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下午，由东莞市文联、东莞报业传媒集团主办，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报业舆情与智库研究院、东莞市城市文化研究中心承办，东莞市美术家协会、东莞市作家协会、东莞市摄影家协会、东莞市音乐家协会、岭南美术馆等协办的“中国文艺名家看东莞”系列讲座第三场在东莞市文联举行。

知名诗人、批评家、研究员、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霍俊明以“新工业诗歌：转型与前景”为主题带来精彩讲座。他谈到，随着城市的发展，“新工业诗歌”在东莞的转型和未来前景，承担着新工业诗歌传承发展的重任，成为不可替代的文化空间。

“先锋”和“新工业诗歌”密切关联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近年来，高速高铁、快递外卖、共享经济、智能机器、航天航空、深海作业等都成为诗歌主题，尤其是被称为“新工业诗歌”的一些作品，引发诗歌界关注。

霍俊明认为，当前谈到“新工业诗歌”，无论是概念还是现象，都是一个比较崭新的词汇。改革开放以来，以珠三角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形成了“打工文学”现象，后来当提及这些“打工文学”的作者时又与文化热潮联系起来，也被称为“新移民”，更多地强调了人的流动性和社会身份。发展到今天工人工业题材创作已经与30年前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仅是诗歌内部，还可能是诗歌外部，和诗歌生态密切相关。

作为中国当代诗坛的代表人物，霍俊明去年主编了诗集《先锋：百年工人诗歌》，收录百余位诗人的二百余首诗歌，是一部百年工人诗歌编年史。诗歌内容按照百年时间谱系，选取从关于民族革命、工人运动的诗歌到社会主义建设、边疆开发和大生产的赞歌，从反映工业多元化发展和国企转型过程中的工人命运、21世纪以来的打工诗歌热潮到反映新时代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工人新面貌、未来发展图景的代表性作品。

“百年工人诗歌和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血肉到灵魂，这种关联真切地反映出个体命运的激荡和整体时代境遇的转折。”霍俊明说，诗集前面的“先锋”不仅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工人阶级发挥的引领和先锋队作用，同时契合了自己看待诗歌的标准。“无论在任何时代的文学系统，诗歌和诗人都永远处于第一梯队，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不管是中国古代还是新时代，甚至放眼世界，诗歌诗人就是代表先锋，代表创造，代表最新发现，所以我认为‘先锋’和‘新工业诗歌’密切关联。”霍俊明说。

“我们还要思考，百年来，我们的诗人围绕着工业工人题材，在不同时代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是否承担了‘先锋’的引领和表率作用？”霍俊明说，比如上世纪50年代，当诗人写出呼唤工业制造、呼唤现代化的作品时，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时代的特殊性，但对于处于当时时代的诗人来说，视野极为开阔。因为那时候工业化刚起步，诗人便已呼唤现代化，所以说中国工业诗歌走在了时代前列。

霍俊明将2012年至今的工人诗歌创作定义为新工业诗歌，作品集中反映了新时代科技革命、新工业迭代升级和新兴产业工人新面貌以及未来发展图景。他说，“新工业诗歌”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新”，相对应在这之前还有一个传统阶段。所以，如果作者对工业文明的发展没有深入的了解，没有时代的体验，在创作中就有可能出现偏差，当掺杂着封闭的、传统的、保守的、落后的、偏狭的观念，即使题材是“新”的，但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仍可能是一个老文本，没有任何“生命力”。

诗的生命是第一前提

当工业场景成为时代旋律的时候，一些必须直面且深思的历史性问题也随之出现。

“当我们在歌颂工业，歌颂现代化的时候，农业诗还需不需要？田园诗还需不需要？”霍俊明说，幸运的是，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工业起步阶段，还是当下强调的“新工业诗歌”时期，我们的一个最伟大品质就是“反思精神”。

“如果一个诗人对农业、工业、科技、生态等社会没有反思精神的话，就很容易沦为浮躁的、浅显的、庸俗的写作，难以取得太大的成就。”霍俊明说，因为从文学标准以及读者和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创造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真实是第一位的。

近年来，霍俊明在发表的文学评论中一直强调“诗性”。“当诗人在承担记录社会时代伦理道德时，最重要的是诗性，是语言创造力和修辞能力，不能反过来说我写了新工业诗歌，就站在了制高点。”霍俊明说，我们不能是主题决定论，而是真正要以诗的生命作为第一前提。

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上百万工人的涌入，东莞成为中国打工诗歌的重镇。霍俊明说，实际上最初的那批人带着沉重的伦理疼痛和道德职责，同时又带着抹不去的浓浓乡愁。他们离开故土，来到城市和工厂，在田园乡村的背景下，对故乡的思念与日俱增，对机器和流水线怀有一定的焦虑，因此留下了时代的痕迹。

霍俊明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伟大诗歌，并不应该局限于这样的一个焦虑和苦痛的意识，而是应该有更开阔的眼界。“应从人的角度来看时代，不管题材主题是什么，都应该以人为中心来进行创作。”霍俊明说，上升到诗歌的美学来说，当下我们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崭新领域、崭新命题，这时候诗人能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当下“新工业诗歌”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诗人不能只做‘搬运工’，生硬地把新兴科技领域的词汇、概念搬套在诗歌里，而没有在思想上进行诗意的过滤、转化、再造和提升，这样的诗是死的，没有深度、没有对人、没有对时代和美学的思考。”霍俊明说，站在时代角度以人为中心创作，就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辜负时代的重要诗人。

加勒比海地区最伟大的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说：“语言的边界就是生活的边界。”霍俊明还提出，诗人在进行创作时，还需进行多元意义上的拓展，“我们不能用田园农村语言来写新时代新工业，新工业的领域十分广泛，我们以人性角度与之对话的时候，要如何处理？”

东莞“新工业诗歌”走在全国前列

“新工业诗歌”发展至今不过十年时间，仍处于探索阶段，未来仍有极大的空间。“文学没有‘进化论’，作者要拓展自己的文学观念，紧跟时代的脚步。”霍俊明说，诗歌一定要有具象的东西在说话，要从空间开始，从意向写起，通过场景和故事，拓展出深刻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闻名世界的“制造业名城”，东莞有着丰富的工业素材，在“新工业诗歌”创作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城市的发展，霍俊明也认为，“新工业诗歌”在东莞的转型和未来前景，承担着新工业诗歌传承发展的重任，成为不可替代的文化空间。

“东莞处于新时代经济高速发展地带，其诗歌创作无论对于本地区文学生态的优化和文化传播的推进，还是对广东乃至全国的诗歌格局的确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霍俊明表示，尤其是东莞诗人往往来自全国不同的地区，无论是身份职业还是生活体验都非常的多元化，因而文学交流也非常多元化。在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学系统中，东莞诗人的眼界开阔度，以及对社会的理解程度都会更加深刻。

“东莞的‘新工业诗歌’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内蕴不少别具一格的工业元素、新兴科技和产业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对工业文明提供了新的理解角度，在诗歌范畴内具有较为直观的先锋引领作用。”霍俊明表示，东莞诗人经过进一步地磨砺，期待能从诗歌的内质到思想深度上再上一层楼，在美学意义上，创作出更多元化的、与时代相呼应、具有典范意义的诗歌精品，产生崭新的、特殊的东莞新工业诗歌美学模式。

霍俊明同时提出，诗人不能做二元对立的代言人，“在有些诗人看来，这个世界只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黑的，一种是白的，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进步即落后。尤其是东莞诗人面对农村和城市并存题材的时候，不能以一种对立的态度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