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诗学及近现代学术思想的研究。代表作有《中国诗学之精神》《诗与文化心灵》《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等。

2003年，胡晓明曾以《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一篇文章说透唐诗”。“这样的文章只有在世纪之初那段时间才能写出来，那时对诗意的敏感，与唐诗的亲近，以及对社会的关注，让我感觉与唐人的生命毫无隔膜。”胡晓明爱唐诗，更爱唐诗背后的唐人，他们天真烂漫，拥有明亮的生命，而与这样的生命亲近，自己的人生也会被照亮。

近二十年后，我们邀请胡晓明再次为我们讲述他理解的唐人与唐诗。

唐诗是千年中国文化的一次厚积薄发

唐代贵族和庶民共同分享了诗歌艺术

问：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文化发展史的脉络里，该如何理解唐诗？

胡晓明：中国文化有“经史子集”这样一个系统。两汉时候重经学，即儒家经典著作。魏晋六朝重子学，老子、庄子的著作很受推崇。从建安时代开始，集部有一个上升运动，曹丕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歌越来越受到重视。到唐代，诗歌开始成为文化系统的中心，甚至在社会上高于经学、史学、子学，这是千年中国文化的一次厚积薄发，唐诗是对《诗经》《楚辞》、乐府民歌，六朝诗歌的传承和光大。

唐人诗歌创作的基础教材就是“六经”和《昭明文选》，“《文选》烂，秀才半”，《昭明文选》是天下才子必读书，读书人家里都有一部。当时有《文选注》（李善注）、《五臣注文选》等注本。“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杜甫在教儿子的时候就非常重视《昭明文选》。

唐代文化精神的特点是文质彬彬。中国文化特别强调“文”与“质”的融合，先秦两汉特别重视“质”，注重发展内在精神，南北朝“文”的部分发展得非常好，才华、文采受到推崇，但内在的气象缺少了。到唐代，国家统一，南北文化融合在一起，唐代官修史书《隋书》中的《文学传序》就提出来：“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问：唐代流传下来的唐诗有五万多首，可考的诗人有两千八百余人，上到皇帝、宰执，下到僧人、歌女，都在写诗。诗歌何以成为唐代社会的风尚？

胡晓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底色是什么样子，就能产生什么样的作品。唐代“武”的方面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只有在这样有战略重心的国策下，唐代才能产生这么多边塞诗，以及那样昂扬进取的精神意态。

“文”的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科举及文官制度，通过科举来选拔人才，进到权力系统。科举制发展至唐代，日趋成熟，唐高宗年间兴起的试帖诗（中国科举时代的一种诗体）成为唐代读书人求取功名的敲门砖。甚至，“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姚合），政府多次颁布诏令，“名登科第，即免征役”，政府相当优待读书人。另外，唐代的进士考试基本上是不糊名的，士人为了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增加登第的概率，往往要提前将自己的习作送呈主考官和社会政治地位比较高的人，于是便有所谓的“行卷”现象出现。南宋诗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谈到：“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郭元振，他通过写诗直接做官。当时武则天在朝廷上问，听说郭元振诗写得好，要求与其见面。郭元振与武则天谈论诗歌，并进献《宝剑篇》：“那知中路遭捐弃，零落漂沦古狱边。虽则沈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讲自己怀才不遇。武则天直接把他任命为校尉，后来他做官做得很好，被封为代国公。

郭元振比杜甫大二十来岁，杜甫非常怀念郭元振的时代，他在经过郭元振故居时，写了一首《过郭代公故宅》：“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郭元振凭《宝剑篇》进入政治权力中心，这是杜甫非常羡慕的。

当然，除了郭元振、李白等人之外，绝大多数人不能够通过写诗进入权力系统，但这些例子足以说明诗歌在唐代的地位前所未有，它让社会形成目标感，大家都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崇尚诗歌、尊重诗人的社会风气。

唐代社会从上到下都崇尚诗歌，唐太宗周边有一个叫“登瀛洲”的文化沙龙，比较高级的文官经常聚在一起写诗，写完后一起讨论，公认的最佳诗歌可以登上当月排行榜。王勃、卢照邻等初唐四杰都是比较低等的文官，但他们也有很好、很自觉的诗歌创作。有文献表明：在一些地方，写诗写得好，尽管没有科名及第，也可以免除男丁的某些劳役。如有人争议，主事者会说，只要有人写诗超过了他，也可全部都免。（《唐摭言》卷十）这不仅表明诗才很受尊重，也表明诗的好坏有较为公认的标准。

