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留香(散文)

              四川高县文广旅游局   张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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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学东，男，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高县作协第一届主席，现供职于高县文广旅游局，已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近百万字，公开出版散文集《爱在家园》、《这方水土》、《且行且歌》、《风景在远方》。）

     去年五月底，我有幸去井冈山参加党性教育培训班学习，在十多天的课堂培训和现场教学里，常常被革命先辈和红军战士们在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和粮尽弹绝的艰难环境中，坚定革命意志，为夺取革命斗争胜利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满腔豪情奉献一切的英勇事迹感动着。但触动最深的，是我到小井红军医院参加现场教学时，听到工作人员讲到革命前辈曾志一生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小我顾大我的崇高风范，让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充满了深深的景仰之情。
      当我们来到简陋至极的小井红军医院旧址时，听到了发生在里面感人至深的一些往事：由于敌军对井冈山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医院的医疗条件极差：西药奇缺，医务人员就上山采掘金银花、鱼腥草、散血丹等草药煎熬给伤病员服用；缺少医疗器具，医务人员就地取材，用木头、竹子等制作成镊子、消毒盆、探针等器具；没有药棉，就将土布洗干净作药棉，一条纱布绷带用了洗、洗了又用，有时用上几十遍直至不能再用为止；没有手术刀，医生们就用盐水泡过的剃头刀、梭镖甚至切菜刀当手术刀使用，用小锯齿的木锯子当作骨锯来给伤员们做手术。这可能是现代战争史上最奇特的军队医院。
     小井红军医院，用鲜血写就了太多壮烈的故事。从医院旧址大门出来，左行穿过一片林荫，便来到一片苍松翠柏掩映中的“小井红军烈士之墓”。1929年1月底，井冈山军民第三次反“会剿”失利，敌军窜入小井村，烧毁了红军医院的这幢房子，把来不及转移的130多名重伤员押到小河边的稻田里，对他们威逼拷打，逼伤病员说出红军主力的去向，伤病员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忠贞不屈、誓死如归。敌人未能达到目的，就把伤病员全部扫射杀害。英雄们倒下后，隐蔽在深山密林里的井冈山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的遗体掩埋在这块稻田中。壮烈牺牲的英魂无名无姓，静静长卧在这片青山之间。
      五十余年后的1988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前来看望烈士英魂，下了车子便情绪激动，一路脚步踉跄，跌跌撞撞来到烈士墓前，一下扑倒在墓碑前，喊道：“战友们，我来看你们了！”当即昏厥在地。亲人要上前去搀扶老人离开，老人悲痛欲绝，坚持不走，整整在烈士墓痛哭了两个多小时。可以想见，老人对烈士的感情是何等的深厚啊。
      她就是曾志，曾任红军医院的党总支书记，在130多名烈士牺牲前，她刚好调离了医院，成为了小井红军医院的惟一幸存者。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么多朝夕相处、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牺牲离去，无疑使他们对生死荣辱和金钱地位更加淡然处之，如果贪念其中，那就是对烈士英灵的背叛，对自己初心信仰的亵渎。
曾志的一生，就是一部延续井冈山精神的厚重党史，她对待名利、对待家庭的人格操守，让多少人读来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情不能抑。
      小井红军烈士墓旁侧的小山坡上，在葱茏的林木草丛间有一条小道，爬上二十多米，就看见在一块简单平整的小坝后面，在低矮的坡坎上镶嵌一块三角型的小石碑，长宽不过尺余，一点也不醒目，假如不是时时有人来瞻仰，几天时间杂草丛生就会将其湮没了。这么狭小简陋的碑面上，镌刻着这样简单的两行字：“魂归井冈  红军老战士曾志。”
      曾志，曾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她是中共党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传奇女子，她有着战场上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三次失去挚爱伴侣，三次与孩子骨肉分离，不禁让人嘘唏惊 叹。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著名革命烈士夏明翰留下的绝唱。可鲜为人知的是，夏明翰还有个弟弟叫夏明震，夏明震就是曾志的革命引路人。在共同的战斗中，两个人结成了红色伴侣。当时任郴州县委书记的夏明震不幸遇难时，曾志因为革命工作，甚至没来得及赶上去送爱人最后一程。
