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渊义塾
陈小龙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正月,淮东张士诚起义,连克高邮等地。此前,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群雄逐鹿。虽然元军大举反攻,致使天完红巾军等连遭挫折,一度扭转了颓势,但曾经横扫欧亚、拓展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的大元帝国,已是日落西山、奄奄一息了。也就是这一年九月,某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浙南龙泉县七都一个偏僻的村落浆安村(现八都镇四村),一座义塾宣告落成,它的建造者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乡绅章溢。章溢曾师事本地的大儒王毅(字刚叔),王毅为颇具盛名的北山四先生之一许谦的门人,学富五车,深明理一分殊之旨,曾被荐至朝廷,却辞官不就。
站在义塾的大门前,望着这座凝聚了自己十余年心力的宏大建筑,章溢可谓是如释重负、心旷神怡,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了却了祖祖辈辈的夙愿:期望借此培育人才、清正民风。古人赞誉龙泉“山川雄秀,必产英才”,宋天圣至咸淳年间,仅进士就多达240余名,“绾章绶,著声绩者更仆难数”。然而龙泉一直存在地理位置上的劣势:这里山高河险,与通都大邑相距甚远,有的达二三百里,即使是最近的,也有将近一半的路程。乡间子弟没有求学之所,这也成了章溢祖辈们的一块心病。他们曾先后谋划创立桂山、仙岩两处书院,因为没有土地、田园、房屋等不动产,不久都废弃了。桂山书院于宋端平年间由里人张奉仪建于县西严垟,元代,释褐进士张宏孙任山长;仙岩书院于宋咸淳年间由邑人章公权所建,院址在浆安,元至元中,并入桂山书院。据史料记载:章公权,字行之,号仙岩。淳佑元年进士。十二年,历官承直郎,新除太学正。累官知连州。以其地位和财力,书院尚且难以为继,足见办学耗资之巨。随着元朝定都大都,施行严分等级、轻视儒士的政策(时有九儒十丐之说),仕进无门,士多废学,更是文风不振,亟待聿兴文教。
创办义塾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与坎坷,每每提及,都难掩辛酸与苦涩。宋濂的《龙渊义塾记》载:章溢深以为忧,和众人商议说“没有田产就没有书院了,怎么可以呢?”于是节约日常的花销,用节余的钱财购买田产达一百五十亩。章溢自撰的《龙渊规约》则更为形象:“于是与诸子躬耕于新丰之郊,十余年间,铢积寸累,始得置田建塾。”也就是说不辞辛劳、节衣缩食十余年,才有了足够的积蓄,于是散尽家财,开始建造义塾。期间,章溢还得到了妻子家族人的鼎力相助,陈京(字伯大,官至雅州知府)兄弟闻讯,用曾祖父适斋先生所遗留下的二百三十多亩田地提供援助。适斋先生陈君得,为乡里的先达,清标雅望,高文伟政,其子孙也承续了这种家风。
万事俱备,章溢择地官山的北面,创立了燕居来供奉先圣孔子,先师颜回享受配祀,春秋持菜祀先师。旁边排列四斋,分别取名逊敏、知通、敬乐、博约,作为生员的居室,犹今之教室。后来又开辟了正义堂,每月月初、十五日则鸣鼓,聚集众多贤士来约束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五种关系。在书院前建造大门,上书“龙渊义塾”,用青砖铺路,使东西通达。书院四周灌木丛生,修竹林立,前后蔽荫,亭亭如盖,十分繁茂。此时的龙渊义塾,书声琅琅,弦歌不辍,翰墨生香……
往事越千年,龙渊义塾早已片瓦不存,遗迹无处可寻,我们也无法想象它曾拥有的规模与气势。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义塾作个简单的介绍:义塾、义学,大多为地方富户或宗族出资自办,也有本地或本族人在外发迹后出资在家乡创办,招收本族或同乡邻里入学,延请当地或本族品学俱佳、素有名望的文人为师。
