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武汉文学院院长,《汉诗》主编。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八部,另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和散文随笔集数种。曾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
主持人语:
张执浩“目击成诗”的写作不是语言的“脱口秀”,而基于有素的锤炼、持久的耐心,以及内心绵延不绝的精神力量。正是他的诗歌中展现的口语化和日常性,对个体与群体境遇的深切关注,平实、质朴的万物平等主义视角使他拥有了广泛的接受度和影响力,这是一种“取信于民”的严谨写作。张执浩持续书写“亲爱的生活”和“唯一的乐趣——思想”,不断地“对原来了无生趣的生活/又产生了新的念想”。有时,我感到他是一位念念有词的现代巫师,就像那些站在中国墓园或埃及金字塔的法师们一样,沉醉于“言出法随、词即是道”;有时,又觉得他只是一位热爱美食的家庭大厨,日复一日痴迷于活色生香的烹饪术。
九码头
从宜昌九码头乘小客轮
上溯至秭归三斗坪
再沿香溪河前往高阳镇,这是
我最为熟悉的一段长江水路
每一次路过时都能看见
两岸疾行的青山,峡江如练
在身边翻卷,人间越来越遥远
有一回在九码头,同伴与三轮车夫
发生了争执,差点引发殴斗
我护住身怀六甲的妻子躲闪
在人群中。这件事
我后来对女儿讲述过
但我没有告诉过她那才是
我心目中的九码头,而不是
现在的高峡平湖,江水仍在流动
心藏旋涡的人早已适应了现世的安稳
大陶家巷
大陶家巷的口子两边云集着
一些卖水果的摊贩
每次去大成路买菜我都要
在那里看一看,哪些水果
是我从未见过的
有几回一个卖鸡蛋的人
夹在其中,13元一版30颗的鸡蛋
垒在三轮车上,高高的一摞
在疫情期间,这些危卵异常醒目
往里走是一家风味瓜子店
公厕的对面有一溜矮小的门面
冷冻,熟食,卖什么的都有
卖藕的把藕和藕带放在路边
卖豆腐的从来只卖豆腐
窄窄的巷子每天有多少人在走
不知道其中有没有人姓陶
二十年了吧,我从巷口拐进菜市
返回的时候远远看见
巷口马路对面的那家花圈店
门两旁放着花圈、蜡烛和纸钱
店内墙壁中央挂着一个人的遗照
似乎从来没有换过,没有一个人
能回避这死去活来的日子
真正的冬天
真正的冬天不是现在这样子
下了雪也不是,结冰了也不是
真正的冬天你经受过了
就再也没有机会去经历
北风在旷野上吹着尖锐的哨子
沿途叫卖形状各异的冰棍
父亲在草垛旁费劲地给牛犊穿鼻
哈出去的热气像透明的头套
罩住了他们各自退缩的神情
真正的冬天并不一定有雪
但所有的水面都结上了厚厚的冰
冰面上有大风折断的树枝
有草帽、解放鞋,还有一堆药渣
劁猪人像一坨墨汁
从河对岸飞快地滑过来
路过菜园时,他顺手
从我母亲的菜篮里抓起
一个带绿色菜缨的红皮萝卜
他把萝卜缨扔进猪圈
从怀里掏出锋利的劁猪刀
真正的冬天就是那样一把小刀
无名少年睾丸紧缩
只要一想到灌满裤管的风
我就不由自主地打个寒噤
给羊羔拍照
你那么小的样子让人想到了无
要是无多好啊,就不会有
往后的辛劳和无辜了
你那么雪白的颜色让人想到了有
要是有多好啊,就不会担心
来到这世上的初衷了
从寻找妈妈起步
到妈妈先走一步
你那么柔弱的样子让人想到了眼泪
调皮的时候想流下来
温顺的时候也想流下来
你那么心甘情愿的样子
多像一根青草粘在嘴角
你甩也甩不掉
你还没有学会吃它
还没有见识过人世间的辜负
迎风歌
立秋以后大地始见本色
草木抖落太重的绿,往自己身上
涂抹一些枯。暑气仍然
在腾涌,但经不住秋风阵阵
我在窸窸窣窣的田畴间穿行
在彼此纠结拉扯的关系中寻找
每一种事物的来龙去脉:葫芦和丝瓜
攀附着葡萄架,长长的豆角有如门帘
拦住了菜园的入口;两只金黄的南瓜
不知何时爬上了梨子树丫……
起风了,这是先前吹过我父亲的风
如今又来吹拂我汗涔涔的头发
起风了,我不会像父亲一样固执于此
不为收获所动;我来回践踏着
记忆里的一幕幕:唉,有些作物
只有在行将枯萎时才能看清
它们一生一世的结果
谶言
用讣告的语速朗读一首诗
怀着歉疚,怀着宽宥之心
去感受所爱之人
他的出生与晚景无异于常人
但无人知晓他是如何战胜
这日复一日的平庸
鲜花很美但最后
也会开出愁容。人间的大欢喜
莫过于破涕为笑,怀着
扫地僧的平静让我
把身前身后的落叶拢到一起
这厢
一位姑娘挎上竹篮
就消逝在了后山
她知道蘑菇今天会在哪里等自己
她知道自己兴许会在山中遇见谁
一位大叔拄着棍杖去深山老林
挖松露,两条狗兴奋地
在他身边跑前跑后
