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文化交流中重要的途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甚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学习途径。经由翻译，中国的伟大作品逐步走向全世界，我们也得以看到众多远方的作家作品，这些对于人类共同体的认知与构建非常重要。如何选择自己的翻译对象？翻译能否成为人人可以进行的工作，优秀的译本多久需要更新？栏目主持人李黎与著名译者董继平展开对谈。

一

李黎：最近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去世，他今年95岁高龄，所以离世的消息带给人更多的不是悲痛，而是一种惆怅和惋惜。他此前多年似乎已经淡出了诗歌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晚年生活，作为他在中国最早的译者之一和朋友，您对他的晚年生活了解多少？

董继平：其实对于勃莱去世，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已罹病多年。2014年，《红岩》文学杂志创建“国际诗集”栏目时，首选推出的外国诗人就是勃莱；而在2015年，《红岩》文学杂志将首届“红岩文学奖·外国诗歌奖”授予他，我在第一时间用邮件通知他，却一直未见回复，后来不得不另外托请朋友、明尼阿波利斯“灰狼出版社”的编辑登门告知，他方才得知，并写下了“获奖感言”。原来，当时他就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容易忘事，而且几乎都不看邮件了。

多年前，勃莱就已经淡出了美国诗歌主流，这是因为他不混圈的缘故，但他并没有淡出诗歌，依然在隐居中坚持写作、翻译，笔耕不辍，到了八十几岁的高龄还继续推出新诗集。

李黎：勃莱的诗歌很多人都很喜欢，而且给人一种经久不衰的感觉。他的人生经历是什么样的？勃莱被称为“深度意象派”代表诗人，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流派的特色，以及勃莱的诗歌贡献？

董继平：在中国，的确有很多人喜欢勃莱的诗作，这是因为相比其他外国诗人，勃莱的作品对中国读者更能产生亲近感——他热爱中国诗歌，早年就号召美国诗人“要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2015年，他在写给首届“红岩文学奖·外国诗歌奖”的获奖感言中，就这样说过：“对于我，中国古典诗歌依然是人类所创作过的最伟大的诗歌。”同时，他还提倡创作“真正的美国诗”，因此其作品体现了以美国中西部自然风景为背景的特色；他还提倡“自然语言”，力图让诗歌返璞归真；他也深入自然意象，以个人的孤独和幽居来表现诗歌的客观性，在质朴的语言下隐藏着深深的内涵和联想，让人感觉清新。

勃莱生于明尼苏达州西部的麦迪逊，父母是挪威移民。他于1944年应征参加美国海军，当过雷达兵，二战后进入明尼苏达州的圣奥拉夫学院学习，一年后又转进入哈佛大学，在著名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许开办的创作班学习，与阿德里安·里奇、唐纳德·霍尔、约翰·阿什伯雷、肯尼思·科奇等人是同学。1950年毕业后，他在纽约度过了几年；1954年，他参加了艾奥瓦大学作家班，在那里学习了两年，与W·D·斯诺德格拉斯、唐纳德·朱斯蒂斯等诗人有同窗之谊。上世纪60年代，他参加反对越战运动，甚至把自己获得的“全国图书奖”的1000美元交给了反战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除了自己的创作，勃莱对于诗歌最大的贡献，是在“深度意象派”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1958年，他与友人比尔·达菲创办了诗刊《五十年代》，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依次改名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两千年》，虽然名字变了，纸张和印刷也更精美了，但内容风格始终没变。他经常策划和编选一些针对性很强的专辑，比如“法国诗歌”“西班牙诗歌”等，不仅亲自翻译外国诗歌，还专门撰写评论文章和编者按——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著名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最初就是由勃莱亲自译介到英语世界的。更重要的是，这份刊物还刊登了许多同时代的美国诗人的作品：加里·斯奈德、大卫·伊格内托……由于该刊旨在反对当时盛行美国的学院派诗歌，因此很快就成为反学院派诗人的阵地，以这份刊物为核心，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具有潜力的诗人，为美国诗歌积蓄了力量。这些诗人后来大多逐渐形成了“深度意象派”的主体。

《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

[美] 罗伯特·勃莱

译者: 董继平

敦煌文艺出版社

二

李黎：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翻译勃莱的诗歌？您觉得诗歌翻译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

