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迪（左）生前在十八洞村采访。他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热情讴歌新时代的文学实践，谱写了人生与文学创作的精彩乐章，为后来写作者们留下无尽的思考与启示。

2021年2月25日，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崭新篇章。当天在京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为了兑现党对亿万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贫困群众自立自强、自力更生，全社会同心同向、团结奋进，推进着脱贫攻坚事业中的每一点巨细成就，汇成了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壮举，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中一个宏阔辉煌的篇章。

在脱贫攻坚持续深入的过程中，处处都活跃着中国作家的身影。“这里有泉水，就在这里停下吧。”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引用一位诗人的句子说。这样一场持久的战役中，所涉及的绝对不仅仅是贫困的乡村，其中有共通的社会情感，也有千家万户的牵挂。这样的伟大篇章面前，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忠实记录，更有着“铁肩担道义”的深刻内涵。来自全国的作家们深入生活、扎实采写，以实际行动将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高度相融，为脱胎换骨中的中国乡村留影，更用赤诚和执著的精神将自己的写作信仰化成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镌刻进文学的历史长卷。正如铁凝所言：“在今天，人民的命运、希望、眼泪、欢乐，仍然是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和动力。”

好的讲法才能够传达出好故事的精髓

“一片旷野，满目荒凉，满目疮痍，宛若一个巨大的泥淖。几千年以来，总是有很多不幸的人，被命运之手捉弄而沦陷其中。”以泥淖来形容贫穷，作家任林举为《出泥淖记》开篇。2019年，为进一步推动作家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创作文学精品，中国作协与国务院扶贫办合作，策划开展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组织遴选25位作家奔赴全国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扶贫点深入生活、实地采访，创作反映脱贫攻坚工作进展和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品，任林举是其中一位。

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几乎跑遍了吉林省具有代表性的广大农村，平原的、山区的、旱作区的、稻作区的、干旱区的、雨水丰沛地区的……时值寒冬，东北大地的道路上积满冰雪，一下高速公路，走的都是狭窄、弯曲的乡间或山间小路，在这一条条曲折的道路上缓行的他，心中盘桓着在这场历史大事件中报告文学究竟何为的想法：写基层难免涉及一些具体问题，文学里的典型人物往往要在矛盾冲突中体现性格和境界，不可能不暴露一些问题，如何处理好矛盾关系在作品中的呈现十分重要。而当时间的复杂性占据了写作者所有的想象空间后，一种剖析和梳理的方式反而开始浮出水面。在任林举看来，这种方法，就是找到典型事件或典型人物，将其所有的经历和过程完完整整地展现出来：“通过各种人物、力量的交叉或交锋，人性的、文化的、观念的、境界的、情感的、制度的、执行的等层面也都描绘出来了，并不需要添油加醋，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好菜。”

如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评论家何向阳所言，脱贫攻坚作品的创作难点在于视野和细节。好故事必须有好的讲法与之匹配，好的讲法才能够传达出好故事的精髓。“如何讲好发生在今天中国的乡村巨变故事，是对当代作家的一个巨大考验。优秀作品不仅能让世界读者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能让他们领略到中国文学的魅力。”拓宽以往写作思维、重新梳理和发现写作疆域，是这一主题创作之下许多作家的自觉选择。

当写了二十多年小说的作家罗伟章真正踏上大凉山的土地时，土地也在对他诉说。发生在大凉山的种种故事穿梭于历史和现实，成为许多人脑海中复杂而模糊的印象，如今，撇去种种遮蔽直面这片土地，他首先面对着如何真正深入彝族人民内心世界的问题。一开始计划中以一条街道、一家工厂、一个餐馆、一个家庭，甚至小到只关注某一个与主题有关的人切入，以小见大的写作路径，在真正深入大凉山、来到昭觉彝族同胞身边时，渐渐让他自觉不满，“那种写法虽然可行，却不能完成真正的表达。”从点向面的转移，也是整体思路的调整。在大凉山，要获取素材并不困难，但罗伟章心中，作家的倾听和辨识能力需要时刻“在线”，并且要真正沉下心来，深入思考一个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解决的途径。因此，在《凉山热土》中，他所采取的是一种“笨办法”：“取最笨的写法，也选择最笨的观照方式。我希望走进这个民族的深处，对他们为什么有那样的传统，为什么有这样的今天，从历史积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角度，作系统的梳理、阐释和再表达。”

