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普救寺
易浩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苏东坡在徐州写的一首记梦词《永遇乐》，劈头就营造了这样一个令人心醉的情景。作者题记：“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在这样一个月上中天、清风习习的夜晚，将这句子用在这月光下的普救寺，岂不也是妙极！
这真是一个出家的好地方，环境清雅，古木参天。当然，这也是一个谈情说爱、私定终生的绝佳之处，你侬我侬，柔情蜜意，没有闲杂人等来打搅。于是，故事就发生了；于是，好事者也就来了，添油加醋、以文相传，古典名著《西厢记》惊世骇俗地诞生了；于是，一本正经、大加挞伐的来了，表示理解、歌颂赞美的也来了；于是，“天下寺院不谈情，唯有山西普救寺”，普救寺就成为了爱情圣地。
普救寺建在三十多米高的山上.所谓的山其实也就是一个大土堆。可就其在人性解放上的标志性意义而言，这样一个几乎算不上什么“高度”的高度，却让三山五岳都望莫能及。
黄梅戏《西厢记》，不知看过多少遍。除了那引人入胜的情节、那缠绵悱恻的唱词、那深情婉转的曲调，我还真的对那些出家人的定力感到钦佩不已。当真是出家人四大皆空？好像也说不过去——如果都“空“了，那为什么又对这俗家之事热心如许？于是，不禁对佛家多了一分好感与好奇。
作为公职人员，仿佛是习惯使然，我不禁想到了“张生逾墙”与“干部自律”这一话题。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摆在一起说一说，聊博一笑之余，对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也不是没有一点启示意义。
张生是古典名著《西厢记》中的人物。张生赴京赶考途中，在普救寺邂逅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魂儿立马被勾去，连赶考的大事也被暂时搁置一边。父母家人皆不在身边，没有人直接监督；寺院相对封闭的环境与单调的生活；人间四月天的芳菲美景与人间尤物崔莺莺的可爱；两人都正当青春年华，尚未婚配；两人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早就是郎有情、妹有意。因此，最后导致“逾墙事故”，造成局面混乱差点不好收场，也不难解释了。
干部腐败的诱因，不外乎金钱的诱惑、灯红酒绿的刺激、被阿谀奉承前呼后拥的快意、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霸气。它们给那些私欲泛滥自我膨胀者带来的感觉，岂止是一个“爽”字可以概括。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追名逐利作为人的一种本能，其实也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欲望本来就没有止境，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价值多元化甚至混乱化的影响下，那些没有相当定力的人，难免就被冲得东倒西歪，就像一块干瘪的海绵，吸纳了许多的污水后，导致整个变形而面目全非了。
但不同的是，张生、崔莺莺两人相爱，是因为荷尔蒙的作用，才导致行为过火，这其中既有生理方面的原因，更有着时代背景的原因，实在是让人不能、也不忍心过分苛责，相反，我们对此事是赞成的、鼓励的、理解的。而腐败者的表现，则完全是源于内心阴暗的心理，不纯的动机，复杂的心计。看看那些卑劣龌龊的交易，令人鄙夷的手段，哪有半点美感、诗意可言？哪有半点感情、真诚可言？哪有半点人品、格调可言？
在张生和崔莺莺那里是，一个小心试探：“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一个暗吐心声：“兰闺久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而在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的各类腐吏那里，他（她）们可没有这么富有情致：要么是直接赤裸裸地索要，要么是闪烁其词间接暗示，要么是左顾右盼半推半就，要么是掩人耳目冠以堂皇的名目、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不外乎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几个大类。从高级领导，到低级官员，到一般公务员或行政人员，腐败只有程度深浅之分，在性质及其表现上基本一样。对其中的种种表现形式，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列举。
“张生逾墙”与“干部越矩”的结局都会怎样呢？
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最早在《莺莺传》中，“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然而，最终崔莺莺被张生始乱终弃，结局很悲惨，至少在审美上是“不美”的。为符合传统审美文化的需要，王实甫将其天才地改编成结局圆满、充满喜庆的《西厢记》。崔莺莺惨，张生当然也很丢人，虽然占了一时的便宜，却被后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为人所唾弃。而那些准备伸手、正在伸手或者得了实惠将手已经缩了回来的各级官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在精神上不免要经常保持着紧张的态势，时间久了，多少会对心脑血管、五腑六腑都不好；在国家高压打击腐败行为的态势下，则有更多的堕落者先后被揪出来，身败名裂被人耻笑了。因此，行腐败者，不管是当“崔莺莺”的角色，还是当“张生”的角色，在类似的游戏中，最后的下场都好不到哪里去。
张生越的是一堵土墙、砖墙或者石墙，法律制度、道德界限，显然也是一堵“墙”。那么如何避免，甚至杜绝类似“悲剧”的发生呢？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是李泽厚以诗性的语言翻译的大哲学家康德《纯理性批判》中的一句名言。从外部环境看，法制的完善、各项制度和机制的健全和落实，是深化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干部自律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前提。从个体自身看，应该意识到，切实加强个人自律，是何其重要。这里，主要是从一个人的社会角色这一定位，说的基本规则。具体到《西厢记》，情况当然又有所不同。
《西厢记》反映的是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卫道者，同以崔莺莺、张生、红娘为代表的礼教叛逆者之间的冲突；而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则是体现人民意志、规范社会秩序、维护公共道德的标准性文本，代表着民主、公平与正义。本质上，是不同的。这里，也只是挑出两者之间的某些基本类似之处，进行若干亦庄亦谐的比较。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制度建设与道德修养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两极，很难说孰轻孰重，唇齿相依、相互弥补应该是两者关系的真实界定。
当然，这话题越扯越远，该收回来了。再不收回来，我恐怕也站队站到了崔母那一边去了。
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在今夜的月光下，月光下的普救寺，最让我感动的，显然是这样的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