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丽娟：冯晏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访谈您。您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您的诗歌具有鲜明的个人辨识度。做访谈功课时，就想到千万不能给冯晏贴任何标签（当然包括性别标签）。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到现在已经持续40年了，似乎没听到您归属任何流派，或者有什么团体色彩，都是一个人在写作，特立独行，这是您的诗观还是性格使然？

冯晏：可能是我的家庭经历使我在写作初期就走上了比较孤独的一条路。这条路与在学院接受系统教育多少有一些区别。那些大学同学师友之间比肩交流相互影响的早期经历我都缺失。但好处是我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模式让我养成了精神需求的重要来源就是读书。同时，由于我童年接受的是祖父类似私塾教育，从童年起就有类似写作的教育。阅读、思考和动笔也是写作基础。我的课外阅读，童年围绕古典诗词，就像现在的家长为小孩子补课那样。青春期开始我的阅读基本是围绕我爱好写作的个人兴趣。我对个人的生命现象始终充满神秘感和好奇心。科学、医学、科幻、哲学以及文学类的书籍一直都是我逛书店必去的区域。书店从国营逛到私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的阅读选择基本就转移到了西方经典，那时我已开始像淘宝一样寻找被翻译过来的西方思想了。九十年代初，我的阅读基本都是翻译过来的书。从20岁之前开始写诗到现在，是阅读引导我在先锋诗歌写作的方向上一直走到现在。朦胧诗阶段受到身边人影响最早的应该是顾城，他的一些小诗，词语里充满了超现实主义意味。比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些句子中的空间意象当初像刻刀一样深入在我对词语的好奇中。经过几十年的写作，近年来，我似乎又回到了最初那份对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偏爱。

写作是个人的事。对认知好奇，所以养成不断对自己提问。语言和词语里的未知充满了生命的秘密以及认知的主观性。写诗是对揭示和隐藏的辨认，通过知觉抵达词语的真理。

“诗观”和“性格”在诗人的写作风格中是相互渗透。诗人的早期写作都会带有经验不足的盲目性，语言中的情绪只会让性格显露出来，对于词语深度没有任何好处。但伴随着经验的复杂化形成，去掉情绪，写作方法转移到发现词语在功能上所具有的更多可能性上来。是观念在支撑诗人持续写作中摆脱自我重复，不断发现语言中的全新自我。写诗就是围绕“语言”“认知”“观念”和“方法”。而时代的审美却一直随社会发展、演变不断地调整。当下写作，对词语的力量和内涵的追求已经不仅仅是新奇的问题，历史与现实在不同位置上的相互突破对语言随时都可以构成新的期待。写作没有捷径，语言的准确和细节对诗人的要求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阔。自从当代哲学从注重真理的结果走进注重抵达真理过程的语言哲学时代，法国等一些当代哲学的哲学语言也越来越接近于诗歌。就像巴迪欧在“诗人时代”中所说：“始终在知识与真理之间、认知与思想之间作出区分，这只是诗的事业潜在的基础。于是，我们已到达这样一个转折点，即在这里可以将哲学交付于诗”。那么在知觉中寻找真理也是诗歌语言所包含的哲学部分。

当今的政治其实也正处在语言政治阶段。是复杂或者无序在不断给语言的精确意识提供反思。

崖丽娟：您对诗歌的深入思考和自我坚持特别令人感动。您获过多种诗歌奖，出版了多部诗集，前后比较起来发现写作变化还是很大的。这种改变是来自诗歌的发展需要还是您自身写作的变革需要？对诗歌的写作未来怎么看？2020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和《作家》杂志社召开“冯晏诗歌研讨会——词语无边界”，很多诗歌批评家对您的作品进行研讨，如何理解“词语无边界”？

