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新诗更应该被称为现代汉诗，它是采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情感和现代生活的现代艺术，通过倡导现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来让中国人和中国更现代。用现代汉诗取代新诗，是为了强化诗人的现代人意识和为中国梦作贡献的使命意识，强调这种已有百年历史的抒情文体在特殊时代具有建设现代中国和培养现代中国人的诗教功能。

我一直认为，诗教功能和诗疗功能是今日中国新诗最重要的两大现实功能，是由广义的诗、狭义的新诗和特殊的现代汉诗三种文体的文体特征和文体生态决定的。今日中国新诗具有诗、新诗和现代汉诗三种文体的各自元素，是三种文体的互相融合又互相纠缠的特殊文体。两大功能中最重要的是诗教功能。而诗疗功能中的最初功能，是让人通过诗疗获得道德情感和道德愉快，让人获得更好的身份认同，与诗教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完全可以归入诗教功能。

不管把文学视为人学或者美学，不管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还是“为艺术的艺术”，文学创作都有一定的功利性。写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特别推崇诗教功能。“诗的功能有二重作用：一重功用是给知识、力量、快乐创造新的资料；另一重功用是给心灵产生一种愿望，要去再度产生这些资料，并依照所谓美和善的某种节奏和秩序，来安排这些资料……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起来，要对思想和制度进行一番有益的改革，而诗便是最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雪莱：《诗辩》，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56页）

新时代是比20世纪初的觉醒时代更重要的时代，中华民族不但要觉醒，还要复兴。在20世纪初的觉醒时代，新诗确实成了“最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新诗实质上扮演了急先锋，成了乱世中的“英雄”。“中国现代文学中这种反传统的立场，与其说来自精神上或者艺术上的考虑，还不如说是出自对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思考。”[李欧梵：《文学潮流（一）：追求现代性(1895-1927)》]

最早的新诗和最重要的文学革命及新诗革命的文章都发表在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如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等。

后来刘半农在《新青年》第3卷发表了《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这一时期的诗和小说能够成为社会改革的“先驱”，诗人和小说家能够成为如雪莱所言的“立法者”，与诗和小说都高度重视通过诗和小说的精神建设来建立诗教有关。梁启超在1902年11月14日写出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高度肯定了小说改造国民的特殊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支配人道故。”（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郭绍虞、罗根泽：《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51页）

紧随小说界革命的诗界革命及白话诗运动培养出的新诗，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与“新小说”一起承担起了改造旧国民和打造新中国的时代重任。新诗问世和新诗革命爆发可以用关系式表示：文人生存方式变化—汉诗功能变化—汉诗文体变化。科举制度的取消是这个关系链中的重要环节，改变了文人的成才方式和生存方式，带来了汉诗功能及文体的巨变。诗体革命是诗人追求人生自由与诗歌追求文体自由的结果，是社会大动荡与文化大碰撞的结果。诗界革命的保守和白话诗运动的激进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及诗歌的生态有关。诗界革命时期的新诗与现代汉诗体系中的新诗在文体上，特别是在诗体上有质的区别。晚清诗人对时局的绝望导致了诗体上的保守，加上政治改良运动的推波助澜，诗界革命应运而生。白话诗运动是继诗界革命后对古代汉诗的第二波致命攻击，格律诗体等定型诗体被极端否定。很多人想通过诗体革命来推动文化发展，追求的不全是诗的体式的变革，而是诗的内容及功能的变革。

新时代应该在中国诗歌的诗教传统基础上，重建现代汉诗视野下的新诗教。新时代需要新的文化出现了跨界文学及跨界艺术。新时代的新文化的一大任务就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文艺振奋民族精神。中国是诗国，尤其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诗创作风行全国，很多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影视作家都是以写诗开始文学创作的，如孙甘露；现在还有小说家在写诗，如贾平凹。诗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他文体，形成了散文诗、诗体小说、诗剧。举一发而动全身，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运以诗为突破口取得了重大成功。当时的策略是以新诗革命带动文学革命，以文学革命带动文化运动。这次运动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新时代的中国也需要通过诗的改革来带动21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

现代汉诗的诗教建设首先要关注生活问题。诗不仅要反映和记录现代人，准确点说是当代人的生存境遇，还要给社会和人提供实用的生活帮助。前者可以通过诗的启蒙，甚至宣传功能来完成。后者可以通过诗的抒情功能，甚至治疗功能来实现。但更多还是在前者，只有通过诗的精神重建才能完成汉语诗歌在21世纪的现代性建设的时代使命——促进中国的现代性建设。21世纪的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吸取20世纪的新诗革命的教训，只有把它限定为稳健的现代汉语诗歌改良活动，而不是激进的现代汉语诗歌革命运动，才能通过新诗的现代性建设促进中国人的现代性建设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建设。只有通过新诗的现代性建设带动新诗文体现代性建设，通过新诗的文体建设带动整个新诗的建设；通过改善诗歌生态来改善文学生态，通过改善文学生态来改善文化生态，才能完成新诗现代性建设培养现代公民和建设现代国家的神圣使命，才能拓展新诗的功能，完善新诗的文体，提升新诗的价值，净化新诗的生态；让现代诗真正现代，让新诗真正新。