雨后空山,山外有山
我在这厢
远远地看着那厢
东半球过去了是西半球
姑娘,和大叔
从未相见又何来重逢
“我在”
我家的按摩椅有语音对话功能
每次坐上去,当我发出
指令:“小芝,小芝。”
她就会回答:“我在。”
“肩椎按摩。”
于是便有了肩椎按摩
有时候我说:“牵引按摩。”
她也会回答:“好的。”
我时常在远离按摩椅的地方
怔怔地望着户外,或者
在书房里思想着这一天
该怎样结束,突然听见
客厅里传来小芝的声音:
“我在。”
清脆的女声回荡
在空旷的房间里
有时候我以为只要她在
我就能接受这样的我
疫中忆额济纳旗
在额济纳旗的沙砾深处
一株倒伏的胡杨木
远看像一只骆驼
走近它的女孩骑在驼峰上
朝远去的男人们拼命挥手
在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深处
还有很多这样的胡杨木
千百年来它们以死亡的形象活着
游客沿额济纳河来回摆拍
金黄的树叶铺满了清浅的河床
金色的风只有在这里才能见到
在额济纳旗死一般寂静的天空下
我见过死一般寂静的星空
就像宇宙大爆炸的慢动作
就像那天晚上我们并排躺在沙漠上
你在大喊大叫,而你的喊叫声
直到此刻才敲响我的耳鼓
雨后抒情
雨后。我们收起伞
并排迎接似有若无的春风
如果那时候我学会了抒情
我会说:那天的空气里
弥漫着青年遗孀的气息
但我只是短暂地偏离了道路
猛踹一脚路旁的杏树
然后一路狂奔,留下你
恼怒地站在树下尖叫
雨水落进你的发丝和脖颈
可以想象那种凉,和冷
多年之后才会有人帮你擦拭
多年以后我穿过一层层雨幕
来到了昨天的这场雨后
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抒情的技巧
留给我的春天已经不多了
还能忆起的都不是错觉,是觉悟
没有送出去的伞
要下雨了
我独自在家
家中惟一的一把布伞
歪靠在天井一角
我思忖着是否要抢在下雨前把它送出去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分散在房前屋后
我拿起伞站在屋檐下
乌云在天空中翻卷
过了一会儿就堆积成山,再也不动
风也停了,站稳的树枝上只有蝉鸣声
我走上开阔的土台四处张望
隐约看见他们都分散在房前屋后
我拿定主意把伞送到芝麻地里
姐姐正在地头弯腰锄草
我拿定主意的时候
雨已经落了下来
豆大的雨点把我赶回了家中
撑开的雨伞好几天没有收拢
在曲园
——秋雨夜致河南兄弟
在北方造一座园子
一定会残留南方的痕迹
就像南方人去过北方
一定不肯轻易掸落北方的风尘
而在中原,造一座园子
并不比造爱容易
你有爱的权利而她
曲里拐弯,秘境
一直通往我们消逝的青春
谁会在意梦中的现实呢
石头来自太行山
钢板来自钢铁厂
我来自已经遗忘我的地方
我们坐在深秋的凉亭里
侧耳倾听身边的鱼吻
那是多么轻柔又绝望的声音啊
多么像爱到尽头之后的
爱无力。我想起来了
这是我前世来过的地方
从一道窄门进来
随一片云烟里出去
我终于没有活成愿望中的自己
航拍生活
终于理解了上帝
人世间有这么多的苦
为什么他都视而不见
当无人机盘旋在我们的头顶
身处沟渠中的人也获得了
全知全能的视角
一种波澜壮阔的美铺展在眼前
终于理解了美
由苦难造就
却盘旋在苦难之上
大地上并不存在废墟
人世间也没有废物
一种波澜壮阔的美
在沟渠中汹涌
(“头条诗人”总第661期,内容选自《江南诗》2022年第3期)
克服与创作
张执浩
公元725年前后,黄鹤楼迎来了它建址以来最重要的一位访客:崔颢。此时,这位年轻的诗人并非我们现在想象中的神采飞扬,相反,他的眉宇间深藏着愁怨。据史料记载,年少成名的崔颢因作《王家少妇》一诗,而“名陷轻薄”,被时人视为有才无行之人,曾遭时为户部郎中的李邕斥责,进士及第之后一直仕途坎坷,郁郁寡欢。为了平复内心的孤愤,崔颢一气之下,索性远离长安,四处漫游。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有一天,他转悠到了“政敌”李邕的故里江夏,“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历史总是以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为后世提供各种饭后茶余的谈资,让我们在感叹造化弄人的同时不免想窥视命运的玄机。而彼时的黄鹤楼也远非我们现在想象中的峻拔和宏阔,它还只是一座临江负险、作军事瞭望指挥之用的岗楼,这种局面还要等将近一百年之后才得以改观(直到唐代唐敬宗宝历年间,权臣牛僧孺建江夏城,才首次将黄鹤楼与城垣分离,使之成为独立的观景楼)。事实上,在崔颢之前,已有南朝陈代诗人张正见和宋代诗人鲍照等人先后为黄鹤楼赋诗,但这些诗篇终究没有能扛过岁月的淘洗,最终湮没在了时光的淤泥中。唯有后来者崔颢的这首《黄鹤楼》,成就了这样一座巍然于华夏文明之巅的“诗楼”,被后代誉为“唐人七言律诗之首”。“楼真千尺回,地以一诗传”,清人赵瓯北因此而感叹,而在他感喟之余,崔颢早已从后来者变成了先临者,永久性地占据了黄鹤楼最为显赫的位置,全方位地俯瞰着随后蜂拥而至的登临者,崔颢也因此一劳永逸地拥有了对黄鹤楼的永久的署名权。
