诸同人。郑振铎的这段很有权威的结论表明，徐玉诺是文学研究会中公认的最好的诗人。由此而知，徐玉诺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代表性诗人对于现实的认知和批判最能代表文学研究会的精神，这种诗学的意义是“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文学宗旨的诗学代表。

“为人生”的文学宗旨是人的觉醒和现实社会批判的深度融合的表达。这种文学观在当时应该说最为切合实际，最为凸显文学的深刻性。正是因为徐玉诺是这样的文学宗旨的诗学代表，我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新诗的拓展期，他和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同为重要的“双轮诗人”。

“人”的觉醒，必然会产生新的生命希望。徐玉诺诗学的绝望中的希望表现在他生命的深处，则蓄蕴着美和自由的精髓。这样的希望正是“五四”精神让诗人看到了人生的曙光，诗学充溢希望的激情。“我最可怜的妻，/你不要诅咒我，/你也不要悲泣！/我将你带到美丽的花园里，/那里有美味的食品，/洁白的裙衣。”（《疯人的浓笑》）“我坐在轻松松的草原里，慢慢地把破布一般折叠着的梦开展；/这就是我的工作呵！我细细心心地把我心中更美丽，更新鲜，更适合于我们的花纹织在上边；预备着……后来……/这就是小孩子的花园！”（《将来之花园》）“我的乱发乘风飘拂，/发上的花儿纷纷飞舞。//我的小指，万能而且神妙；/能指着太阳，使那太阳不敢行走；/能在汪洋的海洋上，/划出一道大而且长的桥。”（《小诗》）一百年之后，这样把批判、反抗和希望融为一体的诗学精神仍在感动着做为中原人的我。因为，徐玉诺诗学精神已经在中原大地扎下深根，绿色的诗学力量时时在感动着中原大地。

于赓虞能够深邃地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大概是在人生上所见到的‘魔欲’超过了‘神思’，生活里只有阴云而没有白日，所以，《晨曦之前》集子里偶而显现的希望都消灭了。”（《世纪的脸·序语》）由于“魔欲”的深重，于赓虞较之于徐玉诺，虽然诗中跳动着一颗“英雄心”（《暮山的寺钟》有“惨情梦，英雄心”诗句），虽然也有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但在批判和反抗中多了哀伤和悲怆的浓郁色彩。他的表达方式较少叙事，以情绪的直抒胸臆发泄心中的愤懑。这种发泄从他的灵魂深处迸发，人的觉醒促使他张扬自己灵魂深处生发的生命诗学。

于赓虞在他生命诗学理念和思想的笼罩下，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诗学结构，其核心思想是自由独立的渗透灵魂力量的生命创造。“诗的生命即诗人的生命，诗人创作时应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规律，典型，教义之限制，则其诗作方能充分地表现，诗人之感情方能达到完美的生命之艺术的目的。”“诗人是预言家，诗人是生命的歌者，他与时代有关系，但不是时代的奴仆：他永远站在主人的地位。”（《诗之艺术》）于赓虞的表达不仅在于诗学的深度，也在于思想和精神的深度，不做时代奴仆而做时代主人，已经涉及到了后来现代主义心理学家荣格探讨的“深度精神”。由此而知，于赓虞的生命诗学不仅证明了它自身的思想深度，也证明了荣格深度精神的客观属性和普遍价值，也预示着深度精神在现代主义诗学中的重要意义。

于赓虞为了表达自己的深度精神，意象的表达在生疏的语言中把痛苦和光明的诗学意志凸显出来，沉郁的悲苦情绪被强化，从而形成自己的诗学风格。《落叶满途》中的诗句：“黑云沉沉的天幕下我孤饮醇酒，孤弹古琴”；《魔鬼的舞蹈》中的诗句：“魔鬼无忌地在心头舞蹈，歌吟”，“这正是伟大的夜之世界”，“从毒醉中我窥见了这平静的生命”。“孤饮”、“孤弹”、“魔鬼无忌”、“毒醉”等等词语非口语化，与当时流行的从白话诗向口语进化的语言表现了不同的形态，语言的生疏感对于苦涩心灵的表达，增强了表现力。

于赓虞人的觉醒触底了灵魂深处，即使群魔乱舞，那颗英雄心仍然要去发现光明，生命的力量是那样的坚韧和自信。这就是于赓虞诗学精神的本质力量，人的觉醒的伟大精神力量。魔鬼的舞蹈愈加疯狂，那颗英雄心也愈加英勇，这样诗的情境也使于赓虞诗的意象和语言表现出极致的宣泄状态。读一读《骷髅上的蔷薇》的诗行：“来，来，来，惨败的英雄，来水湄，山泷，/歌着，饮着，呵，装饰此惨变之幻境。”“将宝剑投于荒海，双手痛击苍空。”真的诗坛猛士，一个“惨败的英雄”的诗学形象，于赓虞犹如一匹受伤的狼，他惨败，他痛苦，他哀鸣，依然是勇敢地冲上去撕咬。

徐玉诺和于赓虞人的觉醒的诗学表达，表现了这样两个积极意义。一是作为中原腹地的河南并不是封闭的地区，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传播了向古老文化激荡和洗涤的新文化新思想，徐、于诗学就是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标志。二是在河南产生的新文化新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地域性，徐、于诗学中清醒和明晰的人的觉醒和整个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具有本质的同一性，这证明他们的诗学理论和诗学实践既有起点高的特性，又具有深邃性的特质。

（注：此部分所引用徐玉诺、于赓虞作品，分别选自秦方奇编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出版的《徐玉诺诗文辑存》，解志熙和王文金编校、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于赓虞诗文辑存》。）

三、 苏金伞、陈雨门、青勃：诗学的反抗精神在灵魂间炸响

陈雨门和苏金伞应该是同时期的诗人，而在诗名的影响上，陈比苏还要早一些。但是，苏金伞的诗学影响力在进入三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四十年代，却远远超越了陈雨门。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苏金伞的诗学反抗的精神快速提升，诗学力量达到极高的强度，我曾经概括为“咆哮的雷在黑夜的灵魂间炸响”。  

他的这种诗学反抗的精神力量是在人的觉醒的基础上所产生，就是说诗的思想积淀来源于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所产生的新的精神。有这种爱国、民主的精神作底肥，他的诗学的反抗精神日渐促发，酝酿着巨大的诗学力量。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之后，这种力量在全国的诗坛上产生巨大影响。与徐玉诺、于赓虞二十年代初期的诗学反抗精神相比较，表现出了这样两个不同方面。一是反抗的对象超越了笼统的社会现实，指向较为具体，就是专制的统治者的黑暗统治；二是反抗的精神力量在象征的诗学精神笼罩下，更掘进灵魂世界的深层。

苏金伞这样回忆说，“进入40年代，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消极抗日，残酷压制人民……心中充满一种愤懑不平的情绪。”“我在河南大学前前后后将近十年光景。这十年可以说是用诗作战的十年。尤其是1946年以后，反对国民党的情绪极为强烈……但我不喊口号，不叫骂。”（《打球与写诗》）最为突出的是悼念闻一多的那首诗，“哎哎，霪雨的昆明，/霪雨的中国呵！/谁叫你带来与黑夜不分/而又同样可怖的白天哪！”意象的隐喻精神直击统治者残酷压制人民的黑暗政治的心脏。

在黑暗统治时期，诗人拥有政治热情，这是反抗精神的思想基石，也是反抗精神力量酿造的催化剂。我们并不能笼统地说，诗人应该远离政治，只要不是世俗的功利的目的论，即工具论，只要能够锻造反抗黑暗的精神力量，政治热情有时候能够激发诗人的灵感和激情。恰恰是苏金伞的这种热情和激情，让人们感受到了诗人那颗产生反抗精神力量的灵魂。

我曾经想，天下，没有不受政治、社会抑或时代性美学思潮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他的情绪，他的的观念，他的感觉，他的思维，无不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主动或被动会受到上面说的社会属性的精神影响，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时期。总的来说，这样的影响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尤其是间接的影响，它是沉淀成为社会存在形态和社会精神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最为深入。关于间接的影响，读一读梁启超在 1904 年发表的政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里关于“革命”一词的读解有助于对于它的理解：“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8】8】尤其是他说的有形和无形的变动，道出了社会发展和存在的一种规律，哪一位诗人能够逃避或规避社会的有形或无形变化的影响呢？

当然，不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它包含两种基本的倾向，既有顺势的，也有逆势的，而对二者的超越就是在蓄蕴诗学的力量。

苏金伞受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既有逆势的，即对黑暗统治的直击，又有顺势的，即对新生力量的呼唤，而超越就是不喊口号不叫骂，在意象中铸炼诗学精神，于是就形成了“咆哮的雷在黑夜的灵魂间炸响”的诗学状态和力量。

苏金伞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诗作都有一种巴着“和雷电一同呼吸╱一同咆哮”的气度和力量，这种力量在他二十年代末作为进步青年而走出监狱时就已经开始孕育，一种反抗的精神在胸膛里时时升腾。这时期的创作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诗的形象，诗人正是以这种形象在中国当时的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反抗形象的珍贵之处，就是凝聚了强大而不息的诗学力量。《雷》、《无弦琴》、《控诉太阳——哀闻一多先生》、《农人的脊背》等都是这样的代表作品。“雷”的诗学意象爆发着生命的力量：“当雷第一声鸣响时，/饥渴的土地，/马上翻转身体，/准备放喉痛饮。”“无弦琴”的诗学意象也是：“只巴着/有一天/霹雷在屋顶上打滚/闪电/刺得夜睁不开眼/而自己化一条火蛇/飞出户外/和雷电一同呼吸/一同咆哮。”再看看“农人的脊背”的意象力量内涵：“农人的脊背，/经过烈日的烤炼/和冷雨的浇淋，/变成火成岩一般的坚固。……你看，那满载谷物的大车，/像山一般重，/一声呐喊，/就被掀翻在禾场上。//现在/就正用着同样的姿势/来掀翻另一种更为沉重的东西，/——那牢牢地压在脊背上的残酷的统治。”反抗的力量中充满强劲的对于未来的希冀。苏金伞的诗，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更是让我们真真切切感觉到一个大写的人，昂首挺胸地挺立在宇宙之间，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个大写的人蓄满了撼天动地的诗学力量。

如果说上述的诗学力量如响雷，爆发时咔嚓嚓还带着闪电，直刺天的心脏，那么，咆哮的雷还有另一种存在状态，就是被压抑的雷声。而这种压抑的雷的力量则如闷雷，沉闷地滚动着，直滚向天空的灵魂深处。在黑暗的统治下，诗人雷的情感和精神被重重地压抑着，心灵处于苦闷的状态。而雷的力量一定会冲破这种苦闷的心灵状态。正如诗人自己说的：“就像一团火，压在铁板下，虽然不能迸发，但更炙烈，更凝聚。”（《创作生活回顾》）压在铁板下的这种反抗的精神力量多是用意象进行隐喻和象征地表达，精神力量越发深入灵魂世界。诗人之于中国黑暗社会里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压抑体会深邃，积蓄的诗学力量也更强劲，代表作就是《头发》。读《头发》这首诗，我总感到诗人从儿时起心灵间已经有了力量的孕育，他灵魂的体会是慢慢地浸透，慢慢地掘进，有时是悲怆，有时是撕裂，有时是撞击，终归都是人性力量对于黑暗的抗争。所以余光中才说这首诗产生了捣人胸臆的力量，其震撼人心的力度而不输于鲁迅小说。

