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蛛网琴弦的苹果树——塞弗尔特和他的诗歌
乔治·吉比安 著
远洋 译
1
1984年10月,当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的时候,他是灿若群星的捷克诗人中最后一个幸存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本世纪第三个十年里声名鹊起,并且一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塞弗尔特是现代捷克诗歌的元老级人物。他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文学类型——民族诗人的化身,这种类型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已经消亡了。
与讲英语的公众相比,捷克人更广泛地阅读和欣赏诗歌。虽然只有大约一千万捷克人,但捷克诗人的作品出版和销售数量,却常常比美国诗人的作品在美国出版和销售的数量要多出几倍,而美国人口是捷克的二十倍。或者,换句话说,捷克人人均购买的诗集数量也许是美国人的50倍。
在捷克共和国,诗歌被认为是一种标准的日常活动。著名诗人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们的作品被广泛引用和讨论。他们受到人民和精英的尊重;他们总是被请求支持,他们的敌意也为统治者所畏惧。当塞弗尔特病得很重的时候,人群聚集在他的房屋外面,静静地站着,自发地表现出担忧和崇敬。
捷克诗人被期待表达这个民族对日常生活问题——爱情、自然和死亡的深刻感受,也要对重大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比如1937年马萨里克总统去世,1939年德国人占领这个国家,以及捷克历史上的一系列里程碑事件,举国上下都在等待他们对这样的全国性事件的诗意评论。
在塞弗尔特的诗歌背后,隐藏着捷克文学的悠久历史,它有几个特别突出的时期:中世纪,17世纪,浪漫时期,以及19世纪晚期。在20世纪上半叶,抒情诗歌主导了捷克文坛。一大批诗人写出了杰出作品,如果用诸如英语、法语或德语等世界性语言写成的话,可能会在国际上广为人知。在此期间,有一些杰出的小说和戏剧(如恰佩克、哈谢克和范杜拉的作品),但捷克文学的主要能量是在诗歌中涌现了出来。
现代捷克诗歌以自由组合的意象和强烈情感为特征。因为这样的诗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捷克语的声音——元音和辅音的形式、元音的长度、重音——对于翻译家们来说,很难将它的一些特质带入其他语言中。这也妨碍了捷克诗歌在国外变得更加广为人知。
2
对塞弗尔特生活和文学活动的简要介绍,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他作品的译本。
1901年9月23日,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叫做济之科夫的工人阶级街区。在他的一生中,他喜欢回忆起他在小镇上的童年时代,那里有浓郁的无产阶级气息,有许多公寓、铁路、阳台、酒馆,甚至还有自己的方言或俚语——堪比伦敦的当地土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济之科夫青年的强硬、傲慢的言谈举止都留在塞弗尔特身上。诗人弗拉蒂泽克·哈拉斯 ,后来的塞弗尔特最亲密的朋友,描述了他们在摩拉维亚首府布尔诺的第一次相遇:
塞弗尔特到达。我无法忘记我们在七月里一天中午的会面。我看到有人在街对面迈着水手的步伐走着。一条温暖的围巾,而不是可拆式衣领,一只烟斗;他不停地吐痰。在那些日子里,一个诗人难免就像那样。我凭直觉走向他问:你是塞弗尔特吗?”“你是从济之科夫来吗?”我不是从济之科夫来,但他就是塞弗尔特。
塞弗尔特的母亲是天主教徒,他的父亲是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塞弗尔特对他们俩都感到温暖。虽然他的父母很穷,但他们并非赤贫。塞弗尔特能够在一个只有少数男孩参加的、准备升大学的高级中学学习。他没有毕业,而是早早地离开了高级中学,开始做记者,投身于文学事业。后来,他带着温和的自嘲开始描述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开端。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而未来的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奥匈帝国的一个省,十几岁的塞弗尔特写了他的第一首诗。他最早的诗歌,通常是高度说教的,表现出对无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同情。当捷克斯洛伐克在1918年10月独立时,塞弗尔特与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建立了联系,当共产党在1921年组建时,他成为第一批党员中的一个。
