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走向“我们”：文艺服务人民的路径及方略

                 郑洪亮


        服务人民、歌颂人民，永远都是中国文艺的使命与天职。而要把文艺的“人民性”这一创作的目的做实做好，做到尽善尽美，一个不可逾越的逻辑起点，便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必须高度自觉地、卓有成效地实现从“我”向着“我们”的立场转换与精神的升华。
        因为文艺创作的对象和源泉是生活，而生活的主角与核心是人民，这就天然地决定了“人民性”在文艺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也可以这样说，文艺的“人民性”即必定是文艺创作的“必然性”。在创作实践中，尽管作家、艺术家有着勘定作品主题和选择描写对象的充分自由，尽管可资选择和描绘的题材与对象纷繁宏富、多彩多姿，但对于创作主体而言，其首先和始终都必须予以高度关注与倾情书写的，则永远都是人民。因为，只有人民才是文艺的永恒动力与不二主体，才能赋予文艺以强烈的感染力与永恒的生命力，才能使文艺在历史的衍进与时间的流逝中永葆活力、永存魅力、光彩灼灼、光辉四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作者和时代的雕塑者，并因此而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关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
        文艺之所以要服务人民、表现人民、歌颂人民，始终以人民为主题和主体，这不仅因为人民是生活的创造者、社会的变革者和时代前进的驭手与推手，而且还因为以人民为主体的现实生活，始终都是一切文艺创作的强大胚基与不竭源泉，同时也是一切优秀文艺作品的审美主体和评判主体。由此而决定了文艺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与主从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只有人民，才是文艺的活力源与生命线。而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本之木与无源之水，哪里还称得上什么充满活力与魅力的艺术生机和审美创造呢？实际上，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与感召力，从来就是基于和源于对人民的真切摹写和崇高礼赞，并因此而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大众认可，进而转化成为社会变革与时代进步的强大推动力，像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果戈里的《死魂灵》，像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像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郭沫若的《屈原》《女神》，像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王蒙的《青春万岁》、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笨花》、梁晓声的《人世间》等作品，都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起到了推动与激励作用。尤有甚者，十九世纪美国内战之前最畅销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竟能以文学自身的力量，进而引发一场促进社会发生急遽变革的国内战争，并通过战争而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
        所有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富有鲜明而强烈突出的人民性，并因此而深得人民的认同与接受。文艺家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营养、选择主题、描绘特定的生活情境、塑造具有历史特质和时代意义的典型形象，且以艺术的形式将之作为审美对象而返还给人民大众，使之从中得到启迪，受到鼓舞，获得思想感召、艺术熏陶和道德的纯化与升华，从而孳衍出文明的社会因子与精神的不竭动力，用以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进步。这便是文艺与人民关系的内在机制与辩证法则，这同时也是文艺的生命的核质和价值源泉。由此可见，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不仅是彼此相依的，而且是血肉交融的，在互有所倚、所凭、所契的前提下，文艺对人民的倚重则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这也就是说，文艺一旦离开人民，其生命之火必然熄灭，其艺术之花必定凋萎，其审美之韵必然泯灭。当然，人民也自然会随之而失却来自文艺的思想的烛照与美学的滋养，进而陷入文明的荒原与精神的凹地，乃至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人格矮化与生活的鄙陋。