德国诗评家弗里德里希认为现代主义诗“表现为一种在自我内部往复的受难话语”，我想也适合苏金伞这一时期的一种心灵状态的概括。苏金伞胸中咆哮的雷是在厚重的乌云和极浓的黑夜中炸响的，胸中火的激情被压抑在铁板之下，诗学结构便是在浓重的压抑中形成的下沉力量，这是深邃的诗学力量。《头发》写父亲：“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头发，╱还拖着一条长辫子。╱╱祖父常用脚╱踏住那辫子╱拼命地拳击╱╱城里来的差人，╱又把那辫子╱吊在树上，╱用鞭子抽打着╱要钱粮。”写母亲：“母亲的头发，╱一辈子不梳。╱╱上面落满了╱磨面时荡出的面屑╱和烧锅时╱飞出的灰星子╱╱临死时╱交代姐姐：╱‘把我的头发梳一梳吧！╱披头散发╱是不好见阎王的！”写自己：“赶到我，╱头发变硬了，╱不服梳理，╱成天鬅鬅鬙鬙的╱叫人看着不顺眼。╱╱更有人从我的头发╱推测到我的心，╱说我太不驯服╱一定会碰出乱子来的。╱╱于是在人面前，╱我总是用手按住头发，╱不让它崛起╱替我惹祸。╱╱但头发太硬，真是无可奈何！╱手指一疏忽，╱就又恢复原来的姿势。╱╱最后我把它剃光。╱但又有人说：╱这是‘光蛋会’的标记，╱应该用刀连根割下来！”诗人在诉说自己家头发的故事，诗句却已经渗透到历史、社会和人的命运的内核里去，对人性的压抑令诗人灵魂深处生出反抗的精神来，而这种精神是以“受难的话语”存在状态在内心里往还反复，就孕育了捣人胸臆的力量。诗的结尾处急转直下，一下子就提升了意蕴的境界，升华了诗学的力量。不少朗诵家朗诵这首诗的时候，自然地生出眼泪来，我想这是诗人压抑在灵魂世界深处的反抗精神所产生的穿透力使然。

所以，苏金伞诗的希望不再是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的美好愿望的诗学状态，而是蓄蕴在咆哮的雷电中，蓄蕴在铁板下的团火之中，这样的希望就有了更为强烈的诗学力量。这是不同时代的精神对于诗人不同的影响和不同的诉求所致。

陈雨门和青勃的诗虽然有自己独立的诗学存在和表达姿态，但从反抗精神力量的角度来考察，他们与苏金伞基本属于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同一个精神体系。

陈雨门是一位进步青年诗人，他发表和参与编辑的文学性报刊都是进步作家（诗人）主持编辑。比如他1931年在进步刊物《火信》发表诗作，该刊物被当局查禁，陈雨门因而受到牵连。他的诗作基调基本是对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未来的希冀。这是《古城楼》的诗行：“谁能把春天带给它？/城外有一望无尽衰草，/一任来往的秋风狂扫，/需要一次燎原时的火把。 ”（原载北平《小雅诗刊》第五期，一九三七年三月 ）这是《过渡》的诗行：“也许不久秋风会扬起沙尘，/从东北吹来边塞特有的寒意，/那时寂寞不再凝冻住人心，/燎原野火会照亮人和你自己!”（原载三七年《文学》八卷六号）《失业者》不仅描述了“如今的乡村是满含一片碾碎的疲惫”，却是充溢着诗学的精神亮光：“你无须埋怨苍天和埋怨你自己，/静候着吧，终有一朝夭风起!/那时，是万千条的长蛇，/会在炙热的石板上开了花。”（原载《山雨》第一卷第四期）陈雨门诗学的反抗精神力量蓄蕴在意象里，表达柔性化，韵味绵长，耐人思悟。

青勃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以后七八年的创作被誉为“井喷期”。所谓井喷期，一是说他创作的旺盛期，一是说他诗学力量的震撼性。尤其是他对新世界的精神向往和呼唤，如杜鹃啼血。正如臧克家在青勃诗集《号角在哭泣》序中所说，青勃的诗“对于陈旧的，腐黑的，不合理的存在，他干干脆脆给它们一个有力的否定。他召唤新生的，将至而未来的，召唤得那么热切和感动!　他的每一行诗就是一股冲击力，他永不回头的勇敢的向前冲着……他把真正的诚挚与爱情灌注到诗里去……他坚信：‘苦难的中国有明天’。”这是1946年青勃发出的预言：“好凶的风！/但是，风/你用劲地吹吧/灯，不止三盏/不止三万盏/你看/那里的灯/又亮了/像满天繁星/一亮就是一大片/等不到所有的灯/被你完全吹灭/（怕你也没有这本领）/黎明便会到来。”（《预言——悼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三先生》）当时即产生重大影响、今天读来我还为之震撼的，还有《苦难的中国，有明天》：“冻结的日子/有火/月黑夜/有灯/沙原上/有骆驼/土地下面/有种子/堤岸里头/有激流/鞭子底下/有咆哮/被欺侮的/有仇恨/穷苦的人/有骨头/哭泣的天空/有响雷/打抖的冬天/有春梦/血汗灌溉的地方/有不凋的花/苦难的中国/有明天。”

苏金伞、陈雨门、青勃从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末，他们诗学力量的表达富有灵魂性、热血性的激情，反抗的冲击力量之强大让中原诗坛在全国的层面上具有了非常重要的诗学地位。苏金伞在《创作生活回顾》一文中说，“1946年《大公报》介绍我们编的刊物《春潮》时，说我的诗‘讽刺深刻而又得体，当世无第二人’。”虽然苏金伞谦虚地认为，“说我当时的诗，讽刺深刻得体，这我承认，但说当世无第二人，那太过誉了。”但不论是否过誉，苏金伞当时在全国诗坛的重大影响，应该是不争的事实。陈雨门作品收入《闻一多全集·现代诗抄》，成为享誉中外的全国十位新诗人之一，1937年1月在上海《文学》月刊发表长诗《除夕》，得到诗坛的好评。他的诗曾受到闻一多的推崇，不仅被收入闻一多所编的《现代诗选》，而且作为10个新诗人之一被闻一多主编的《诗》杂志介绍。　朱自清赞赏青勃的《叩》“走到人民的队伍里，用诗作工具和武器去参加那集体生活的斗争。”臧克家说：“青勃的诗风，恰像他的这个名字——青勃。”艾青认为，青勃是抗战时期进步最快的青年诗人之一。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版）中评价青勃：“名不如田间，诗胜过田间。”青勃在此作出回应：“司马长风把我和田间并列，并加以比较，使我受宠若惊，田间是著名的诗人，比我写得早，写得好，在中国诗坛功绩卓著，贡献很大，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在诗歌战线，我不过是普通一兵，而田间同志则是将军……司马长风先生说我名不如田间，诗胜过田间，前一句话是客观事实；而后一句话则不免有些溢美之词了。”^【9】虽然青勃先生如此真实的谦恭，但我认为，司马长风的评判应该是客观的。联系苏金伞面对高度评价也是如此真实的谦恭，我从中透视出了中原诗人真实和谦恭的人格精神。为什么我们中原诗人多是诗学力量强大而没有相称的诗名呢？从上述苏金伞、青勃两位先生的谦恭中我看出了一些端倪。但从长远来看，苏金伞的诗，徐玉诺的诗，还有于赓虞的生命诗学理论，我相信，他们的诗学力量会继续得到人们深入的认识，会不断被发掘出新的诗学价值和史学意义，终将会给中原诗坛在全国的层面上带来更加高远的诗名。

（注：此部分所引用苏金伞、青勃作品，分别选自李铁城、苏湲编1998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苏金伞诗文集》，王洪应主编2004年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勃诗选》。）

四、 苏金伞：诗坛上“一头老豹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写《论诗人苏金伞的艺术道路》的时候，沿袭了大家的共识，即苏金伞的创作道路是两头高中间低。那么，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一段低洼的路段，难道都是普通的石头吗？就没有珍贵的宝藏？对此，我当时没有深究，留下了遗憾。其实，在那一段低洼的路程中，有一头老豹子正在那里诗学地打鼾、吼叫，那吼声在诗人的灵魂深处燃起了灼烈的火焰，铸炼着“老豹子”的诗学力量。

关于五六十年代自己的创作状况，苏金伞这样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许通过‘自我’来抒发感情的，因此凡是诗里有‘我’字的地方都必须写成‘我们’。从作品里抽掉（或者削弱）了抒情个性和真情实感，所以总是不能使人感动。但有时有些事物和人真正感动了自己，感情真正出自于肺腑，也能写出真正的诗来。”虽然，他写了一些图解政策的诗，因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不容怀疑的”。但从他灵魂间也流出了“真正的诗”，就是1956年创作的《猎豹》，1962年创作的《豹子的吼声》、《燕子》和《鹿群》。

在这四首诗作里诗人创造了两类意象，一类是老豹子，一类是乳燕和小鹿。这两类意象都具有隐喻的诗学精神或者说具有诗学的暗示能，隐喻和暗示来自于诗人的深层心理和精神内涵，表现了诗人的深度人格精神。我们传统文化有这样两个成语，已经沉淀为人格文化，就是“剑胆琴心”和“铁骨柔情”。剑胆和琴心，铁骨和柔情的融合，融合在一个诗人的精神内核里，这就形成了苏金伞五六十年代的诗学和人格的精神力量。

三四十年代是苏金伞诗学创造的高光时期，不但铸炼了他的诗学精神，也铸炼了诗人的人格精神，而且这两种精神沉淀在诗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不能消失的诗的生命和人的生命精神力量。一头老豹子，就是诗人五六十年代铁骨铮铮的精神意象。先读一下他的《猎豹》：“雪落在黄河岸上，/河堤更高了。/帐篷被掩埋，/黄河跟雪一样平静。//帐篷里烧着篝火，/勘测队的队员们，蹲在火的四周取暖。/炙灼的火光，/啃着他们的脸和胸脯。//忽然一团雪滚进帐篷，/队长从外面回来了，/说帐篷外有豹子的脚印。/这黄河就是一头老豹子，/现在躺在雪下面/轻轻地打着鼾声。”诗的最后三行是意境的精华所在，我把它看作诗人的自喻。若是联系上下文会感到，这诗的精华跟第一诗段的铺叙还有呼应，但跟第二诗段的描述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是诗人不会写诗吗？我想不是。联系到上面苏金伞谈到的当时的文化语境，文艺不能写自我，只能为政治服务，况且在政治上诗人已经受到波折，他只能那样写，否则就不能发表，如果发表了，对于自己的处境只能会雪上加霜。但是，老豹子的精神力量在诗人心灵世界悄无声息地存在着，一旦有事件发生，那头老豹子就开始出现了，当情感的刺激还不是强烈的时候，只是在那里轻轻打鼾，昭示着老豹子还在养精蓄锐，但已经准备醒了。人的觉醒，在老豹子灵魂的深处萌动。

苏金伞1948年6月进入解放区，他说，“一进入解放区，心情豁然开朗，精神十分愉快……随即就写诗反映了这种心情……但是这些诗在解放区的报刊上是发表不出来的。报刊上刊登的全是信天游、快板诗、数来宝、顺口溜等。我苦恼了。”在调整苦恼期中的1955年，在反胡风运动中，苏金伞因为曾经向胡风投稿和通信被审查。“由于胡风问题，我被停职检查一年多……后来省委让我接待了一个法国汉学家……这位汉学家对胡风问题很有意见……我把这位汉学家的意见提了出来，就又成了我替胡风翻案的罪证。”他认为，“‘左’的东西，1957年以前就已存在，棍子已经有人在那里抡起来了。这种棍子我都亲身经受过，并没有把我打伤。”从苦恼的调整到因胡风问题停职检查，再到为胡风翻案的罪证，这是苏金伞那个时期的处境；他遭受着抡起来的左棍子，却又觉得自己未有被打伤，这是他当时的心境。《猎豹》中那头轻轻打鼾的老豹子凝聚为诗的情境，以诗写的精神表达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老豹子虽然是在1956年的诗学中出现，但老豹子的精神力量是在苏金伞进步活动中，在他诗学实践中所凝聚，是雷的咆哮精神的承续和发展，已经渗透进诗人的血液和骨髓。1928年5月，苏金伞因为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解聘，接着以政治犯被开封警备司令部抓走，之后被转送到“开封第一模范监狱关押起来。在狱中，他一方面阅读进步书籍，一方面办进步文学刊物，一方面开展绝食斗争，反抗当局对进步力量的镇压。出狱后，他创作了《出狱》一诗，以一个反抗者的诗学形象醒目地站立在全国诗坛。他又集中学习鲁迅作品，“我的思想之所以没有消沉，没有走向别路，受鲁迅的影响最深。”抗战爆发后，他满怀爱国激情创作《我们不能走》，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此后，他的诗充溢着反抗和战斗的热情。尤其是到了四十年代，他的诗反抗当局的黑暗统治爆发了强大的诗学力量，他也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诗学精神、独立人格精神的著名诗人。牛汉先生对他诗学精神和人格精神的融合并形成为诗学的力量，予以了高度评价，苏金伞“人的气质和诗的情境的高度统一，在中国诗人之中几乎是罕见的。更为十分难得的是，他一生从没有背离这个人生的选择……因此，苏金伞的诗与他的漫长曲折的人生相依为命。”（《苏金伞诗文集·序》）