塞弗尔特的第一部诗集《泪城》,通常被认为是所有捷克诗歌中最无产阶级的作品,但即使是在那里,诗人塞弗尔特也战胜了政治的人。在他的诗歌中,爱以自己的方式反对革命行动的激情。那些优先考虑公众利益的革命者不赞成塞弗尔特诗歌中的这些段落:
爱是巨大的
你会发现
即使全世界都发生了革命
某块绿草地上
情人们依然有时间手拉手
彼此依偎着头。
塞弗尔特认为,对于穷人,革命主要是未来幸福的源泉,是人民的狂欢节,而不是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和暴力;在他内心里,爱比恨更强烈。
他的一些早期诗歌在完全谦逊的朴素和直率方面已经非常突出:
我有一扇窗户,
一个春日漂浮在窗里
像河上一艘插着粉红旗帜的船,
我有一只狗,它有人类的眼睛,
我有一个蓝色笔记本,本里有
三十三个漂亮女孩的名字。
所以我没有忘记
我有一只空鞋油盒,
窗台上一个悲哀、干涸的花盆,
我的纽扣眼里的一朵花
和我心中的泪水。
塞弗尔特的一些现代主义朋友(卡雷尔·泰格 ,斯坦尼斯拉夫·纽曼 )在让他远离他早期的无产阶级诗歌风格、并将他带入先锋艺术圈方面发挥了作用。1920年,塞弗尔特是一个名叫“旋覆花”的艺术家和作家的现代主义组织创始人之一。它的名字是一种药草或野花,词源学上意思是“九种力量”,或“九支军队”。
在20世纪20年代,塞弗尔特的生活和工作与这个重要群体和一个叫做“诗歌主义”的相关艺术运动密切相关。在其宣言的简短段落中,提出了“旋覆花”雄心勃勃、自负、夸张的抱负:
在今天所有创造性的人类工作前面,都有一项艰巨任务,那就是重建这个世界。诗人和思想家与革命战士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他们的任务相同……通往明天的道路只有一条路……昨天的艺术,不管我们叫它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还是表现主义,都认为“事物本身”是美丽的,那已经够了。
“旋覆花”敦促人们超越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方向中的“事物本身”。“诗歌主义”将生命本身视为一种艺术形式,并渴望将所有艺术都纳入其庇护之下。它的乌托邦式的目标是将生活与艺术融合在一起,这样在遥远的未来,艺术将成为生命和生命的艺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可以解读这个崇高而模糊的目标。它的主要理论家是塞弗尔特的朋友卡雷尔·泰格。
对于塞弗尔特和他的年轻、充满挑衅、有时爱出风头的朋友们,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时代,他们总是生气勃勃地沉浸在诗歌、新闻、艺术和政治讨论中。这群紧密团结的年轻男女们经常在咖啡馆和酒吧里聚会,讨论艺术和生活,并创作出非凡的文学艺术作品。他们觉得(他们也是)创新、大胆而激进。
诗歌寻求松散的关系。隐喻和思想应该更自由地发挥作用;诗歌是一种用词语来想象的游戏。在塞弗尔特的“诗歌主义”时期(像E.E.卡明斯 的作品一样)里,关联的连续性和清晰性变得模糊或完全中断。
香烟烟雾
攀爬
一个游客在阿尔卑斯山
阳光下和深处
在一面陡峭的悬崖上
勃朗峰的山峰
玫瑰的杂技
从云彩中,
升向星星
无聊的枕头
喝着它们
诗。
这一运动也被其地理环境的氛围所渗透:布拉格古城抒情诗调的、郁郁寡欢的环境,有河流、桥梁、公园、建筑上的纪念碑和教堂。塞弗尔特的诗歌对布拉格的描述总是非常丰富。
塞弗尔特为各种报纸和评论写作,其中几份是共产主义刊物。他还在布拉格一家共产主义书店和出版社工作,20世纪20年代末,他编辑一本共产主义插图杂志。
塞弗尔特的第一本诗集《泪城》于1921年出版。20多岁的时候,他继续出版自己的诗歌,以及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 的诗歌译本,保罗·魏尔伦 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等法国诗人的诗歌译本。塞弗尔特和他的朋友泰格,经过维也纳、意大利北部、马赛和巴黎,进行了一次漫长旅行,并造访巴黎两次以上。他也曾在1925年和1928年在苏联旅行。