问：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诗歌的创作和赏析都有一定的门槛，唐代普通百姓如何走近并走进诗歌世界？

胡晓明：汉族原来是载歌载舞的，《诗经》就是诗乐舞一体的，哪怕是不识字的人，也可以通过音乐进入诗歌的领域。但后来，诗歌与音乐日益分离。

经六朝到了唐代，诗歌和音乐之间的连接又恢复了一些，唐代诗歌与音乐联系比较紧密，特别是唐人的歌行、乐府。“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汪伦只是一个比较低阶的文官，他能够踏歌来送李白，说明这种风俗具有某种普遍性，不然汪伦就是个怪人。“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商女会在秦淮河唱歌，某种程度上也说明贵族和庶民共同分享了诗歌艺术。

阳关三叠、棹歌采莲、更吹羌笛、琵琶起舞、楼头小妇、高调鸣筝、关山月、梅花曲、菩萨蛮、水调子等故事，也表明了诗歌的传播不止于士大夫之间。

事实上，诗歌亲民化也是诗人们自主的追求，比如白居易的诗大众化、口语化程度比较高，老妪能解。

唐人的诗又天真又老练

又美丽又苍凉、又深情又无情

问：一千多年后的现代人为何还要读唐诗？又该怎么读？

胡晓明：“一千多年后的现代人为何还要读唐诗？”——初看起来这是一个坏的问题，但仔细一想，还真是：西方人还读一千年以前用拉丁文写的诗歌么？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冲口而出？所以，这里蕴含着一个汉语的奥秘：汉语就是诗性的。美丽、抒情、易诵、易记。这其实也是中国是一个悠久绵延的文明国家的奥秘。唐诗，是文明国家的象征，值得我们好好珍视。

如何读？一般人认为唐诗就是想象力，但像“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窗中早月当琴榻，墙上秋山入酒杯”这样的诗句背后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空洞洞的想象，我们要看到人那种自由、热情、挥洒、慷慨的气度。王维跟贵族子弟在长安游玩，“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这种青春气度才是最可贵的。

一般人认为唐人多情，但像“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这样的诗句不是简单的多情，它们又天真又老练、又美丽又苍凉、又深情又无情，现代人读唐诗，要读出这些复杂的东西。唐人把《古诗十九首》中单纯的悲哀与感伤复杂化、戏剧化了。

一般人认为唐诗是艺术、是浪漫，是青春与酒的歌咏，但像“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这样的诗句，相当平实、残酷，是对惨淡人生的直面。很多年轻人读不懂杜甫，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像杜甫那样直面人生最本真的东西。

唐人那种闪闪发亮的东西在唐诗中留存，唐人有对生命的歌哭，有悲天悯人的眼光，杜甫写“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从一片飞花就能感受到春天的消逝，现代人哪有那么细腻的情感？这些都是我们要从唐诗中学习的。

问：从唐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唐朝风貌？

胡晓明：长沙铜官窑出土的壶、杯、盆等生活器皿上面都刻有诗歌，这足以说明诗歌已经成为唐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传唱的故事；宫廷里面的宫女红叶传诗的故事；居家的妇女在送给前线征人的棉衣上写诗以表思念的棉衣寄诗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有传说的成分，也有真实的部分。

从唐诗看唐代，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充满童真，整个社会充满诗情画意，比方说，月亮在唐诗中有丰富的含义，柳树不光是唐诗当中的意象，还变成了生活中的风俗，唐人常常折柳相送。“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长干曲》写那个时代普通男女的交往，很大胆，也很坦诚。

如果没有唐诗，长江、黄河就只是两条大水而已，像会稽山、敬亭山、天台山、泰山都或许只是一些大土堆，唐诗意味着美的普遍发现，抒情的普遍自觉。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高度概括了唐代的时代精神，它表明：好诗是天意之所在，天意之肯定。这是一整个要好诗的时代，诗人最懂的这个道理，他们是要让天下都成为美好的诗。