对于苏金伞一生从没有背离的诗学精神和人格精神，表现在五六十年代的诗的实践中，其中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老豹子精神”。他诗中的黄河，在雪下面打鼾的黄河，苏金伞喻之为“一头老豹子”。黄河是一头打鼾的老豹子，从没有诗人这样写，而苏金伞却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构建了独异的诗学情境，铸炼了深厚、不屈而强大的诗学精神。

在反胡风运动中，在反右运动之前，他虽然开始遭受左的思想的打击，然而他没有屈服，秉承着自己的“老豹子精神”，继续和左倾思想作斗争。这头老豹子不仅仅是在雪的覆盖下冬眠，不仅仅是在冬眠中轻轻地打鼾，他的铁骨铮铮的人格精神和诗学精神的反抗力量，已经在心灵世界激发出来。最为经典的事件，就是在整风鸣放中，他发表了文坛上的反左檄文《肃清文学上的宗派主义》。

在这篇檄文里，苏金伞指出了文坛存在的三种问题。一、关于作家。“过去对于曾在国民党地区生活过的老作家，尤其非党作家，是采取不够尊重，甚至是排斥的态度。对于在解放区受过锻炼、受过教育或在解放区生长起来的作家，则另眼看待……而对于老作家——尤其是非党老作家……大多冷冷淡淡，或者让其自生自灭，或者加以打击。”他举例老诗人徐玉诺、陈雨门、作家姚雪垠，尤其是陈雨门，竟然不许他从事文艺工作，把他调到中学教书。他认为“实际上把政治庸俗化，反而脱离了人民”。二、关于作品。对于李準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苏金伞认为“东山本是一个写得比较概念化的人物”，而当时河南省文联的主要领导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正面英雄人物”，于是便召开批斗会，苏金伞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检讨，并被扣上“向党进攻”的大帽子。另外他对于臧克家在自己编选的《中国诗选》的序言中说是“代表诗人的代表作品”颇有不同见解，认为先把“代表诗人”作为标尺，别的一概抹煞，也是宗派主义的做法。三、关于文坛。他认为，“过去还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对于学习或甚而是模仿民间形式或中国传统形式的作品，给以过分的估价……但忽视或贬低对别种形式风格的追求，也是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精神的。”

苏金伞曾经这样慨叹，“我一生坎坷，而最倒霉的事是错划为右派。”肯定，那篇檄文是直接的导火索，但是，坚持正义、敢于和左倾思想作斗争的这头老豹子，在左的环境里被错划为右派当是在所必然。他不但成为河南十大右派之一，“后来把我的未曾发过一言的老伴也划为右派。连同两个尚未上小学的女儿一起，于1958年5月全家四口被押解到大别山新县乡下劳改。受下放干部的欺压凌辱。”无疑，精神上的打击和摧残是他最为痛苦的事情。

1962年2月苏金伞被摘掉右派帽子之后，多年未曾写诗的他，在胸中积攒已久的那口浩然之气要长长地吐出来，老豹子再也不是轻轻地打鼾，而是撕心裂肺地吼叫。这是他写于8月份的《豹子的吼声》：“豹子在夕阳里吼叫着，/声音已有些衰竭；/我们在割着谷，/镰刀上好像沾着血。//把沉重的稻谷担回稻场，/把豹子的吼声撇在后面，/我们的肩上，/前后忽闪着夕阳。//对豹子的吼声，/我们早已习惯。/屋后常常发现它的爪印，/有时还吃掉村里的小羊。//我们把稻谷担回稻场，/登上梯子放在谷垛上，/豹子还在吼叫，/垛顶上堆起最后的夕阳。”著名文艺理论家鲁枢元先生这样评价这首诗，“在那个年代，右派分子即使摘了帽子，又有多少言论的自由？然而，通过这些诗行，我们还是不难听到一种刑余贬谪文化人‘带血的呜咽’！‘谷垛’与‘夕阳’，‘豹子的吼声’与镰刀上的血色，平平常常的语汇，经过诗人的整合，便生出一种厚重而又玲珑、氤氲而又力透纸背的精神能量。”^【10】这种诗学的精神能量，就是“老豹子精神”。

这里，我把这首诗和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名作《豹——在巴黎动物园》作以比较：“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千条的铁栏杆后便没有宇宙。//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通过四肢紧张的寂静——/在心中化为乌有。”（冯至译）美国里尔克研究专家弗里德曼认为，诗人的诗学表达是“里尔克发掘了将生命转换成为事物的譬喻”，“还是一个牢笼……豹子在牢狱中被驯服……同时它们的眼睛和生机勃勃的动作却频频冲撞着牢房。”“黑豹的生命能量得到短暂确认之后旋即崩溃。”^【11】

根据弗里德曼的分析，里尔克写的这只牢笼中的豹子的生命能量，“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想要冲破牢笼的禁锢。然而，豹子或者说里尔克，它的伟大的意志却昏眩了，生命能量旋即崩溃。而苏金伞虽然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但这头老豹子的生命能量却是“千里浩然气”。不过，我不仅仅是在生命能量上进行两诗对比，而主要在诗学的表达上，作为象征主义诗人的里尔克采用的是象征，是隐喻，就是将生命意志转换成事物。而苏金伞的《豹子的吼声》也是采用象征和隐喻的诗学表达，将生命的能量化为诗学意象。正如鲁枢元先生所分析，“读苏老的这首诗，我眼前浮现的是法国巴比松派画家弗朗索瓦·米勒的名画《晚祷》，那夕阳西下的身影；是法国印象派大师克劳德·莫奈气象万千的杰作《麦秸垛》。物外传心、空中造像，厚重而又空灵，那就是寂静的钟声、无声的轰鸣。”^【12】鲁枢元先生这里说的“物外传心、空中造像”和“无声的轰鸣”，与弗里德曼分析里尔克的《豹》有一种诗学的暗合性，那就是意象里蕴藏着丰富的生命能量。弗里德曼分析里尔克的《豹》抓住了诗学的本质，鲁枢元分析苏金伞的《豹子的吼声》同样抓住了诗学的本质，那就是生命的精神力量。“无声的轰鸣”，就是老豹子的诗学精神的轰鸣。豹子在夕阳中吼叫，夕阳和吼叫撒在镰刀上，镰刀犹如沾上了血。这是带血的意象。带血的镰刀蕴藏着豹子带血的吼叫，这是意象带血的诗学精神。鲁枢元先生用“无声的轰鸣”来形容带血的意象，深入了诗人灵魂的深渊。这样深沉的悲剧性的诗学表达，把象征生活化，我认为比里尔克更具有侵浸和感染的力量。

当然，这头老豹子五六十年代的诗学不仅仅具有老豹子精神，在巍然屹立的大山怀抱里，还生长着“乳燕”和“小鹿”爱怜的精神。牛汉先生在《苏金伞诗文集·序》中这样评价苏金伞，“诗人一生，从童年到壮年到晚年，对早晨的太阳和孩子始终赋予永恒而浑朴透亮的诗意，显示出诗人的童心和一生的追求与创造所达到的境界。”这种童心性情和老豹子精神的融合，显示了苏金伞诗学和人格的整体精神力量。这是写于1962年9月的《燕子》：“燕子在天空/穿射着阳光和雷电，/衔来小昆虫，/哺育满窝的乳燕。//一听见母燕飞来，/一窝乳燕都张圆了喉咙，/嘴对嘴哺喂着，/一片爱昵的欢声。//这是我们也担着肥料，/一趟一趟地去饲喂稻秧，/脚刚踏进到稻田里，/稻根就发出一片唧唧声响。//不久，乳燕飞出了屋檐，/在稻田上互相追逐，/我们的稻穗也伸出柔芒，/搔着燕子的胸脯。”这是写于同年的《鹿群》：“我们在稻田里薅秧。/稻穗伸着头，/在我们的手边咀嚼着阳光，/扑向我们的胸脯。//然后又随风奔散，/一浪一浪地前后追逐，/不羁的欢乐，无休止的嬉闹，/像一万个王子在旋舞。//忽然走来一个猎人，/带着几只猎犬，/一路跑着一路嗅寻，/不一会来到我们的面前。//猎人说：/他发现一群小鹿/怎么追到这里不见了？/是不是躲进你们的稻田里？”选入诗文集的时候，诗人在文末注写道：“发表于1962年12月《人民文学》，这是右派摘帽后发表的第一首诗，主编李季同志因此受到批判。”李季受批判的罪名是什么，苏金伞没有说明，但我在诗中体会到，猎人带着猎犬那种不可一世的问话，咄咄逼人的态势，都是诗的隐喻和暗示。和那一群被追赶甚或被逐猎的可爱可怜的小鹿做对比，诗人那种童真大爱的心灵和性情，仍然具有“无声的轰鸣”的诗学力量。《燕子》这首诗是纯洁的母爱（父爱），是大爱，而《鹿群》在大爱之中又有了爱怜的情感。一边是强势的猎人猎犬，一边是弱势无助的小鹿，这样的语境使诗的情境构造增强了诗学爱的内涵。在当时阶级斗争日渐强势的社会背景下，主编若不受到批判，那才是不正常的事情。

这种大爱来自于诗人的生活经验。他和老伴两个右派，带着两个学前的女儿，一家四口下放劳改。肉体的折磨如果尚能坚持，而被人的凌辱则是精神的打击。这样的打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那是深入灵魂的精神摧残。但是，有了两个幼女在身边，无疑那是最大的心灵抚慰。虽然不能实证主义地解读为这两首诗是为幼女而作，但我坚信，那种爱怜的基本人性在诗中一定暗示了诗人当时的心灵情境。

大爱童心和老豹子的吼叫形成了苏金伞完整的诗学和人格精神。我想，这应该是牛汉先生说的苏金伞用诗完成的“人格塑造”。牛汉先生在《苏金伞诗文集》序言中这样深刻概括苏金伞人格精神，“诗人在长长的70年间所开拓的创作境域，正如一片古老的中原大地，放眼望去，平展的，表面上不见高山峡谷，也感觉不到远近有什么大的倾斜，然而却大地似的稳定、宽广、厚实、永恒。”