冯晏：我前后写作的变化来源于个人认知的变化。年轻时写作靠经典文本的影响，中年以后写作想得最多的还是观念和写作方法。写诗也是在推进对语言认知的过程中寻找词语另外的功能。现在的年轻诗人对于词语在写作中的有效性使用比我们这一代诗人要过早成熟许多年。认知的提升就是超越成果，超越科学，一部分也属于神秘主义。这些发现也都可以体现在艺术观念上。激发诗人想象力的重要能量来源还有诗人的历史意识。人类对认知领域的探索也同样关联着诗人对语言的探索。经典永远是未来经典的铺路石。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诗歌写作的未来存在着没有被发现的更具有当代性的方法和观念。就像科学始终无法攻破的对人类意识研究存在的难题。假如有一天人类的认知可以进入三维或者多维世界了，诗人写作的预言性被时间应验的密度越来越大，或者说，有一天你跟外星人可以近距离交流，你的诗歌语言突然被另外一个系统外植入了呢（开个玩笑）。但是未来世界，神秘主义的一些内容或者虚拟中的一部分随时都有可能改为真实存在，就像超现实主义一些绘画的创作方法，从对宏达意象的想象力变为可用技术制作，这种革命有时只需瞬间。

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说“是虚拟在思考我们”。而对写诗，这些后现代理论又何尝不是通过诗歌写作在超现实与现实之间转换的呢。作为成熟诗人，寻找灵感并不是主要问题，只要经验足够丰富，原野上灵感的野花遍布。挑战写作最大的问题对于我还是寻找新方法，方法并不是观念，而是针对词语，语调，节奏，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这些元素在你写作过程中重新找到的位置。是意识重构，不同观念的互渗性随时需要体现在观念的细节之中。一个诗人掌握的写作方法越多，杂糅万物的技能越卓越。发明新方法，以及实现艺术审美的有效性，对于诗人都是一生的挑战。

诗歌评论是诗人对自己写作的反观，具有着对自己作品主观认识局限性的意外审美收获。所以一篇评论首先对作者本人充满诱惑。当然对读者而言可以收获更大的启发。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和《作家》杂志联合举办的这个活动第一届选中了我的诗，一个诗人能集中看到不同评论家同时对其作品进行评论，这在国内外都是难得的机会。“词语无边界”就发表对词语功能在诗歌写作中的一种认识，也像“宣言”。

崖丽娟：您视野开阔，阅读涉猎范围甚广，尤爱读哲学书籍，诗歌和哲学在您这里似乎获得一种相互启迪、相互提升的力量。诗歌如何完成对日常经验的深度挖掘和富有哲理的表达？

冯晏：我所了解的诗人，阅读涉猎的都比较广泛。我也跟一些诗人朋友经常交流。是阅读决定了文本，还是文本在推进阅读，这也是双向关系。毫无疑问写作需要阅读。至于我喜欢阅读哲学或者思想类的书，一方面是爱好的侧重，我认为读书喜好的类型也是先天和性格使然（如果不是作为学者为了某项目的研究）。而另一方面，我在后期诗歌写作中思考比较多的还有词语的功能性，隐喻是个传统手法，在当下写作中也在慢慢进化着其原有的内涵。针对一些问题的写作能想清楚不等于能在写作中完美地表达。写作通过对现实隐喻的思考也是语言不断被打开的一种途径。语言的轻松和沉重，“有用与无用”，就像 “入世和出世”的宗教人生观，都是审美或者伦理需要包容的存在。

面对未来的写作，寻找方法永无止境。而当代哲学，比如一些法国哲学家的许多著作在阐释理论的过程中本身就更注重发现观念和语言品质，与诗人的思考离得越来越近。写诗在发现词语新功能方面对语言贡献是最大的，语言哲学就是引领人们对事物认知表达的细节意识，语言要关注到对词语的解析。这与之前的精神分析哲学相比，诗歌写作又向词语细节的精密性推进了，似乎要实现在每一个词语的内部找到真理。也可以说是要词语在自身的内涵中找存在感。但是在这样的体系融入下，对传统诗歌价值的重新审视又为审美提供了新视角。我们可以由此去思考传统作品那些被审美忽略的价值。