问：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歌评价标准有何不同？

胡晓明：可以用个比喻来说明：初唐的好诗，有一种少年人的忧郁和激情，少年有感伤、忧郁，也有躁动、激情，这些东西混杂在一起。

盛唐的好诗中有青年人的眼光四顾，生猛、元气淋漓，充满充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中唐的好诗像一个壮年人，中唐诗人以文为诗，“文”就是思想、智慧、议论、格局，这些东西都放进诗里了，诗变得厚重、富于文化内涵。杜甫、韩愈等人的人生积淀，以及对世界的看法都非常成熟老到。

晚唐是诗史上的夕阳、霞光、弦月、深秋、玉人吹箫、暮烟秋雨，这时候的好诗有一些有巧思与情调的东西，但已经跟初、盛、中唐的诗歌不一样了。温庭筠、李商隐的诗歌很幽微，却又是很好的作品。

一直以来，盛唐诗歌比较受到推崇，富于格高调美、浪漫高华的特质。从唐人的眼光来看，他们最推崇的诗人是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

李白是“无”中生“有”

杜甫是“有”“无”相生

问：唐人对李白诗歌的评价如何？

胡晓明：李白在唐代的地位很高，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这代表了当时诗人对他的评价。

李白是一个混血儿，出生在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他的父亲李客是商人。李白身上有西域文化的因子，热烈、奔放、浪漫，“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天山以西，是他美好生命的发源之地。五岁时，李白到了四川江油，童年时代浸润在汉文化中，读了大量的中原文化典籍，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自由超越精神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李白身上，体现着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最完美的融合。

李白是中国知识人中，最能自尊自爱、最不受局限的一个典型：“天子呼来不上出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这个词，几乎成为文人自爱的一个美好的理想，他的诗歌有一个意象系统，即太阳、月亮、长江、黄河，有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美。李白把他的生命、才情挥洒到那上面去了，他连普通的离别、送别，都要写到天上去。

问：有评论认为，李白是天才的诗人，虽然在诗作中屡屡表明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却不具备政治才华。关于这一点，您这么看？

胡晓明：我完全不同意这一点，他只是没有机会而已，加之他的诗名太大，盖过了其他方面的才能。我前面讲他读书很多，包括兵书，他的自傲，他的侠义精神都是有道理的。只是，可能从情商方面，从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看，他不是优秀的管理者，因为这方面需要妥协。李白最崇拜的人物是谢安和鲁仲连，都是豪杰之士，李白也属于豪杰，不应用一般标准要求于他。

李白最后因永王麟案被贬夜郎，一般认为是李白政治上太幼稚，缺乏政治的眼光，看不清局势，这其实是错误的。邓小军教授（新书《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即将出版）的长篇考证文章《永王麟案真相——并释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认为永王麟案其实是政治迫害，永王麟根本没有另立山头，反叛唐玄宗，他的一切调兵路线都是遵从朝廷的命令，而李白在永王麟军中扮演了非常正面的角色，他是一个受害者。

问：李白的仕途是失败的，但他的人生却很快意，李白的经济来源来自哪里？

胡晓明：关于李白的经济来源，有很多讨论。我们知道李白青年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混迹在商旅之间，“千金散尽还复来”中的“千金”不一定是他的金，很可能是商人赞助他的。

李白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是他的婚姻，他入赘到一位退休的宰相家，婚姻给他带来了一笔资产，只是他不善经营，挥霍得很快。

日本学者冈村繁教授认为李白还有一部分资金来自政府，他在《陶渊明李白新论》中认为，李唐王朝以道教立国，政府对道教有专门的资助，因为这些寺庙、道观可以帮政府朝廷打听各路消息，李白是表面上的道教徒，实则靠出卖情报获得政府津贴。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冈村繁教授的结论推测成分过多。但李白肯定有一部分钱来自政府，“赐金还乡”的故事我们都知道。

李白的诗歌通常很夸张，现实生活中，李白多数时候其实是潦倒的。但因为他生在“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盛唐，国家、社会非常富足，李白生活上过得肯定要比杜甫好得多。