义塾的本旨就在一个“义”字,注重的是好学不倦、学有所成。对于学业长进者,每月有奖赏;才华出众但家境贫寒的,则资助其以成学业;那些不遵循教导的,就惩罚他们。三百多亩的田赋出入收支,由主持私塾的人全权负责。每天的用度都有记载,一月一考查盈亏,每年两次一轧账,有节余的就另外存贮起来,更多地置地以扩充产业。由此可见,龙渊义塾建立了一套规范有序、奖罚分明、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掌管事务的人员也是恪尽职守,一分一厘都用之有度。章溢也不忘陈京兄弟的乐善好义,特意在石华、象溪两地设立别的私塾,用来教育陈氏家族中年幼的孩子,等到他们长大了,再到龙渊义塾学习。
作为一代儒学大师王毅的得意门生之一,章溢深受恩师影响,志在圣贤之学。“入吾塾者,当以孔孟为师,颜闵为友,所读者,六艺之科,诸子百家之异户,勿攻也,所履者,六德之教,权谋术数之偏说,勿习也。”态度极为鲜明:《四书》《五经》乃为正统,诸子百家等则被视为奇门异术,一律排除在外。他还谆谆告诫学子们要潜心向学,不要急于从政当官,读书、著文切不可急功近利,要锲而不舍,循序渐进,明悟道理,不断充实自己。“仕所以行其学,学未成而遽从政,所谓五谷不熟,无以实囷仓也;文所以明其道,道未明而溺于文,所谓组绣虽丽不如布帛之适用也;此无他空,皆为吾心之蠢也。”比喻形象,语言晓畅,今人读之,仍值得引以为鉴。章溢早年拜王毅为师,研习经义,后逢红巾军乱,师徒组织乡兵抗击自保,朝廷论功行赏,章溢坚辞不受,兴办义塾后退隐匡山,结庐“苦斋”,砺心志、养德行。后出山辅佐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立下殊功。其富有传奇色彩的跌宕一生,正是对这一学说最好的躬行与阐释。
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石抹宜孙得知此事,非常赞赏,在郡内下令免除学田的赋税和生员的徭役,使他们没有什么要上缴的。石抹宜孙也师事王毅,与章溢、胡深等为同门弟子,交情笃厚。更为难得的是石抹宜孙饱读诗书、谦恭下士、体恤庶民,在处州百姓中深孚众望。对于章溢重学兴教、不计名利的义举,他从官方层面给予了全力支持,从而根本上解除了办学的后顾之忧。
章溢后来将列出的条款依序刻写在石碑上,又担心后人不能够坚持执行到底,就特意派人请至交好友宋濂(两人与刘基、叶琛一起被朱元璋尊为“浙东四先生”)撰写了《龙渊义塾记》,文风质朴醇厚,详实记录了兴办龙渊义塾的初衷与经过,结尾处告诫章溢的子孙们应当时时刻刻把继承章溢的志向(办好义塾)作为自己的事业,不要贪图富贵而聚敛钱财。不要在人们中间搬弄是非而引发争端,不去培植朋党互争高低,更不要亲近行为不端之人,败坏了这个训诫。其言恳切,其情殷殷。
邑人感佩章溢的仁义高风,也仰慕宋濂的文才书法,由陈源(今属八都)人何清将《龙渊义塾记》刻写在石碑上,此为宋濂仅存的隶书作品,行笔劲健,章法严整,气韵恬适,功力毕现。石碑高193厘米,宽93厘米,厚13厘米,立于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九月甲子。龙渊义塾在清代就已毁坏,后人在旧址上发掘出石碑,后移至城里的培文义塾(今老剧院旧址),民国时八都乡绅吴梓培曾向县政府要求移回八都,不了了之。后因种种原因,不知所踪。1981年县汽车站基建时发现此碑,使其重见天日,现收藏于九姑山龙泉市博物馆。
静立一隅的石碑,无声地述说着前朝往事,虽然右上角损毁,有的字迹已不可辨识,却抹不去那段久远的历史。民心如碑,七百年之后,依然铭刻先贤功德,巍然耸立……
通讯地址:浙江省龙泉市政协
邮编:323700
手机:13957058040
身份证号码:332524197012103030
陈小龙,男,1970年2月出生,曾任龙泉市新闻传媒中心总编,现任龙泉市政协文史委主任。
