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当代优秀诗人专题研讨会——西渡诗歌创作研讨会于8月8日在广东省肇庆市举办。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等单位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主持会议。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桃洲，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北京大学教授姜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可君、杨庆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瓒等作主题发言。《作家》主编宗仁发为研讨会做总结。

张桃洲认为，西渡一直赋予诗歌崇高的地位，坚持诗歌的本体优先，立足于诗歌审美主义和自律性，同时强调诗歌的责任意识——不完全是直接面向现实的，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因此，他的诗歌里少有狂野甚至狂乱的成分，见不到怪力乱神，他以严谨、略显整饬的诗行收束了现实生活和内心里可能的混乱、破碎和荒诞，在生命的野性冲撞、写作的即兴灵感与诗歌的形式秩序、心灵的纯然完整之间，较好地取得了平衡。西渡近20年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很大程度上承续了他以前的创作及观念，但也有重要的拓展和深化。从其不变与变之中，可以窥见他创作和观念的特性及其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位置。另外，西渡是1990年代以后较早意识到诗歌声音的重要性，并自觉地付诸实践的诗人之一，他通过解析弗罗斯特、惠特曼等人的诗歌，阐发废名、林庚、孙大雨等的格律理论，试图建立自己关于新诗“格律-声音”问题的认识，同时在诗歌创作中践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亦步亦趋地遵循某种格律体式写诗，而是表明他拥有明确的形式意识，在遣词造句、把握语调等方面显出可贵的分寸感。

张清华说，西渡是一个具有文化自觉的诗人。他和当代两大诗学谱系之间都有关联，一个是北大诗人的谱系，另一个是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写作的谱系。西渡能在一个比较大的格局和意义上写作，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如果要寻找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话，西渡可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样态。同时，西渡又是一个抒情诗人。合言之，西渡可以说是一个当代性的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抒情诗人。西渡的诗歌写作从内部来讲发乎情，他有巨大的情感驱动，同时他的写作又有一种文化的机制，擅长把个人的情感文化化，但是依然葆有情感的本体性，这就使得他的诗歌同这个时代的主流写作保持距离，比较庞杂甚至具有颠覆性。另外，西渡也是一个对当代诗歌的诗学建设有独到建树和贡献的诗人，准确处理了重大庞杂、深渊般的诗学领域。在诗歌写作方面，他建构了一个抒情语体，同时又逐渐过渡到了知性分析这样一种写作模式，当然他可能两者兼有。90年代，他的主要特色表现在抒情语体的建构中；到世纪之交以后，他更多地转向知性分析，当然这里面也充满了反讽和自我颠覆这些元素。从西渡的整个诗歌文本写作的变化线索看，既是稳定、清晰的，同时又和时代的变化相匹配，这个也很重要。

姜涛认为西渡30多年的写作历程，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80年代中后期，他的诗非常抒情，富于高蹈气质和象征色彩，到了90年代之后，一定程度转向叙事性的写法，这大致是和当代先锋诗歌的展开方向是同步的。但最近十多年来，西渡逐渐有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写作意识和诗学立场，简单地说，似乎要挣脱当代先锋诗的一般逻辑，试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更根本的层面，去考虑诗歌写作的前景。《天使之箭》序言中提到“幸福诗学”，就是这种诗学自觉的表达。他认为自波德莱尔以来，现代诗歌有一个说“不”的光荣传统，但就其源头而言，诗歌是作为“是”的力量与人类发生关联的，这个说“是”的传统，对世界的肯定和赞颂的传统，比起说“不”的传统更为深远，也更为根本。西渡近十多年来的诗，相对以往语言更为素朴、明朗，不追求语言的缠绕和意义的复杂，也越来越多聚焦一些相对稳定的文学主题，如人性与自然、对生活本然的自由和幸福的理解等，但内在包含了上述不同的面向和丰富层次。