苏金伞五六十年代的诗学精神和诗学表达，在当时的诗坛具有重要的诗学和史学的意义。关于那个时期的中国诗坛，我这里引用诗评家谢冕和诗人牛汉的话说明之。谢冕认为，“规定艺术主流，规定创作方法，规定表现手段，甚至规定情感基调，总之，严格规定文学和诗歌的价值观念并约定他对于社会的教化作用。规定造成了艺术的空前窒息。这种窒息使‘百花齐放’成为纯粹的空言。”^【13】在《和新中国一起歌唱》一文中，他认为那个时期的诗太接近实际，失去了幻想的翅膀，其实就是诗学的退步。诗人牛汉说他曾经编撰一部《艾青名作欣赏》，集中精选了艾青1940年之前和之后两段时间的诗，中间也就是五六十年代的诗基本没有选，却得到了艾青的赞同。他为自己曾经编了一本诗选《头尾集》，五六十年代的诗也全部淘汰，“这里就有我的某些苦痛的解脱和深深的自省”。上述他们的评判说明，五六十年代几乎没有好诗。然而，本文论述的苏金伞的四首诗，虽然诗人有些无奈地做了一些技巧上的迎合，还没有完全脱俗，但我认为在当时应该是具有诗学价值的好诗。诗人不仅逆势而为，敢于写“我”，而且敢于深入“我”的灵魂深处，表达出一种诗学精神和人格力量，而且进行象征性的隐喻和暗示，并没有失去幻想的翅膀。这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诗坛是多么难得的诗魂表达啊。这头老豹子在当时的中国诗坛成为独异的诗学意象，凸显了独立的诗学精神，这在那个时期，除了“x小组”和“太阳纵队”，很少有诗人能够予以超越。可以说，苏金伞诗的诗学价值和史学意义为当时浅薄而庸俗而概念化的主流诗坛平添了山一般的诗学重量和浓墨色彩。

老豹子的诗学意象和精神，在中国诗坛将成为不朽的诗学力量的象征。

（注：此部分所引用苏金伞、牛汉作品，均选自1998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苏金伞诗文集》。）

五、陈更、张全召：新诗潮参与者的反思和诗学创造

新诗潮虽然是思想解放新时期的一个文学的大解放大爆发的新诗思潮，其实1976年的北京天安门诗歌运动已经开始奏出序曲。虽然“天安门诗歌”多是格律诗，但这个序曲的主旋律是反对专制，开始了人的觉醒与呼唤。我之所以说它是新诗潮的序曲，就是从它表达的诗学精神而言。当然，这之前在白洋淀知青诗人群体里，在思想先锋的北岛等青年诗人那里，在勇于探索的全国其他诗人那里，人的觉醒已经开始了思想的萌动和精神的蓄蕴。井喷似的新诗潮犹如早晨的太阳，划开残存的阴霾，喷薄而出。

新诗潮的发祥地在北京，反思精神笼罩着新诗潮诗人的心境，人的觉醒无疑把火浆烧到了灼烈的温度。这是北岛1980年灵魂的吼叫：“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宣告——献给遇罗克》）人的觉醒必然是自由的呼唤，觉醒和呼唤掀起新诗潮的滚滚波涛，也掀动了人们压抑太久的作为人的精神力量。所以，一开始被称为朦胧诗的新诗思潮才能被称之为新诗潮，那种“潮”的精神气势，觉醒和呼唤的诗学力量给新诗充满了精神的能量。谢冕教授以诗一般的语言对此进行了概括：“怀疑代替盲从，抗议代替赞颂，不顾惯例而竭力高扬的自由精神，使习惯于为黑暗笼罩的心灵突然射入了强光。”^【14】

如果说五四运动生命精神的高涨是我国现代社会中第一次以潮的气势促使人的觉醒，那么，新诗潮可谓第二次以潮的气势促进人的觉醒。虽然这两次人的觉醒都是进步文化作为先锋，但社会效果则超越了文化的范畴而直抵人的灵魂世界。两次人的觉醒所产生的精神力量，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新诗潮的风暴在全国诗坛迅速卷起海的浪潮，然而相对而言，从整体上看，中原诗坛似乎依然还是一片静谧的土地。可是细心的人发现，在中原大地的角落，仍有一片片“海”，青年诗人陈更和张全召的心灵之海，他们的心灵之海融入了新诗潮的浪潮。其标志是陈更在1980年8期上发表《老龟》，张全召在1979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上发表《枪声响了》。陈更诗的反思和反抗的诗学状态和新诗潮的总体状态非常一致，张全召虽然没有北岛的风暴状态，内在却蓄蕴着怀疑、否定、觉醒、反抗的诗学力量。两位诗人当时虽然没有在全国诗坛掀起惊天巨浪，而作为大海浪潮的浪花在昭示，中原诗坛并不是一片“死海”。陈更和张全召当年怀揣的人的觉醒力量，几十年之后，依然在中原大地砰砰跳动着灵魂的脉搏。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们不仅成为新诗潮在中原诗坛的代表，他们的诗也已经沉淀为不朽的中原诗学精神。在那样一个文学思潮大转折大变动的特殊时期，张全召和陈更使中原诗坛没有出现空白期，他们值得中原诗人的骄傲。

陈更是南阳赤眉人，原名陈守中，1978年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就读，因遭受挫折，后来成为北京一名律师。他于1978年5月完成了一部诗集《北行杂拾》，，影响最大的诗作当是《老龟》和《生命》，后来同期发表在《诗刊》， 而《老龟》又被1980年第十二期的《中国文学》（英、法文版）介绍到国外。这部诗集后来收进了他在201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自选诗集《惊鸟》。

陈更的思想在当时比较超前和深邃，他呼唤思想和精神的解放，不是仅仅满足于“轻轻蠕动一下”的状态，他更是对于“昏聩蒙眬的觉醒”表示一种愤慨，他要超越当时人的思想和精神的一般性存在状态。诗，成为当时他的思想和精神的更加解放的载体。他在2014年这样回望和评价当时对于诗的理解，“三四十年前的中国，诗歌是可以当做一种信仰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信仰者，通过诗歌表达时代的焦虑与灼思。”（《墨雨如诗·集前小语》）“灼思”不是一般的反思，而是灼烈的反思。这样的诗的理念，决定了他的反思的深度，或者说诗的精神深度和力度。

《老龟》是一首短诗，是诗人以象征诗学表达自己信仰的作品。“应当把它们从动物园中开除出去，/不，应当把它们从动物界中开除出去！/动物，动物，生以动为据，长以动为据，/可它们却是动物界的反动，/以不动维持生长，以不动避免死亡。/瞧啊，它们静得像一段段植物，/植物还随风摇曳呢，/它们静得简直像一块块顽石。/它们堪称是动物界中的万寿无疆，/但这样生命的存在可不是绝顶荒唐！”

信仰，对于一个人来说，根本的是他思想和精神的表达。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我想也是。动，变革，不仅仅是诗人对于生命信仰的一种情境，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必然的情势，更是当时中国社会、人心所向的心灵情态。所以，我上面说陈更反思的深刻，诗的深刻，依据就是如是。新诗潮当时之所以能引起巨大的社会轰动和精神影响，就是他们的诗对于人的觉醒的情感和精神的表达，表达出了当时中国社会和人心所向的心理诉求。

把诗作为诗人的信仰，这就必然要建立和强化自己的诗学意志。抑或说，诗人的诗学意志一旦形成，诗人的信仰就会形成强大的诗学力量。除了《老龟》之外，陈更说那个时期，他还写了《虎》、《狼》、《温泉》、《百鸟笼》等“嚣天唳地”的诗。尤其是象征诗《虎》和《狼》既和《老龟》表现了同一的诗学风格，又渗透了更多的反思性的反抗力量。读过这两首诗，依然像读苏金伞的《豹子的吼声》一样，让我想起了现代派诗学大师里尔克的世界经典名作《豹——在巴黎动物园》。虽然没有证据证明陈更受了里尔克的影响，但我想，中外诗人触景生情、触景生象（意象、幻象）、触景生意（意境、象征意义、诗学内涵）具有人性的相通。为了细细品评陈更这两首诗的诗学情境和象征内涵，以及与《豹》比较理解，现在把陈更原诗抄录于此。《虎》：“向左走三步，栏头。/向右走三步，栏头。/然而，它还是威武地、威风地/不住地旋走。//囚徒啊，/我知道你是在怀念山林中那万里长风，/我知道你是在怀念碧空中那万里月明。/这儿也有长风，/但是铁栏拦住的长风，/这儿也有月明，/但是铁栏拦住的月明。//囚徒啊，/你威武一世/却落得个虎啸龙吟！”《狼》：“何尝无人诱惑你/只是你坚决拒绝//保持你锐利的牙齿/锋利的爪/迅捷的腿/坚韧得唇吻滴血/眼睛放着绿光//有时候/你一定会遇到同类/它们武力耀耀/项上系着银圈和铃铛/于是你狼狈逃遁/它们后边有一个强大的势力//你逃遁/但你终究是狼/保持着自由的天性/在天空一样空阔的寂寞里/在暗夜一样清凄的哀伤中/你心中有时也泛出三两星自豪……”

这两首诗都构造了一个诗学情境：《虎》中是铁栏，而虎在铁栏中怀念万里长风和月明；《狼》中是强大势力的同类，而狼却逃跑了，在逃跑中它能坚守自由的本性，反抗寂寞和哀伤的自豪。诗学的力量就在这诗学的情境中加温和铸炼，虎面对的铁栏，狼面对的武力耀耀的同类，都有象征意义的内涵，联系到社会背景，联系到作者的诗歌是信仰的诗学理念，虽然虎仍在铁栏中，狼在逃遁的路途中，但诗人的确是在追求更大的精神自由空间，创造生命动力的精神力量。这些诗作被诗人自己称作“嚣天唳地”，这是形象的说法，而情感深处的表达，则是他强烈的诗学意志的意象化。在新诗潮兴起的激流时期，诗人们大都有强烈的诗学意志，我想这应该是新诗潮诗人的一个本质性的诗学特征。因为此，新诗潮的诗作创造的生命动力才那样感天动地；因为此，以“新诗潮”的概念比以“朦胧诗”的概念来概括当时的诗学现象更具有本质性和深刻性。

陈更诗学生命动力是向上而激奋的，那种创造精神力量的生命动力至今仍让我感到诗中灵魂的活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艺术魅力呢？我想，诗人不是单纯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而是在反思中蓄蕴反抗和创造的精神力量，他的诗学意志已经渗透进灵魂的深处，让诗有了不竭的生命动力。比如《生命》：“在北冰洋，在南极洲，/在高高的珠穆朗玛峰顶，/你都燃烧起不息的生命之火；/当你失去太阳的宠爱，/在万米以下的大海之底层，/你自己便是太阳/放出光明！//你是坚定的，当你面对暴君的磨折，/你是勇敢的，当你同专制魔王进行抗争，/你是刚硬的，当钢铁的利刃要刺进你喉咙，/你是不死的，当你的头上滚动着死亡的万钧雷霆；/但是，生命啊，/你却是雪，幸福的太阳之下你会消融！”。这首诗把自然性生命、社会性生命和自我性生命融合在一起，“你”就是诗人创造的生命意象。自然性生命直观上即可理解，社会性生命比如“你是刚硬的/当钢铁的利刃要刺进你喉咙”。自我性生命如“你是不死的，当你的头上滚动着死亡的万钧雷霆”，据作者自注，“此诗写作时，作者刚入大学，亦刚刚经历一场巨型拖拉机的碾轧之祸”。然而，诗人从这三个方面构造的诗的情境，则超越了这三个方面的具体的生命意义，完成了生命的诗学幻象和精神境界的超越。生命幻象融入反思和反抗的思维和精神，人的生命力量有了诗和哲学的高度。这种生命诗学的创造不仅是当时中原诗坛的高度，也是当时中国新诗诗学创造的一种高度。

张全召是地处中原偏僻地带的柘城人，根据我的调查，现在中原诗坛上很多人对于张全召较为陌生，也几乎很少人一睹那朵新诗潮浪花的诗学风采，因此我把《枪声响了》全文抄录在这里：

