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战,是一篇书写在中华大地上的宏大史诗,其中既有千年梦想一朝实现的历史情感,也有置身其中亲身实践的诸多艰苦繁难。不少诗人亲身参与扶贫工作,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歌作品。最近《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以“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为主题面向全国征集诗歌作品,以专题的形式展出,汇集了53组优秀诗歌,以及谢宜兴、王单单、芦苇岸等3篇诗人的访谈,集中向人们展示了诗人们的所思所想,所见所感。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诗人们风尘仆仆奔走在扶贫第一线的身影,也可以看到他们丰富、复杂、独特的内心体验,更可以看到他们如何从艰辛的生活中发掘诗意,并将之锻造成了一首首优秀诗篇。这些诗人作为扶贫工作队员是可敬的,他们亲自参与了小康梦想实现的过程,作为诗人也是可敬的,他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时代印痕。
这些诗歌创作的过程,也是诗人们重新发现自我、发现诗歌的过程。如诗人王单单所说,“到花鹿坪之前,我在北京工作、生活了两年,那两年我满天下行走,惯看秋月春风,与坦率豪爽之人交往,诗酒人生,十分快意。哪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接了个电话,立即就从万都之首的北京城来到花鹿坪这个偏远的犄角旮旯里,……但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正是这次‘还乡’的经历挽救了我的写作”,“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装着若干个不同的自己,有时候,不是我要拿出什么样的自己去应对什么样的工作,而是什么样的工作摆在眼前时,迫使我释放出与之相对应的那个自己。” 芦苇岸是《诗刊》社的驻村诗人,他也谈到,“我的本业是新闻,身份是记者,写诗是业余爱好,两种身份的契合与转换,没有丝毫违和感。诗人驻村,不是隐逸,而是下沉现实前沿,通过深度接触重新唤醒自我,在驻村的过程中具体积累家国情怀的诗意感知。”
在这些诗歌中最富诗意的是,作为现代主体的“我”与贫困乡村、扶贫工作的相遇。诗人们大多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书写自己的感想,但这个抒情主体“我”已不是朦胧诗时期启蒙式的“我”,也不是第三代诗以来沉浸于城市日常生活中的“我”,而更接近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艾青、田间、李季、阮章竞等人诗歌中的抒情主体,即诗人的“自我”不再是封闭的、外在的或高高在上的,而是与他人、与时代、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开放式的、走入民间的“自我”。这可以说是朦胧诗以来诗人“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转变。
从这样新的自我、新的视角出发,诗人们发掘出了新的诗意,所呈现的便是一个新的艺术世界。王单单的《新作十首》和《暮春之初》看似简单随性,但又诗意盎然,下乡扶贫的新鲜经验激活了他的灵感,他的诗歌仿佛山泉一样活泼泼地流淌而出,清新自然,但又饱含着对时世的深刻省思,《早春》中,“山背后有片密林/全是梨树。入春不久/一片梨花便压满枝头/平时也只听见叽叽喳喳的喧闹/却见不得一只喜鹊”,仿佛一幅山水画,颇富意境,但随之,“我向过路的老乡打听/赵大发家住在哪里/有人指向密实的梨花丛中/昨夜大风,将那儿吹出一个窟窿/两间瓦房,隐约其中”,诗到这里戛然而止,但留给人思索的余味无穷。王单单还有一类诗歌直接写扶贫的场景与具体工作,如《易迁户》《小户主》《复垦记》《拆旧记》等,注重从细节中捕捉诗意,生动描摹出了乡村中不同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而在《生命之网》《中国民工》等诗歌中,他则表现出了对时代问题的整体思考与表现能力。
北乔的《入村记》也是一组优秀的诗歌,“在村里,高原深山里的小村庄/每位乡亲的身影都会按住我的脚步/无意间,抽出一小部分的我” “转身,从此伤感成为影子的一部分/鲜亮的村庄,渐成为一幅水墨画/我不得不转身,离开别人的生活”这样的诗句既表现出了不同时期对扶贫村庄的复杂情感,也将村庄与“自我”的关系描摹得细腻入微。周碧华的《陈家湾纪事》同样如此,在《进村》一诗中,“一湾又一湾 陈氏在云端/寻找到这个村子/我必须由湘入鄂 再由鄂折返/导航失灵了 只有一只鸟带路”“我深信它是陈家湾派来的向导/鸟语含着浓重的当地口音/它最后歇在一块巨石上/顺着它的目光/林深处露出一角飞檐”,生动表现了作者最初进村扶贫时的细微发现。赵之逵的组诗《扶贫手记》 中就有《夜访一个贫困户》《入村访贫》《忆建档立卡户老彭》《脱贫攻坚会议》《建档立卡户方美兰》《扶贫日记》《入户小丫口》等作品,仅从这些诗歌标题,我们就能感受到作者扶贫工作的深入细致,其中的诗句如“去年初我来山乡驻村,入户扶贫/手里,总握着一根木棍/不知道:放养的狗,都不咬人//一年又八个月,如今/风见到我,不再陌生/没有村干部引路,我也能/找到每一户贫困的门”,则细微地呈现了作者深入扶贫村的过程与细节。远村的《扶贫组诗》中则将现实与历史联系在了一起,“来自不同的姓氏,三个男人,为一个满意的扶助/走到了一起。/他们坐在我对面的石凳上,说着往事。/多年前,他们的父辈把一家人救命的口粮/给了北上抗日的红军。/还把三个后生送给了队伍。/几十年过去了,音讯全无。”这样,扶贫工作便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了更为深远的历史价值。专题中还有不少优秀诗歌,在这里不一一赘述。
值得思考的是史诗与抒情诗的关系问题,脱贫攻坚战无疑是一篇书写在中华大地上的宏大史诗,但我们目前的诗歌创作,大多是以抒情诗或组诗的形式出现的,抒情诗真切自然,擅长抒写个人感受,组诗则以碎片化的方式表现了诗人的零星、具体的感受,都无法从整体上呈现脱贫攻坚战所具有的价值与“诗意”,这是否是诗歌本身的局限,或者我们可以探索另外的形式将现实中的巨大诗意转化为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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