写日常经验是诗人当代意识中一部分，围绕当代意识，超越历史与有观点提出的“超越真理”的新概念是一样的。写诗具有着随时被引发语言新的想象力的魅力，让未来在天边牵引着过去。

谈到诗人的“视野”，这个词涵盖了许多可说或不可说的，就像“眼界”，其内涵由浅入深，带着诗人的精神历史和即将呈现的新表达。解决写作语言的深度，如果没有思想提炼知觉，语言就无法走出表面化。

崖丽娟：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您对当下性写作、历史性写作、未来性写作如何理解？

冯晏：写作面对的当下、未来和历史是互相渗透的同一个议题。如果有诗人愿意把这些问题分开我认为是思维的局限所致。历史本身就是未来的，而当代也是历史的。在当代写作中对历史意识的处理方法一直是当代艺术观念所面对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当下的一些文学理论对此依然在预判新的写作态势，比如提出“历史想象力”的观点等。历史在每一位当代诗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姿态，诗人的历史观在词语中的位置依靠的是诗人的思想和观念，类似以细节的方式进行预言。所以历史在艺术未来中的呈现与语言的不断创新同时存在于未知。

可以从写作的隐喻性使用看出一个时代所处的复杂性以及体制走向。历史意识在当下写作中也是承载隐喻手法的重要元素之一。诗人的历史意识可以在诗歌写作中避免个人主观性创意带来的晦涩。

崖丽娟：尽管有人对诗歌颇有微词，但有识之士不断通过举办学术交流、讲座、朗读会、分享会等活动扩大诗歌的影响。2021年6月12日作为“诗歌来到美术馆”嘉宾，您在上海民生美术馆与读者分享了自己的诗歌，参与这些诗歌活动意义何在？

冯晏：诗歌写作与诗歌活动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两个不同领域。写作是静态，对于诗人，写作除了写出好作品，其他都属于消遣。消遣是被诗人写作“边缘化”的生活部分，写不出好的作品应该说就没有消遣的理由。诗歌写作在世界各地都不属于可以被大众用来消费的，只有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可以用来作为“鸡汤”。对词语研究所涉及的精神现象和认知部分本身就是远离大众的。精神现象和潜意识等隐秘一些的艺术呈现对大众来说本来就没审美消遣的意义。比如艺术观念中的超现实主义跟大众的普通审美在当下其他国家也是很难沟通的。寻找到语言中所蕴含的更多复杂性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所需要的，教育并不需要从行业的尖端入手，而外行也不具备参与评判行业尖端研究的资本。

至于朗诵会等方式的诗歌活动对诗歌作品推广其实也是在给作品寻找真正的读者。好的作品所赋予给社会的审美教育那只是诗歌写作的其中一部分社会效益。精神现象或者潜意识等隐秘一些的艺术呈现的确是诗人之间相互交流写作的内容之一。普通读者读不懂也是正常的。当下的信息复杂化已经可以构成提醒每个人要准确找到自己的位置去发表讲话了，就像写诗，首先达到词语安放的准确，接着是词语在其位置上存在的力量，透彻性，思想深度，还有其中所蕴含历史观等等。

被一些有文化品质的诗歌活动邀请我都愿意参加。面对面与读者交流，把多年来的写作经验分享出去我觉得尤其对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应该有一定意义。阅读的间接经验需要直接经验的配合和启发，这与旅行中所获得的直接经验道理是一样的。

崖丽娟：灵感、激情、经验、知识、想象力……哪一个因素对于完成一首好诗更为重要；对写诗而言，最有挑战的是哪一条？

冯晏：这些问题前面都说到了一些。灵感、激情、经验、知识、想象力……这些对于年轻一些的诗人来说应该都是必要的创作条件。但对于像我这样写了40年诗歌的诗人来说，如果还停留在这些层面的思考，就可以停笔不写了。（笑）

