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邹县大众》创刊四十周年，屈指算来，我陪伴这张距离最近的报纸已然走过了三十六年的历程。从最初的一名自费订阅的小读者，到乡镇专职通讯报道员，再到记者、编辑，直至鬼使神差干上了印刷这张报纸的报社印刷厂厂长——从读报、订报到编报、印报，三十六年，一路相伴，风雨兼程，不离不弃，这种浓浓的别样情怀，源源不断地赋予我不忘初心的品格和砥砺前行的力量！

1984年元旦刚过，在家乡中学的校长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这张四开小报，征得校长同意，我将这张报纸“收藏”并在同学们中间传阅。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总是把舒同老先生题写报头的《邹县大众》误读为《邹县大泉》，在那个课外读物严重匮乏的年代，读错字的尴尬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对这张报纸的喜爱、贪婪和渴望！从一版到四版，从新闻、图片到副刊，熟悉的镇和村，身边的人与事，我们都倍感亲切，读来津津有味。阅读的饥渴感增加了我的占有欲，我竟然突发奇想——订报！找到负责片区的邮递员，答复尚可以补订。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伸手向父亲要钱时，一向吝啬的父亲毫不犹豫地掏给了订报所需的两块零八分钱，几天后我就如期收到了散发着油墨气息的报纸。当时的《邹县大众》是周二刊，每个星期我都有两次与它静静会晤的机会，这个四版小报，我尤爱副刊《山花》，年少为卿曾痴狂！在这个小小的园地里，我经常读到的是李文彬、于鹤翔老师的散文，王昭溪、李养玉老师的小说，还有张奎兰老师的漫画……“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近朱者赤的我，跃跃欲试，欣然投稿。当年的5月30日，我的处女作散文《影子》（载1984年5月30日）赫然登上了副刊！《邹县大众》报，成了照耀我走向文学殿堂的灯塔。

1987年8月，我被石墙镇党办招聘为专职通讯报道员，《邹县大众》报是我主攻的宣传阵地。那时候，常常是白天采访，夜晚写稿，翌日一大早跑到邮局将写有“稿件”的牛皮纸大信封投进那只绿色的邮筒，后来，逐渐与编辑老师们熟悉了，就凑城里出差的机会送稿到编辑部，当面聆听老师们的指导和教诲。王昭金、王代印、苑举成、王志栋、关宪文、崔绪彬等老师都给过我悉心教导和点拨，让我终生受益。他们工作敬业严谨，从不放过任何谬误，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一个语法和修辞上的错误，都会被他们发现改正。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囚徒狱中改造自新的通讯，因粗心大意将“劳动改造”误写为“劳动教养”。接到稿件的王昭金老师打电话说，劳改，是指对于接受刑事处罚的人的一种服刑方式，其依据是刑法；劳教，则是针对那些行为没有达到刑事犯罪要求而接受教育的人，其依据是治安管理条例。虽一字之差，但性质不同。接到电话，我重新给当事人家属和派出所联系，勘误校正了稿件内容。小事不小，让我明白了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在以后数十年的新闻生涯中，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邹县大众》报，成了哺育我拓展新闻事业的一方沃土。

1994年元月，《邹城市报·周末》创刊。当时的报社社长周宪益很开明，不设条条框框，周末版办得很受读者欢迎。创刊初期的周末版编辑王云法，既是我文学道路上的老师，又是生活中的兄长。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与他居住的缝纫机厂家属院同在凤凰山路，相隔不远，可谓“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偶有闲暇，要么我去他的家里小坐，要么他来我的宿舍小酌，彼此相谈甚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他多次邀请我参加文学笔会活动，通过与大家的交流，使我的写作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也就在那个时候，云法老师的散文接二连三在国家级报刊发表，文学创作达到了丰产期。然而，当他正欲大展宏图之时，不幸英年早逝！接替他的编辑是孙继泉老兄，我们既是同乡，又有相似的工作经历，文学和生活理念相对谈得拢。他一个人编发四个版面的内容，忙不过来，就时常给我约稿，让我帮他打理一下采访和写作的任务。那一段时间，我应约写了很多的专栏和专版文章。再后来，我到外地学习，他时常把编印好的周末版报纸寄给我。我们那个班是招收的实践生，40名学生中有22名来自济宁各县市区。大家在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读到散发着家乡浓郁气息的报纸，都异常兴奋和激动，尤其是看到登载我文章的报纸，更是一片欢呼。渐渐地，在班级和学校里，不少热爱写作的同学悄悄聚集到我的身边，有写得好的文章，我便推荐给继泉兄，他总是以最快的速度编发，再把样报邮寄给我。《邹城市报·周末》成了我宝贵的精神食粮，让我在异地他乡少了孤独和寂寞，多了快乐和温暖。