敬文东认为，在百年新文学史上，新诗是在文体方面最遭非议的一种，因而讨论新诗的合法性、必然性以及它的限度就很有必要。西渡的诗正是讨论这些诗学问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其成功和失败都与新诗文体问题有关。实际上，大部分优秀的当代诗人都对新诗采取了一种唯美主义的态度。这可能是这一文体本身的一个要求，因为新诗本身具有自我。另外诗人也有他自身紧迫的伦理要求，时代经验往往给诗人带来无法回避的伦理难题，这种难题体现为陈超所说的“噬心主题”，在身体和心里面有一种撕裂感。西渡《一个钟表匠的记忆》就是处理这种噬心主题的成功作品。古典诗是主心的，跟心关系最密切，新诗因为受到了现代汉语影响，主要是主脑，它强调的是经验。这是两种不同的诗学。中国的新诗诗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临这两种诗学之间的冲突。这两个冲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新诗文体内在要求的纯诗和杜甫诗学的冲突。西渡的近作显示了一个重新走向主心的过程，这可能也就是他谈到的所谓幸福诗学。这种幸福并非世俗理解的那种浅薄的幸福，它是有一定经历的人所理解的幸福，他看清了生活的真相，还依然热爱生活。而我们重新回到传统，决不是像余光中那样写唐朝的牡丹、洛阳的荷花，而要写出我们今天的牡丹、今天的荷花，我们今天的人面对那个东西的反应。这一点正好是西渡值得期待的地方，也是当代诗学或新诗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

夏可君认为，从新文化运动和所谓的白话文革命以来，现代汉语的诗写作就并非单纯的纯诗行动，它一直承担着“双重纠正”的责任：既要纠正自己的生活，又要纠正诗意写作中的牺牲冲动。西渡的写作对现代诗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有广泛的涉及，并作出了与众不同的回答，形成了自己的诗艺原则：它在保持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想，汲取文明精华，肯定世俗幸福的同时，结合了神性的爱与灵魂的纯洁的诉求，在诗意的哀歌式祈祷中，显示了一种不同于民族传统的气质。在但丁与一禾，瓦雷里与杜甫，东西方诗歌理想的跨时代穿越综合中，诗人以典致的诗意写作，超越个体生命的叹息，让民族的精神得以脱胎换骨，让语言得以摆脱根性上的咒诅与命运轮回的痛苦，以此拥抱大海的辽阔，重建诗意的祖国，而进入现代文明，成为文明之子。

周瓒表示，西渡作为一个诗人批评家为当代诗人厘清了诸如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新诗应以怎样的语言写作以及当代诗人的历史意识等众多的诗学问题。而在诗歌写作方面，他无可置疑地在读者心目中确立起了一位技艺高超、文体丰沛的成熟的诗人形象。阅读他的新诗集《天使之箭》，可以看出，西渡为当代诗歌的戏剧性、诗歌写作的介入意识等议题，贡献了他独特的美学实践。这些诗歌文本既回荡着独白、对话、角色出演和客观叙述等戏剧性的声音，同时，近年几组切近时事的长诗写作，也可视为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观念的当代回应。

诗人冯晏的发言着重探讨了西渡诗歌中怀旧主题的隐喻功能。冯晏认为，怀旧对于当代诗歌创作具有多层次的隐喻功能。随着从情景构建向精神内涵的转移，当代诗歌题材上的怀旧现象已从历史呈现一变而为历史解构，并进一步通过一些艺术观念的引领，转化成为一种新的写作元素。西渡是一个善于把写作搬运到历史和未来这种既分裂又亲密的关系中去重建语境的诗人。西渡的诗集《钟表匠的记忆》初读会被带进一种怀旧情绪，但所激发的是关于当下处境的思考。事实上，题材的古老一点没有减弱其感性的新鲜和生动。实际上，诗人不断被创新要求所驱动的创造活动，只会越来越复杂；怀旧情感与词语独立性之间的对立也日趋突出。在怀旧的挽留功能之外，西渡一直在寻找隐喻的新角度。历史与未来在词语中偶遇、产生共振，新的观念不断改变着固有的思维惯性，赋予西渡的诗一种新的当代性，也给词语提供了更辽阔的使用环境。西渡以旧题材创作的一些组诗和长诗，从形式，结构，到人物和事件，构成了诗中历史与当代性思维的相互指认，互为隐喻，怀旧像一把断断续续演奏中的大提琴，成为其诗歌的背景音乐。