崖丽娟：您先后随父母迁居包头、武汉，又随母亲定居哈尔滨，据我了解，现在您有时也住珠海和北京，可以说生活体验跨越了东南西北。对地域性写作有何特殊体验，居住过的哪一座城市对您的写作影响比较大？40年来写作遭遇过创作瓶颈吗？保持创造力方面有什么经验？

冯晏：不同城市或者国家的生活经验对于写作都属于是奢求，经纬度，气候的体感，不同的民族风情，饮食风味，服饰风格等的变化都可以构成一个诗人在感觉，知觉，味觉，嗅觉和视觉变化中文化比较的直接经验。总体来说，我更喜欢大都市，所有，也一直思考关于时尚元素与写作的关系。这些经验对于写作的丰富性和处理复杂性方面同样具有阅读无法解决的教育和认知的开启。犹如诗人庞德所说“诗是一个种族的触须”。不同地域的生活体验，我只是在一些经历上恰巧收获了一部分这些资源。意象被丰富也是词语资源的一部分。处理复杂事物在写作中需要诗人拥有词语不同体系的储备。生活的直接经验也是实现语言在写作中准确性的一种依据。

记得我父亲在武汉居住那些年，我每次回去他都为我做排骨炖莲藕。直到现在，我每次买菜都会看莲藕是否新鲜，或买上两节。不同城市的生活潜藏在一个人身体内的喜好对于写作也丰富了潜意识的语言，文化比较本身就是在处理复杂性。时势越来越考验诗人处理语言复杂性的能力。这其中不仅是审美问题，还有辨别事物是与非的立场。

每一座城市的生活对于我的写作都有审美的补充，这些补充主要还是一座城市的风格以及自然环境。如果涉及更加个人精神化的就是在每一座城市留下的情感，亲情、爱情、友情，有快乐也有悲伤。这些也构成了我作品中一些词语和意象中的历史或者隐喻部分，词语怀旧也可以帮助诗人修复在某一时段生活中丢失的存在感。

创作低谷和高峰期一般来说在写作者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曲线，比如今年从年初开始我在写一首叫《位置》的组诗。本来计划写三十个自然段，一直写得很顺利。当上海疫情的信息让我陷入了焦虑情绪之后，注意力就再也无法集中在写这首诗上了，这首诗最终只写了20段就结稿了。

写作遇见瓶颈跟情绪被困扰又是另一回事。我的写作遇见瓶颈最突出一次就是写《航行百慕大》。那时我从百慕大旅行回来就一直在想怎么写这首诗，由于整个情绪都是让我想写一首长诗，但所储备的词语和表现方法都遇到了挑战。激情通过理性处理需要一段时间，场景的宏达与情节缺失又让我陷入表达的难度，通过把被调动的潜意识语言落实在现实中与超现实主义想象力的偶然性碎片表达都是难度写作中要面对的。所以这首诗完成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围绕其思考对陌生经验的处理让我获得了类似一种写作训练。越过瓶颈获得一片天空的感觉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主观经验，相信每个成熟诗人都有过独特的体验。

崖丽娟：东北的优秀诗人在中国诗坛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诗人之间经常交流吗？您的诗作如此高产，平时写作有什么好习惯？

冯晏：生活在哈尔滨对于写作是幸运的。哈尔滨的欧洲异域风情本身对于写作者就是一种诗意教育。还有不同于国内其他省份的四季，生活在哈尔滨的诗人几乎都写过雪，情感透露的大多是迷恋。雪对于生活在哈尔滨的诗人心里仿佛是独有的存在，尤其是当万物枯竭的冬季如期而至，那是一份季节带来的洁白的惊喜，雪不同于大海，对其所在纬度永恒的固守。而雪花瞬间的到来那份惊喜将永远赋予诗人美好的想象力，想象力对于诗人本身就是期待。银色世界其实就是诗人被赋予的幻觉空间。每当我想到这些年我在这座城市的诗人朋友，影像中都带着一份不同季节诗意的回忆。一份偏远孤独感带来的交流的温暖，有优秀诗人诞生于这座城市似乎是一种必然。可以说我也是在这些诗人朋友之间的交流中成长至今，我们一起做沙龙，出版一些精致的小诗集丛书。留下一幕幕的回忆的温馨的写作互动。在这里，我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习惯或许就是视写作为宗教般地付出认真和虔诚。