陈小龙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正月,淮东张士诚起义,连克高邮等地。此前,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群雄逐鹿。虽然元军大举反攻,致使天完红巾军等连遭挫折,一度扭转了颓势,但曾经横扫欧亚、拓展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的大元帝国,已是日落西山、奄奄一息了。也就是这一年九月,某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浙南龙泉县七都一个偏僻的村落浆安村(现八都镇四村),一座义塾宣告落成,它的建造者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乡绅章溢。章溢曾师事本地的大儒王毅(字刚叔),王毅为颇具盛名的北山四先生之一许谦的门人,学富五车,深明理一分殊之旨,曾被荐至朝廷,却辞官不就。
站在义塾的大门前,望着这座凝聚了自己十余年心力的宏大建筑,章溢可谓是如释重负、心旷神怡,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了却了祖祖辈辈的夙愿:期望借此培育人才、清正民风。古人赞誉龙泉“山川雄秀,必产英才”,宋天圣至咸淳年间,仅进士就多达240余名,“绾章绶,著声绩者更仆难数”。然而龙泉一直存在地理位置上的劣势:这里山高河险,与通都大邑相距甚远,有的达二三百里,即使是最近的,也有将近一半的路程。乡间子弟没有求学之所,这也成了章溢祖辈们的一块心病。他们曾先后谋划创立桂山、仙岩两处书院,因为没有土地、田园、房屋等不动产,不久都废弃了。桂山书院于宋端平年间由里人张奉仪建于县西严垟,元代,释褐进士张宏孙任山长;仙岩书院于宋咸淳年间由邑人章公权所建,院址在浆安,元至元中,并入桂山书院。据史料记载:章公权,字行之,号仙岩。淳佑元年进士。十二年,历官承直郎,新除太学正。累官知连州。以其地位和财力,书院尚且难以为继,足见办学耗资之巨。随着元朝定都大都,施行严分等级、轻视儒士的政策(时有九儒十丐之说),仕进无门,士多废学,更是文风不振,亟待聿兴文教。
创办义塾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与坎坷,每每提及,都难掩辛酸与苦涩。宋濂的《龙渊义塾记》载:章溢深以为忧,和众人商议说“没有田产就没有书院了,怎么可以呢?”于是节约日常的花销,用节余的钱财购买田产达一百五十亩。章溢自撰的《龙渊规约》则更为形象:“于是与诸子躬耕于新丰之郊,十余年间,铢积寸累,始得置田建塾。”也就是说不辞辛劳、节衣缩食十余年,才有了足够的积蓄,于是散尽家财,开始建造义塾。期间,章溢还得到了妻子家族人的鼎力相助,陈京(字伯大,官至雅州知府)兄弟闻讯,用曾祖父适斋先生所遗留下的二百三十多亩田地提供援助。适斋先生陈君得,为乡里的先达,清标雅望,高文伟政,其子孙也承续了这种家风。
万事俱备,章溢择地官山的北面,创立了燕居来供奉先圣孔子,先师颜回享受配祀,春秋持菜祀先师。旁边排列四斋,分别取名逊敏、知通、敬乐、博约,作为生员的居室,犹今之教室。后来又开辟了正义堂,每月月初、十五日则鸣鼓,聚集众多贤士来约束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五种关系。在书院前建造大门,上书“龙渊义塾”,用青砖铺路,使东西通达。书院四周灌木丛生,修竹林立,前后蔽荫,亭亭如盖,十分繁茂。此时的龙渊义塾,书声琅琅,弦歌不辍,翰墨生香……
往事越千年,龙渊义塾早已片瓦不存,遗迹无处可寻,我们也无法想象它曾拥有的规模与气势。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义塾作个简单的介绍:义塾、义学,大多为地方富户或宗族出资自办,也有本地或本族人在外发迹后出资在家乡创办,招收本族或同乡邻里入学,延请当地或本族品学俱佳、素有名望的文人为师。
