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账本”与情感的浸入:
评“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专题
李 壮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是2020年我们经历的一件大事。从时间上看,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里便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之语,老百姓辛辛苦苦劳作就是盼望能生活安定富足,到今天,这种高悬在历史潜意识深处的愿望即将实现,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不妨将它视为某种价值时间的完结与重启。而从空间上看,消除绝对贫困,于全人类的层面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脱贫攻坚不仅正逐步改变着中国版图内部的“不平衡发展”态势,同时也紧密关涉着国际版图上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因此,脱贫攻坚毫无疑问是这个时代的“大事件”“大主题”。中国诗歌于此当然不会缺席,前不久《诗刊》社中国诗歌网推出的“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专题,便充分展示了诗人们的参与:他们行动在脱贫攻坚一线,不断用词语和节奏,把人民的形象、生活的情感和时代的脉搏凝成诗的结晶。
当然,事是大事,诗歌本身却往往是些微小——然而完整——的奇迹。因此,我会格外关注这些脱贫攻坚题材诗歌在细节上的表现,留意那些充满了具体真实感的、“一叶知秋”“小中见大”式的笔触。青年学者李音去年发表过一篇名为《账单、文学与乡村》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李音谈到,那种重复的语法、自以为当然的想象,已经无法匹配巨变中的当代中国乡村、无法捕捉“社会组织模式,生产方式、经济网络以及情感观念的变迁中的乡村”。因此,李音特意提到了“账单”问题——“账单是我们基础而坚硬的生计问题,是政治经济常识,在隐喻和文本书写的意义上,它是构造和绘制大地的沟壑、肌理类的事物。”换言之,文学必须要关注那些最琐屑、最真切、看起来难有诗意的“原子”,从“小”入手,才写得好“大”。此次《诗刊》的专题中,不少作品,都显示出了“向原子掘进”的意识和努力。例如,凌翼的《叶九月》以艺术的方式录下了贫困户养鸡养鸭的“账本”,王单单的《买肉记》呈现了杀猪买猪的细节,赵之逵《夜访一个贫困户》的冷静细致近乎船长的航海日志,阿炉·芦根《我的帮扶户》则是用速写式的笔法给扶贫对象勾勒了一本五味杂陈的“人生账”。而就整体而言,空泛、不及物的“宏大抒情”显然少了(这是主题创作常需警惕的顽疾之一),我此次看到的多数诗歌都能“实”下来、“稳”下来、“具体”下来——它们成功地落到了个体生活的末梢神经里面,落到了生活这册“账本”一开一合的节奏中间。它们节制、平静、不动声色,同时又深情满满。事实上,这里存在着诗人写作与诗人行动间的相互成全:此次专题中的大量诗人,都有亲身参与扶贫工作的经历;他们笔下的隐喻的“账本”,往往脱胎自工作中翻看的那些真实的“账本”。我们常讲“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空话。
“深入生活”重要的内部要求,便是既要“身入”、也要“心入”“情入”。脱贫奋斗中的乡村是诗的“对象”,但绝不能成为“他者”。此次诸多诗歌中,有许多作品,显示出诗人强烈的情绪代入感、甚至身份认同感,这样的诗句令我颇感触动。北乔的组诗《入村记》里,呈现出一种“非典型”的驻村干部姿态,“一切安然,惟有我的心不平静”,因为“我希望,我害怕/熟悉的门打开,纯正的乡音呼唤/我的乳名,我几乎忘记的乳名”;这样的情感在深处关联着文化基因层面对土地的依恋(“一簇簇麦束子,站出田野的空旷/我的亲人,沉默不语”),同时,其表达方式也不仅仅是抒情的、庄重的,还可以是戏剧性的(“少年时在庄稼地劳作的景象刚涌起/腰就以疼痛的方式叫停/六十多岁的老农笑了”)。周碧华的《陈家湾纪事》组诗既是以“老陈”的脱贫历程为线索、又潜设了诗人主体情感积蓄的脉络,诗人把浓烈的情绪投射于山川牲灵寻求共鸣(“大山很宽厚/让出一条条缝让他家种点玉米/溪也很善良/在拐弯处留巴掌大的地方供他家种稻子”“老陈大部分时间在寻找他的女人/牛自己朝出晚归/它厚实的背上一只山雀形影不离/那是老陈家忠实的牧童”),其背后是深厚、沉郁的人道主义悲悯(“老陈双手一摊/我看见每条皱褶里藏着两个字:缺钱”“老陈颤抖着点完一万二千元钞票/已牵上卡车的牛回头望了一眼/我发现牛和老陈都在流泪……”)。
真实的情感浸入,托举出立体、真切的乡村图景。此次的大量诗作,并没有刻意美化乡村生活、也没有刻意消费疼痛——或者说,我们的诗人们既不回避“苦”、也不消费“苦”。在伦理上,这是脱贫攻坚题材诗歌的一种健康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扶贫”也就不再是狭义的、点对点的,而可以成为广义的、点对面的。除了人的故事,还可以有自然的故事;在“消除贫困”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所指之外,风景本身也可以成为政治。郝炜《我所理解的嘉陵江》多涉江畔风物,单永珍《春天的事情》讲起了杏白桃红,小北《星空下的村庄》的思绪从米粒飘移到星空,王单单《拉水记》《暮春之初》等则干脆聚焦特定动作(拉水、锄草),从“劳动生产的瞬间”里放大出了“主体存在的瞬间”。经由这些诗句,外在的元素不断内在化,风景(贫困地区的客观物质环境)同人的主体生命之间建立起了深刻、全面的关联。进而,扶贫题材得以深化、并获得其文化和精神的意旨维度,其意义甚至便超出了一时一地的“事件”层面——举例而言,许多诗作涉及到“迁居”话题时,都捕捉到既喜悦又不舍的复杂情感、以及某些极富文化心理阐释空间的行为细节(如“独自去/废墟里,刨出几块/神龛上的木板,颤巍巍扛着/回到了新家”,王单单《拆旧记》)。这些,无疑都标识了脱贫攻坚题材诗歌创作新的维度、光彩和未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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