我的写作习惯在没有特殊事情的条件下，基本每周都有诗作，当然比不了我的一些朋友每天都写。我习惯清晨写作。有时也在午后。写长诗或者组诗虽然时间不能保证完整，但是一个作品基本持续在同一段持续时间之内完成。包括修改时间也是集中在本首诗的创作情绪中。

崖丽娟：您经常在国外游历，作品被译成英语、日语、俄语、瑞典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多年来已深入世界数十个国家旅行、写作、演讲。这种国际视野给诗歌创作带来什么影响？《航行百慕大》《加勒比海日出》《阿赫玛托娃的厨房》是我非常喜欢的其中几首。评论家敬文东先生对《航行百慕大》有非常深入的分析，请择其一谈您的创作经验。

冯晏：进入到2022年，把我从一个只顾展望改变成了开始怀旧。好像一个退隐的人只靠回忆守护着生活。回过头来看，如果，如果没有前些年在国内外的旅行经历。我的一些作品就不会诞生。这些作品不仅一些读者喜欢，我自己每次看到有评论提到其中的名字也被感动。这份感动主要还有对世界让我大开眼界的感动，有被大自然宏大的视觉震撼过程中认知被提升的感动。在路上的奇遇对于艺术家不仅是对创作的启发，更重要的是在意识或者认知上新的洗礼。历史给人类留下最深刻的记忆部分是废墟，而对于生命来说，最深刻记忆应该是疼痛和被震撼。

表达生命被震撼的诗歌写作，最难整理的部分是激情和冲动。这样的写作对诗人语言的理性素养是一种考验。间接经验一定比不上眼睛和心灵在现场所亲自感受到的更丰富和准确。当经过情绪和激情的理性化处理，让知觉从寂静中找到的语言就是一首诗的目的。旅行可以带一个诗人去感受“走进北极圈”“原始和荒野”“沙漠、云朵与驼队”“生物与细胞”等等。大自然本身就是传奇，通过旅行进一步树立起对大自然的虔诚，也意味着像树立宗教意识一样增加对待词语的虔诚。语感、语调、节奏等有关的写作技巧在大自然的启发下也会随着表达的需要而丰富起来。有时，写一首难以表达的诗比平常写作要面对更多的艺术思考。作为诗人，也或由此莫名其妙地就增加了一份对社会责任感，比如，从你真正爱上大自然，你就更加关注生态。《航行百慕大》《阿赫玛托娃的厨房》这两首诗的写作过程我在其他访谈中有过叙述，评论家敬文东教授对我的《航行百慕大》在他的专题讲座之后又有过近两万字的书面评论，在此就不复述了。《加勒比海日出》这首诗的来源是在2018年我和美国一位女作家去波多黎各在加勒比海航行中获得的。写这首诗给我的感觉可以用“诗在写我”。在船舱里被黎明日出之前的殷红色突然惊醒，跑到甲板上，一个人孤独面对天空和大海，看日出为我而升，天地苍茫，空间唯我，细胞与宇宙融合在一起，孤独被超越了的感觉。整个的日出过程都进入了我的诗歌写作，这种情况在我的写作经历中很少。这首诗带着我的也有超现实的行为记忆，对我来说过程和语言都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一个诗人在路上的写作，是大自然与感知的相互书写。也可以说是宇宙在塑造未知的另一个自己。那时的你或许才会突然相信“人是植物”这一理论。你的认知随时可能发生巨变，通过太阳、空气、水、沼泽地、悬崖、暴风骤雨、海沟意识、丛林法则……当一个人真正处在生命像一个细胞一样微小的现实感受中，你周围的一切都属于超现实主义的存在。作为诗人或者艺术家，遇见被震撼的经验是创作的幸运。你会发现之前你读到的所有书，甚至遇见的爱情也都只是你喝下的一罐可乐。巨大的神秘随处包围着你存在的虚无感。思想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可以谈到无用，你的潜意识会瞬间爆发式地在意识中繁殖。那时，人可能才会真正感到精神是超越生命的。

