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散文)
文/吴永煌
在我原先的记忆里,父亲一向胆小。我工作后,就有人这样传话,说我父亲胆小得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也有人那样传话,说我父亲这么胆小,怎么能从一个最基层的单位司务长当到农场办公室主任的?我不知道这些是埋汰还是敬佩。反正,我早就知道父亲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人。
小的时候,我们新疆兵团农场的日子很苦,什么都紧缺,什么都按量分配,什么有都凭本凭票。别看司务长就是给单位职工群众打打面粉,秤秤清油什么的,但是一个人人羡慕的肥差。一个单位千把号人口,吃喝拉撒都由司务长管着。
记得父亲的办公室很小,就像一个粮油库房,一股子难闻的油腻味和呛人的面粉味,可父亲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进门的墙边挂着一件工作白大褂,旁边挂着一两个账本,还有一个夹子,夹着些花花绿绿的小纸条子;窗户下面摆着一张没有漆的办公桌,没有勾缝,桌上放着一把朱色算盘;桌子对面是一个一米多高的大油桶,上面放着两个大小不一的油提子,挨着大油桶放着一盘磅秤;再往里堆放着面粉,玉米面和小麦面分开堆放,中间有条两脚宽的小走道。
一天,我到办公室喊父亲回去吃饭。父亲正在办公室外面忙碌着,被面粉飘落得像个“雪人”。地上放着一堆空面粉袋和一只铁卡盆(新疆一种特制洗衣服的铁制盆子),他把面粉袋子反过来,捏住两个袋角,掂起来,对着铁卡盆反复地抖着。收拾完地上的东西,司务员杜发全叔叔对我父亲说:“抖下来的就让孩子拿回去,可以蒸上一锅白面馍吃。”父亲却对杜叔叔说:“这怎么行?!你拿食堂去,不能往家拿。”
那年眼看要过春节了,单位喇叭就响了,通知职工群众利用中午短暂的休息时间,到父亲的办公室打面粉分清油。这天,住在一排房子的王阿姨最后一个来打面粉分清油,看父亲已经在外面抖了一卡盘面粉,想让父亲多舀上两瓢白面。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这是节省都出来的。是邻居,王阿姨又开了口。父亲很为难,还是解释了几句,没有给。王阿姨觉得很没面子,再不说话,头一扭,把面粉和清油放在爬犁子上,走了。父亲晚上回到家,很老实地给母亲讲起王阿姨的事。母亲一听,就埋怨地说:“死心眼!怪不得,刚才见她拉面粉回来,不搭理我。给就给人家一点呗。人家五个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分的面粉哪够吃!人都叫你得罪完了!怪不得连人家老杜都喊你老抠!”
常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一向很会做人的母亲,赶忙拿出一个小盆子,舀了几瓢白面,端着往王阿姨家去了。母亲回来说,王阿姨家是河南人,过年就想给孩子们包顿饺子吃。
那时候,农场大人小孩的粮油实行的都是供给制,每个职工大致是15公斤,小孩按年龄段,斤数不一,而且白面只有百分之十。平时要想给孩子包个饺子和擀个面条都很困难。每人每月只有150克清油,想炸顿油条吃就更困难。白面和清油都特别紧缺。吃食堂的单身汉,个个都能吃。父亲抖下来的面粉虽然杯水车薪,也多少接济一点。在给我父亲评先进时,有人做了一个估计,说我父亲一年为食堂“抠”出来面粉60多公斤,清油3公斤。
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农场基层单位的食堂陆续关闭了,有职工在单位开起了粮油代销点,农场粮油加工厂也顺应形势,在场部中心区成立了粮油站,父亲被调到了加工厂粮油站当站长。
第一次给新站拉面粉和清油,父亲带着站里人员一起来到车间,一位装卸工在搬运面粉时,把面粉袋子放在小四轮斗子上,在把面粉袋子挪到车斗子里面时,不小心挂破了一个口子,尽管父亲眼疾手快,还是撒了一地面粉。父亲好像犯了一个大错,赶紧找来一张报纸,小心翼翼地把地上的面粉捧起来,认真包好,抚摸着纸包说:“这带回给农场养鸡场喂鸡。”一路上还跟站里人说:“唉,今天可惜了。”
第二次要去面粉车间拉面粉,父亲就跟母亲商量,把家里垫在床上的一大块帆布拿到了粮油店。辛合金看看那块大帆布,不解地问:“这是干什么?”父亲说:“到面粉车间装面粉时,就把这块帆布铺在车上,既不容易挂袋子了,就是露了也可以接住,浪费不了,至少可以喂个鸡什么的。”看父亲这样用心,佩服得站里人说:“站长,人家都喊你老抠,真没有喊错。”都让父亲把接漏的面粉带回家,他老老实实地送到公家的鸡场。
母亲原想父亲会把接漏的面粉带回家,见父亲只带回来了大帆布,上面一层面粉灰,又数落起来:“拿回来又怕啥?!面粉不见,还弄脏家里东西。”
父亲说:“站里和人家会怎么说?说我私心。”
母亲气得好笑,说:“你真是胆小鬼,一点漏下来的面粉,又不是黄金支票!”