1999年5月，我调到了报社。先在记者部干记者，后到经济部做编辑。刚到记者部那会儿，我跟随部主任王代印老师学习，年届退休的王老师仍笔耕不辍，是报社有名的“高产记者”。他常对我说，好新闻是跑出来的，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到腿勤、嘴勤，即多跑、多问，才能抓到新闻的“活鱼”。记得200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报社的两位同事，无意中在人民广场碰到正在为福彩义演的六小龄童，当时，六小龄童的演出即将结束，演完后马上离开邹城。我们一路小跑，分头找到了演出单位和六小龄童的经纪人，得到了5分钟的采访时间，我们马上在手机里商量，初拟了几个提问的题目。采访结束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上网查阅了六小龄童的资料，当晚，便由我执笔赶写出了《六小龄童：愿为邹城代言人》一稿，得到读者的好评。到经济部做编辑时，在编发好日常稿件的同时，重点做好版面和新闻策划。先后策划并带领几个年轻记者采写了“走马邹城看调整”“美丽邹东行”等系列报道，在经济版头条开设专栏，连续报道了有关镇街在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全域旅游及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新成绩、新经验，其中，《全域旅游：让香城香万里》被评为山东省新闻奖（通讯类）二等奖。后来我分管版面业务时,在“栏目立报”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创新。在来稿中，发现峄山镇通讯员相程龙在言论写作中有角度、有深度、有独到的见解，这些言论，既有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解读，也有对基层经济现象的分析和对经济热点问题的透视。我和时任经济版编辑郑飞一同向孙吉来主任汇报，专门为其量身打造了《小相观察》栏目，连续发稿20多篇，读者好评如潮，增加了报纸的厚度和可读性。总之，做记者、编辑工作这几年，我跟老记者、老编辑们学会了怎样采访和写新闻;郑飞、牟巧环、马登杰、周璇这些后来者，使我感受到了年轻和激情。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并肩战斗，一起采访，一起编写，一起组稿；我们因为一个标题讨论过，因为一个观点争执过，因为一个小小的工作失误自责过，更为圆满完成了一项重大宣传任务欣喜过——我们这一群新老报人，对党的新闻宣传事业总是这样无比热爱、无限忠诚。

2006年2月，市新闻中心领导委派我到报社印刷厂负责经营和管理。报社印刷厂注册成立于1991年7月，老社长姚逢田一马当先到乡镇、企业“化缘”，筹借资金，又与北关居委会协商，在老孟母教子雕像路口的东北角半买半赊了5亩土地，圈墙建厂，当时的报社印刷厂是鲁西南地区第一家购买使用了激光照排系统的企业，从设备、技术到产品质量可说是竹竿赶鸭子——呱呱叫！然而，后期管理的松懈、资金链的断裂以及政策的调整、行业间的激烈竞争，使头顶“红帽子”曾经好端端的企业，一次次错失发展机遇，一步步掉下队来，跌入谷底。李文彬以及陈亚光、孙吉来三任新闻中心领导，对印刷厂倾注了大量心血，持续加大对企业的改革和管理力度，帮助筹措资金，协调关系，开拓市场，当年企业就实现触底反弹。2009年6月因峄山路拓宽改造，印刷厂搬迁至市技校前院。以此为契机，扩大规模，更新彩印设备，2010年5月1日《新邹城》报开始彩色印刷。从铅字排版，到激光照排；从单一的黑白印刷，到多色彩印，印刷厂完成了一次次的发展跨越，一步步走上稳妥发展的轨道，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2006年2月进厂到2014年3月调离，我在印刷厂工作了8年时间，这8年，是我学习、磨练、积累、提高的8年，是我人生历程中一个最美好的片段。在印刷厂，在条件艰苦的车间，在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印刷工人身上，我看到了朴素和真诚。印刷厂迄今已成立了29年，大多数工人在车间里默默地干了20多年。这是一支政治觉悟高、保密性强的优秀职工队伍，他们对机关文印、报纸印刷事业非常忠诚，多年来，承担市里一些重要会议材料的印刷任务无一出现错误和延误，无一出现泄密等事件。他（她）们对印刷技术精益求精，对编排过的每一段文字，印刷过的每一页材料，装帧过的每一册书籍都怀有特殊的感情。看着他（她）们挥汗如雨的工作场景，嗅着沁人心扉的浓郁墨香，我的灵魂总能得到净化，我的情感总能得到升华！

感谢融媒体中心举办这次《邹县大众》40周年纪念活动，让我想起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张报纸、一篇报道、一幅照片、一段文字，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从《邹县大众》《邹城市报》《邹城日报》《邹城新闻》到今天的《新邹城》，改变的只是它的名字，不变的是它所承载的 “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科学理论武装人” 的双重功能，不变的是广大新闻工作者所肩负的“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