在20世纪20年代末,塞弗尔特开始意识到“旋覆花”已经失去了对他和他的朋友们的价值。1929年,他与其他8位著名捷克共产主义作家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反对共产党的新领导层在文化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他被开除出党(不像他的其他签名的伙伴,他从来没有重新加入)和“旋覆花”社。之后,他曾短暂地担任过各种出版物如社会主义民主日报《人民权利报》的记者和编辑。他写了很多诗集,并编纂、编辑了19世纪捷克诗人维茨斯拉夫·哈勒克 和扬·聂鲁达 的作品。
在他1929年、1933年和1936年的诗歌作品中,塞弗尔特发展出了他的悦耳语音的特有用途:他的诗歌经常被压缩,有一种像歌一样的品质,并且强调了声音资源(语调、韵律、谐音和头韵)。诗歌阐释了他那微妙、易逝、抒情的艺术,包括《蜡烛》、《你有像雪花一样苍白的皮肤》和《 维纳斯之手》。
大约在1930年,塞弗尔特的诗歌达到像歌曲一样技艺精湛的高峰。他使用了常规的诗节形式,巧妙的韵律和频繁的叠句。在这一时期,他优美的诗歌最偏爱的主题是女性的美丽和温柔,以及爱的短暂性。
1937年,他的书名叫《八天》的诗集表达了大多数捷克人对他们的第一任总统托马斯·加瑞格·马萨里克去世的悲伤。马萨里克是一位哲学家和政治家,象征着第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民主和独立精神。他下一个诗歌周期的《把灯熄掉》(1938),是那些日子的诗歌日记,记录了最初的兴奋和随后的忧郁——当希特勒的德国威胁捷克斯洛伐克时,当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由于人民的热情支持动员起来和准备保卫国家时,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之后,总统贝奈斯却命令军队放弃国界。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被纳粹军队所占领。塞弗尔特在德国占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了三部诗集,在此期间,他试图以尊严来强化民族求生存的决心。他的诗表达了对他的祖国、布拉格和捷克语言的热爱,它们赢得了捷克公众最广泛的赞誉。在1939年到1945年之间,他上升到非官方的民族诗人的地位。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他自己在1945年5月德国占领的最后几天里的危险经历。
1945年5月,随着国家的解放,塞弗尔特再次成为新闻界的活跃分子。然而,在1948年2月共产党执政后,他发现自己受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追随者的诋毁,被视为异类、资产阶级和非共产主义者。他退出了公众生活。他的出版物仅限于编辑捷克作家的作品和翻译。他翻译的圣经歌曲特别出色。
然而,在1954年之后,在文化解冻时期,他过去作品的选集连同一些新诗开始出版。1956年,在苏联自由化时期,他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第二届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但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人民的良心。相信我,恐怕我们已经有好多年不是了;我们不是群众的良心,不是数百万人的良心;我们甚至还没有成为我们自己的良心。如果有人对真相保持沉默,他就是在撒谎。”
塞弗尔特要求承认和纠正斯大林时代的违法行为,让不公正的受害者得到补偿。这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其脆弱的爱情诗而闻名的诗人,现在成了公民意识和公众态度的代言人。
塞弗尔特的演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当时诗人的外表一样。塞弗尔特拄着拐杖艰难地走着。然而,当他坐着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一道峭壁悬崖:一动不动,坚实,可靠。同样令人难忘的是塞弗尔特的诗句,
邪恶依旧
从人类的骨髓中升起,
溅满血污,像牙科诊所的楼梯。