澳门大学教授姚风认为，西渡具有扎实的中西诗学素养，加之置身诗歌现场的优势，其批评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同时保持了审美的敏感。西渡对中国文学和诗歌思潮的质疑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西渡对中国文学中苦难主题的关注也很有意思。中国民族是苦难的民族。一些中国作家把苦难描写得登峰造极，但是没有对苦难终极意义的追问。西渡的诗歌中有强大的自我存在，一般都是以“我”，以第一人称展开抒情或叙述。当然也有他或他们出现，但是他们多数都是自我的面具。西渡把自我放在很高的位置，从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出发，去探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把自我放在对话之中，通过对话凸显自我对现实和生命的思考。西渡的自我是由几个不同的自我构成的，因而显示出丰富的层次和复杂的意涵。西渡不是合唱团中的演唱者，他是高音，想成为独唱者。另外，西渡总是把自我放入紧张的现实关系中加以观察。诗人对现实是不缺席的，这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一点。

杨庆祥认为西渡是一个有综合气质或综合气象的诗人。西渡在诗歌创作、诗歌理论、诗歌批评、诗歌教育等方面都有建树和独到见解。西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理念，就是诗歌它要说“是”而不是说“不”。诗歌的“是”是对肯定性和深的欲望的正向表达，可以说与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主义诗学统反向而行。西渡诗学理论对所有的传统和精神资源的再读，最终都统一在一个现代的动作性当下。其诗歌写作具有一种明确的限制感，由此形成其文体上的凝滞感。他运用非常多的句法、句式，对自己进行限制，这不仅是对形式、词语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对经验的限制。然而，这一限制非但没有限制诗歌的势能，而恰恰释放了诗歌本身的不可知性及休眠的东西。所以西渡组诗中的凝滞感是非常有活力的。这种限制的辩证法与凝滞感最终导向一个更有创造力的书写行动。西渡诗歌所表达的主题、用词、句式甚至标点符号，都非常准确简洁，有非常丰富的层次感。

河南大学副教授苗霞着重分析了西渡诗歌中的叙述问题。苗霞认为，叙述对于西渡来说不唯是一种写作技巧，更是一种结构形态。西渡的叙述结构形态传统温和、平缓舒展，其艺术目标在于用叙述带入节奏，借助略带叙事性的格局，把文本的疏密度和时间的行进速度所形成的叙事节奏转换成一种诗歌的节奏。而在西渡的思辨中，最有力的是历史性思辨。西渡属于“艺术隐藏技巧”型诗人。其作品工拙相半，大巧若拙，因朴生文，因拙生巧。在修辞方面，透明、纯粹和高贵，整个诗歌意态呈现出一幅宁静的外貌，显得平和安然，有一种古典性的静穆纯粹的气韵。但在平淡、温和的表面之下，隐藏着某种尖锐之物，潜伏着某种不安和绝望。诗人善于在“词与物的异质性”矛盾张力中，让文本内现实与文本外泛化现实实现广博的相互指涉。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副教授向卫国认为，西渡的诗带有悲悼的性质和语调。一方面其80年代的诗歌中大量出现死亡意象。另一方面，诗人写过大量的悼亡诗。另外，其它一些作品虽然与悼亡没有直接关系，但其中也回荡着个体生命的“盛世的哀音”。西渡诗歌中还有一个时常会出现的词：新生（新人）。“新生”一词出现得较为密集的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初，但它几乎贯穿了诗人写作的全过程。西渡的“新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反复的多次的自我更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渡“新生”的目标并不止于个体生命的更新，最终指向乃是文化的新生乃至世界的新生。