“很大部分脱贫攻坚的作品都有一种火辣辣的生活现场感，但是这个现场感怎样才能在时间中流传下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评论家刘大先的发问，也是不少作家在写作时的思考。将正在发生、处于变化中的当下现实，用文字固定下来，并形成一定的美学品格，无疑是困难的。文学与现实不是如同新闻报道式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应当追求一种持久性的力量，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讲述一个经过民间智慧打磨的故事。“这个故事沉淀着民间的智慧，积淀着劳动人民的经验。人们在意的通常是跟我们相通的东西，有爱，有亲情，有友情，有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东西才是打动人的东西。”刘大先表示。

2004年至2006年，作家邵丽就曾被派到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挂职，并推出小说集《挂职》。十多年后重回驻马店的采访让她格外震惊：这个地方早已旧貌换新颜，当地居民的生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让她几乎认不出了。跨越时间长河的记忆勾连和深入采访，使得以一个家庭的脱贫致富故事为主线的小说《黄河故事》渐渐在她心中成型。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内在变迁，更是改革开放以来黄河文化在“小家”和“大家”之间的流转与承续。这也是她一直在等待的创作切入点，是文学和时代的交叉点。“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就是观察脱贫攻坚进程时突然有让我眼睛一亮的东西，它一下就点亮了我的写作。我知道，那一刻，写作就开始了。而我特别希望，这样的写作能打上时代烙印，但同时，这样的时代烙印又不太强。”邵丽认为，一个与时代距离恰到好处的观察点，能为作家提供更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视角和立场，“我希望我们在书写当下脱贫攻坚题材时，能写出一些超越时代流传后世的作品。不管经历多少时代，阅读这样的作品，总能捕捉到人性的光芒。”

同一条梅姑河分开东西金旺两村，让两村人从竞争到互助融合，让小村流淌出时代强音，小说《暖夏》是作家王松行走于近四万平方公里的赣南大地上，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收获。面对大山深处或千言万语、或默然语塞的农民，他的采访往往是起个话头，顺个方向，就让对方尽情表达。在这其中采撷到的情绪、情感和闪光片段，都是他作品中自然流动着的力量。思绪如飞鸟一样的王松，成了一只钻进大地探索的穿山甲，不断向深处掘进，以真相和真实作为滋养作品的养料。“可以肯定，这样感受了真实的力量之后，当我再由穿山甲变回一只鸟，它的每一根羽毛就都会坚实起来。当它重新飞向蓝天，它的飞翔虽然还是飞翔，但姿态和高度肯定就不会同日而语了。”

“站在时代的浪潮中，所有的创作事实上都是作家自觉自发和社会引导等等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说。文学从不是凌空虚蹈之举，读者、社会和生活共同呼唤着文艺创作和与之相配的文学作品的诞生。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共识，也是蕴含在作家心中的内生动力，并由此转化而成相应的创作热情。“每个人认识生活的角度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也同时有自己的局限。走出去，走进去，对于创作视野的开拓，创作内容的丰富，尤其是提升创造性是非常有好处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才呈现出了这种可能性。”