在经历了十年重病的沉默之后,塞弗尔特带着一种令人惊讶的新的诗歌风格出现。在《岛上音乐会》(1965)和后来的作品中,他为了纯粹的、陈述性的、质朴的自由诗,放弃了很多歌一样的调子、韵律和隐喻。1967年,在布拉格的春天,他获得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的奖项,同年被授予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1968年8月,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干涉刺激了塞弗尔特,当时他病得很重,从病床上起来,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作家联盟大楼。作家们推选他为独立协会代理主席。一年后,这个协会被解散了。孤立的、生病的塞弗尔特继续写作。他的诗被打印和散布在几百份地下出版物上。他住在布拉格郊区,帮助那些拜访他的人,并写下了他作为诗人漫长一生的回忆。这些回忆录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布拉格文化生活百科全书。在书中,塞弗尔特把他的私生活细节与捷克作家、艺术家和记者60年的交往混合在一起。从这些回忆录中选了十章编在这本书里。
从1968年到1975年,只有出自他的旧作品的选集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但他的一些新诗发表在国外出版的捷克期刊上。1976年8月16日,在一封致德国小说家海因里希·博尔 的公开信中,塞弗尔特要求对一个发现自己受到攻击的捷克音乐团体给予支持。在这封信之后,起草并颁布了《七七宪章》,塞弗尔特是它最早的签名者之一。
随着岁月的流逝,塞弗尔特的新作品再次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埃瓦尔德·奥泽斯、林恩·柯芬等人的英文译本在英国和美国问世。他的选自不同时期的诗选在多伦多和布拉格用捷克文出版。当他的回忆录《世界美如斯》(1981)在多伦多用捷克文(由68家出版商)出版的时候,在西德科隆,也出版了一个来自68种图版的类似版本,采用同样书名,但有少量删除和改动,又在布拉格出版。
塞弗尔特的病情迫使他多次住院。他的诗歌经常与死亡有关:
当我在疼痛中倒下时
死神用唾液弄湿手指
来扑灭
我的血红色火焰,
她,朝我挪到最近
跪在我身边
弯下腰
把甜蜜气息呼入我的肺里——
长吻就像对一个被淹死的人。
他,已经离去
重新睁开眼睛
用他的手疯狂地抓
她靠在他身上的肩膀,她的头发。
也许没有爱的生活是可能的
但没有爱就死去
是绝望。
我的人生很快走完全程。
它太短了,
而我漫长的渴望
无穷无尽。
在我知道之前
我生命的终点已经临近。
死神很快就会踢我的门
进来。
在那一刻
从恐惧和惊骇中
我将屏住呼吸
并忘记再次呼吸。
在塞弗尔特于1984年10月获得诺贝尔奖后,世界的目光终于转向了他。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和报纸记者突然间向他涌来。他继续写诗,但又患上了病毒性肺炎。在他的病房里,本书编辑最后一次拜访他,塞弗尔特像往常一样机警、活泼、亲切。他对许多话题——他身边远远近近发生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他问了关于美国生活、朋友、政治、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他叙述了在布拉格和巴黎、在他年轻时和最近发生的一些有趣事件和不幸事件。1986年1月10日,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去世。捷克失去了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间出生的一群杰出诗人中的最后一员。
3
在他的一生中,塞弗尔特被物质世界的美丽所吸引。他谦逊质朴,用他对生活的热爱和他的快乐来感染读者。他是一个感官世界的诗人,不是超越、焦虑、恐惧或颤抖的诗人。他不是一个博学的或知识分子诗人,而是一个现实的、受欢迎的诗人。不是理论和抽象,而是生命的感觉和情感上的价值引起了他的关注和赞美。
正如一位捷克评论家扬·弗拉迪斯拉夫 所言,布拉格的巴洛克式宫殿对塞弗尔特述说着爱情和女性皮肤伸手可触的温柔。布拉格的庭院、小巷、大门、门廊和花园,也类似于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另一种欲望:人类追求和谐与满足的心愿。
他善意、温和地接受生活的乐趣,是一个非常不加尔文主义的人,一个没有负罪感的人。塞弗尔特阳光灿烂的诗人性格在20世纪是罕见的。它和莫扎特有很多相似之处。他的趋光性倾向朝着令人愉悦的生活乐趣,而这依赖于两个重要基础:同情他人的痛苦和温和的讽刺。
