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德国诗歌，多数人会想到歌德、席勒，却鲜少读到当代作品。

近日，波利蒂基的诗集《在光与万物背后》由未读引进中国，是这位德国文坛重量级作家的首部中译诗集。

波利蒂基是德国当代知名作家，已出版三十余部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杂文等，被译为英、法、意、丹麦、日语等多国语言。

波利蒂基每年有半年时间在路上，足迹遍布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喜欢用姓名首字母 M.P. 签名的他，让人想起十三世纪的世界旅行家马可·波罗。马蒂亚斯·波利蒂基从198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已来过中国六次。

有趣的是，波利蒂基至今都拒绝使用手机，他依靠地图和记事本来安排自己的行程，偶尔迷路，却总能到达。

四月，从阅读波利蒂基开始吧！

四月，四月！

屋里如此静谧，如此静谧。

窗外一棵树，在雪花飞落中

变得苍白而沉寂——

它的耳语热烈无声，

在冬日最后的享受后窸窸窣窣

这将要燃尽的火焰——

屋里如此静谧，如此彻底的

静谧：好像——

投向记忆的一道目光，还有一个吻。

刘汐雅 译

自然之诗，城市之诗，爱情之诗，生活之诗 

——为何写诗及对诗歌的期待

◎波利蒂基

本文根据马蒂亚斯·波利蒂基于 2018 年 10 月 7 日在北京大学人文讲座《自然之诗与诗之自然》上发表的演讲翻译而成。

我原先根本未曾想过成为作家，而希望做一名打击乐手。在我成长的慕尼黑郊区，生活有序而安逸，畅想自己将来在摇滚乐队中的生活便是很令我激动的事了。然而，十六岁时，我偏偏爱上了一个姑娘，她人见人爱，我的朋友们也被她吸引。突然之间，身边不再有能倾吐心声的人，于是我悄悄开始写作——当然是写诗，而后也有一些短篇小说。写东西总能缓解我的烦恼，当恋爱的苦闷过于沉重时，你可以任自己沉醉在文字之中。一旦诗歌完成，还能带来些许抚慰。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忍不住告诉最好的朋友，自己作了一些诗。他立即承认，他也干了同样的事。几天之内，我们圈子里的其他一些人也纷纷坦诚，他们或多或少都尝试过写诗。

自那时起，我们重新开始聚会。从前只是在一起踢足球的我们，现在则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最受欢迎的聚会地点是附近的树林。偶尔有朋友从父母的酒窖中偷拿来一瓶葡萄酒（与大家同饮），有时我们则只是躺在树下，仰望夜空，凝视头顶的枝丫如何像漆黑的裂缝一般在风中摆动。那时忧郁却又快乐的心境和那充满魔力的美妙世界，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世间万物都无法永存，我们也终有一日会走向死亡。这道理我们早就知道，但直到那时，浸润在美酒、诗歌、友谊、自然中，我们才猛然获得了痛切的体会。

是的，我们是浪漫主义者，在我们眼中，自然是映照生命的一面奇异的明镜，它包含着我们生活中一切重大的主题，首先是爱情，随后是死亡。世界在我们心中既可怕又美好，这样的感觉至今尚未消弭。我们的诗歌主要以自然为主题，因为这样可以写尽我们平凡生活中的一切苦闷与欢乐，而不必将它们明白道出。一直以来，大自然都在为诗人提供契合的意象，诗人只需用语词对其进行摹画，以使这些意象能够在读者的脑海中重现。不过，找寻到这些意象，并尽可能以精练的话语对它进行描述绝非易事，我也是在多年后才明白了这一点。那时我写的诗，至少是我的朋友们可以或假装可以理解的，那是一切的开端。

事实上，当年我们常整晚整晚地待在树林中，有时我在最后一刻偷偷溜进家中。一进房间，便能听见隔壁卧室里的父亲起身去洗澡。那是我人生中一段非比寻常的时光，虽然我们中没有人追到那个众人都喜爱的女孩子，她也不知道我们因为她而进行着诗歌创作。我写的诗通常充斥着过多的激情，有些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显得狂妄自大。几年后，我将它们付之一炬，因而我绝大部分的自然诗都未面世。不知何时，我的朋友都纷纷停止了诗歌创作，只有我错过了恰当的时机，于是就这样继续写到了今天：当心情不好时，我总会提笔作诗。

