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此阅读王单单：花鹿坪手记

孤城：单单兄好！很高兴能采访您。2020年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批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已经论证发布。从入选情况看，充分体现了作协对扶贫与抗疫主题创作的高度重视。其中，“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专项，诗歌类入选的两个重点作品，其中一个便是您的诗集《花鹿坪手记》，发表于《诗刊》2020年5月上半月刊“新时代”栏目头条的《花鹿坪扶贫记》也是这本诗集里的重要篇章。祝贺您！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在此，想请您以诗人的身份谈谈对扶贫工作的认识与感想。 

王单单：写诗是通过语言，引渡自己或读者抵达“真我”，将灵魂从世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扶贫是通过国家一系列的帮扶政策以及扶贫干部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扶携穷人，激发弱者，让他们挺直脊梁，堂堂正正地进入到小康生活里去。诗人参与扶贫，就是回到生活现场，直接从一手素材中过滤诗歌的养分，乡村或者底层保存着一种尚未被抛光的生活，其表面原生的粗糙在与现实之间发生摩擦时，更能产生撞击心灵的力量。但写诗和扶贫也有共同之处。无论是写诗还是扶贫，都要求行为主体必须有一颗巨大的悲悯与仁爱之心。“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小康就是以人为本，是对困厄人生的一种实质性处理，是对底层百姓生活的理想安顿，以此实现对中国传统乡村文明的强化与加固。“此心安处是吾乡”，在细水长流的生活中，我所理解的幸福，还需要一个美好的地方来唤起我们的乡愁，而扶贫，就能创建这样一个地方，供我们返回，向往。

孤城：说的是。怀揣一颗悲悯与仁爱之心，或为开启纷繁复杂和分行文字世界的灵验钥匙。也由此，《花鹿坪手记》一经发表，立即获得广泛关注、评议与网络热传，后面还即将结集出版。请介绍一下您关于《花鹿坪手记》这个现实主题展开的系列诗歌创作的过程。比如，触发您动笔创作的初衷、创作思路和经验心得、是否需要做一些准备或积累？遇到哪些不方便的地方？有无产生过阶段性的动摇？是如何解决的？

王单单：花鹿坪是我驻村扶贫的地方，我的新诗集《花鹿坪手记》就是以此命名的，目前已经完稿。去年12月份以前，我一共写了四组小长诗，本以为可以对我的扶贫工作作一个总结了，可当我正欲搁笔之时，很多扶贫工作中感人的场景却不停地在我脑海中浮现，有的甚至都不需要加工，一经说出即是好诗，作为诗人，我当然不会放过这种诗意来袭的感觉。两年的扶贫生活，我参与并见证了人们在实现小康路上的挣扎与拼搏、窘迫与福祉，许多图景已化作语言符号刻入骨髓，加之我本就出生在云南较为边缘的农村，对于这方土地上的农民生活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很多时候，我写他们，其实也是借“他们”写我自己、我的父辈、我的农村。他们的生存是如此相像，花鹿坪许多农民的困顿与潦草，卑微与胆怯，甚至在常年的劳苦中形成的沧桑感都像极了我的父亲，这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想通过我的写作为他们在黑夜中磨亮一束光，从而让这个层面的生活获得更多的关注与回望。当这些扶贫题材的诗歌积累到一定篇幅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地方恩赐我的是一本诗集，我开始主动在扶贫经验中去寻找、挖掘诗意，后来我真就撬开了一个诗歌的窨井盖，里面藏着一窝鲜活的诗歌，正待汩汩而出，那一刻我激动不已，我甚至觉得，作为诗人，与驻村扶贫工作的遭遇，是我的宿命，是诗歌之神的刻意安排。《花鹿坪手记》的写作跨度历时两年多，内容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且经过长久的反刍与思考才落笔，所以写起来还算得心应手，没有刻意做过写作准备，我想，再好的写作准备都抵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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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城：确实，诗人是诗歌的接收器，根植于亲历，诗意使然，水到渠成。或绘制一个时代的宏阔画卷，或呈现人性幽微深层的闪光细节……作为一位诗人，您如何进行精准扶贫工作？效果如何？请分享您扶贫工作的经历、体验和触动最大，印象深刻的种种细节。