李白是那个时代的行吟诗人，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他不需要有任何工作，就有人来养他。那个时代供得起这样的人，无论是民间还是朝廷。李白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写他在安徽时住在一个老太婆家里：“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农家艰苦，但他被很好地接待，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他到哪里都有吃饭的地方。

问：李白和杜甫是唐诗的两座高峰，一般认为李白的诗歌是浪漫的，杜甫的诗歌是现实的，具体来说，我们该如何将两位诗人的诗作进行对读？

胡晓明：第一，我不赞成把李白看成浪漫主义，把杜甫看成现实主义，他们的诗歌都是抒情文学。但两位诗人的抒情是有差别的。简单说，李白代表的抒情文学的特点就是“神来、气来、情来”，“神”就是想象力，“气”就是生命力，“情”就是情感力，神、气、情三者有机融合。杜甫代表的抒情文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事来、人来、情来”，即很多事情、人物和情感涌进来。夏志清先生所说的中国古典文学“感时忧国”的特质，在杜甫的诗歌中非常强烈地表现出来，诗人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普通人的命运被融合在一起。

李白最好的诗歌写太阳、月亮，长江、黄河，都是很宏大的事物。杜甫最好的诗歌往往写特定的情境，“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写妻子在月下思念自己的情景，“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写雨夜的田间江上，他把李白的天马行空落实到了具体的情境。李白像天上的云，杜甫像地上的泥土。

第二，李白诗歌所创造的是一种浪漫高华的美学，这是盛唐最大的美学特质，也是唐人最看重的，这是一种瑰丽、华彩、强大的生命表现。杜甫创造的是一种沉郁顿挫的美学，是一种厚重、朴拙、伟大的生命境界。

李白的诗歌像唐三彩那样飞动。杜甫的诗歌有点像青铜器，国之重器，很有分量。李白的诗歌有一种英雄的使命感，英雄来到人世，要做的事情非常清楚，无奈他没有办法实现，李白所有的诗歌就是贝多芬的《英雄》，充满英雄气和使命感。杜甫诗歌中的英雄气是一种对苦难的担当，单薄的身体承担着全世界的苦难。同样是英雄，他们一个豪情洋溢，一个是悲歌慷慨；一个是豪杰之士，一个是悲剧英雄。

杜甫在《赠李白》中写道：“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李白正是飞扬跋扈的，杜甫小李白十多岁，他把李白这个前辈的形象刻画出来了，“空度日”就是在说李白那些豪情飞扬都是空的，没有人间着落的，永远都在天上飞，不会落实在某件事情、某个人或者某个地方。杜甫知道自己不能跟李白一样，所以他也说：“未就丹砂愧葛洪。”

李白写喝酒：“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他喝酒就喝个元气淋漓。“清夜沈沈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杜甫写喝酒的诗歌，会写到一盏灯，写到屋檐上的水花一滴一滴地滴落，喝到一半感觉有鬼神来了，这个时候他就痛并快乐着，尽管他说谁知道明天死在路边有没有人管。李白浪漫高华的诗学给唐代一种美的造型，赋予时代美的品质。杜甫这种厚重拙大的诗学不是赋予时代以美，而是去批判、去拯救这个时代，同时也拯救他自己。

第三，盛唐前期的诗歌有一种乌托邦的向往，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李白这些诗人都是有梦的，他们的诗歌精神在梦和真之间，真山真水的价值不在山水本身，而在似梦非梦之际。比如最能代表盛唐时代的诗歌《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乡关为什么使人愁？乡关到底在哪里？乡关跟一去不返的黄鹤究竟有什么关系？都不知道，这首诗的美就在黄鹤飞去的世界与诗人所忧愁的世界之间。

杜甫的诗歌很少有梦，而是充满危机，我称之为“危机诗学”。如果说李白是一个文化融合的幸运儿，杜甫就是一个文化破裂的受难者。

关于诗仙、诗佛、诗圣，我有一个区分：诗仙李白是“无”中生“有”，即用想象力去包容整个世界；诗佛王维是“有”中生“无”，即把经验的世界化为心灵的世界；诗圣杜甫是“有”“无”相生，他的“无”跟李白、王维的“无”不一样。李白的“无”是想象，王维的“无”是空灵，杜甫的“无”是一种历史深处的希望，以及对这种希望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