1

刺刀逼进了我的胸膛。刽子手已经在瞄准。生到死的关口瞬间就要打开，门咯吱咯吱地响了。

只有平静的呼吸。

心里涌起的是支新歌的朦胧旋律。

2

我看不到明天。但是我知道明天，知道就是看见。

明天是肥沃的土地。

我留下磨快的镰刀。到时我仍是忙着收割的人。

3

站在这里目光能无限地延长。远去的云就像我洗过的围巾，折叠起来又散开。燕子近了，越过长满绿波的小河。

听不到我的歌声。

我的歌真的没有声音。最后时刻我唱的没有声音的歌。

4

少女的遐想中，我的血流遍法西斯的刑场。没有悲哀的告别。漠漠荒原的死寂里，聆听送别我的枪声。

花朵总要红。山压住了最后的呼喊。

火会熄灭的。春天没有谁能阻止。啊，你瞧不尽的漫山遍野。

5

飞走吧，小鸟。刽子手的杂沓脚步使你们心跳。

飞走吧，小鸟。枪筒上闪闪的刺刀眩晕你们的头脑。

飞走吧，小鸟。那帮凶手会扭断你们的颈脖。

飞走吧，小鸟。枪声响后，热血将溅湿你们洁白的羽毛。

飞走吧，我的小鸟。难道没有看见他们手中的绳索？

6

泪水洒在我面前是不应该的。孩子，你们不会无人疼爱。太阳下面到处都有温暖。生活中要抬起头来，就像妈妈现在这样。

听妈妈话的好孩子。

7

歌曲永远属于我。我是无罪的人。

即使枪声响了……

和身后的泥土化为一起，哺育树林、花草和庄稼。它们的天空上面飘荡着我的歌——

我是无罪的人。

8

再见吧！长眠在广阔的平野上了。我帮农人撒下的种子萌发，还能为秋天的谷穗添芳香。若是丰收的歌儿在这里缭绕，我要跳起儿时学会的舞蹈。太阳会从我们的土地上升起。我的身边不光有草，还有一朵一朵的花。

9

覆盖着春日的风和天空的蔚蓝。土地是深厚的，躺在这儿我能够安息。蚯蚓和蟋蟀筑起了心爱的巢，我不会搅扰它们的。

我是倒下的人。但失败决不是我……

我从三个方面解读这首作品。首先，这首诗虽然不同于陈更“嚣天唳地”的诗学风格，但与新诗潮的诗学精神和诗学表达总体上表现为一致性，在诗学情境构造和精神结构上与新诗潮具有高度的融合性。诗的基本情境是作为人的觉醒与暴政力量的对比，虽然是一个弱女子面对山中的豺狼，却显示了诗学精神的反抗和不屈，人的未来和期望。人的觉醒，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人觉醒之后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即使枪声响了，也会在带血的枪声里看到未来，这就是人的伟大，觉醒之后的人的伟大。当然，人的精神如果不觉醒，他只能是一个苟活者。苟活者是肉体的人，不是精神的人，只有精神的觉醒，苟活者才能不再苟活，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人的精神一旦觉醒，那种生命的力量任高山和大海也不能阻挡。张全召虽然生活在中原偏僻的角落，但灵魂的世界没有边角，诗人灵魂的力量是人的精神力量的血肉化，诗学是人的精神力量的意境化。张全召灵魂凝聚的意境与新诗潮精神境界一体化，表现了中原诗学可贵的力量。其次，这首诗的基本表达形态是意象的创造，具有象征的隐喻性。按照当时的说法，它的确应该归为朦胧诗。而且诗的语言，更显得生活化，口语化，不会让人产生晦涩的感觉。再次，通篇是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心灵声音的表达。人的心理世界活动的表达，更能表现人的内在的深度精神状态。张全召通过心理活动的深入探究让我体会到，人一旦觉醒，他就会自信，就会自信生命力量的美好和永生。心灵独白的诗，提升了觉醒的诗学力量。

联系五四以来的中原诗坛，这首诗的意义显示了中原诗人精神力量的承续和创造。即使当时没有被发现和重视，但它不会消失，它会在中原深厚的大地之中默默生长。在全国诗坛的新诗潮中，虽然它的力量是那样的微弱，微弱得当时几乎听不到它的任何声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会越发凸显。因为，人的精神一旦觉醒，必定会创造出巨大的永久的生命力量。

张全召人的觉醒以及所产生的精神力量不是一闪而过，它沉淀在中原大地的灵魂世界，一直在发酵在生长。诗人一旦和这样的灵魂世界融为一体，他的诗学创造在群体是承续，在自己是继续。接着，他创作出《时间的沉思》、《五条沉默》和《弥留》，分别在《诗刊》和《上海文学》发表，这些诗作都是关于人的生命和生命力量的反思和探究。2001年他又写出《人的力量》，意象化地表达出了精神力量的震撼性：“天黑了。我仍然处于匆忙的行进之中/我紧紧跟上自己的脚步/我决不会把自己扔在半道上/其实，我要说的话只有一句：/路啊，你总是把最远的一条留给我//我常常坐在平坦的山冈上。一个时代过去了/犹如收割之后空旷的原野/大地的声音并非来自大地/我们的生命要想抵达遥远的未来/必须从虚无中吸收足够的力量//我终于听到太阳落地的声音。那时候/黄昏中仅仅剩下一个人/土地由于疲劳而隐藏于黑暗中/我因为自身的虚弱而坚持站立着：/我必须从星群那里接受更多的光。”（原载2003年12月28日《商丘日报》）

人的精神力量必定会感染世间的存在，继续创造新的生命精神。当时还在家乡生活的永城籍青年作家寒郁受到这首诗的感染让人感动：“那一天是我被照耀的日子，时光荒芜，但我记得被照耀的感觉……是几首诗歌，我读了第一首（指张全召《人的力量》——笔者注），那种灵魂被阳光和星辰同时照耀灼热而凛冽的感觉，十余年后，依然新鲜如初。第一首很短，我背得和杜甫和普希金和拜伦和雪莱和穆旦和食指和我所有尊敬的诗人一样，到死也不会忘，不会忘那闪光的诗行……这挚烈的黄金锻打后苍凉而坚定的诗句，如同闪电一样，一下子击中我孤独而敏感的心灵……一个偏远乡村的孩子，许多的黄昏徘徊在野地里，看着携子抱孙一字排开的覆碗一样的坟，一眼看尽祖祖辈辈们牲口一样出大力流大汗的荒凉的命运，黄昏消隐，我在渐渐升起的黑暗中和排列的坟冢对峙，我只是不想沦为这样的命运……在低矮而平庸的人生之上，还有那么孤独那么美的星光，还有一片更为高远和辽阔的天空。它们在那里，能不能最终抵达都不要紧，但是至少怀揣着这一片干净的星光，人便有了一种静默的能量。”^【15】

一个孤独的农村青年追寻着生命力量的星光，写出了蓄蕴着自己静默力量的小说，作品被《小说月报》选载。他在张全召诗学中吸取人的力量，又在作品中创造人的力量，生生不息。

张全召在思想解冻初期能写出《枪声响了》，能够以觉醒的状态自觉融入新诗潮的美学思潮，并且在中原诗坛作为一个凸显的崛起者，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深厚的诗学积累。六十年代初期，张全召作为一个少年，随着父亲从上海下放到偏僻的柘城县农村老家。农村那时虽然并不富裕，但大自然在静静地孕育着纯洁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人，他有可能会熟视无睹，而对于张全召，曾经在繁华的大上海熏陶过的具有诗人气质的张全召，繁华和静谧在他的心灵世界融化为诗学力量，生命的意境在觉醒在萌发。我们读一下他在1974年春天写的两首短诗。《我心里有一条小河》：“我心里有一条小河，我喜欢摇着小船驶向大海。沿岸是郁郁的树林，我时常停住浆板谛听鸟儿的歌唱。

我心里有一块田地，所有的时间我都忙着种植和收割。我也栽下许多花，准备献给就要长大的孩子们。

有时人们听到我的叹息。夜里太安静，我想起了相识与不相识的人。”

《雪融化了》：“雪融化了。雪说：春天就要从这儿经过，我得让出所有的路。穿过风，天上升起我的洁白。哦，轻盈，湿润。我带走的一切还会重返大地。

小草在我躺过的土地上抬起头。

赤脚的小女孩奔到河边。她们弯下瘦小的身子，把嫩嫩的野菜挖到篮筐里。”

这些诗行表层上虽然写的大自然，但字里行间都融化了隐喻和暗示，具有丰富的诗学的象征意味。“天上升起我的洁白”，“我喜欢摇着小船驶向大海”，都是生命力量的诗学表达。在那个文化专制的年代里，在那个生命个性被压抑甚或被摧残的的年代里，张全召看到了以波浪诱人的大海，看到了天空纯净的的洁白，所以，他的心灵世界才在大自然中汲取力量，才创造出了蔑视专制，任生命个性的花朵开放出诗学意象和精神。

在那个时期，后来人们发现了一个诗学群体，以根子、芒克和多多为代表的知青诗人群体，这就是现在所命名的白洋淀诗群。那时候，白洋淀知青诗人所探索的生命力量与政治指向和社会环境、心理性精神状态密切融合，怀疑、否定、反抗的情绪浓郁，探索精神意志坚强，所创造的意象深沉，诗学内涵具有强烈的穿透力。张全召虽然很少有政治热情的参与，但他对于当时流行的概念化、口号化的浅薄的歌颂，抵制的态度坚强，生命力量的感觉、发现和精神化的诗学铸炼着强劲的诗意心灵。虽然他和顾城都是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生命的诗意，但他的诗更纯净，他几乎所有的诗都没有留下当时的诗风任何痕迹。在那个时代，有多少人能不随波逐流呢？然而，张全召却一头扎进泰戈尔飞鸟和新月的意境里，吸吮纯净而甜美的诗的乳汁，不去沾染被污染的风声和雨声，从而以纯净抵御污染。

正因为张全召在那个时代有如此的诗学态度和诗学表现，当思想解放刚刚刮起自由的文学之风的时候，他写出《枪声响了》势在必然。这一声枪响，也必定会震醒还在那里昏昏欲睡的人们。

生命力量的发掘不仅是最早觉醒者的号角，也是他的挖掘机。

张全召对于生命的精神力量的探索，几十年来一如既往，而且愈走愈远，愈走愈深。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他是为生命而写诗，生命精神力量来自于灵魂的追寻。所以，他不去追求名，也不去追索利，的确，现实中的他没有得到任何名，更没有得到任何利。他几乎被社会所抛弃，一个老人孤独而苍凉地生存着。但是，他的生命力量创造的诗学价值和意义，却超越了世俗的名和利，以显示人和诗的伟大。

（注：此部分所引用陈更作品，均选自201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惊鸟》。）

六、马新朝：对“土”和“水”意象的透视和反思

马新朝作为诗人一生主要写了两个字：一个是“水”，水凸显了大河意象，它又超越了现实的大河，进入到历史的长河、诗学精神的长河；一个是“土”，土就是以他的家乡马营村为情境的中原之土的意象，诗人的精神原乡。

从马新朝诗学发展历程来看，以《幻河》为界，之前基本是颂诗，但不是浅薄、直白的颂，而是蓄蕴着深厚精神和深邃诗意的颂。《幻河》则是进入透视的思维，诗的情境把“河”与“土”融合为一体，透视时空的土层，透视中已经开始反思，透视和反思的思维创造诗学的穿透力量。从诗学透视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他已经超越中原诗人写黄河的诗，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当之无愧。进入《河问》和《响器》时期，诗人的诗学探索进入到了终极的反思时期，对于“水”与“土”整体的深入的锐利的诗学反思。

三十年代，陈雨门写黄河（水）是批判的思维，苏金伞写中原（土）思维的触角多了，既有诗意思维，又有批判思维。马新朝在诗学的总体框架上基本是承续，更有创造。承续是批判性诗性思维的承续，创造则凸显了自己的两个重要的诗学特质：一是思维的透视把穿透性的精神力量引向诗学的丰富性和深厚性；二是反思在诗学的时空情境中强化了诗学力量创造的锐利性。