王单单：开展扶贫工作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扶贫队员，和别的扶贫队员没有区别，都是立足于“两不愁、三保障”的主要目标，实现全村扶贫死角全覆盖。通过几年的脱贫攻坚，在现行的脱贫标准下，经过国家、省、市级等多层督查、考核和验收，我所效力的花鹿坪村所有贫困户均已脱贫出列。我是2018年3月被单位派往昭通市昭阳区布嘎乡花鹿坪村去担任驻村扶贫工作的，2020年3月返回，为期两年，而这两年恰好是云南脱贫攻坚的紧要关头，我们几乎所有的节假日和双休日都被取消了。这期间，为了提升改造乡村环境，我们头顶烈日，亲自沿着公路沿线、村民房前屋后、田间地角等捡拾垃圾；为了精准低保户、残疾户、建档立卡户等人员信息，我们踩着积雪挨家挨户调查访问；为了维护并完善扶贫台账里相关数据的变更与真实性，我们经常熬更打夜，加班加点；为了追赶易地搬迁和房屋拆除重建的进度，我们几乎踏烂了某些人家的门槛；为了增加贫困户收入，引导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我们和村民讲得口干舌燥，几乎磨破了嘴皮；为了控辍保学，我们曾一次次与学生或者家长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为了教给贫困户操家理物的能力，即便是大老爷们，我们也亲自去贫困户家里摆设锅碗瓢盆，折叠衣物被褥等；为了疫情防控，我们冒着风雪终日穿梭在村里，对所有外出返乡人员进行反复排查和核实，等等，大到修房建屋，小到夫妻感情，只要有可能影响贫困户脱贫，我们都必须做到事无巨细。其间我也曾彷徨、苦闷、纠结、疲惫不堪，甚至对扶贫工作产生过怀疑，但在各级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在同事们的辛苦努力下，当我看到村里办公活动场所、村级卫生室、人饮工程、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相继获得了巨大改善，村民一栋栋崭新的房屋拔地而起，老百姓学有所教，病有所养，村容村貌一天天变得干净整洁，贫困户脸上的笑容也一天比一天灿烂之后，我的疑虑消除了，并认清了扶贫工作的实质性意义，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也有无数动人心魄的细节，全都被我记录在《花鹿坪手记》这本诗集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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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城：非亲历一线，很难真正体会扶贫工作中的种种不易与况味。这些也恰恰构成《花鹿坪手记》的可读性与价值、意义所在。云南是一个地域，昭通是一个地域，花鹿坪是一个地域。这些地域元素，集中在一位诗人的身上，赋予其“地方性” 属性。请你谈谈花鹿坪对你的生活、工作以及写作的影响？

王单单：在我的生命中，花鹿坪注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方了。到花鹿坪之前，我在北京工作、生活了两年，那两年我满天下行走，惯看秋月春风，与坦率豪爽之人交往，诗酒人生，十分快意。哪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接了个电话，立即就从万都之首的北京城来到花鹿坪这个偏远的犄角旮旯里，灯火璀璨瞬间换作漫天黄沙，大世界骤缩为小空间，身体上的自由度受到了严重挤压，一种失落与感伤自心里弥漫而出。但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正是这次“还乡”的经历挽救了我的写作，都市生活的单调与重复性让我的写作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我总觉得写诗就是输血的过程，一味地输出只会让自己的写作变得越来越苍白，而诗人要增加自身的造血功能，必须重新进入一种更为深刻且有质感的生活，而花鹿坪，正是我进入这种生活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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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城：充满变数的生活，提供给我们的，是挑战，是锻造，也是囤积内在底蕴的定力。面对万花筒般的社会，我们需要掌握删繁就简的技术。留意到您在近作发布平台上，与网友互动时，关于诗歌写作，说过这样一句话：“简单就是为了不欺，不欺是我写作的根本”。想听听促成您这种“不欺”写作根本确立的心路历程？如何理解“正能量”诗歌创作？