创作《岭南万户皆春色——广东精准扶贫纪实》时，作家丁燕仅在连樟村就连续采访了三十多位贫困村民。反复穿行于当初村民需要徒步四个小时才能走完的山路中时，她心里逐渐升腾起另一种书写的方式：以一个个词形成典，用词典的方式来讲连樟村的故事，每一个词都像一个磁铁，吸附着和它有关的那些信息。无论是村民，还是村里的各种物件，其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将这些“小宇宙”组合在一起，最终会呈现出一个网状结构。“用事物自身的视角来展开叙述，在貌似无意中袒露那些变化，这样既可避免强行图解，也可避免简单讴歌。事实上，我发现村民们对发生在自身及周边的变化都很敏感，而且他们各个都是语言大师，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因此，书中所体现的也是她对报告文学一以贯之的美学追求——“我一直都在尝试打破各文体之间的界限，试图通过各种有益的探索，为报告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

作家欧阳黔森说：“作家脚上沾满泥土，作品才有可能散发出泥土的芬芳。”关仁山说：“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中，现实生活是超出我们想象的，那些真实的细节是在书房里编不出来的。”艾平说：“不论面对多么宏大的土地，你必须深深地躬下身子，细细地鉴别每一株草木。”……这些从脱贫攻坚的现场中来、从火热的社会现场中来的创作经验，是思考的结晶，更是生活的馈赠，是当下书写的直接灵感，更是往后的长久岁月中将不断激荡于作家内心的丰厚素材。

作家见证历史，也被历史所见证

在脱贫攻坚的现场，有一种辛勤耕耘的信念与执著探索的精神，根系于大地，映照着力拔穷根、默默奉献的精气神，成为属于中国作家的一面明镜。在作家李迪身上，这种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一生遵循的创作原则浓缩起来，只有简简单单的三句话：“文艺的生命在于跟人民的血肉联系。文艺的生命就是人民的生活。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艺创作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这是李迪信奉的真理，也是支撑他所有写作的动力源泉。正是秉承这样的创作理念，他七上丹东，六下无锡，三季走过九省，五下永和，写就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名篇。

2019年，李迪拖着行李，住进十八洞村的苗寨吊脚楼里。无论晴天还是沐雨，他一遍又一遍在十八洞村里爬山串寨，拉着老老少少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聊脱贫攻坚里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人，直到腰酸腿麻，直到小本本上记满了自己满意的素材。李迪满载而归，却因积劳而引发旧疾。回到北京，他承受巨大病痛，在病床上继续《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的书写，最后六个故事已经无法下笔，只能在床边依靠口述完成。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李迪完成了图书出版前的最后改样。从《丹东看守所的故事》《警官王快乐》，到 《加油站的故事》《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永和人家的故事》和《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李迪一直在讲故事，讲中国故事、传中国精神，也如铁凝所言，“对李迪来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是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李迪和他们成为了贴心人。他的作品是质朴的，没有华丽的修辞，他努力写出人民心里的话，他的风格温暖明亮，他的态度情深意长，这在根本上源于他对人民群众深切的情感认同。”

风霜雨雪，从不是阻挡作家脚步的理由。在多年对于西藏地区的书写中，作家徐剑有个出名的 “三不写”原则：没有用脚走到的地方不写，没有亲耳听过的故事不写，没有亲眼看到的地方不写。第21次进藏时，他的身体状况并不佳，小小的行李箱里，光常备药物就挤占了1/4的空间。到达昌都贡觉县时已是下午五点多，他马不停蹄地去往从三岩地区搬迁出来的幸福村，挖掘到了《金青稞》的第一个故事。第二天，冒着沿途落石、塌方的危险，他执意深入三岩木协乡，车辆一路绕着地上的落石“蛇形”而过，又走了11公里的盘山公路，在乡里派车开路搬开落石才能通行的情况下，沿悬崖峭壁而过，深入当地群众的真实生活现场。在那曲市巴青县采访时，徐剑为了找到霍尔家族的黑帐篷几经周折，历经往返近七个小时的路途，却不觉疲惫，因为他找到了霍尔家族的后裔，相谈甚欢，获取了大量鲜活素材。回到巴青县城已是夜里11点，冷热交加之后他开始咳嗽。去往聂荣采访的路上，车辆陷入泥坑，徐剑在风中站了一个多小时，咳嗽病症更甚，入住县城后就出现高原反应，只能吸氧度夜。此后，或轻或重的咳嗽症状伴随了他之后整个采访的过程，直到回到云南才逐渐消失。从第一次进藏的1990年算起，20年的光阴里，从生活状况的改善到思想由闭塞渐渐开放，西藏人民身上发生的变化与国家发展的进程密不可分，在他笔下如实得到了呈现。

