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1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和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三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和仙林校区举行，分两场研讨新世纪以来我国诗歌发展的成就、诗歌的经典化和诗人创作的变化等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吉狄马加，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余琼、文学院院长高峰，国内知名评论家唐晓渡、耿占春、张清华、罗振亚、何言宏、敬文东、何平、傅元峰、霍俊明，以及省内青年诗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部分师生、《扬子江诗刊》编辑部成员等近百人参加了活动。

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全面小康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站在这样一个历史交汇点上，诗歌应怎样与现实发生关联，怎样使诗歌在美学建设方面更好地体现中国精神，树立文化自信，对诗歌创作者和研究者来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期待本次讲坛既能提供学理性认识，也能对当下诗歌创作实践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让诗歌发挥更大的作用。

汪兴国

汪兴国在致辞中介绍，扬子江诗会是省作协着力打造的扬子江系列文学品牌活动之一。大家讲坛作为扬子江诗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连续三届在省内高校举办，意在给青年大学生以现代诗歌的审美启蒙，为我省乃至全国的新诗发展埋下希望的种子。今年讲坛将围绕新世纪新诗的发展流变及经典化的可能等展开研讨，旨在总结回顾中国新诗发展历程，思考新诗如何紧跟时代发展，描绘时代图景，书写时代精神。

朱晓进

高峰

朱晓进在论坛开幕式上致欢迎辞，高峰介绍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建设发展情况。本届大家讲坛分为两场，第一场的议题是“新世纪以来，诗人由主要依托流派、社团发展转而凭借个体发展，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第二场议题是“新世纪诗歌的成就及其经典化的可能性”。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主持论坛发言。

何平

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在发言中结合个人创作经历，论述了个体和时代之间深刻的辩证关系。他说，个人化写作其实是个人通过写作寻找一种与时代的对应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其实都是个人化写作，诗人的作品必然浸润和饱含了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活情感，如何将个人经验上升为更广阔的历史经验和集体经验，对于今天的诗人来说仍然十分重要。这需要诗人发挥能力和天赋，构筑自己的语言、修辞，在个体经验和历史经验之间建立一条秘密通道。没有这样的通道，就达不到经典诗人的高度。

唐晓渡

唐晓渡认为，所谓经典首先是一个质量概念，兼有垂范的意味。一部作品成为经典化，一方面是包括作者、读者、媒介、选本、批评阐释、权威倡导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根本上乃是众人之事；一方面要经过时间的检验，这个时间主要能指穿越历史语境变化的审美时间。经典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文本，关键则在于批评家和选本的眼光。唐晓渡还提到感觉层面上的“绝对尺度”这一概念，在他看来，这一尺度不可描述但确实存在，正是这一尺度使作品得以穿越时间和文化的差异之墙。他认为，当代诗歌大势已经形成并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时谈论经典化也多了底气和信心。

耿占春

耿占春主要结合穆旦和海子的创作生涯，谈诗人的经典化之路。他认为，穆旦初期的诗歌创作并不突出，到开始写战争经验，他才逐渐和同时代诗人拉开距离，一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走向成熟。穆旦的特点在于他把时代经验、外部经验化为了他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并通过诗歌加以展现和描述。诗人和历史构成了一种复杂关系，他的诗里有美学光芒，也有理性认知和生活智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诗人海子。海子的创作依靠想象力的迸发和狂喜的瞬间涌现，悲剧性既蕴含在他的情感当中，也充盈于他的诗歌之间，他具有对于不朽和美的深刻知觉。

张清华

张清华对议题包含的关键词进行了逐一拆解。在他看来，“新世纪诗歌”是一个建构出来的总体性概念，而总体性的建构总有局限，因此在考察这一概念的时候要保持审慎和警觉的态度。“成就”含有进化论思想，他认为这20年的成就主要显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写作的平权化，一是诗歌作品中出现了诙谐精神。最后是“经典”，经典是相对性概念，需要结合时间尺度来加以考察和评价，它包含两类作品：一种是完美的或伟大的作品；一种是能够刻下刻痕的作品。

罗振亚

罗振亚发言时首先明确了“个人化写作”的概念。在他看来，个人化写作是诗人从个体身份和立场出发，独立介入文化处境，处理时代生存生命问题的一种话语姿态和写作方式。个人化写作之所以在1990年代后兴起和盛行，既是对以往集合性写作的逆反，也是由于转型时代使得个性张扬的土壤愈加肥沃。罗振亚认为，个人化写作的意义在于，它超越了自淫式的“自我表现”，以一种沉潜的气度回归写作本身，带来了整体写作水平的攀升，其诗歌观念及对差异化的倡导为诗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个人化写作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有分量的作品和诗人还不够多，部分个人化写作缺乏“诗魂”，而恣意于语言的消费狂欢等。

何言宏

何言宏认为，“新世纪”不仅是一个自然时间的单元，也是一个独立的文学史诗歌史时期。这意味着新世纪以后的中国诗歌发生了历史转型。这一转型主要呈现在文化层面，具体表现为：一、从制度文化角度来看，主流文学体制仍有影响，但文学亚体制不断成型并产生活力，二者呈现出混合趋势；二、诗歌由八九十年代的运动文化转为活动文化；三、印刷文化之外，开拓了网络诗歌的新地带；四、Z世代作为网络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一代，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值得关注。落脚到经典化问题，何言宏认为，新世纪的诗歌文化与以往相比更加开阔，对新世纪诗歌的经典化确认，也应在更加开放的背景中来考察。

敬文东

针对罗振亚提到的缺乏有分量的诗人和诗作这一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谈了两点思考。一方面，他引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提出成为大师首先需要写作者自觉进行范式替换，让自己脱胎换骨。另一方面，落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层面，他认为，置身于当下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当中，生活的精彩性远远超出小说的想象力，文学要同新闻竞争，就要面对和关注日常生活的神秘性。能把这种神秘性和天意表现出来，就有可能诞生有分量的作家和作品。

霍俊明

霍俊明认为，随着个人化写作的日益风行，诗歌产量急剧增长，诗歌网站注册人数达1000万，诗歌刊物达1100多种，在这种情况下，亟需厘清什么才是真正的诗学意义上的个体。他以杜甫和沃尔科特为例，前者于公元759年辞官，并在辞官后达到了个人创作的新的高度；后者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因不满以往作品而潜心创作，并在晚年推出备受好评的组诗《白鹭》。霍俊明将他们作为诗学意义上的个体范例，认为个体真正面向诗歌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而他们的诗歌不仅提供了个体经验，也提供了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

傅元峰

傅元峰认为，面对新世纪的诗歌，与其求新，不如寻旧。他反对用天梯来描画文学发展轨迹，提出如同音乐形成调性需要回环一样，诗歌研究也应该为回环、重复、对折、沉降保留一个思考余地。他也反对诗歌评奖中的竞赛逻辑，因为竞赛体容易诱导形式奇观，丧失抒情主体的活性。他列举了新世纪几类诗人主体，一类是基于生活低处和即时经验展开创作的打工诗人；一类是坚持自己的写作频度的诗人；一类他称为“明亮的抒情主体”，虽通过频频亮相获得了高扬的名声，但其作品本身却并不“耐旧”。在傅元峰看来，对于诗歌的主要责任不是甄别，而是再度搜寻。新世纪诗歌的研究文章缺少例证，没有举例就没有现场，这样的批评也就容易堕入虚妄。最后，他提出要注意亚文化地带的诗歌存在。

学生提问

讲坛最后，诗评家与现场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就诗歌阅读、写作、研究中的困惑进行了探讨。

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