穿透性诗学力量的锻造。一部《幻河》，就是诗人透过层层叠叠的意象，倾听大河幻化的层层叠叠的生命力量。诗人在坚硬的岩石里，听到“万物的初始”，一切的起源，圣灵的力量。他听到这种力量，是在“诗篇之前文字之前╱河流拾起的第一个梦幻”。生命的原创，如此的深刻和坚韧。唯如此，大河与他的生民才世世代代孕育着不息的精神。在深厚的黄土高原，就是在大河从河源迈出的第一步，“被黄土封住的众人╱躲在门后的倾听里  喉咙里发不出一点儿声响”。“吻遍黑暗中的游魂  占卜者  女巫  先知╱没有一声回答  没有一个答案”。可是，诗人却听到了“黄金敲响众人  像黄土中喊叫的人们╱一匹怪物骑着黄金在河流上走动”。原创的生命力量第一步就跌进了欲望的深渊和世俗的浊水。然而，诗人也听到了“黄土的愤怒”，听到了“狂风把动地的鼓声  比窑洞更深更暗的鼓声╱吹进我的体内  像是最后的搜寻”。诗人在欲望和世俗中听到了厚重掩埋下的生命力量，从而开始了诗学力量的寻找和追寻。大河从黄土高原走下来，它的第二步就已经迟缓了，苍老和衰落的面孔只有最后一点剩余的光。于是，“一个清瘦的诗人泪流满面  仰天而歌”。诗人的倾听是多么的艰难，诗人的寻找和追寻是多么的痛苦，透视和反思性的诗性思维让生命的力量在艰难的精神历程中痛苦地挣扎和不屈地奔腾。

在这部长诗里，诗人在宏大的场景里创建了宽广而丰厚的结构，创设了诗人浓郁的心灵的语境氛围。诗人的这种结构的创建和语境氛围的创设，就是感受和追寻宇宙意识里生命力量过程，是深度诗性思维的外射和映像。于是就有了下面三层意思。第一，无限时空中广阔的思绪和意绪。大河的起源就是生命的起源，应该是无始无终生命力量的表现，它的生命意象经过年年的积累和年年的绵延，形成了荣格说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了意识和思维的“有机体”，对于诗人来说，就是血肉之情的意识和思维。深度的诗性思维隐含着诗人开放、博大而深厚的情怀，这种情怀让诗人对物与我的把握和感受有了厚重的诗性思维，奠定了《幻河》基本的诗学力量。第二，诗人对无限时空的感觉创建了宇宙意识层面上的“在场”语境氛围，同时又以旁观者的“不在场”传来了召唤，这种召唤把物与人发生联系，就形成了诗的宇宙意识。这就是马新朝深度诗性思维的意识融合。幻河在诗的宇宙意识里成为一个硕大的灵魂，诗人在硕大的灵魂里追寻他所向往的生命力量。这种追寻让诗人成为纯粹的精神者，这种生命力量是形而上的力量，它超越世俗超越物欲，让诗人成为物的超越者。诗人作为物的超越者，他的诗作才蕴含着永恒的生命意识，才具有了永恒的诗学价值。第三，诗人作为生命意识的追寻者，他的寻找和追寻构建了一个痛苦的诗学结构。寻找和追寻是在复杂的人生经验和超越的人生先验中进行的，可是现实场景的物欲的形而下的力量时时给诗人设置强大的壁垒，诗人的写作是在经受一场精神的磨难。诗人一直在浓重的历史氛围里挣扎，似乎被挤得喘不过气来。诗人能够感受到岩石的创世的生命力量，这就是痛苦的穿透力量的精神作用。诗人生命力量的追寻其实是在努力挣脱痛苦和磨难，这个感知、构思和写作的过程就构成了深度的诗性思维。马新朝不论是在河源上的岩石里追寻创世的生命力量，还是在厚重的世俗里追寻繁衍的生命力量，诗人都让我们感受到那颗灵魂的痛苦。因为，诗人的灵魂不能接受大河跳进世俗和欲望的深渊，不能接受大河的苍老和衰落。所以，诗学穿透性的精神力量是从灵魂的痛苦里迸发，击穿历史的时空。

反思性精神力量的锐利创造。关于反思，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在宇宙之中。当一个人对宇宙进行思索时，他就是反思……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它是‘关于思索的思索’，这就是‘反思’。”^【16】法国哲学家萨特在他的著作《自我的超越》中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出发点，认为有两个“我”，反思意识的“我”和被反思意识的“我”，自我就表现为反思的超越对象。他的这个哲学思路其实是同亚里士多德“思索的思索”是一致的，“我”通过反思“我”以达到超越自我，从而创造出新的精神力量。马新朝最后的诗集《响器》对于土和水都进行了终极的反思，尤其是《河问》是《幻河》诗学精神的升华，是马新朝诗学精神的绝响。

关于土的反思，诗人回到思维的原乡，诗作里的人物多是他的亲戚和亲属，物象多是那些一代代传下来的瓦罐、陶罐以及乡村的景观，还有他呱呱坠地的马营村。然而，诗人思维的视角变了，表现出内心世界的失望。在失望的精神家园里，诗人在寻找和追寻生命的深厚的原初力量。两首诗《瓦罐》和《陶罐》虽然词语的姿态颇有差异，但我分明感受到诗人凝聚到里面的力量，那力量又分明是原初的生命创造的力量。“大哥在孤立无援的时候╱便放下镰刀，默然地向瓦罐走去╱清水，还有瓦罐上那些大伙的痕迹╱汩汩地流进他的喉咙╱他坐在瓦罐旁休息，目光迷茫╱听瓦罐内的风声说着寂静╱万物都在瞌睡，在这午后的╱麦田里，只有他和瓦罐。”（《瓦罐》）“它闭着眼╱力量向内压缩╱像一个死里逃生的人╱锈蚀的部分护卫着╱活着的部分，有时又互为转换╱现在，地平面上的树，鸟声╱在喊它，村庄停泊在不远处。”“陶罐里盛着空无╱风，人影，在边缘的内侧晃动╱裂口处，流出隐隐的喊声。”（《陶罐》）瓦罐和陶罐是诗人心中的意象，是诗的隐喻，诗学的象征力量。诗人写《幻河》，是应大河原初力量的召唤，而写瓦罐和陶罐却是在召唤精神原乡的力量。诗人的召唤，不仅仅作为大哥的兄弟，也不仅仅作为马营村的子民，他是作为超越者，精神的超越者，召唤隐含在精神原乡里的力量。诗性的思维不是在马营村的土地上行走，而是在马营村的土地上深掘。不仅仅是批判，更珍贵的是反思。

然而，诗人内心的世界里却涌出哀凉。《幻象平原》感叹月亮的内容已经被掏空：“1、平原上无法藏身，别的事物为了显现╱往往会寻找一些替身，那些移动着的人和树，也许╱并不是他们自己╱2、跟着风跑，或是结在光线的枝头╱傍晚，它们挤在一条乡土路上，晃动，变形 ╱活着的，死去的╱3、平原上依旧保留着╱月亮的圆，和它的光辉，像一件旧的仿真古董╱内容已被掏空。”《看上去》感叹乡村和人已经被掏空：“看上去还是原来的人，原来的屋顶，原来的路╱看上去还是原来小院，原来的猪糟，原来的门窗╱——内容已空╱╱起风时，人就变形，人走着，像飘着的脏布╱土堆上的鸡鸣声里，血色素少了几分╱爱情去了外地，水在河里没有动力，一个瘫了的身体╱╱阳光太重，在村南一带午后的寂静中塌陷下去╱一把铁锹靠在裂缝的土墙上回忆着——╱骨头，铁，乡俗，还有亲情。”《我看到那么多逃离》、《赝品》、《黄土一望》、《无常的信号》等多篇诗作诗人感叹丢失，没有了记忆，没有了自己的马营村。一切都空了，人们只活在无常的信号里。诗人让我感受到乡土在断裂，这种断裂在诗人的思维里产生了向下的力量。这种力量掘进冻土，渗透到了深邃和厚重以下。

通过对原乡的反思，诗人的情怀在深入原乡的语境里的悲情越发悲凉和悲怆。《响器》里的乡土诗作，诗人的反思之作诸如《箩筐》和《那年头》，和贴近现实的诸如《街景》和《拆除与拆除堆放在一起》，前者对于饥饿和变态，后者对于凌乱和损伤，凄苦的画面和悲苦的情感让我感到了诗人一种绝望的思绪。诗人本来是怀着美好的心情在生养的土地上去追寻生命的精神力量，然而他看到的竟是精神的丢失、空无和损伤，尤其是像《喝粥的老人》那样麻木不醒，一年年活在“响器”里，诗人那种悲凉的内心，悲哀的意绪，悲楚的思维刺进我的神经，唤起我悲伤不已的思绪。

对于水的反思集中在长诗《河问》中。《河问》以现代人的感觉、意识和思维叩问大河，诗里蓄积着挣脱束缚的生命力量。在疑问中对大河以及以外的世界的否定，真正实现了诗人的超越者的身份。其内在结构包涵了三个部分的叩问。第一部分是对大河的不解和叩问，“河啊，你为什么要用黄土建造我的命╱建造我的血肉，骨骼，方言╱又在我的身体里放下那么多的╱忧伤和距离。”“河啊，你为什么把那么多的╱典籍，准则，道德╱安放在我的生命里，让我在你的岸边╱孤独地徘徊，你为什么把我囚禁于╱茫茫盐碱地上的一盏风灯。”这些对于大河的叩问其实已经超越了大河，大河的意象饱含着深厚的隐喻。诗人这时候对大河的不解其实带有对大河的否定意味，带有强大的生命自由的挣脱力量。挣脱，是生命最本质的意义。为了生命的自由而挣脱，为了生命的挣脱而创造，创造一种更大的精神力量。“在小浪底大坝前，你为什么失声痛苦╱你在这里丢掉了什么。”被诗人叩问的大河，自己也陷入了挣脱束缚的无奈，诗人的不解又深入了一层。这种不解和批判的精神鞭辟入里，是对过去的一种彻底的超越，这种批判的诗性思维让诗人安静的灵魂狂躁不安，诗性思维的本身已经产生了诗的力量。第二部分是在对大河整体的叩问中，又渗透了对自我的不解：“你带着我在流水上行走╱在流水上写作，蚁群般的文字╱为什么都带着厚厚的硬壳╱我何时才能触摸到它们柔软的肉体╱你带领着我在流水上行走╱在流水上流浪，在黄昏的岔路口╱在西风刮过的黄土高坡╱我为什么总是四顾茫然╱我的家在哪里。”第三个部分是对更广阔时空的不解和叩问：“是谁在开始就规定了我的未来╱我们这些来路不明的人╱在水声四起的体内╱为何找不到一条船╱在这流动而幽暗的书页上╱为什么记载的都是历史老人伟岸的身影╱和他们大理石般的光滑和坚硬╱为什么没有婴儿们蔚蓝的笑容╱……为什么结束就是开始╱为什么光明只是黑暗的隐语╱为什么沉睡时更清醒……”

就这样，《河问》在一连串的叩问中铸炼了下沉的诗学力量。下沉的力量是深掘的力量，很多世界的秘密藏在“地下”，它对世界秘密的深掘具有了超越的力量；下沉的力量具有坚持不懈的品格，诗人的生命追寻终要击溃灵魂大海的堤岸，奔向更加自由的诗性思维。这首诗以反思的诗性思维去叩问自己的不解，在大河的浪头挖掘隐秘，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心中的真理。如此锐利而深厚的美学精神，诗人把大河写“绝”了，前无古人是肯定的，当然后有来者也是肯定的，但我还没有看到。

（注：此部分所引用马新朝作品分别选自2002年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长诗《幻河》、2012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红花触地》和2016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响器》。）

七、张鲜明、邓万鹏：诗学幻象的力量创造

读张鲜明和邓万鹏的诗，跟以上所论各诗人的感觉和认知状态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种阅读差异存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张鲜明和邓万鹏的诗富含深度心理活动。而深度的心理活动则来源于深度的诗性感觉，深度感觉自始至终都参与意象（幻象）的创造。意象，是诗的外在表达，他受制于诗性感觉。一般的诗性感觉创造一般的诗学意象，现代的诗性感觉创造具有现代气息的诗学意象，而现代主义的诗性感觉则创造现代主义的诗学意象，我称之为幻象。

