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公公大人讳名颜承绪。1925年10月生于鲁中山区一个千多人的村里。两岁丧母，20岁丧父，18岁时就是村里的民兵骨干。1946年春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8月撇下新婚的婆婆参军入伍。此后七八年间，杳无音讯，直到953年7月抗美援朝胜利后归来。

　　公公历经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及淮海、辽沈和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等，可谓南征百战。后来唱着雄浑有力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曲参加了抗美援朝。

　　老人去世前不久才说他曾立过三等功六次，2020年10月获得最后一项荣誉：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纪念章。

　　南征北战时，老人说过关于急行军的话题：一黑一白跑二百里路。白天不敢走，唯恐被敌人发现，这样，一个白天才走80里路，一个夜晚却要走120里路。当时因严重营养不良，好多战士都得了“夜盲症”，一到夜里，根本看不到路，俩眼一抹黑，只有让眼睛好的战士，用一根树枝，或一根秫秸，在前面牵着走。

　　抗美援朝期间，老人刚去了一个月，耳朵和手脚严重冻伤，只好转回国内在黑龙江治疗了四十天，才再次返回朝鲜。不说“一把炒面一把雪”，“一把豆粒一把雪”，只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的飞机轰炸，扔汽油弹，简直是挨挨地铺排开去，上甘岭、下甘岭、五圣山……半截一米不到的树桩，数数上面竟有130多块弹片。有战士牺牲后就地掩埋，竟埋过三次。第一次埋下去，飞机一来，炸弹一扔，就掘地数尺，将整个人连泥土一块“轰”得老高，再埋下去，又被“抬出来”。如此三番。

　　一次战斗已结束，阵地上只剩下公公和他们营长。对面二十多米外就是美国鬼子，彼此看得清清的。公公作为军医，以他的敏感就觉得，将他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眼前是十分危险的，他就对营长说：“这里不安全，赶紧躲到战壕里……”可一句话还没说完，对方一颗子弹打来，从营长后脑勺进去，从前额正中出来，公公赶紧去扶，“噗”一下，喷了公公一身血。因公公当时背着药箱，标明他是军医，没有直接打他。营长被抱着拖到战壕里去，人就已经不行了……

　　无数次这样惨酷的镜头，不知有多少这样刚刚还说着话的鲜活的生命，瞬间阴阳相隔。这样的场景直让老人七十年后还记忆犹新。他所感慨的是：能够活着回国就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能够活到现在，更是托国家的福。

　　他等所能做的就是继承烈士遗志，牢记那份战争年代所结下的深厚战友情，将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发扬光大，将此后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做得更好。

　　在革命建设时期，公公转业到地方，总是严格要求自己，他总是拿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和自己相比，故在评职称上他让着，在利益面前他云淡风轻，从不计较。

　　公公在担任我们这座小城的机关卫生所副所长时，有人调动过来，其丈夫为了让领导能给予特殊照顾，提前挎了一篮子排骨送家里来。公公再三让那人拿回去，那人怎么都不肯。那人刚走，我公公就撵着我对象再给那人送回去。当时，我对象刚高中毕业，性格也较内向，但他对公公是言听计从的：不去又不行；去，怎么给人家？人家明明不要嘛！一时受了难为，于是大街上那人走在前，我对象就跟在后。但又觉得：老这么跟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就跑到那人前面，一下把篮子礅到他面前，惹了许多人看。我对象返回身来就往家跑……

　　但在工作上公公对下属该关心就关心，该提携就提携。

　　公公1983年12月离休，处级待遇。1994年婆婆去世后，69岁的公公一个人在老家的山上，花八百元钱买了一个大大的院子，种些菜、花生和药材等，有人找他看病，他就给人看病，擅长气管炎、心脏病等慢性病，自己配药，亲自品尝。有人付得起药费就只收本钱；对付不起药费的就免费。

　　我和我对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我的一篇文章认识的。当时电大毕业后我在故乡教学，依然是农村户口，来他们家已是“高攀”，尽管我们家在当地是最殷实的人家。但作为实实在在的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句话适应于许多人，也适应于我，也同样适应于公公，他嫌他儿子“找来找去找了个农村的”。但后来因我对婆婆和他的孝心，还是感动了他，慢慢接受了我这个儿媳。因公公没有闺女，他更愿意拿我当闺女一样对待。

　　我对老人因敬而畏，其实不只是我，公公的两个儿子、两个孙子、一个孙女，包括妯娌嫂子都怕他。他在我刚来他们家时就曾说过：“人家的孩子是犯了错误（罪）被弄进去，家长再托人找关系走后门送上礼再弄出来，我和别人不一样，只要自己的孩子犯了事，不等别人发现，我就自己先把他提溜进去！”

　　我们对门原先房管所所长刘叔，是个小小年纪就参加抗日的老革命，与我公公的生活观念截然不同。有两次他对我说：“侯，叫你公公给你问问他的老部下，只打个招呼就行，给你把户口转了！他能办了。”

　　公公曾对我们说过：“你们混好了就享福，混孬了就受罪，我不会从经济上支援你们，也不会为了你们去求人办事。”所以我知道公公的脾气，并不去求他给我办什么户口。

　　公公自己平时省吃俭用，曾经给他呆过的胶东驻地有困难的老乡家按时寄钱。其实这也只是冰山一角……

       93岁之前，公公一直都不用人照顾。春天来了，老家院子里到处是开了黄花和白花的蒲公英和苦菜，老人就将这两样熬水，然后灌在暖瓶里，渴了就喝。身体健康。每年单位有免费查体的福利，他从来不去：“嗨，查什么？自己查得都没得查”。基本不吃药，更不会时不时地就抱着“反正实报实销”的态度就去住院，或者一个人的医疗卡，一家人都去花。

       所以在老人行走到96岁的生命旅程上时，无疾而终，于2020年12月5日夜在家中的睡梦里仙逝，一直陪在他身边休息的我对象，睡醒一觉看看他时才发现老人已撒手人寰。而他医疗卡上还剩下近12万元钱，他去世后，把卡交到当地“医改办”，算是给国家省下了这部分钱。老干部处和所有知道的人都说：其他人身上，还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公公是低调的，从不张扬。92岁那年来这里过年，年前，我陪老人去理发。在理发店，工作人员看他年事已高，询问其年龄，毕竟这样年龄的人，能亲自去理发店的少之又少，我不无虚荣地替他告诉别人：“……南征北战、抗美援朝的一个老干部！”周围人立刻投来敬仰的目光。

　　在我还没自豪地微笑完，老人听见就不高兴了：“什么老干部！？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哦，是的，曾经威武帅气的老人，当脱去一身戎装，再回到老家去，他越来越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老头。

　　在家人和亲戚朋友，甚至是邻居眼里，公公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在他的老同事和理解他的人那里，他就是一个一心为别人着想、一心为公，一辈子从来不贪、不沾，而少有的好人；在他自己眼里，他比起那些战争年代牺牲了的战友来说，能够活下来，就已是占了太大的便宜，他永远都是知足的。所以93岁之后他来我们身边，94岁之后到他去世的这段时间里，虽不能行走了，我和丈夫照顾他，但老人是幸福安详的，拿着新买的放大镜和眼镜，坐在床上读当地机关报，读《老年教育》和《老干部之家》等杂志，并反反复复读我发在杂志上的文章样刊，欣慰着，夸了一遍又一遍。

　　对于老人临去世并没有受罪一事，知道的人说，因为他是一个好人，自己修下的。

　　而老人留下的奉献、坚韧、自强、自律、感恩、重情、低调、爱国和艰苦朴素的精神，才是我们最主要的、也是最可宝贵的无价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