董继平：1986年，我在偶然得到的一份英文版诗歌评论上，看到对勃莱出版的新诗集《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的评介文章，当时单从诗集名字来看，就觉得其很有价值，便通过另一位美国诗人威廉·斯塔福德辗转找到勃莱，他当即寄来了这部诗集和他的其他一些诗集，从此我们就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交往和友谊。完成《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的翻译后，其全部50首诗刊发在《中外文学》1988年第2期，迅速引起众多中国诗人的关注，成为研读对象。从此时起，我翻译出了勃莱的很多诗作，后来勃莱本人慷慨授权，还形成了集子，先后于1998年和2012年出过两版，目前正在准备第三版。勃莱为人极为谦逊、温和，他不仅本人慷慨授权，还曾经叮嘱我要关注他的好友、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作品，并亲自给特兰斯特罗默打招呼，授权给我。

诗歌翻译最核心的元素就是牢牢把握住诗人的精神语言。这种语言超越了字面语言，也可以说是字面语言的回响。在我看来，翻译就像两条平行的轨道——一条既不能远离另一条，也不能与之重叠——因为无论译文再怎么优美，始终都不能完全跟原文媲美——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译者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译文与原文平行。勃莱的作品沉浸在一种自然、宁静、朴质但又不失深邃的氛围中，因此翻译时也得进入相应的状态，否则就无法与之平行。

李黎：和您这种与原作者关系密切，随时可以交流的状态相比，有很多译者可能终其一生也没有和原作者产生交往，这要么是因为他所翻译的原作者年代久远，不可能见面，要么是他的翻译可能更多是一种带有商业生产性质的工作，您个人觉得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相对疏离的状态？

董继平：这是个好问题。在译者翻译一些缺乏交流的诗人作品时，首先得把握原作者精神要素——尽管可能诗人已不复于世，但他的诗歌精神始终在那里，就看你能否把握与进入了。而商业性操作的翻译文本，就纯属“被动翻译”了。所谓“被动翻译”，往往由某某出版社决定一本书的选题，然后请一位懂外文的译者来翻译，也不管译者是否对自己所要翻译的原作者和文本有了解和兴趣；另一方面，译者即便是对原文本没兴趣也会翻译，以便于日后评奖、评职称所用，如果自己没时间，就可能让自己的学生来翻译初稿，最后自己审校一遍。还有就是，由于翻译稿酬普遍较低，一些出版社请不起好译者，所以就请研究生甚至大学生来做，但由于其水平毕竟有限，这类译者翻译出来的作品质量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些译者为了省事，干脆“抄译”。

我一般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或者说打动自己的作品，也就是说，喜欢“主动翻译”，基本上不承接出版社指定的选题，但也有少数例外。几年前，有出版机构请我翻译美国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因为菲茨杰拉德的个人经历常常令我感叹，而且我曾经在他长期生活的美国纽约长岛生活过一段时间，拜访过他当年生活的环境，因此对这本小说的背景很熟悉，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作者的精神，便答应了下来，并在热情的状态下予以完成。

《勃莱诗选》

[美] 罗伯特·勃莱

译者: 董继平

三

李黎：您觉得还有哪些与勃莱类似的外国诗人可以值得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

董继平：除了勃莱本人，值得译介给中国读者的诗人其实还很多。比如同属“深度意象派”的诗人詹姆斯·赖特、W·S·默温、拉塞尔·埃德森、查尔斯·西密克等人，都是很优秀的诗人，但其风格和手法跟勃莱多有不同之处，而正是这类差异性，才值得让我去关注。其他国家的诗人也多有优秀者。就诗人风格和诗歌手法而言，我觉得在北欧的冷抒情（比如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奥拉夫·豪格等）、东欧的反讽（比如马林·索列斯库、日比格尼夫·赫伯特等）和拉美的魔幻（比如奥克塔维奥·帕斯、罗贝托·胡亚罗斯等）特征下写作的诗人，都应该予以关注。因为这些诗人的作品具有特质——即不可复制性，这就是价值。