崖丽娟：您的世界旅行经验特别让人羡慕，的确，“诗与远方”对很多人来说是梦想，您怎么把梦想变成了现实？写作是作者与世界的对话，通过旅行，您收获了哪些“在路上”的体会？

冯晏：“远方”对于诗人来说就是通向自然或者宇宙之路。“诗与远方”这个词语应该隐含着梦想与行动的融合。对于写作，生活、旅行与阅读是三条平行线，而写作是在平行线之间织网。远方是诗意的象征，神秘性对词语的诱惑隐藏其中。“在路上”有一种机遇的偶然性也关系到词语的未知。旅行对于写作是针对阅读和信息等间接经验的不满足感而生成的一种逆反冲动。所以，“在路上”这个词语本身就包括在写诗之内。意象与思想面对面，用真实修改虚无。每当提到“诗与远方”，我总是能想起美国垮掉派的代表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我的个人旅行有一部分是在美国开车穿越的回忆，比如66号公路 ，或者从1号公路到达95号公路的弗洛里达，与《在路上》小说中的横跨美国最后到达墨西哥我都有过重贴的体验。这些回忆也总是能让我借此加入到一些经典作品的历史呈现中。

我多年的旅行经验，反复开车漫游的国家和地区就是美国和西澳大利亚，对大自然原始状态尤其迷恋。远方给诗人带来的不仅是人文和地理，更重要的是思维视角的多维性，当一个事件你可以从不同角度变换着去思考时，那么你发现的真理就比站在一个角度发现的真理更具有客观性。远方的魅力在于无限，人的认知进步一定是从文明到超越文明，所有的艺术创作都应该是围绕超越在寻找通道。引用法国哲学家加塔利谈“混沌互渗”观点的一句话：“混沌互渗的皱褶过程就存在于使混沌的潜能与最高级的复杂性的潜能共存。”其实这就是写诗在认知领域里的状态。“写作是作者与世界对话”这句话所指向的是内在精神性的。

在路上可以扑捉到震撼精神世界的意外，每一个诗人面对现实反射在意识中的语言都是独特的。就像艾略特写《荒原》与斯蒂文森写《坛子轶事》中的田纳西荒野之间的差异。

我喜欢过的国外诗人每个时期都有调整。对有些诗人的喜欢转瞬即逝，没有反复阅读的冲动。而西方可以指导现代性写作的一些经典大诗人，全世界的诗人似乎都在反复翻译、阅读他们，我也一样。比如奥登、艾略特、米沃什、策兰、斯蒂文森等等。如果从我个人的兴趣阅读中选择名单，超现实主义写作的诗人我也是反复阅读，随时都能引起找来重新读一读的冲动，比如赖特、默温、马克斯特兰德、勃莱等，除了这些诗人还有许多标签不太明确的诗人也都属于自己私下特殊喜欢的。只要不断阅读，除了经典，对其他优秀作品的喜欢每个人都无法简单地说清楚，阅读的喜欢有时是循环，有时又从一个人跳到另外相关联的一些人。有时从一个国家的诗人转向对另一个国家的诗人。我对哲学家的阅读也一样，有时从一本著作的阅读开始喜欢，随后去买他的所有书。每时每刻都在关注新的发现，这也是行业内诗人共同的特点，只是关于前沿性或者陌生感魅力的作品选择在不同诗人审美中所存在的差异一直非常大。

每一部被时间留住的经典作品都是复杂精神现象史中的其中一份，是雕刻在时间上的花纹。每进入一个新世纪，历史就会又增加几笔，同时也会去掉几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