当然，不仅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写诗，我已经出版了八本诗集，此外还有一些独立的组诗。今年（2018 年）又出版了一部诗歌全集，收录了我在过去三十年里创作的所有诗歌。直到今天，我始终相信，自己创作的每一首诗，从根本上说，都是爱情诗。这爱情的对象当然并不总是一个姑娘或一位女士！若把爱情视作一种促使我们关注世间万物的情感，爱情的苦闷完全可以由其他的原因引起，因为种种截然不同的因素都可能使这种感情蒙上阴霾、陷入危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苦闷，当所有的措施都对我失去效力时，便只有写诗能够帮助我疏解愁绪——进一步说，它将我倾斜的世界重新归正。我没有哪一首诗是单纯因为我自己想写或是别人想让我写而创作的，它们并非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写诗，是因为我必须要这样做。在不必作诗的日子里，我总是很快乐，那不一定是令人愉悦的一天，但至少是不被苦涩缠绕的一天。

后来我再也没有像青年时代那样频繁地去往树林中，尽管外国人大多以为德国人离开了他们的森林便无法生活。作为浪漫主义者，我身上的浪漫特质也只剩下了一部分——虽然我内心始终是浪漫主义者，但却在生活中逐渐明白，自己不应永远这样。我到现在一直住在城里，因而大自然在我诗歌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它并未完全消失。在陌生的国度，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撞见壮丽的风景。它们是如此令我震撼，以至于我若不向诗歌寻求庇护，便会有灭顶之灾。

我还想再谈谈城市。那儿的日常生活也有阴暗面，借助诗歌使它的光辉重新展露，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此时最有用的往往是一些细微之物，当主体陷入危机，可以依靠的便只有那些不起眼的小事。是的，陷入危机，我在这里再一次提起这个词。适用于自然诗的，对城市诗依然有效：如对周遭世界的爱恋以某种方式陷入危机，那我就必须要借一首诗使之恢复如常。我意识到，自己初始的心境越是悲伤，那诗歌则越显欢快，似乎单纯用图像将苦闷再现还远远不够。谁笑的声音最大，此前便哭得最轻。我常常以讽刺来结束全诗，幽默的结尾不那么容易实现。关键是，我可以借此勇敢地直面烦恼。

不过，在我井井有条的日常生活中，其实不必常常如此。我幸福地成了家，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因为它让我这未能如愿成为打击乐手的人可以一直与节奏为伴，尤其，我还有一帮可以与之畅所欲言的朋友。旅途中，这一切却是另一番模样！我常常连续多月孤身一人。当我承认，我大多数的诗歌都作于旅途之中、充满了意外的他乡生活中时，没有任何人会感到惊讶。每年半数的时间我都在路上，并不总是独行，也不总是前往异域。在我陷入令人沮丧的境遇时，我还是会被烦恼侵扰。

回首往事，可以说，我只有极少数的诗歌是在书桌前写就的，大多数诗歌创作于陌生的城市，山林间、荒漠中、大海边，也就是说，常常只有以极快的速度才能将最必要的事物记下，即处于某种压力下时，才能创作诗歌。最终的成品究竟是自然诗还是城市诗，其实完全无关紧要，它总会是爱情诗，抒写爱情苦闷的诗。我已经这样度过了几十个春秋，因此，将它们汇总起来，便几乎是我的生活诗。它们就好像照片一样，描摹了我生命中无数的片段。实际上，几年前我才开始在旅行中摄影，因为在那之前，我以为拍摄照片和为文学创作记笔记无法并行。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同时用相机和言语拍照。