        显然，在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中，虽有主从之分和本末之序，但其在总体上、全局上和常态上，则是谁也离不开谁。只不过人民永远都是文艺的生命之源，而文艺始终只是人民的精神花朵与思想蓓蕾，并由此而决定了文艺对人民的无条件倚重与依赖。这种关系，就像鱼和水的相生相依、各得其所一样。鱼固然因为有水才能生存，而它同时也赋予了水以生机活力。我们说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而人民则是生活的主人。任何瑰奇壮美、五彩斑斓的生活，都是由人创造的，又是由人维系的。离开人，尤其是离开人的群体，即人民，一切所谓的社会生活便都必将化为乌有、不复存在。所以，从根本上说，生活乃为文艺之源的实质，即是说人民乃为文艺之本，而“本”者，根源之谓也。这说明，只有人，才是文艺的本源。而人民则是一个极具包容性和创造力的大众集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长青。”为什么呢？就因为人民永远都是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也永远都是生活的创造者、驱动着和主人翁。这就自然决定了一切文艺创作都应当和必须皈依人民，表现人民，服务人民，歌颂人民，从人民所创造的历史伟绩与现实生活中汲取源源不断的丰富营养，并以之为据为范，采用多彩多姿的笔触描画和表现人民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及其无限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要充分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相融会的创新精神和典型化的创作方法为人民造像，替人民抒怀，对人民施以满怀激情的礼赞歌吟，将人民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艺术化，市人民的情感、心愫、梦想、追求典型化，从而以人民为时代之主体和生活之主人开启世纪大幕，创造性地激扬改革精神，全方位的展现民族风采，高频次地唱响中国旋律，这就要求文艺家，必须高度自觉而有效地深耕生活、贴近人民，始终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真诚地把人民的喜怒哀乐融会于自己的心中，倾注在自己的笔端，满怀诗意与激情地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本色中发掘和表现明亮的心灵与真诚的人生，从而通过深刻提炼生活而达臻精准表现生活与全面展现生活的高度、深度和优渥质朴的本色与底色。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作家艺术家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涵养浩气、勃发生气，使创作处于游刃有余的丰裕状态，以致获具素材存贮与笔力运达的高度自由和自如。实际上，优熠厚重的文艺作品大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出来的。也只有当作家艺术家处于这样的状态和秉具这样的优势时，才可望创作出深为时代和人民所接纳、所嘉许的优秀作品。马克思曾经屡屡盛赞海涅、歌德、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创作，其枢密就在于这些作家毕其一生的创作都与广大人民和主潮生活实现了全程对接与深度交融，从而使其作品不仅是对时代变革的艺术化影印，而且更是对生活脉动的形象化触发，并因此而使之与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深刻的通感和高度的契合，以致成为彪炳史册的艺术碑碣与精神永恒。正是在一背景下，马克思才深刻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而巴尔扎克之所以会以文学的方式熠然跻身于社会变革的“书记员”的地位，并因此而膺获显赫的荣耀，成为人民的心灵镜鉴与精神牧师，关键就在于他不仅具有走向人民的和尽瘁大众的情感与心愫，而且更以实际行动兑取了这种愿景与信念，从而真正实现了对社会、对时代、对生活、对人民的至情至爱。这不仅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时代风采，而且更渗濡着淳厚的大众情韵。之所以如此，诚如马克思所言：“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把握的卓越作家。”