现代主义的诗性感觉源自深度心理活动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就是无意识和前意识。它虽然隐藏很深，甚至于如果不是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的无意识，但是它却支配着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现代主义诗人从弗洛伊德和荣格那里学到了这种本事，他在进入诗性的感觉时，神奇地感觉到了自己的无意识和前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创造的意象，发生了意识很难做到的极大的心理变形。比如邓万鹏的诗句，“我坐在一条鱼里/捕食冻土”；比如张鲜明的诗句，“枕头叽叽哇哇地叫着/梦/在里头乱作一团”。这种深度心理创造的幻象，觉得奇怪吧？多么神秘而奇妙的幻象世界啊。这就是无意识和前意识状态的产物，幻象的创造是意识清醒状态下难以达到的。而且，我们作为读者也很难用意识理解诗的内涵，那只有把我们自己的无意识和前意识状态调整出来，尽量和诗人的无意识和前意识感觉相吻合，通过现代主义的诗性感觉而感觉诗的幻象所蕴含的诗性认知。如果调整不出来自己的那种深度意识状态，就很难感觉到诗人所创造的诗学力量。而阅读以上所论中原其他诗人的诗，我觉得没有这种阅读障碍，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因为，现代主义诗学创造的生命力量是隐藏很深的精神状态，有时候诗人自己也很难阐述清楚，在那样的状态下，神秘的精神力量不受人的意识所控制，在诗的诗学境域和诗人的心理境域自由自在地活动着。我阅读和理解张鲜明和邓万鹏的诗，就是竭力寻求诗人深度意识里的不可名状的模糊性的神秘力量。

这种神秘的力量是生命的本能力量，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说，张鲜明创造的诗学幻象里，所充溢的神秘主义的状态是他铸炼的发自于人的本性的诗学力量。

张鲜明2021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三部诗集《信使的咒语》（散文诗集）、《暗风景》和《幻游记》，有一个总体的副标题“鲜明之幻”，而一个“幻”字，就越发地表达出了他的诗学特征和诗学本质。

在张鲜明的诗性感觉世界里都是幻觉的存在，不是诗人执意要去寻求幻觉，而是在他感觉境域里充溢着神秘主义的生命力量，这种力量让诗人的感觉进入诗学的幻觉状态，这种状态表现为诗学幻象。

根据西方现代派著名诗人瓦雷里的研究，“波德莱尔使爱伦·坡的思想获得了无限的延伸。”而他的延伸思想中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在爱伦·坡以前，文学问题从未深入到前提的研究，从未归结为一个心理问题。”二是“爱伦·坡指出了一条道路，他讲授了很诱人也很严格的学说，某种数学与某种神秘主义相结合的学说。”^【17】从瓦雷里的研究可知，他从现代主义诗学鼻祖那里获得诗学营养，形成了现代主义诗学的基本理念，而心理学创造和神秘主义就成了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内涵。其实二者是互文的关系。只有神秘的力量才能深入到深度的心理空间，也只有深度的心理活动才能感触和创造神秘力量。张鲜明的幻象诗学就是在这种互文的关系构成中表现出种种神秘力量的存在状态。

在散文诗集《信使的咒语》中，几乎每一个篇章都有诗性的神秘意蕴，在一个个梦幻的叙事中，诗人的眼睛看到的有时是有的，也看到的有时是没有的，而对于这些“没有”，他说只有他才能看到。这就是他独自的心灵视角，也可以说是他独自的创造心理的活动状态，具体说就是梦幻的活动状态，无意识和前意识状态。梦幻和神秘，我想它们应该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孪生姐妹。这样的神秘的存在状态，和最古老的被称作“混沌”的存在状态类似。一直到如今，在理智和逻辑统治着显性社会的语境下，混沌的状态仍然在隐秘的时空中存在，孕育了和孕育着一切的神秘性。这种混沌的存在，就是神秘的在场存在。在场，据心理学大师荣格的研究，有有形的在场，也有无形的在场。不论是物理的在场，还是精神的在场，都具有有形的在场和无形的在场。无形的在场（神秘的在场）是本质性的在场，但它又被投射为有形的在场，之于诗来说，就是意象（幻象）的创造。

深度心理活动产生的隐秘力量都很神秘，很具诱惑力，神秘的诱惑力成为诗学的力量，激发诗人创造心灵的幻象。

《偷渡》写的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有一队逃难的人马，诗人的职责就是把他们带出检查站。诗人把他们变成了诗歌，然后偷渡者一个个都变成了葱段，竖立在碾盘上，他们的信息就以诗歌的形式印在葱皮。诗人朗颂着诗歌，人们不但没有变回人形，还顺利通过了检查。可是，葱段后来变回了人形，在风中他们又烟尘般渐渐飘散。诗人哭了，继续朗诵他的诗。这篇作品表现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赞扬“诗歌的力量”？显然不是。如果是那样，张鲜明就会从境界论降到目的论，诗学的品质就会有很大地降低。作品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神秘的语境和故事，心理的情境中蓄蕴着神秘的力量。这种神秘的力量让我窥视到诗人的心理状态，既是人的存在的不安全性，又有对于安全性的追寻。恐惧和渴望的心理状态创造了那种神秘的故事和氛围，而神秘的诗学力量就成为这种情境的生命动力。《危险的大餐》里三处石头房子是新上的三个笼屉，是三道菜，但如果弄错了顺序不但吃不到菜，还会变成笼屉里的一块肉。诗人置身于眼前一个一个圆圈里，他走不出这些圆圈，对于这种荒诞的情境，他很无奈。诗人创造的神秘情境就是诗的幻象，幻象构建了一个心理困境。这个心理困境是如何产生，又该如何破解？于是在心理困境的产生和破解之中便孕育了神秘的力量，这样的诗学力量促使人们去认识人的自身和他存在的情境，寻找破解神秘情境的精神力量。《鼻孔上的舞蹈》写两个山洞，一个山洞在冒黑烟，是一个男人的坟墓，另一个山洞在冒白烟，是一个女人的坟墓。黑烟和白烟揪扯起来，虽然黑烟很暴烈，最终白烟把黑烟包裹起来，神秘的黑白两种力量最终融合起来。这个梦幻的叙事是在写人性中的阴性和阳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量超越现实的时空，神秘地存在于心灵的时空，人性的自由力量使生命永生。这种永生的存在，就是诗人铸炼的神秘的诗学力量，它时时刻刻弥漫在心灵宇宙之中，永不消逝。

整部《信使的咒语》的神秘力量都来自于诗人的幻觉和思维的变异，这种变异有的是来自于诗人的真的梦，但它表现在作品里，就成为弗洛伊德说的诗人创造的“幻想的世界”。

更深入地说，这样的神秘力量不仅来自于“幻想的世界”，更是来源于灵魂的世界，正如神秘主义大师梅特林克所体会到的，“灵魂可以听取奥秘的唯一对话，因为只有在这里，灵魂才正被呼唤着。”“灵魂向着它本身的美和真所作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无声无臭而又永无休止的努力。而诗人也就因此而更加接近了真正的生命。”^【18】是的，神秘的诗学力量不可思议，因为那是无数的灵魂奥秘的对话，包括与诗人神秘的心理活动的对话。对话而无破解，或者说无法破解，更或者说不可能破解，这就是诗人心理结构蕴藏的神秘力量的奥妙，也是张鲜明“梦幻叙事”的梦幻之奥妙，诗人创造的诗学力量的奥妙。

诗集《暗风景》的“暗风景”是存在于诗人深度心理中的风景，它不是灰暗的意思，大体有精神“暗物质”的意味。暗物质是一种自然宇宙力量，精神暗物质则是精神宇宙的力量，它的存在状态正如上面所说的隐秘和神秘。用观念性的意识不可能感触到精神宇宙的暗物质，诗人竭力用深度心理去感触去挖掘，由此而创造诗学的力量。这是他的《吃梦》：“早上起来/我的枕头胖了很多//枕头叽叽哇哇地叫着/梦/在里头乱作一团//此刻，枕头的一角/叼着一个梦/就像巨蜥在吞食青蛙//我正要逃跑/枕头突然拽住我：/‘哪里去？你就是一个梦！’”这是诗人无意识和前意识的感觉情境，虽然是写梦，但我感觉到诗人并不是为了写梦，而是通过梦境的怪诞幻象感触和发掘人的生命力量的最为潜在的存在状态。这样的存在状态，发掘出了人的最为本性的力量，即神秘力量的存在。张鲜明和他的诗告诉我们，人的最为基本的生命力量，是神秘的存在状态。我想，这应该是他最为本质的诗学意义。

邓万鹏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发表的诗作，给中原诗坛带来了异样的感觉，如1986年他在《星星》等媒体发表的《盛夏》、《距离》、《失常者》和《人的嫁接》等。诗人以魔幻的色彩表达现实生活中的卑微细节所产生的人的异化，所沉淤的心灵痼疾。两个人之间的桌子的木纹竟渐渐地变成一条河流，表针累得打哆嗦；那个人习惯地把自己的身子和四条腿的椅子嫁接，后来竟发现自己的腿早已经变成了木头；还有那个“失常者”，做的都是乾坤颠倒、荒唐怪诞、令人忍俊不禁的傻事。无疑，魔幻的感觉增强了诗学的力量。诗人给我的最为突出的感触，就是诗学感觉的深度和对人的异化所认知的深度。

邓万鹏曾经说过，从那个时期之后，他追求现代主义诗学的态度更凸显更强化也更自觉。以“阵地”为中心，围绕着一个诗人群体，他们坚定地强化先锋意识，苦苦追求现代主义诗学的实践，邓万鹏就是其中之重要一员。在这种诗学实践的氛围中，他的诗学追求越来越隐秘，越来越深邃，越来越现代主义，完成了对自己过往的超越。具体说就是，他的诗性感觉更表达出无意识状态和深入到灵魂的中心地带。2010年，作为“阵地诗丛”，邓万鹏出版诗集《时光插图》。这部诗集不仅是诗人自己诗学的一座高峰，也是中原诗坛的诗学高峰之一。

诗性感觉之于无意识是模糊状态，就如他的诗句，“把灰土还给大地 即使调整视力 即使流泪/他们也看不见飞翔的原因。”（《雁阵》）对于人的深度认识，对于人的存在感觉，可以说是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母题。浪漫主义对于人的歌诵，批判现实主义对于人的批判，不论是歌颂人性的美，还是批判人性的丑，应该说都没有从根本上找到人的深度存在的密码，歌颂和批判只是表层化地对人的认知。于是，现代主义哲学就深入人的生命本性探讨人的存在的本质，现代主义心理学家尤其是精神分析理论更深入人的无意识生命活动的生命本性，而现代主义诗人汲取现代主义哲学和现代主义心理学的营养，深邃地感觉人的生命本性，比如西方现代派诗坛三巨头艾略特、瓦雷里和里尔克都发挥诗人全域通感的功能，诗的境域从人性到诗性，从精神分析的心理到哲学的时空绵延，多层次地丰富了人和诗的存在。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性感觉不但摈除了人的单一性，也摈除了诗的观念性表达。邓万鹏的诗就是在对于人的模糊认知和探索中，把诗的触须伸进感觉，在诗性感觉中感觉人的存在。《时光插图》以时间为感觉对象，抑或说，诗人把对人的深度感觉放在宇宙的时空中，全域性地感觉人在时间中的存在状态，人和时间的融合如何成为诗的永恒。

时间的永恒离不开人的精神的永恒，时间的伟大也离不开人的精神的伟大（关于时间的存在，海德格尔把它解读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域性的存在状态。而这样的全域性的存在状态则是存在于人的感觉和精神之中，所以，人的伟大决定了时间的伟大。）邓万鹏的“时光”并没有被历史所尘封，时间在诗人的诗性感觉里，不仅仅在绵延，而且时时散发着生命（自然宇宙和精神宇宙生命）的活动，人的存在和时间的存在融合创造时间的诗学的力量，而归根结底是人的诗学力量。