为了避免读者对我的工作有什么误解，我得说：我在非洲大草原上、阿拉伯集市上或攀登喜马拉雅山的途中记下的那些不过是最原始的笔记，远非诗歌的成品。诗歌的产生过程时间更长，甚至几年也不足为奇。原文常被修改得一句不留。比诗句更重要的自然是最初写作时的基调，即诗作诞生的外部压力，这也是一种内在压力。我认为，一首好诗的创作需要这种压力。否则它就和业余做做手工别无二致——可能很有趣，但并非是至关重要的。

诗歌，生于困境与激情，被不加整理地匆匆记录下来，有力、精准的词句硬生生地和陈词滥调、自怨自艾混杂在一起。为了给这样的记录以明晰的形式，让它成为一首诗歌，诗人需要以“冷峻的目光”，保持时间与情感上的距离，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打量它。最开始写诗的时候，我就在树林里向我的朋友们朗读，他们不仅倾听、赞赏，还提出各种修改意见。每一首诗都有修改的空间，哪怕你刚写完初稿就深信惊世巨作已然诞生。

初稿仅仅是为自己写的；此后一遍遍地修改则是为了更广大的读者群体。从一开始写诗时起，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所剩不多的浪漫主义者，我只在满腔情感无人倾诉的时候写诗。但在那时，我便已开始期待有一刻，能将我的诗朗读给什么人听，不仅是和我一起躺在树林里的伙伴们，也是能满怀希冀地伴我一生，做我的倾听者的人——我的妻子、我的编辑、我的出版商。当我的诗歌被充分修改、得以出版后，我的读者和朗诵会上听我读诗的人也都包含在内。

我演讲的副标题是“为何写诗及对诗歌的期待”，而我在第二部分谈及的正是：我写一首诗，是为了有人能在什么时候读到它、为之触动，并分享我想表达的、潜藏在诗歌中的情感。因为他熟悉此中的情感，因为我的诗歌精准地击中了他，击中了他长久以来因找不到合适表达而不得不以沉默掩盖的部分。忽然之间，他抓住了它！他甚至将我视作真正懂他的人，尽管我们素昧平生。诗歌可以将完全陌生的人的内心紧紧相连。

反之亦然：我也在未来的读者中找到了懂我的人。尽管多年以后，或具体的机缘都模糊不清，但总还是有的！这种想法听上去简单，但我先得足够老，老得让我能够这么想。因为这种想法无外乎是：即使在进行写作这项世间最孤单的工作时，我们也并不是一个人！我们借助诗歌进行一段时空错位的对话，这在写作时就能使人心怀感激。如果哪首诗碰巧说出了咒语、触动了灵魂，在特定时间或从某种特定意义上（但总是存在的！）成为改变某个读者一生的礼物，那么这位读者之于那个写作时孤独幻想，事后才从他所处的社群中获得慷慨补偿的人也是一份礼物。

此外，读者必须被严肃地对待、平等地接受。作家不可自以为高人一等，将自己视作只为同类写作的天才人物。他不应尝试用高深莫测的表达故作神秘，置身于公众之上，不愿被人理解；憧憬着作为天选之子，因为不被理解而受人尊敬。部分抒情诗人正是因为不被读者赏识，从而塑造形象、成就事业的，他们中的幸运儿，会被文学批评家称为“实验作家”和“先锋派”。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我在开始写作和发表初期时正是如此，而恰恰那时，我的书获得了最多的文学奖项。但实际上，我只是过于腼腆，不愿在诗歌中吐露我写作的真实原因。我把自己藏在十足扭曲的画像背后，写一些晦涩难懂的影射，把句子降格为意义模糊的声响的堆砌物。我当时少不更事，除了语言一无所有。而当年岁渐长，增添了经历，我理解了：正因为诗歌很短，所以人能在诗歌中讲述很多。我们需要的只是勇气。

相比之下，写作实验诗歌要简单得多，因为没有人能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来检验作者所言是否真的精准、熨帖。实际上，先锋派不可能出错，因为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什么是必须的。只是他们的诗歌往往结不出果实。我们作为读者，觉得它新颖有趣甚至富有开创性，但我们内心深处并不为之触动。能触动我们的只有那些以生命去讲述，渴望立即被人理解的诗歌。它们在创作之初就触及实质。显而易见的是，这并不是每一首诗在每一位读者那里都能做到的。有时需要几十年，直到删去大部分内容，才能找到那个最契合的词。因此写作不仅是一种使命，更是一种职业。