中国历史上所有著名的景点,无论是楼台寺庙,还是河流山川,大到云山雾水,小到花草树木,一切自然人文景观,既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一个简单的、几乎无一例外的事实是:凡是没有被诗歌(文学)照亮的地方,无论它多么优美丰饶,都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偏僻之乡。诗歌的“照见”功能在“诗教”浓郁、重视自然书写的古典中国,一直具有无可替代性。崔颢的到来奠定了黄鹤楼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而黄鹤楼的存在也成就了崔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名与物之间的相互成全关系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内在基石,即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照见”,唯有被语言之光探照过的地方才能熠熠生辉。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在崔颢吟罢搁笔之后的数十年间,不断有文人骚客登临黄鹤楼,摩拳擦掌,一试笔锋,但都陷入了“吾生晚矣”的困扰之中,这其中就包括素来以“大鹏”自居的天才诗人李白。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李白第一次看到崔颢题诗《黄鹤楼》时的情形,种种迹象表明,这位自视甚高的大诗人在面对这首崔诗时一定心存不甘。李白一生多次路过和登临黄鹤楼,先后写过数首关于黄鹤楼的诗篇,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黄鹤楼》《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江夏送友人》等,也写出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等名震江湖的诗句,然而,他始终觉得这些诗篇都不足以与崔颢的《黄鹤楼》相媲美。在“崔白之争”这桩文坛公案里,我们看到了强力诗人之间的角逐明显带有“精神赤子”的意味。也就是说,作为后来者的李白,他耿耿于怀的其实已经不是对黄鹤楼的“署名权”,而是面对先临者崔颢时,该如何全面而彻底地激发出内心的“斗志”,使自己的书写能与这首崔诗一样,精确地抵达名与物之间相互照见的效果。强力诗人之间的角逐往往会超出普罗大众的想象和期待,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好诗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等待后来者去超越,而且,这世上绝无无可超越的好诗,只有不一样的好诗。在不停地强攻甚或佯攻,却始终久攻不下的过程中,李白完成了某种心境转换,也完成了某种对自我的精神超越。公元748年前后,李白第二次来金陵游历,他突然灵机一动,决定另起灶炉,写一首关于凤凰台的诗,而且他暗自要求这首诗,一定要足以与崔颢的《黄鹤楼》相当。正是这首同为杰作的《登金陵凤凰台》,体面地挽回了这位天才的颜面。作为一位强力诗人,李白的不甘不屈之心的确显得天真可爱,甚至多少还带有一点孩子气,但恰恰是这种同行之间纯粹的诗艺竞技行为,成就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诗坛佳话,也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后浪推前浪、前浪堆后浪的活水之源。