王单单：在创作花鹿坪扶贫题材一系列诗歌时，我选择了口语的方式，在我看来，只有口语本身的直接、及物、生动、鲜活、趣味等特性才能更好地切入到当下纷繁芜杂的现实生活中去，只有口语才能将脱贫攻坚中的生活图景更为精确地呈现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更多心灵的监督与灵魂的擦拭。在血淋淋的现实生活面前，任何修饰都显得矫情且毫无力度，这里的诗意不需要营造，它是原生的、赤裸的、粗粝的，甚至是野蛮的，我的只负责“说出”，这种“说出”忠诚于我内心的感受，它能劈开语言的繁芜对于诗意的遮蔽，直接抵达诗歌。大道至简，口语诗歌追求的最高表达应该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正能量”不是口号、鸡汤与道德高度，反映在诗歌中它应当是真、善、美。

孤城：花鹿坪是个美好诗意的地名，陌生人，一般很难将这个名字与扶贫村联系起来。就像一个名叫王单单的诗人，驻守花鹿坪，却是奔走辛劳，全身心扑在一线扶贫工作上。扶贫工作者与作家身份，在您身上，是怎样有机统一，得到转换与平衡的？换句话说，你是如何调度、分配作为扶贫工作者的王单单、分行世界里诗意风发的王单单。还有，翰墨随心的王单单、抱着吉他击节而歌的王单单、高山流水斗酒豪情的王单单、心系乡梓记录《花鹿坪手记》的王单单……

王单单：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装着若干个不同的自己，有时候，不是我要拿出什么样的自己去应对什么样的工作，而是什么样的工作摆在眼前时，迫使我释放出与之相对应的那个自己。拿上笔我可能是个诗人，拿上锄头我可能就是一个农民，在什么岗位上做什么事情，就像坐在蒲团上就念经，跪在神龛前就磕头一个样。而那么多的自己挤压在同一个身体里面，他们并非是孤立，而是彼此观照又相互呼应，扶贫的我和诗人的我难以分开，因为没有扶贫就不可能有《花鹿坪手记》的诞生。

孤城：是啊，万物有理，互有对应与因果。说到创作，当下，诗里诗外，存在一个“同质化”的现象。“辨识度”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显得日益突出。借此，想请您谈谈，对诗歌创作上，个人自我复制，群体趋向“同质化”现象的看法。此外，在《花鹿坪手记》的创作过程中，围绕同一主题，您是如何规避“同质化”，展开不同角度的切入式创作的？请列举几个文本实例，与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创作经验。

王单单：或许，同质化是所有艺术的宿命，与他人同质化，与自己同质化，尤其后者，谁又能彻底绕开呢，同质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叙述方式可以同质化，抒情方式可以同质化，但诗歌是心跳的回声，如果这种“心跳”源于事物本身对于写作心灵的触动真实，源于写作者独立而又真诚的艺术思考，即便同质化了那也会在自我的“重复”中保持着向上一跃的姿势。不必过于担心同质化，也不要忽视“重复”的力量，如果不是选准黑暗中一个点反反复复的锤击，怎么又能看到破空而来的光芒。《花鹿坪手记》围绕的主题背景是脱贫攻坚，这是一个广阔的空间，可以容纳人生百态，只要写作者有足够的耐心去观察、感受、领悟，稍微移步，立即就有别开生面的内容。《花鹿坪手记》《花鹿坪扶贫记》《花鹿坪防疫记》以及我以花鹿坪众生相为创作对象的那些诗歌能一样吗？当然都有它们的不同之处。

劝返辍学学生

孤城：为“如果不是选准黑暗中一个点反反复复的锤击，怎么又能看到破空而来的光芒”点赞！限于篇幅，这个问题，方便时，我们展开交流。新冠疫情期间，您的工作与创作，受到哪些影响？《花鹿坪手记》发表后，您收到哪些赞扬和鼓励？是否有人向您提出批评或建议？您是怎么理解和处理这些看法的？