塞弗尔特对那些痛苦的人的关心,最明显的体现在他对二战期间犹太人所遭受苦难的关注。塞弗尔特是一位杰出的非犹太人诗人,他表达了对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恐怖和悲怆之感。一次又一次他回到这个主题,有时在附带的引用中,有时作为他的主题,例如在他的诗《最后一首歌》,关于小亨黛尔,一个捷克的犹太女孩死于纳粹集中营,还有在他的回忆录中关于埃尔莎——一个集中营中孤零零的幸存者的那一章里。犹太人的命运从来没有远离塞弗尔特的意识。他的引证从旧约全书,到布拉格古老的犹太公墓,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涵盖了广阔的时间范围。他不但凝思详述犹太人的苦难,而且不断诉说植根于犹太人传统的快乐和爱的能力;他翻译了《歌中之歌》,他还经常提到犹太妇女的美丽和微笑。
讽刺,尤其在他的自嘲式讥刺中,是另一种塞弗尔特诗歌的品质。这是他的特征,如在他的回忆录里叙述的,当他面对死亡,在1945年5月被德国人立即处决的威胁时,他没有想到宗教或形而上学主体或宇宙的恐怖,而是想知道住在附近公寓的人午餐在烹调什么食物,然后突然想起公共厕所墙壁上一幅不雅的女像画,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那幅画常常使他神魂颠倒。他没有虚伪的骄傲,没有必要摆出英雄的姿态。他一再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的不英勇。
正如塞弗尔特从来都不妄自尊大或华而不实,因此他的诗歌显示了一种决心,即不让快乐和美丽的颂词建立在自我欺骗的基础上。不敬和怀疑总是近在咫尺。塞弗尔特曾经准备好刺穿气球,尤其是他自己的气球。例如,他那轻快的《公鸡十四行》,就说明了这一点:
公鸡,我被你的歌声吵醒了
好像我忘记了那些正在睡觉的人,
我大声地唱着歌,摘了一串葡萄——
我们刚好在葡萄园里骑马。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能活得多么美好;
你看起来像我。
我们都唱歌,拍打着翅膀,
都留在地上。
你在屋脊上的金属形象
随风转向,像我一样。
我们的梦想一直在继续;我们的跳蚤继续跳。
不,我不是为爱而哭泣;
鳄鱼的眼泪就像鸡饲料
是我在悠闲时从海边捡的。
言说者不忘一直存在而且在“跳”的“跳蚤”。在其它地方,塞弗尔特喜欢引用朋友的攻击——说塞弗尔特从一个小村庄到大城市咖啡馆许多次旅行的动力,不是由于他爱咖啡,而是他怀念布拉格下水道的气味。布拉格,塞弗尔特最喜爱的城市,有雕塑、教堂、音乐和美丽的女人,也有他难忘的污水气味。在他的回忆录里,塞弗尔特回忆十六岁时的他,并因为爱女性之美永远令他引人注目,他也强调,她住在妓院,门口有一个老虔婆在把守,一只肥鼠正拖着脏东西爬过门槛。塞弗尔特坚持确认生活各方面的事实。
对塞弗尔特来说,随时准备削弱他自己的感情和渴望来得自然,但他的基本取向并不是一个揭穿真相的人。他可能会嘲笑他青春期的浪漫梦和多愁善感,但追随在女人之后的、他所谓少年的“跛足”和“蹒跚”,他对诗歌孩子气的神化,仍然是他生命的两极。他因此而自豪并致力于此,甚至是在讽刺完一切之后。
塞弗尔特的语气通常像一个亲密的朋友。他对读者说话,就好像他和他的读者是同志,在分享一种共同的文化和对生活的态度。“当然”、“正如我们所知”这些插入式的短语在塞弗尔特的诗歌和回忆录中经常出现。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捷克文化的引用,范围从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到布拉格的雕塑及其它建筑地标。他这样说话,好像他能假设每个人都知道莫扎特在布拉格时的住处、他在那里创作的东西,或者是马哈 ,甚至是他心上人的名字。正因为如此,外国读者(以及年轻一代的捷克读者)可能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注释和说明。由于这个原因,在本书后面附上一个标识人名和地名的术语表,以及一些解释性尾注 。
在这本诗选中,收录诗歌的选择标准有三个:内在质量、代表性和可译性。我们努力从塞弗尔特不同时期作品中选择诗歌,以显示他的各种风格。我们也更倾向于涉及到普遍的主题的诗歌(以及散文回忆录中的短文),我们倾向于避免那些严重依赖于捷克特殊情况和兴趣的诗歌。由于塞弗尔特早期和中期的诗歌往往严重依赖于声音效果,所以很难在翻译中保留它们的许多品质。由于这个原因,虽然选入了这些时期的一些诗歌,但本书中大部分诗歌都是由20世纪50年代以来写的诗组成,那时声音对塞弗尔特的作品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塞弗尔特作品背后的诗歌传统主要来源于两个文学血统:捷克的主要诗人(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卡雷尔·马哈及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广泛阅读的诗人,尽管在国外鲜为人知,比如卡雷尔·埃尔本 、扬·聂鲁达和雅罗斯拉夫·弗尔赫利茨基 );还有法国的大师们,其中一些人(保罗·魏尔伦、夏尔·波德莱尔 、布莱斯·桑德拉尔 、儒勒·苏佩维埃尔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等人)被塞弗尔特翻译过来。