       曾志的第二个伴侣是蔡协民，曾任红军31团政委。三年后的1932年，曾志再次面对生死离别，蔡协民奉命到闽南工作，被叛徒出卖，在厦门狱中壮烈牺牲，当时只有33岁。曾志再一次尝到了爱侣失去的悲哀，但她毫不退缩，挺起胸膛继续踏上革命征程。
      曾志的第三位革命伴侣，就是铮铮铁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他们在白色恐怖中相识相知，在革命斗争中相濡以沫。“文革”中，陶铸身处逆境，直至被迫害致死。这时，曾志也遭到批判并被遣送到粤北农村劳动。直至19977年12月，曾志才恢复工作，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协助胡耀邦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之中。
       曾志性格外刚内柔，一度被人认为人情冷漠。其实，她在小井红军墓前的昏厥痛哭，足以显见她对战友的侠骨柔肠。对儿女，她也是一个慈母。她明白，先有革命的大家，才有自己的小家。也许，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的心头才会想起三送亲儿的痛楚，泛起对子女爱的涟漪。
       她送别第一个亲儿是在井冈山，那时她是红四军医院总支部书记。母子一别就是23年，直到解放后曾志在广州工作，才找到儿子石来发。母子重逢，人们以为石来发找到高官母亲，不用当农民了。但在母亲高尚品格的感召下，石来发坚持留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的护林员，无怨无悔。
       曾志送别第二个儿子是在厦门。1931年11月，曾志生下了与蔡协民的骨肉，取名铁牛。因组织上急需经费，曾志又无法照顾孩子，只好忍痛将孩子给人，换取经费。让人悲伤的是，这个孩子不久就病殁了。
       第三次将儿子送人是在1933年春。为了全身心投入革命，产后第13天，曾志将第三个儿子春华忍痛送了人。1950年，母子俩在汉口见了面。17岁的春华在颠沛流离中跛了一条腿，而且已经失去两根肋骨。面对受尽屈辱磨难的儿子，曾志没有以自己的权力安排他享受安逸的生活，而是让春华读书，从小学到工农速成中学，再到西安化工技术学校。以后成长为一名工程师，也是一个平凡的普通劳动者。
       陶斯亮是曾志与陶铸所生的女儿。陶斯亮说，退休后的母亲总是在厨房忙碌，她节俭、辛苦、操劳，但她们家的伙食差在院子里是有名的。有一次母女俩先后到广州参加一个活动，陶斯亮到机场接她，见她穿一件旧上衣，一条格裤子，一双小红皮鞋，样子怪怪的。陶斯亮就问她怎么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她说，鞋子是阿妹丢到垃圾桶里她捡回来的，一点都没坏；裤子也是他们准备扔的，看看能穿，扔了太可惜。真让人感喟，这就是一个革命前辈的节俭之风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敞开自己心扉谈道：“儿女是自己的骨肉，爱儿女是父母的天性，但是，我总想一个共产党员，首先爱的应该是亿万劳动人民。爱自己的儿女，要服从于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每当给儿女做些什么时，要想想千千万万人民的儿女，想想国家社会的需要，想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孩子不单是家庭的，也是国家社会的，不能把孩子据为己有，为他们做些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政策原则的事，也不要使儿女躺在父母身上，事事依赖，让儿女自食其力，自己奋斗。”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人生观和家庭观。
       1998年6月21日，曾志与世长辞，享年87岁。当陶斯亮清理母亲的遗嘱遗物时，发现80个发黄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老人家每月省吃俭用余下的两三百元，而且每个纸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老人家曾再三嘱咐女儿：一定不要扔掉那些信封，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都是我的辛苦钱，每一笔都是清白的。老人留给家人一份遗嘱：不要讣告、不要花圈、也不开追悼会。把省吃俭用节省的六万多块钱，交中组部老干局，给祁阳和宜章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她原本可以在北京八宝山安息，却选择了回归井冈山陪伴昔日的战友。
       站在曾志墓前，不由得让人百感交集：这一块狭小得不能再小的石碑，却为子女、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高尚人格的革命母亲形象，如一座巍巍山岳，让后人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