邓万鹏关于时间的诗性感觉应该有这样两个方面的特质：更加开阔的全境域的诗学感觉；在失重的情境中表达最为本性的诗性感觉。

全境域的诗学感觉是在全息通感的心理感觉基础上的现代主义诗学感觉，这和现代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圆柱形世界”的空间理论相吻合。这种空间理论是被想象为无限延伸的四维圆柱，而第四维则是时间。就是说，不论时间怎样的变幻，延伸或缩小，这个想象的存在空间总是一个恒定的三维圆形空间，有着深度和广度的不可穷尽性。邓万鹏全境域的诗学感觉就是把过往、现时和未来始终融合在自己的感觉域里，诗的精神在无有穷尽的圆柱形世界的全境域里酝酿。诗的意境不是观念性，而是感觉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诗作《植物研究》诗学品位高，就在于邓万鹏诗学的感觉品位高，诗学含量丰富。在这首诗里，“树瘤”就是时间的具体存在。“察看树瘤  黑榆树内心的虫子 空心病/有关一个腐朽时代的根本原因/针灸药品的效力/帮助美人松脱掉撑烂的外衣/榆抱槐形成了哪些人的生理 拧开勒进脖子的铁丝/释放咒语：狗娘养的/一百岁的国槐站在后河芦 像晚霞突然停住/苏金伞继续他的思想 一棵国槐/缓慢地恍惚带走树皮以外的人”。诗人是站在今天的时间昨天的时间还是明天的时间之上呢？他不可能只站在具体的那一刻，而是站在被全域性时间笼罩下的无有穷尽之上。恒动的无有穷尽怎么能够站在上面呢？具体的人不能，而人的无意识状态的深度感觉则能。在诗人的感觉里，所有的时间都在共同作用于自然的宇宙和精神的宇宙，树瘤在时间中腐朽，而国槐和诗人苏金伞在创造着时间的精神力量。腐朽和创造都是时间的生命力量，诗性感觉的深度和品位就从这里开始走进时间的灵魂深处，时间的自身搏斗。时间的自身搏斗，这应该是全域性时间的诗性感觉的本质特征。

失重的情境感觉就是时间之外没有外力的强制性，除了时间和诗人，就是时间和诗人的融合感觉，在自在和自为的双重本性上感觉生命力量的奥秘。英国语言、文学教授巴特勒这样评介法国哲学家福柯，“对他来说，‘权利’就像是一种电力，像重力一样必然伴随着人类的一切活动。”^【19】而福柯就是要解构这种“权利”。诗人邓万鹏构建失重的诗的情境也是要解构加在诗学上面的“权利”。这是一首多么精妙的诗啊，《牧人》：“放牧一群山羊之后 又放牧一群山羊/她请它们喝布袋里的清水/嚼黑颜色的亮光//冬夜失落了牙齿 喉咙里充满羊毛的声音/她清点她一生的山羊 没有一只/山羊沦为山羊 没有//一只山羊 没有沦为山羊。”黑格尔把存在分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存在本身的无限的绝对存在，而自为的存在则是自在存在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运动性，是自在存在的自己规定自己的运动。时间的存在和绵延既是自在的存在又是自为的存在，时间的本身运行和本身的存在，它不受外力的干扰，即使有外力的干扰，它也是竭力排除之，自己创造着失重的情境。心理学上将这种创造称之为内在动机。时间的伟大，就在于它的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的统一存在性，这种存在如果存在于人的感觉里，它就会超越一切的存在，任何力量都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它的存在，而诗人的伟大就是以深度感觉发现和创造它的这种存在。

失重情境的全域性时间，既有堕落的存在状态，又有创造的存在状态。时间，不论是自然的时间还是诗的时间，都不会像人们所愿望的那样静好，堕落和创造一直处于搏斗的存在状态，这就是时间的自性存在的本性。于是，诺奖诗人帕斯由此发现了时间的批判和创造。“现代的本质恰恰是对永恒的批判：现代的时间是批判的时间。”“未来提供了一个双重意象：时间的尽头和它的重生，原型的过去的腐败及其复活。”^【20】邓万鹏不但感觉到了时间的灵魂搏斗，也用具体的诗学意象表达出了这样的搏斗。不论是腐朽的树瘤，还是正在思想的国槐，不论是沦为山羊的山羊，还是没有沦为山羊的山羊，都是搏斗的时间所沉淀的诗学幻象。

就是在这样的腐败及复活的存在状态，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性感觉创造了时间的诗性。就是说，诗人赋予了时间以诗的意境和生命的境界。“没有一只/山羊沦为山羊 没有//一只山羊 没有沦为山羊”。这就是时间诗性的意象化，而双重的感觉意象则成为了诗的幻象。时间也会堕落，但终归在创造，就像诗一样。这样一切的诗学力量，都蓄蕴在诗的幻象里。邓万鹏在全域性的时间里做梦，这样的梦无边无际，它表现在时间的意象里，不显山不露水，让人看不出梦的痕迹，此可谓大梦无梦。全域性时间的奥秘和力量创造诗学的幻象，这是邓万鹏诗学的最大价值，也可以说是诗人对于中原诗坛乃至中国诗坛的诗学贡献。

感觉是人的重要的本质存在元素。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人的属性既有社会属性又有意识属性，而意识属性则是人的最为内在的感觉、思维和意志的心理性的意识活动，当然也包括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性活动（虽然在马克思早期学术思想创造时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还没有问世，但说到感觉，我想都会或多或少有无意识的成分。）。所以马克思认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从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21】张鲜明和邓万鹏正是以诗人的身份从人的本质性感觉入手，直通诗学的纵深，不仅创造了中原诗学的新力量，也以人的身份提升了中原人作为人的意识属性的层阶。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主义诗人并不是仅仅是在真空中创造，而是在现实的世界和真空的世界的融合存在状态中创造。我想，他们诗学的深度也在于此。

（注：此部分所引用的张鲜明和邓万鹏作品，分别选自张鲜明202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信使的咒语》、《暗风景》，邓万鹏2010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时光插图》。）

八、 余论：中原大地心脏泵出的血液流淌在诗人的血管里

中原大地积淀的文化精神是中原人心脏里泵出的原生命的血液，不竭地流淌在一代代诗人的血管里，不息地滋养着一代代诗人。中原正直、不屈和创造的生命精神孕育了诗人的诗学意境，铸炼了诗人的中原气质。

所以，徐玉诺、于赓虞、苏金伞、陈雨门和青勃说，我反抗我存在；

陈更、张全召和马新朝说，我反思我存在；

张鲜明和邓万鹏说，我感觉我存在。

他们作为诗和作为人，在深入诗和人的内在本质。徐玉诺、于赓虞、苏金伞、陈雨门、青勃、陈更、张全召、马新朝虽然都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属性和意识属性，但是，社会的属性却占了更多的比重。所以，他们不论作为诗还是作为人的存在，不论是反抗和反思，他们诗的力量都是以抗争社会的存在状态而存在，彰显了时代精神对于诗人诗学创造的营养的浸透和诗学情感的激发。而张鲜明和邓万鹏从梦的原乡出发，深入诗人的灵魂的中心地带，无声地向深度精神掘进，并由此凝练为自己的诗学精神。

由此而知，诗人存在的意义就是诗学的创造。但是每一个诗人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受着不同时代的美学的滋养，他们寻求和表达自己存在的方法则不尽相同，抑或说完全不同。而不论怎样的同与不同，诸如反抗、反思和感觉，他们则必须彰显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才能凸显自己作为诗的存在。

那么，在彰显人的存在和凸显诗的存在铸炼过程中，就有一个精神性的东西在起着主导性作用，这就是诗人的诗学意志。

诗学意志是诗人的魂，也是他的诗学的生命力量。没有诗学意志，诗人和诗都没有了魂，他的诗学也就没有了生命的力量，或者说没有强大的诗学力量。这样的诗学就是一个空壳，或者是枯死的诗学，或者是淡如温开水，不热不凉。凸显诗学意志的诗学力量在中原诗人那里，有着强劲的表达，诸如于赓虞的生命诗学，苏金伞的雷的诗学精神，马新朝的对于大河的锐利而深入的反思等等，而在张鲜明和邓万鹏那里，则表现为另一种形态，平静而深邃，在灵魂的中心地带却有着强劲的心理旋风。应该说，他们各自都表现出了人和诗较为完美的融合，从而创造了诗学的本质力量。

根据泰纳艺术哲学“种族、环境和时代”的三要素理论，就地域文化来看，中原诗人中徐玉诺、苏金伞、马新朝表现出的中原特色最为凸显。

他们诗中的意象来源于中原自然、生活的符号。徐玉诺的诗《路上》和苏金伞二十年后的诗《窗外》，都是选取了当时中原社会混乱、悲惨的景象，从而化为诗的意象，在悲惨的景象中透视人的凄惨处境和凄凉的内心世界。徐玉诺的两首诗《问鞋匠》和《铁匠的音乐》，都是通过中原传统的职业鞋匠和铁匠以及他们的工作场景，融入诗学的创造中，表达出诗学的力量。苏金伞的《雷》这首诗写得更是绝妙，“当雷第一声鸣响时，/饥渴的土地，/马上翻转身体，/准备放喉痛饮；/像醒来的婴儿，听见垂着大奶/俯在床栏上的母亲的一声呼唤，/张开双臂/伸嘴去吸吮乳汁一样。”婴儿吸吮垂着的大奶，这是在过去中原乡村多么常见的生活景象啊，而当这场景和雷融合一起，雷的诗学力量便越发可亲可爱起来。在抗战的隆隆炮声中，苏金伞写出了极具中原日常生活场景的《眼睛都睡红了》，下工的老牛在槐树荫下歇晌，等主人牵它吃草的时候，它“掸一掸屁股上的灰尘，/慢吞吞地站起来，/——眼睛都睡红了。”我想，只有在中原宽厚的土地上，老牛才能把眼睛睡红，只有中原宽厚的土地才能让诗人孕育出如此天籁的诗意。

马新朝诗中的土和水的意象直接来自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土地和滋润着中原的大河，中原的土和水意象是诗人地道的精神的原乡。当精神的原乡成为马新朝诗学力量源泉的时候，诗人诗性思维的三大触角寻根、反思和批判触底到了精神原乡的灵魂深处。所以，马新朝创造出了厚重的深邃的流淌着中原骨血的诗学，大河诗学和原乡诗学。

可以说，苏金伞和马新朝是最为深邃地凸显了中原气质的诗人。

作者附记：拙作系论非史，之于众多中原诗人一定会挂一漏万。遗珠之憾，只好待日后渐渐弥补。

参考文献：

【1】【3】[ 瑞士 ] 荣格 . 红书 [M]. 周党 伟，译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110，98，111.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 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 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 思维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76.

【4】【7】秦方奇编校.徐玉诺诗文辑存（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1，3.

【5】李铁城，苏湲编.苏金伞诗文集.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582.

【6】《青年界》第7卷第2期，1935年2月.

[8]   梁启超.中国人的启蒙.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128.

【9】南　丁.美丽的落叶.中国作家网.2005年07月21日 .

【10】【12】朱韶，释然主编.诗魂——首届苏金伞诗会资料选萃.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23.

【11】（美）拉尔夫·弗里德曼.周晓阳，杨建国，译.里尔克：一个诗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15.

【13】【14】谢冕.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07，210.

【15】寒郁.怀揣一片星光.《小说月报》2015年增刊1期.

【1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3.

【17】（法）保罗·瓦雷里.文艺杂谈.段映红，译.北京：三联书店.2017:204，203，207-208.

【18】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47.

【19】（英）巴特勒.解读后现代主义.朱刚，秦海花，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117.

【20】（墨西哥）帕斯.泥淖之子——现代诗歌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陈东飙，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35.

【21】（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7.

（原载《南腔北调》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