塞弗尔特的诗歌是从一个相当短暂的无产阶级阶段开始、经过漫长的现代主义时期,发展到他最后二十年简单、透明、对话的阶段。然而,在他的一生中,相似的倾向显而易见。自始至终,他的重要主题是爱和女性之美,布拉格和捷克民族的命运,以及感觉上的愉悦和生活的乐趣。只有稍微不那么重要的主题是死亡、悲伤和痛苦;巴黎和法国文化;以及莫扎特。
在20世纪60年代,当塞弗尔特转向一种不押韵的诗歌——这是一种亲密的、几乎是书信体的诗,情色仍然是一个重要主题;但受难、痛苦、死亡和忧郁都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他后来的诗歌看似平凡,却具有迷惑性。在它们散文化的叙述中,有一种奇怪的张力。塞弗尔特突然带着尖锐的词语或诗句跳出来,这些都是更强有力的,与上下文轻盈笔触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适应了阅读一种普通的、甚至是平庸文本的期望,而后这首诗让我们震惊于一些原创的东西,掉头回溯,就改变了我们对前面段落的看法。我们看见它们是有创造力的,有偏见的,有严格要求的。
4
当我在1985年2月访问塞弗尔特时,他表现得很活泼、机警、调皮,并且急切地想问问题。考虑到他过去的疾病和住院治疗,我开始多次告辞,以便让我的出现不会让他太过疲惫,但每次他都坚持要继续交谈,并为他的客人和他自己斟酒。
塞弗尔特的房间在一所带花园的房屋里,这所房屋围绕着一道有小门的栅栏,坐落在一条安静的郊区街道上,这里是布列夫诺夫区一座小山的山脊,布拉格的别墅住宅区之一。在场的,是他的女儿嘉娜,一个精力充沛、有条不紊的人;他的儿子,一个安静、谦逊的科学家;还有两位捷克访客,一位诗人兼翻译,一位记者。塞弗尔特的妻子,由于听力困难,每隔几分钟走进房间一次,但没有加入谈话。塞弗尔特和他的女儿采取了主动,在不同的方向引导谈话。
塞弗尔特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喝着茶和白葡萄酒,是一个周到细致、热情的主人。他的书房中充满了与他的诗歌和他的特殊感情相关的物品——雕像,包括天使和圣母的头像,捷克诗人的作品,捷克的民间艺术,野花的图片,还有一张传奇山照片,在这座山上,捷克人的祖先停下来,决定在现在的捷克共和国中定居。
他是一个天生健谈的人。他讲述的故事的时间范围从他的童年到我们谈话的前一天。他讲述了前一天下午,随着学生们的欢乐合唱团,瑞典皇家科学院派出的一名科学家对他进行与授予他诺贝尔奖有关的礼节性拜访。塞弗尔特说,瑞典科学家问他的一件事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吻是哪一个吻。
塞弗尔特显然对他给出的答案非常满意。他告诉客人,两个吻是并列第一的。一个是他第一次吻那个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人。第二次是在一个朋友很久以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那个装有捷克国王珠宝的密室没上锁,如果塞弗尔特赶紧的话,他就可以来看看它们。塞弗尔特冲到大教堂,用自己的双手触碰了捷克国王的王冠,然后俯下身亲吻了它。这是他一生中两次接吻的第二次。瑞典的要人非常喜欢他的回答,塞弗尔特眼中闪烁着光芒说:“瑞典人喜欢这样的事情。”
塞弗尔特对他在国外发表的诗歌译本产生了浓厚兴趣,提出了许多关于它们的问题。他特别高兴的是,他的诗集由居住在西班牙的捷克妇女莫妮卡·兹古斯托娃 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在巴塞罗那出版。塞弗尔特显然对加泰罗尼亚人有一种特殊的同情,或者是兄弟般的情谊,像捷克人一样,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少。
他带着特别的热情回忆起他的朋友、已故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罗曼·雅各布森 ,他自豪地指着自己桌子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雅各布森象征性地用举得高高的一只手打手势。塞弗尔特说,这是雅各布森死前最后一张照片。
关于他自己的诗歌,塞弗尔特强调,尽管他最近的诗歌可能不押韵,但他的诗句中有许多内韵和其他的声音形式,这是不容忽视的。
在另一个场合,对另一位采访者,塞弗尔特雄辩地总结了他在诗歌、感性和自由之间的连接方面的观点,这也可以用来适当地总结我们对他作品的介绍:
我的出身是无产阶级,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诗人。但随着年龄增长,人们会发现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世界。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发现了感性……所有的语言都可以被认为是为了获得自由,去感受自由的快乐和感觉。我们在语言中寻求的,是能够表达我们最私密想法的自由。这是所有自由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它最终以政治自由的形式出现……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努力不去撒谎:仅此而已。如果一个人不能说真话,必须不说谎,但可保持沉默……
诗歌具有我们所需要的微妙之处,能够描述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我们用人类声音说话的事实使诗歌直接触及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感觉到我们被涉及的整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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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它使我有了闲暇和安静的时间,在科莫湖碧堤半岛塞尔贝洛尼别墅的研究中心对这本书进行了最后修订;感谢猫鹊出版社罗伯特·韦克斯勒的许多优秀建议;以及凯伦·布雷泽尔教授关于如何改进英语文本的许多优秀建议。
至于1985年在布拉格与塞弗尔特先生的一系列私人会面,是一种喜悦和鼓舞。能成为他一贯亲切待人的方式和他的诗歌天赋的见证人(在他的随意谈话中也表现得非常出色),是莫大的恩惠。
乔治·吉比安
康奈尔大学
伊萨卡岛,纽约
2018.8.1-8.8译
译注:
弗朗蒂泽克·哈拉斯(František Halas,1901—1949),二十世纪捷克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一个评论家和翻译家。作品有《棕褐色》、《工人》、《我会回到这里》等。
卡雷尔·泰格(Karel Teige,1900-1951),捷克现代主义前卫艺术家、作家、评论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旋覆花社的发起人,还曾担任旋覆花月刊《红》的编辑和平面设计师。该社提出“应把反映新生活内容的作品放在一切新的艺术作品的首位”。后来的新浪潮电影运动也正是秉持着这一创作理念。1923年,卡雷尔•泰格和维迭兹斯拉夫•奈兹瓦尔(Vítězslav Nezval)在艺术界发起一项名为“诗歌主义”(Poetismus)的运动。同时,卡雷尔•泰格也涉足电影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电影的文学性和诗性的文章,将电影也纳入“诗歌主义”运动的创作阵地。他关于建筑理论的主要著作之一是《最小住宅》(1932)。
斯坦尼斯拉夫·纽曼(Stanislav Neumann ,1902—1975)是捷克演员。从1930年到1973年,他出演电影90部以上。
E.E.卡明斯 (Edward Estlin Cummings,1894 —1962), 出生在美国麻省剑桥,就读哈佛,曾在巴黎学习艺术。美国诗人,画家,散文家,作家和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约2,900诗歌,两个自传体小说,4个剧本,数篇论文,以及无数的素描和油画。他作为一个卓越的20世纪的诗歌语音而闻名。
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1880-1921),俄罗斯诗人,出版有诗集《丽人集》、《陌生的女郎》、长诗《十二个》等。
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诗人,象征主义派别的早期领导人。他的著作包括:《农神体诗》(1866)、《美好之歌》(1870)、《智慧》(1881)、《过去》(1884)、《平行》(1889)。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9),法国20世纪最有特色的诗人和小说家,超现实主义文艺运动的先驱之一。他是一个私生子,从小跟随母亲在南方生活,后来到巴黎打工,从事种种小职业。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过重伤,这大大地影响了他的健康,致使他在39岁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是具有前卫精神与实验技巧的第一位现代欧洲诗人,他将绘画技巧引入诗歌写作,他创作的图象诗持续被后人所争论和学习。阿波利奈尔的作品相当庞杂,最重要的是诗歌。诗集有《动物小唱》(又名《奥菲的随从》)(1911)、《醇酒集》(1913)、《美好的文字》(1918)及小说集《异端派首领与公司》(1910)、《被杀害的诗人》(1916)等。