人可以一辈子写作。但我认为，人只有不仅为自己写作、更为他人写作的时候，才成为作家。之前我曾断定，写作实质上只是一种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服务工作，作为服务者的作家试着尽可能出色地完成他的工作，从而使他的顾客——也就是读者——满意、幸福。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试着写得简单易懂些，但这并不容易。把事情搞得复杂倒是轻松得多。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意象排列成自由体诗歌，比把一首几百年前的韵文、短诗拆解开来，表达时下的生活动向简单——而且不仅表达我的个人生活，也表达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当然，我也为文学批评家的好评而欣喜，我必须承认我在这方面运气不错。但最高兴的是，我的读者告诉我或写信给我说，我的某首诗歌被挂在了他们家厨房的桌子上方。我年轻的时候就把我最喜爱的诗——如艾兴多夫、布伦塔诺、特拉克尔和霍夫曼斯塔尔的诗——钉在墙上。我只是想让它们天天陪伴我，它们对我很重要，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当我得知我的某首诗被贴在哪儿的墙上时，我又从半个浪漫主义者变成了完全的浪漫主义者，欣喜若狂。对作家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是啊，这也是我写作的原因啊！

马蒂亚斯·波利蒂基

赖雨琦、邵梦琪 译

樱花节

来自孟安赫的讲述

在樱花树下饮酒，

忘却了时节。

我把鞋子

扔上了树梢。

樱花如雪翩然飘落。

鞋子却未落下。

我们协力摇晃树干。

我们的身上开满樱花

一整日。

邵梦琪 译

在光与万物背后

有时

在一个周日下午，

一切那么静寂，以至于日子

突然裂开一道缝隙。于是

你抬起头

从手边的文件中

你抬起头，

有那么一次，你可能听到：

时间的汩汩涌流，

就在光

与万物背后。可是

正如你微微侧头

把手放在耳后，

这道裂缝，

已经重新闭合。

郭笑遥 译

我这样的人为何在坏天气里跑步？

——周四进行曲

跑呀跑呀，只管跑呀，

穿过公园，和林荫路——

跑呀跑呀，跑呀跑呀，

像头野兽，永不驻足！

一路狂奔，蹚过水坑，

濯清泥泞，洗净风尘，

跑呀跑呀，直到周围

树丛轰响，天光轮转，

跑呀跑呀，不仅只有

狗和被遗忘的老者，

向你注目致意，

跑呀跑呀，直到你也

不再知觉，晨昏时序，

跑呀跑呀，直到路旁，

长出棕榈，和仙人掌，

还有幽兰，馥郁芬芳，

令你迷醉，你才可以——

不，你不会歇息一下，

而是，步履轻盈地

一跃而过，如同周二，

跑呀跑呀，只管跑呀，

像头野兽，永不驻足！

张为杰 译

马蒂亚斯·波利蒂基（Matthias Politycki）1955年生于德国卡尔斯鲁厄，德国笔会成员。198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出版个人首部长篇小说，1989年至1990年任慕尼黑大学助理教授，随后成为自由撰稿人，并很快在当代德语文坛享有一席之地。波利蒂基已出版三十余部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杂文等，作品被译为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丹麦语、日语等多国语言。

《在光与万物背后》选自马蒂亚斯·波利蒂基的《诗歌总集2017—1987》，诗人为中国读者精选出81首诗，按主题分为自然之诗、城市之诗、爱情之诗、生活之诗与远东之诗。波利蒂基在诗中分享了自己在三十年间对自然、城市、生活与爱情的诸多感受，也记录了在世界各地旅行过程中受到的启发。在他看来，诗歌是寻求庇护、“将倾斜的世界重新归正”的方式，生活本身就是诗歌的源头。诗意，恰从生活的缝隙间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