李黎：翻译工作对任何国家地区的文化都非常重要，当下的翻译应该也达到了某个高度。以前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翻译经历过几次高峰期，一是从东汉到宋朝的佛经翻译，二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到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工作。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新世纪、新时代的翻译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您觉得这是延续了上世纪80年代的风气，还是另有不同？

董继平：您所说的几个翻译高峰，大体上我是认同的，但又不完全认同，特别是在新世纪、新时代的翻译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当今互联网非常发达，确实促进了翻译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泥沙俱下的问题——好译本当然不少，但不好的自然也很多。这是由于译者的学养参差不齐所致。是不是有些人懂外文，就可以翻译外国诗歌了呢？我觉得，翻译家首先应该是审美家、鉴赏家，如果译者自己都不能鉴别出原作是否有艺术价值，是否值得翻译，那么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了——目前，这样的现象真还不少。

诗歌翻译的另一个问题，就在于翻译界的功利现象，即原作者作品本来优秀，但长期无人问津，而一旦原作者获得诸如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国际大奖，便一窝蜂去翻译。试想，在辛博尔斯卡和布罗茨基这两位诗人获得诺奖之前，中国又有几个译者去关注过他们？

读者阅读翻译文本时，也不要一味盲信所谓的专家译笔。前些年，不是有某大学教授把“蒋介石”译成了“常凯申”，还由庙堂级出版社出版了吗？其实，类似“常凯申”的翻译事故早就有之。上世纪90年代，某庙堂级专业学术单位的一位专家，在翻译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作品时，将其某首诗的引言部分中的“I Ching”（《易经》）活生生地翻译成了“艾青”，错就错了罢，没想到这位专家还以此误译为据，在那本书的序言中煞有介事地宣称帕斯赞赏艾青的诗云云——其实，两人写作风格相去甚远，从来不曾有过交集，所以就谈不上赞赏了。还有的译者，把帕斯的那种神秘晦涩的超现实主义诗作译得通透、流畅、抒情，甚至还押韵。

因此，诗歌翻译还是得由诗人来完成。尽管庙堂之高，但江湖也远，恐怕高手还是在民间。

四

李黎：记得您说过个人经历，以前从事过多种职业，后来逐步转行做翻译，这个跨度所依赖的应该是翻译的质量数量，在您的个人翻译史上，哪些事比较重要？

董继平：尽管我早年从事过多种职业，但一直在写诗，而且始终想写得更好、写得超越他人，因此写得就不多。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写作以来，就跟文学尤其是诗歌如影随形。到了1986年的某一天，我突然读到英国诗人、作家D·H·劳伦斯的一首诗《死亡之舟》的原文，喜欢不已，研读了一个月后，便将那首100多行的诗翻译了出来——那是我翻译的第一首外国诗歌。进入新世纪，我开始翻译一些外国散文和小说，尤其是美国自然文学，但我所选择的前提是原文本需有一定的诗意。如果要说我的个人翻译史上有哪些重大事件，或者说有哪些产生过影响的译文，恐怕首先当推早年翻译的勃莱诗集——《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其他就是美国自然文学系列，还有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李黎：白话文以来，翻译工作确实为我们带来了丰富文本，以及全球性的视野，您个人尊崇的译者有哪些？有哪些经典译本可以推荐？

董继平：20世纪以来，国内出现过一些翻译大家，其翻译作品已成为划时代的经典。至于外国诗歌翻译，我觉得查良铮（穆旦）、卞之琳、王佐良、袁可嘉等人治学严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楷模。

我最后的建议，再好的译本也需每隔20年左右重新修订一次，因为时代毕竟在进步，语言也在进步，由于语言的隔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语言肯定不再适合当下的年轻读者尤其是学生。难怪我儿子的中学老师曾经满怀疑惑地问我：为什么现在的学生不喜欢阅读一些名家翻译的世界名著呢？我想原因就在这里。

李黎，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拆迁人》《水浒群星闪耀时》。《读家对谈》栏目嘉宾主持。

董继平，诗人、翻译家。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事诗歌翻译。担任过美国《国际季刊》编委。译有20世纪外国诗集30余部、外国自然文学20余部及经典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等。1991年获得国际加拿大研究奖。1993年参加美国艾奥瓦大学“国际作家班”，并被授予“艾奥瓦大学荣誉作家”头衔。现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