维茨斯拉夫·哈勒克(Vítězslav Hálek,1835—1874)捷克诗人、作家、新闻工作者、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
扬·聂鲁达(Jan Neruda,1834—1891)捷克记者、作家、诗人,艺术评论家;捷克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也是“五月派”的成员。
海因里希·博尔(Heinrich Böll,1917—1985)是德国最重要的二战后作家之一。1967年获得格奥尔格·毕希纳奖,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扬·弗拉迪斯拉夫(Jan Vladislav,1923—2009)捷克诗人和翻译家。
卡雷尔·马哈(Karel Macha,1810—1836)捷克浪漫主义诗人。
译者在所有涉及到地名特别是人名处编写了更详细的注释。
卡雷尔·埃尔本(Karel Erben,1811—1870)19世纪中期捷克民俗学家和诗人。
雅罗斯拉夫•弗尔赫利茨基(Jaroslav Vrchlický,1853-1912)捷克作家,诗人,剧作家和翻译家。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夏尔·波德莱尔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在欧美诗坛具有重要地位,其作品《恶之花》是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集之一。从1843年起,波德莱尔开始陆续创作后来收入《恶之花》的诗歌,诗集出版后不久,因“有碍公共道德及风化”等罪名受到轻罪法庭的判罚。1861年,波德莱尔申请加入法兰西学士院,后退出。作品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美学珍玩》、《可怜的比利时!》等。
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1887—1961)瑞士法语诗人,随笔作家。曾创造一种有力的心诗歌风格,以表现充满奋斗和艰险的人生。诗集《纽约的复活节》(1912)和《西伯利亚大铁路和法国的小让那的散文》(1913),都是游记和挽歌的结合物。对桑德拉尔来说,诗歌就是以大胆的新手段行之于文的行动,即:用时断时续、中间有省略的节奏传达的一大堆形象化比喻、感情、联想、惊人效果和与此同时产生的印象。桑德拉尔的销售《到处旅行》(1948)赞美危险的生活。他那丰富的基本上属于自传性质的作品,对同时代人发生了强烈的影响。美国先锋派作家H.米勒认为他是“现代文学的一片大陆”。桑德拉尔与1961年获巴黎市文学大奖,同年去世。
儒勒·苏佩维埃尔(Jules Supervielle,1884-1960)法国现代诗人,生于乌拉圭,不到一岁时父母相继死于法国。从二岁至十岁,他跟一位叔叔生活在南美,然后被送到巴黎读书,就此定居巴黎,但经常返回老家。战时他住在乌拉圭。1946年他以乌拉圭驻巴黎大使馆荣誉文化参赞的身份重返巴黎。从1949年起,得过很多文学奖。
莫妮卡·兹古斯托娃(Monika Zgustová ,1957),出生于布拉轧,住在巴塞罗那。她出版了小说、戏剧和传记等七本书。有《沉默的女人》等代表作。她用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翻译了俄语、捷克语的小说和诗歌五十本书以上,其中包括米兰昆德拉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的作品。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俄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诗学家,莫斯科语言小组的领袖,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二战后定居美国。
(载《光年》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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