义塾的本旨就在一个“义”字,注重的是好学不倦、学有所成。对于学业长进者,每月有奖赏;才华出众但家境贫寒的,则资助其以成学业;那些不遵循教导的,就惩罚他们。三百多亩的田赋出入收支,由主持私塾的人全权负责。每天的用度都有记载,一月一考查盈亏,每年两次一轧账,有节余的就另外存贮起来,更多地置地以扩充产业。由此可见,龙渊义塾建立了一套规范有序、奖罚分明、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掌管事务的人员也是恪尽职守,一分一厘都用之有度。章溢也不忘陈京兄弟的乐善好义,特意在石华、象溪两地设立别的私塾,用来教育陈氏家族中年幼的孩子,等到他们长大了,再到龙渊义塾学习。
作为一代儒学大师王毅的得意门生之一,章溢深受恩师影响,志在圣贤之学。“入吾塾者,当以孔孟为师,颜闵为友,所读者,六艺之科,诸子百家之异户,勿攻也,所履者,六德之教,权谋术数之偏说,勿习也。”态度极为鲜明:《四书》《五经》乃为正统,诸子百家等则被视为奇门异术,一律排除在外。他还谆谆告诫学子们要潜心向学,不要急于从政当官,读书、著文切不可急功近利,要锲而不舍,循序渐进,明悟道理,不断充实自己。“仕所以行其学,学未成而遽从政,所谓五谷不熟,无以实囷仓也;文所以明其道,道未明而溺于文,所谓组绣虽丽不如布帛之适用也;此无他空,皆为吾心之蠢也。”比喻形象,语言晓畅,今人读之,仍值得引以为鉴。章溢早年拜王毅为师,研习经义,后逢红巾军乱,师徒组织乡兵抗击自保,朝廷论功行赏,章溢坚辞不受,兴办义塾后退隐匡山,结庐“苦斋”,砺心志、养德行。后出山辅佐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立下殊功。其富有传奇色彩的跌宕一生,正是对这一学说最好的躬行与阐释。
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石抹宜孙得知此事,非常赞赏,在郡内下令免除学田的赋税和生员的徭役,使他们没有什么要上缴的。石抹宜孙也师事王毅,与章溢、胡深等为同门弟子,交情笃厚。更为难得的是石抹宜孙饱读诗书、谦恭下士、体恤庶民,在处州百姓中深孚众望。对于章溢重学兴教、不计名利的义举,他从官方层面给予了全力支持,从而根本上解除了办学的后顾之忧。
章溢后来将列出的条款依序刻写在石碑上,又担心后人不能够坚持执行到底,就特意派人请至交好友宋濂(两人与刘基、叶琛一起被朱元璋尊为“浙东四先生”)撰写了《龙渊义塾记》,文风质朴醇厚,详实记录了兴办龙渊义塾的初衷与经过,结尾处告诫章溢的子孙们应当时时刻刻把继承章溢的志向(办好义塾)作为自己的事业,不要贪图富贵而聚敛钱财。不要在人们中间搬弄是非而引发争端,不去培植朋党互争高低,更不要亲近行为不端之人,败坏了这个训诫。其言恳切,其情殷殷。
邑人感佩章溢的仁义高风,也仰慕宋濂的文才书法,由陈源(今属八都)人何清将《龙渊义塾记》刻写在石碑上,此为宋濂仅存的隶书作品,行笔劲健,章法严整,气韵恬适,功力毕现。石碑高193厘米,宽93厘米,厚13厘米,立于元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九月甲子。龙渊义塾在清代就已毁坏,后人在旧址上发掘出石碑,后移至城里的培文义塾(今老剧院旧址),民国时八都乡绅吴梓培曾向县政府要求移回八都,不了了之。后因种种原因,不知所踪。1981年县汽车站基建时发现此碑,使其重见天日,现收藏于九姑山龙泉市博物馆。
静立一隅的石碑,无声地述说着前朝往事,虽然右上角损毁,有的字迹已不可辨识,却抹不去那段久远的历史。民心如碑,七百年之后,依然铭刻先贤功德,巍然耸立……
通讯地址:浙江省龙泉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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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龙,男,1970年2月出生,曾任龙泉市新闻传媒中心总编,现任龙泉市政协文史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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