现代汉诗的诗教建设应该采用这样的策略：今日的新诗现代性建设必须强调现代性面孔的丰富性，一定要重视现代性中庸甚至保守的一面。新诗现代性建设的目的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培养现代中国人和建设现代中国作贡献。要把这种先锋性与世俗化、启蒙性和审美性并存的文体，真正建设成为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抒写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具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语言艺术。

考察中外诗本体论，尤其是梳理诗的定义和诗人的定义及诗人的形象的流变过程，不难发现现代汉诗的最大特点是一种推崇现代的抒情文体。这种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抒情文体在百年间发生了质变，正是“现代性的动力”起着神奇的作用。诗歌文体在特定时代对现代的追求，正是国人对现代，乃至国家对现代的追求。

朱自清以现代诗人的眼光来反思诗言志论强化出的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诗言志’一语虽经引申到士大夫的穷痛之处，还不能包括所有的诗。”（朱自清：《诗言志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39页）但是从古至今，谁也无法否认“诗言志”这一中国诗歌最早的本体论，强化了汉语诗歌的诗教传统，堪称可以视为汉语诗歌确立诗教传统的开山纲领。

现代汉诗的诗教与古代汉诗的诗教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强调诗的教化作用，但是也有质的差异。前者强调思想、情感、人格、心理的全面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促进人的创新能力的开发和批判精神的培养。后者强调思想忽视情感，在思想方面也更强调维护大一统的伦理，过分强调道德教化。所以古代汉诗主要写相对稳定的情感，现代汉诗主要写不稳定的情绪。情感可以被道德化，情绪却比较难做道德上的价值评判。

百年来，用现代汉语写的诗歌在不同时期被称为白话诗、新诗、现代诗、现代汉诗等，既是由它的文体特征决定的，更是由它的文体价值及文体功能决定的。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文体又反作用于功能。现代汉诗在强调现代功能下，应该多元化，也应该与时俱进，具有主旋律的功能。现代汉诗的功能研究，重点在现代性建设研究、诗人的创作伦理研究和诗歌精神的重建研究上。研究的难点在如何通过功能建设来提高现代汉诗的思想性，强化诗人的创作伦理，提升诗作的高度。尤其要重视三大现实功能：启蒙功能、治疗功能和审美功能。既要高度重视现实功能及实用性，把诗教功能视为主要功能，诗疗功能视为重要功能，还要将诗疗功能的高级情感需要与诗教功能的启蒙宣传功能有机结合，异质同构地建设时代特有的诗教。这种诗教高度重视现代汉诗的思想性，倡导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强调诗人的创作伦理和使命意识。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诗教的地位随着诗歌生态的变化而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高度重视诗教，诗人要重视使命意识和诗要重视启蒙功能甚至宣传功能是诗论家们的口头禅，尤其是“使命意识”一词以极高频率流行于诗坛。20世纪90年代最流行的词语是“生命意识”和“个人化写作”，诗教功能受到极度轻视。21世纪10年代，虽然仍然是“个人化写作”流行的时代，一些诗人仍然坚持“在差异中写作”（王家新语），甚至还有诗人主张诗歌要“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翟永明语）。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对诗人的主体性和诗的自主意识的重视，极大地提高了诗人的思想难度和诗的艺术高度。

正如八九十代新诗研究界兴起的新诗文体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新诗研究界的学术形象，此前流行“不能做学问就去当诗评家”的说法，也强调诗人的文体意识，提高了新诗的艺术质量。

不可否认，近年致力于新诗文体研究的一些学者表面上在谈形式，实际上在谈内容；表面上在研究诗的文体，实质上是在研究诗的功能。提出新诗需要建设定型诗体的人，是想通过诗体上的定型来强化思想上的一致性。

五四时期的白话诗运动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朦胧诗运动，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表面上是诗歌风格或技巧上的变革，实质上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实际变革。但是这种诗出侧面的隐晦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被人，尤其是普通读者认为诗的体裁比诗的题材更重要，怎么写比写什么重要，个人化写作比公共性写作更重要。还导致另一批人的极端反驳，过分强调诗的社会功能，形成争论的两极。

在中国梦已深入人心，每个中国人都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的特殊时代，新诗界在重建现代汉诗的诗教时，我们不仅关注个人的命运，更要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既有个人化创作，也有社会化创作，既有生命意识，也有使命意识。新时代的现代汉诗建设，正是要推崇这样的现代精神，建设这样的实用功能。今日诗坛，正呼唤这样的能够为现代汉诗的诗教建设和中国精神建设写出好诗的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