2019年9月到2020年6月，作家蒋巍辗转五省七地，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国家温度——2019—2020我的田野调查》。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他有一年多时间没有回过北京的家。“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我八过家门而不入，将家完全交给老伴打理，我确实成了一个不回家的男人。”他习惯于这种生活，在采访的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位身形高大的作家坐在老百姓的小院里、窑洞口、炕头上，与他们亲密无间地聊天，撷取那些反应时代进程中点滴变化的活泼泼的故事。在这样的采访中，他曾多次落泪，并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动人故事转化成文字，常是以几个小点心为餐食边吃边写，写得天昏地暗，食不知味。

从另个角度来说，作家们在行走和书写中见证历史，也将被历史所见证。2019年寒冬，为了切身感受张北县的苦瘠荒僻，作家李春雷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在德胜村体验生活，笔被冻得写不出字来，只能不停向笔尖哈热气，才勉强地落字于纸面。次年盛夏，他又顶着酷暑再次来到这里，在田埂旁、在小院里随时采访写作。以《金银滩》一书，李春雷刻写下德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感慨道：“坝上高原曾经一望无垠的贫瘠荒滩，在新时代的风雨下流金淌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金银滩。”

长达两年七个月的时间里，作家纪红建独自行走在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等脱贫攻坚主战场的深度贫困地区，走进总共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2个贫困村庄，实地采访了大量扶贫工作者和当地百姓。他带回家的，是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以及整理后多达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并最终成就《乡村国是》。以这种笨拙、繁琐、耗时长久的行走和踏访，纪红建走出了自己对于脱贫攻坚最本真的理解：“如果行走是诚恳的，是纯洁的，是用心灵在行走，那么行走时就会汇集各方力量，让你感受到温暖、正义、感情、生命的力量。”

2015年7月开始的两年，陈涛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任职“第一书记”，身为作家的他在脱贫攻坚的进程中，有了另一项具象而坚实的职责。回首这段身处甘南的岁月，它们常以碎小瞬间的方式闪亮定格，并一个个涌向他。“如何看待这段时光里的自己？可否完成了应尽的责任？”讲党课，完善村委会办公设施，与镇村干部一起将育苗和药材种植打造成全村主导脱贫产业，借助旅游优势推进农家乐发展，为全镇7所村小学购置书桌书架、创建图书室，在易地搬迁中，根据规划设计与村民需要，打造全村三个文化广场……这些巨细的工作成功，是他交出的答案。但更多答案，则在夜深人静时、于书桌前的思索中才会浮现：“我知道，有些东西悄然发生了变化，我感受得到，并且欣喜于此。”从挂职期间的工作与生活出发，陈涛写下《山中岁月》，试图穿透生活的表象，在展示不同群体的形象中努力思考复杂的人性，揭示永恒的困境。当一位作家和“第一书记”的身影重叠，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脱贫攻坚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付出，陈涛觉得自己何其有幸。

脱贫攻坚的伟业，不仅是物质与经济上摆脱贫困，也是每个身处其中的人的精神变革，不仅是被帮扶的乡人的精神洗礼，也是扶贫干部、社会各界的帮扶力量，以及见证和书写这一战役的作家的精神洗礼，无数次的抵达、采访、书写和思考一再验证了这一点。在此期间，老中青作家的倾情投入，也让人想到《乡村第一书记》作者、国务院参事忽培元的一句话：“作家应当有这样的追求和自觉。时代在这里激流奔涌，文学更应当在这里发出具有感召力的响亮声音，写出平实故事下的思想潜流。”也许唯有如此，方得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