父亲等母亲不说了,自言自语地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心静能过平安年。”父亲就是这样谨小慎微地工作着,两年后,当上了加工厂的副厂长。
谁知道,几年后,我调到机关宣传部门工作。不久,父亲也从加工厂副厂长调任农场机关行政办公室主任。
人说,官大脾气大。自从父亲升任机关行政办公室主任后,我更相信这话。胆小的父亲一下变了样,胆子大起来了。正如老话说那样,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机关大会上,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很是慷慨激昂。父亲简直判若两人,让我感到惊讶和佩服。在讲到机关改革管理时,他脸孔板得跟门板一样,表态要做好当前三件事:一是把原来专门给农场领导家种花种菜的工人全撤走,他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己种花更有情趣,自己种菜更有味道。”二是把科一级领导家的座机全撤了,他说:“都配有手机,座机撤了,家里人就不会没事有事打公费电话。”再是把机关科室领导办公室调整为一个标准,他说:“都是科长,没有什么三六九,也没有什么高中矮。”我坐在下面,如坐针毯,不敢抬头往台上看,低着头斜晲着。
回到家,我就说他,这样真要把人得罪完。还提醒他:“不要你没当到头,我也没奔头。”
母亲听了,也埋汰他:“你是升官烧的,胆子怎么突然大起来?人家前面都那样,你去逞什么能耐?!我看你这位子坐不了一年半载!”
说来也怪,父亲他也真兑现了自己决心,在行政办公室主任位置上还一直干到退休,退休时还享受到一个副处级待遇。我记得在迎送新老领导时,调走的农场老领导握着父亲的手说:“感谢你给我镇住了机关风气!”新来的农场领导在走访机关老科长时,在家对父亲说:“是你给机关营造了一个好风气,我来了也好集中精力抓工作了。”
退休后的父亲,总是津津乐道地讲自己的工作,讲得他心安理得。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经二路82号万鑫小区
邮编:830000
电话;18195812189
文/吴永煌
在我原先的记忆里,父亲一向胆小。我工作后,就有人这样传话,说我父亲胆小得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也有人那样传话,说我父亲这么胆小,怎么能从一个最基层的单位司务长当到农场办公室主任的?我不知道这些是埋汰还是敬佩。反正,我早就知道父亲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人。
小的时候,我们新疆兵团农场的日子很苦,什么都紧缺,什么都按量分配,什么有都凭本凭票。别看司务长就是给单位职工群众打打面粉,秤秤清油什么的,但是一个人人羡慕的肥差。一个单位千把号人口,吃喝拉撒都由司务长管着。
记得父亲的办公室很小,就像一个粮油库房,一股子难闻的油腻味和呛人的面粉味,可父亲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进门的墙边挂着一件工作白大褂,旁边挂着一两个账本,还有一个夹子,夹着些花花绿绿的小纸条子;窗户下面摆着一张没有漆的办公桌,没有勾缝,桌上放着一把朱色算盘;桌子对面是一个一米多高的大油桶,上面放着两个大小不一的油提子,挨着大油桶放着一盘磅秤;再往里堆放着面粉,玉米面和小麦面分开堆放,中间有条两脚宽的小走道。
一天,我到办公室喊父亲回去吃饭。父亲正在办公室外面忙碌着,被面粉飘落得像个“雪人”。地上放着一堆空面粉袋和一只铁卡盆(新疆一种特制洗衣服的铁制盆子),他把面粉袋子反过来,捏住两个袋角,掂起来,对着铁卡盆反复地抖着。收拾完地上的东西,司务员杜发全叔叔对我父亲说:“抖下来的就让孩子拿回去,可以蒸上一锅白面馍吃。”父亲却对杜叔叔说:“这怎么行?!你拿食堂去,不能往家拿。”
那年眼看要过春节了,单位喇叭就响了,通知职工群众利用中午短暂的休息时间,到父亲的办公室打面粉分清油。这天,住在一排房子的王阿姨最后一个来打面粉分清油,看父亲已经在外面抖了一卡盘面粉,想让父亲多舀上两瓢白面。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这是节省都出来的。是邻居,王阿姨又开了口。父亲很为难,还是解释了几句,没有给。王阿姨觉得很没面子,再不说话,头一扭,把面粉和清油放在爬犁子上,走了。父亲晚上回到家,很老实地给母亲讲起王阿姨的事。母亲一听,就埋怨地说:“死心眼!怪不得,刚才见她拉面粉回来,不搭理我。给就给人家一点呗。人家五个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分的面粉哪够吃!人都叫你得罪完了!怪不得连人家老杜都喊你老抠!”