        实际上，这不是个例，而是对文艺法则的实践性体现。也就是说，只有对人民始终报以真诚与淳挚的创作者，其所收获的才定然会是人民的青睐与厚爱。诗，为什么会成为唐代的文学主体形式？词，又何以会在宋代大放异彩？就以为在唐宋时代，各自具有一批身怀人民意识、广聚大众情愫的创造者们，运用这种形式写出了深获读者认同与赞许的优秀作品，并因此而使这种文学形式成为人民的尊崇和最爱，而当这种审美意向通过多种途径折返到诗人群落并成为强大的社会舆情时，便会激励和鼓舞更广大的创作者们争相以诗明志、以诗抒怀、以诗记人、以诗叙事的志趣与热情。于是，诗，便自然成为了唐代文学的主体样态和主流范式。有了这样的社会审美走向和特定人文环境，好诗歌和大诗人的蝉联出现，也就实在是一种必定与必然了。而此中最为大众喜爱的优秀之作及其创作主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烈的人民性和人民对之的高度认同感。一如李白、杜甫、王之涣、刘禹锡、白居易、王昌龄、孟浩然、李商隐、杜牧等等。不仅他们创作的著名诗歌诗句广为传诵，而且就连诗人本身也会成为大众效法的榜样与崇拜偶像。作为“诗仙”的李白和作为“诗圣”的杜甫，正是在此中情况下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就连白居易也成为深得大众拥戴的人物。不仅他的诗在老翁、老妪口口相传中广为流布，而且更有人将他的诗抄写在周身上下的衣服表面四处炫耀。从这样的文学“疯狂”，足见其人民性的广阔覆盖。宋词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辛弃疾、李清照、陆放翁、文天祥等人的词作，不仅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浓炽的人民性，而且也成为国魂的烛照与民众的心音，其中诸多优秀的作品，几乎每一个字词都赋有深刻的社会性和搏动的家国情。正是由于这些词作既着眼于、着力于人民大众，又寄情于、寄意于人民大众，所以便深获人民大众的喜爱与挚爱，从而在国脉与人心的共同搏动中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词的时代、词的世界、词的新格局与大气象。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大众始终都是发挥主体和引领作用的机制与动能。
        这种现象作为规律，作为通例，是极具广谱意义与范式效应的。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文艺的生命力都是这样形成的，文艺的影响力都是这样发挥的。因为文艺在本质上从来就是人民的事业，既因人民而生成，又因人民而发展。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既没有生成和存续的条件与必要，又失却繁荣和发展的气候与土壤。因此，文艺永远都是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精神花朵与艺术果实，而时代、社会、生活的主人，又永远都是人民，这就天然地形成了文艺与人民的血肉关联。在大变革的时代和大发展的社会中，尤其如此。这使鲁迅的小说、冼星海的歌曲、徐悲鸿的绘画、贺敬之的诗歌等，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美学符号和精神标志。同样，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再到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长篇小说所体现和传递的，不就又都无一例外地成为那个时代人民创造历史奇迹、推动社会前进的英雄行为与美好愿景的生动写照么？
        所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始终都是核心，是主体。所以，文艺表现生活、反映时代、描绘社会的本质，就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尔基指出：“文学即人学。”而人民则是对“人”的高度概括与集中体现。因为人民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是对极具个性化、创造性、意志力和感情色彩的芸芸众生的集中而统一的称谓。因此，“人民”虽然只有由两个字符组成的集体称谓，但其中却有着大内存、大世界、大乾坤。对此，文艺创作者不仅需要仰视，需要敬畏，而且更需“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务须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以求通过典型化的艺术途径而讴歌奋斗的人生历程，塑造光鲜光辉的人物形象。
        文艺的核心旨要和崇高使命，永远都在于通过审美途径以艺术的方式表现人民、歌颂人民、鼓舞人民，在使人民不断得到充实和提高的同时，更赋予人民以创造的激情与文明的粹质。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和完成这一任务，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就必须实现从“我”跻于“我们”认识转换与精神升华。这一实现过程不啻是思想与艺术的提升和飞跃，更其具有革命性质与本质意义，并因此而必定会给创作带来全新的变化和巨大的推动，足以使浅薄变为厚重，低俗变为淳雅，冷漠变为热烈，猥琐变为崇高。历来的好作品和大作家，就都是实现了这种根本性的转换与飞跃之后，才得以形成和出现的。否则，只蜷缩在自己的生活狭小天地中，只看见自己头顶那一小块灰蒙蒙的天，只恋栈与自己的小情感、缱绻与自己的小人生、纠结于自己的小得失，终日不厌其烦地咀嚼着自己的小悲欢和小算计，并将之扩容、放大到足以覆盖全世界，处于这样的生活领域和精神境界，就是才高八斗、笔走龙蛇，也终究无法写出好作品和大作品来的。因为生活的内容决定作品的内容，精神的高度决定作品的高度，一旦隔绝生活主潮和疏离了人民大众，一切所谓的创作也就只能是镜花水月、涸泽之鲋了，不但会尽失元气，而且会陷入孤岛，只能在人生大社会与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就决定了历来的史诗都必然和必定是从人民创造性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的，这同时也就决定了“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基本能力”。