肇庆学院讲师吴丹凤通过西渡的赠诗分析了其诗歌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认为西渡的诗具有一种孤独的特质，但这种孤独并不自闭，是一种没有放弃他者的孤独。这种特质体现在诗人对视点的设置中。在西渡为数众多的赠诗中，可以感受到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在寻找生命意义的苍茫路途中对他者的呼唤。对西渡来说，无论是与杜甫、苏轼、但丁这样的古圣先贤对话，还是与戈麦、骆一禾、臧棣、敬文东这些身边朋友的对话，都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投石问路。在西渡的诗中，视点作为一种强烈的设定，体现了对自我生命的深思，一种生命意志的迸发；在“我”的注视中加入他者的注视，则切割出不同的光照方向。

程光炜认为，西渡早期的短诗留下了时代的痕迹。在《西渡诗选》（1989-2011）中，1989年、1990年前后的作品里，比较喜欢《四季的光》《谷仓》《最小的马》《秋（悼念戈麦）》等。西渡这几首诗，尤其是前三首，句子短简，感情内敛。《四季的光》，意象透明、简约，读了以后就忘不掉，因为它描绘了那时候很干净单纯、略带一些莫名的伤感的心绪。又比如《谷仓》，里面有一种返璞归真的东西。西渡1995年以后的诗，句子明显拉长，追求一种视图的立体感。其中仍有他早期作品的柔和感，但引入了此前很少出现的日常生活片断。比如，《在黑暗中（致臧棣）》等。诗人故意把有点芜杂的东西放进来，里面有了一种西渡过去诗作中没有的立体感，形成一种辩证法。西渡21世纪交替期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神秘的成分在减少，有了一种很含蓄的顿悟，例如《冬日黎明》。年纪渐大的诗人，作品里有力道，不单薄，有了某种遒劲的东西，是力透纸背的文字力量。

西渡对大家的评论作了回应。他说：“在我的写作中一直存在两首诗，一首是我要写的，还有一首是要我写的。这两首诗撕扯我，让我长期处在一种近乎受罚的状态。就我对于诗的纯然的向往而言，我一直倾心于一首超然的纯诗。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真相，真相的另一部分是，还有另一首诗要求我写出它。这大概就是陈徒手所说的那种‘忍不住的关怀’。这两首诗中，任何单独的一首诗都不能完全满足我。尤其那首不得不写的，好像是一个令我负罪的存在，不去写是一种痛苦，写也是一种痛苦。”西渡强调，真正的诗人应该拥有一种完整的感受力，并以此感受力探触宇宙中最根本的秘密：人、世界、时间的一体性。爱是一种特殊的感受力，它是其他一切感受力的总驱动，其他一切感受力都需要借用爱的力量。诗人需要与存在的荒谬和虚无作斗争，通过这一斗争重建经验的价值，重构生命的意义。

宗仁发在总结发言中谈到，这次会议虽然以西渡为研讨对象，但研讨的内容不仅涉及西渡个人的创作观念，也涉及整个当代诗歌中一些很重要的诗学问题。比如西渡的文章《新诗到底是什么》就对新诗的一些重要诗学问题做了很有价值的阐发。这个文章是对废名的诗学观点的系统梳理，包括对废名诗学观点中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新看法。新诗和旧诗之间到底界限在什么地方？新诗的问题是什么？旧诗的问题是什么？废名有这样两句话：旧诗是诗的文字、散文的内容，新诗是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西渡的诗学论文触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到底怎么认识新诗？这个问题说不清楚，我们的写作就永远处在困惑中。西渡的创作既体现了他独特的幸福诗学，也有废名的诗观给他带来的影响，一种非常散文化的写实，他思考的一些问题确实对我们都很有启发性，而今天的讨论也促使大家的思路变得更加开阔。

为繁荣新诗研究，发现、推介当代中国优秀诗人及其作品，探索新诗创作的新特质及可能性，见证当代新诗中坚力量崛起，延续百年新诗文脉，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等单位将常年合作举办“中国当代优秀诗人专题研讨会”。每年由诗歌评论家及诗人组成的评委会投票选出一到两位优秀的中国当代诗人作为研讨对象，召开一次专题研讨会。2019年已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当代优秀诗人专题研讨会”，研讨对象为女诗人冯晏。西渡诗歌创作研讨会为专题研讨会的第二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