常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一向很会做人的母亲,赶忙拿出一个小盆子,舀了几瓢白面,端着往王阿姨家去了。母亲回来说,王阿姨家是河南人,过年就想给孩子们包顿饺子吃。
那时候,农场大人小孩的粮油实行的都是供给制,每个职工大致是15公斤,小孩按年龄段,斤数不一,而且白面只有百分之十。平时要想给孩子包个饺子和擀个面条都很困难。每人每月只有150克清油,想炸顿油条吃就更困难。白面和清油都特别紧缺。吃食堂的单身汉,个个都能吃。父亲抖下来的面粉虽然杯水车薪,也多少接济一点。在给我父亲评先进时,有人做了一个估计,说我父亲一年为食堂“抠”出来面粉60多公斤,清油3公斤。
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农场基层单位的食堂陆续关闭了,有职工在单位开起了粮油代销点,农场粮油加工厂也顺应形势,在场部中心区成立了粮油站,父亲被调到了加工厂粮油站当站长。
第一次给新站拉面粉和清油,父亲带着站里人员一起来到车间,一位装卸工在搬运面粉时,把面粉袋子放在小四轮斗子上,在把面粉袋子挪到车斗子里面时,不小心挂破了一个口子,尽管父亲眼疾手快,还是撒了一地面粉。父亲好像犯了一个大错,赶紧找来一张报纸,小心翼翼地把地上的面粉捧起来,认真包好,抚摸着纸包说:“这带回给农场养鸡场喂鸡。”一路上还跟站里人说:“唉,今天可惜了。”
第二次要去面粉车间拉面粉,父亲就跟母亲商量,把家里垫在床上的一大块帆布拿到了粮油店。辛合金看看那块大帆布,不解地问:“这是干什么?”父亲说:“到面粉车间装面粉时,就把这块帆布铺在车上,既不容易挂袋子了,就是露了也可以接住,浪费不了,至少可以喂个鸡什么的。”看父亲这样用心,佩服得站里人说:“站长,人家都喊你老抠,真没有喊错。”都让父亲把接漏的面粉带回家,他老老实实地送到公家的鸡场。
母亲原想父亲会把接漏的面粉带回家,见父亲只带回来了大帆布,上面一层面粉灰,又数落起来:“拿回来又怕啥?!面粉不见,还弄脏家里东西。”
父亲说:“站里和人家会怎么说?说我私心。”
母亲气得好笑,说:“你真是胆小鬼,一点漏下来的面粉,又不是黄金支票!”
父亲等母亲不说了,自言自语地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心静能过平安年。”父亲就是这样谨小慎微地工作着,两年后,当上了加工厂的副厂长。
谁知道,几年后,我调到机关宣传部门工作。不久,父亲也从加工厂副厂长调任农场机关行政办公室主任。
人说,官大脾气大。自从父亲升任机关行政办公室主任后,我更相信这话。胆小的父亲一下变了样,胆子大起来了。正如老话说那样,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机关大会上,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很是慷慨激昂。父亲简直判若两人,让我感到惊讶和佩服。在讲到机关改革管理时,他脸孔板得跟门板一样,表态要做好当前三件事:一是把原来专门给农场领导家种花种菜的工人全撤走,他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己种花更有情趣,自己种菜更有味道。”二是把科一级领导家的座机全撤了,他说:“都配有手机,座机撤了,家里人就不会没事有事打公费电话。”再是把机关科室领导办公室调整为一个标准,他说:“都是科长,没有什么三六九,也没有什么高中矮。”我坐在下面,如坐针毯,不敢抬头往台上看,低着头斜晲着。
回到家,我就说他,这样真要把人得罪完。还提醒他:“不要你没当到头,我也没奔头。”
母亲听了,也埋汰他:“你是升官烧的,胆子怎么突然大起来?人家前面都那样,你去逞什么能耐?!我看你这位子坐不了一年半载!”
说来也怪,父亲他也真兑现了自己决心,在行政办公室主任位置上还一直干到退休,退休时还享受到一个副处级待遇。我记得在迎送新老领导时,调走的农场老领导握着父亲的手说:“感谢你给我镇住了机关风气!”新来的农场领导在走访机关老科长时,在家对父亲说:“是你给机关营造了一个好风气,我来了也好集中精力抓工作了。”
退休后的父亲,总是津津乐道地讲自己的工作,讲得他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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