王单单：新冠疫情期间，举国上下，人心惶惶，神灵似乎抛弃了我们，红尘蒙于铅灰之下，很难看到明艳的光芒。大年初三，我便被召回花鹿坪开展防疫工作，除了驻村扶贫队员的身份外，我们每个扶贫队员还担任着花鹿坪各社村民小组长一职，新冠疫情期间的工作是到各自负责的社里，挨家挨户排查外出返乡人员的信息，从姓名、性别、身份证信息、电话号码，从哪里出发，途经哪里，乘坐什么交通工具，车次、航班，出发时间、抵达时间，到同行者都有谁，有无咳嗽、发烧、腹泻等等，这个工作压力很大，只要统计落下一人，都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还会因此被问责。记得第一天入户排查时，村委会只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仅能维持四小时药效的医用口罩，四小时过去了才排查了几户人，之后便只有硬着头皮上门排查。要命的是我那个社竟然有八人是从湖北荆州返乡的，都是重点监测对象，其中一人还到过武汉。我必须每天早中晚三次上门对他们进行体温检测，还要监督他们在家自行隔离。那时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受到了严重考验，终日惊遽、胆怯，总感觉死亡如影随形，有时半夜里身体稍有发热，就会把自己隔离在房间里，反复测量体温，然后想起白天工作时，总怀疑自己没有戴好口罩，总觉得某个缝隙没有捂好，为此经常焦虑、失眠，甚至提前料想起身后的事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怀着无限忧伤，我写下了《庚子春节，武汉或其他》《花鹿坪防疫记》《雪夜防疫记》《来自一个青年诗人的新冠疫情一线防控报告》等四组诗歌。《花鹿坪手记》里面的很多诗歌，一经“王单单和他的朋友们”微信平台发出，立马就一石激起千层浪，动辄点击率就达到六七千甚至上万，后台好评如潮，加精留言经常达到上限。褒奖之余，也有人对此提出批评，但真正有效的并不多，我也会有针对性地稍微作出调整。

冬天，参与防疫堵卡

孤城：好的作品，具有开启读者与对抗时间的绝对力量。就操作层面上来讲，从一盘普通的炒青菜里，很能看出一个厨师的烹饪水平。如果说，这盘炒青菜，就是一道命题作文，它是主题先行，没有留给作者多少主动书写的空间。写好命题作文，对作者的才情是个考验。这里面有个“怎么写”的问题。您如何看待主题创作？认为如何才能写好主题创作？

王单单：主题有大小，越大的主题，对于写作的限制越小，越小的主题，对于写作的限制越大。主题写作就像在圆圈里比武，谁先出圈谁就输，高手最后留在圈子里，靠的是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有素的招式，出其不意的智慧。至于怎么写好，各有各的方法吧，我写花鹿坪扶贫系列诗歌，是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工作了两年，我不是去体验生活，而那就是我的生活本身，许多素材早已烂熟于胸中，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个主题在呼唤我的写作，而不是我要为了完成这个主题去写作，二者区别很大，关乎心灵的活跃与抒写的自由。

完善扶贫表册

孤城：胸有成竹，是落笔成功的奥秘所在。我想，这也是你前面所谈及的，再好的写作准备，都抵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是写作的活水、源泉。最后想说的是，我们知道，只有摆脱了贫困，农民才谈得上诗意的栖居。驻村花鹿坪，在帮扶过程中，您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您是怎么解决的？获得哪些帮助和支持？ 方便透露一下，《花鹿坪手记》之后，您是否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王单单：越是接近基层，人性的复杂程度越难以琢磨，因此产生的困难就更多，但都可以克服。我不会开车，入户开展工作时如果没有同事开车同路，我就得走路入户，不过这样也好，开车入户和走路入户区别还是蛮大的。开车的话，速度快，在村里停留的时间就会短很多，而走路是很缓慢的，这种缓慢适合观察、感受、思考、细嚼慢咽。“缓慢”是人与生活、自然交流的一种方式，我的很多诗歌就得益于这种“缓慢”，像年迈的传统手艺人，慢条斯理，漫不经心，漫无目的。在一个追求高效与速度的时代，缓慢显得珍贵而又奢侈。 我没有什么创作计划，今年完成了一本随笔集，名为《借人间避雨》，已经交给出版社了，诗集《花鹿坪手记》也已经完稿，即将出版，另一本诗集也有近百首了，是我最近这三年除扶贫题材之外的诗歌，慢慢写吧，啥时候凑足一本就把它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