“诗的影响不是一种分离的力量,而是一种摧残的力量——对欲望的摧残。”“诗没有来源,没有一首诗仅仅是对另一首诗的应和。诗是由人而写就的,而不是无名无姓的‘光辉’。越是强者的人,他的怨恨就越强……”我在青年时期就读到过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随着我后来在诗学中浸淫越深,越感觉类似的“焦虑感”其实也是一种命运的必然。在这部影响巨大的专著中,布鲁姆坚持认为,欧美18世纪以后的大诗人都生活在弥尔顿的阴影之下,而当代的英美诗人则活在那些与弥尔顿作过殊死搏斗之后,最终幸存下来的诗人的阴影里。他甚至断言,历史上所有的强力诗人都无法摆脱迟到者身份的影响焦虑。我们看到,这一论断不仅在李白身上,哪怕是在更晚者杜甫身上,都得到过确实的印证。“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是同为唐代诗人的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中生发出来的感叹,每一位诗写者在登临复登临的过程中,如何完成自己对眼前江山物象的命名,真是一桩“哀莫大于心死”的事情,但怎样去克服和战胜这样的哀怨和心魔,重新激活自己的内心世界,却是考察一个诗人心智的晴雨表。
公元769年,已经在无可挽回的命运之途中行至人生暮年的杜甫,拖着病体残躯来到了岳麓山的道林寺,望着覆满藤蔓和苔藓的石壁,以及前辈诗人宋之问题写在壁间的诗,他写下了《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在这首诗的末联,诗人写道:“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流待老夫。”好一个“分”字和“待”字,充分体现出了诗人对造物主公允之情的信赖,也体现出了他对自我才华的信任,就像他先前在《后游》一诗中所言:“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杜甫在这里显然已经承认自己处于迟到者的不利位置,但面对无可逃避的命运,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信,信任造物主,也相信自己。这显然与李白执拗的行事风格不同,杜甫始终相信,无论多么逼仄的人世间,仍有可以题写的空间在等待着他,甚至是专门为他的到来而静静等候在那里的。尽管留给后来者的可题写之处,很有可能只是前人余下的“物色”,但即便是边角废料,又有何妨?这种坚执与自信,让我们在文学史上看到了一个与李白全然不同的大诗人形象,而这种形象,也完全与我们心目中的那位吟哦着“诗是吾家事”的诗人情貌相吻合。杜甫在道林寺这里,以一种近乎自谑的轻松方式消解了前人带来的压力,四两拨千斤,完成了对人间“物色”的再次分配和拥有,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对道林寺的永久占据者,以致于晚唐诗人崔珏再来道林时,根本就不再提及先前题过诗的宋之问了:“我吟杜诗清入骨,灌顶何必须醍醐。”以示弱之势行霸气之实,杜甫反宾为主的做法,不得不令人叹服,难怪后来者嗟叹:“壁间杜甫真少恩。”(唐扶《使南海道长沙题道林岳麓寺》)不留余地,倾尽才华,这才是杜甫作为晚来的大师面对命运这一重大的人生命题时,所葆有的诗人本色。
“愿意工作的人将生下他自己的父亲。”这是基尔凯戈尔在《恐惧与战栗》中的论断。尼采在此基础上补充道:“当一个人缺少好的父亲时,就必须创造出一个来。”与其在焦虑面前缩手缩脚,倒不如放手一搏。问题是,如若已经有了一位好“父亲”或好“祖父”,作为后辈晚生究竟有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弑父”?如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我们屡见不鲜的现象:死去的前者会依附于正在书写的后来者身上,重新复活,而每一次复活,都是一次新生,一次无怨无悔、愿赌服输的登临。这是一个先来者与后到者相互唤醒、相互成全和相互致敬的过程。李白与杜甫采取的路径全然不同,但是他们都各自完成了对前人的超越,至少后来者与先临者打成了平手。无论是黄鹤楼、凤凰台,还是道林寺,都经由他们之手完成了自足的文学构造,诗人也因此参与到了对江山、自然、社稷的反复重建过程中,并由此获得了不死不朽的豁免权。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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