因而，“社会的色彩有多么斑斓，文艺作品的色彩就应该有多么斑斓；社会的情境有多么丰富，文艺作品的情境就应该有多么丰富；社会的韵味有什么淳厚，文艺作品的韵味就应该有多么淳厚”。然而，做到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则唯在于创作主体首先必须挚爱人民，深入生活，关切并参与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衍进，时刻把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始终争做新时代新生活的创造者和伟大时代的弄潮儿。
        只有在具备了这个条件、打牢了这个基础之后，才可望创作出彪炳时代、深孚众望、激励人心、驱动发展的壮美篇章与瑰丽画卷，才能真正实现文艺服务人民、歌颂人民提升人民、激励人民的愿景与指向。然而，实现的创作而论，却常常会出现误区和悖论。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些作家艺术家们，在创作实践中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我强化，将人民虚化，将社会淡化，将生活固化。其结果，常常就是心想着播种的是良种，而实际收获的是秕谷。仅以纸质为载体的作品而论，我们现在每年都有数千部长篇小说、数十万篇(首)散文和诗歌，影视作品的年产量也大都各在六七百部以上。仅以这样的创作量而论，无疑是丰硕的，但其中留得下、叫得响、传得开的作品，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被广大人民群众交口称赞、争相观览、心投意契、奉为经典的作品，却毕竟还是鲜见难觅，也就是总书记所说的，有“高原”而缺“高峰”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切中命门的原因，则是对人民、对“我们”的弱化、淡化、虚化和对自我的强化、显化、异化。在一些作家艺术家的心中和笔下，“人民”的概念只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创作时不要的子虚乌有，而自我的心绪与思路、感观与体验、情愫与志趣、欲望与意态，才是真真灼灼的存在，才需洋洋洒洒地表露。于是，在这些创造者们的笔下与作品中，人们所看到和感到的，便只有“我”的赫然存在与无限放大，而终归难觅“我们”的些许身影与心音。应当说，这，才是造成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根本原因与重大牵掣所在。
        还记得，在我们的新时期的文艺发展的履迹中，不就接踵而至地经历过“无主题”“写真实”“去英雄花”“泛娱乐化”“非典型化”“表现自我”“远离生活”“消解政治”“躲避崇高”“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思潮与“主义”的裹挟和侵扰么！这显然是进入了一个认识误区，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把文艺创作拉进了雾霾中，推入了泥淖里，使之失却了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遵循，以致造成了创作思想的惑然与创作实践的茫然，有相当一部分文艺家和文艺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迷失了路径和方向，形成了积垢和痞块，产生了滞胀和扭曲，乃至一个时期以来部分和相当一部分文艺作品屡呈低俗、畸靡与怪异之象，不仅消蚀了文艺的思想涵负和美学光彩，而且也衰减了受众对文艺的接受度和认同度。而造成此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文艺创作对“人民”对“我们”的消解与放逐。因为在文艺创作中，当正确方向、先进思想和高尚艺术遭遇蚕食和倾轧，其价值与作用也就会随之而出现递减乃至销铄。
        其实，真理往往并不复杂，并不玄奥。真理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简明扼要、一语中的、切中宏旨。所谓“大道至简”，就是这个道理。而非真理、非道义的论说反倒常常会标奇立异、故弄玄虚、莫衷一是，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上述文艺上一度出现的种种主义、口号与思潮，其实就是炒冷饭而充奇货，假秕糠而卖新鲜的做法，无非就是想要以之弱化、颠覆乃至取代文艺的人民性、先进性、时代性、社会性和文艺的高尚化、典型化、民族化这些至尊而又永恒的原则与原理。曾经有一位颇有建树的文坛宿将就深为感慨的说过，那些刻意在制造主义和口号的所谓创新者，其实因为看到在他前面有太多的现实主义大师群星灿烂，有太多的现实主义作品高峰林立，自己却没有能力和勇气去追攀、去比及，而又觊觎着那峰顶的光荣与崇高，于是就祭出种种稀奇的主义和口号，以期抄小路、绕斜路攀高折桂，实现愿景。不过，这显然是不可行、不实际的。而可行的、实际的方向、方略和方法，则笃定永远都是以人民为主体和主人的改革时代与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