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诗歌的现实精神？它的本相是什么？它的动力源在哪里？诗歌或者文学如何审视现实主义，这个问题看似老生常谈，却实际上并没有终极答案。

毋庸置疑，现实指的是发生在身边的一切事物，大到时代的风云际会、社会的热点问题，小到日常生活的苦乐悲欢、柴米油盐。比如，全世界正经历的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正在发生的南方抗击洪水的事件，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态度的迥异、制度的比拼、价值观的呈现、美与丑的较量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事物每天都在上演，投影在心灵里，诉诸我们的笔端。众所周知，这可形成两种现实：一种是客观描述的事实，一种是主观心理事实。这里我们要提问的是，材料的真实性怎样变成真实的诗意？对诗人来说，这须面临一种修辞与事实之间的协调。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现实生活是有品质导向的。最早的品质定位是真、善、美，即最能体现向上的、青春的、美好的那些品质。我们的作品如果保持这些追求，那么可以说这是真实的，它的真实性通过广大读者的追求共鸣来印证实现。不过，真善美同样是有不同的评价尺度的，尤其是在不同的时代，什么是真，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个人说了不算，一群人说了也不算。只有当言说与实践相结合，并从中加以论证时，这些真善美的概念才有可能是可靠的。同理，当现实走进文学时，它变成文学的现实主义，凡持现实主义之文学作品，我们都可将之信赖为人生的一面镜子，乃至真理的反应。但是什么才算真正的、文学的现实主义呢？这需要我们自身经验的鉴别。

正如在疫情面前我们所表现出的种种举动一样，一方面是逆行赴战、主动请缨，另一面是旁观讽刺，闭目造车。显然都是真实的，但用诗歌的终极使命来衡量，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其中有的真实性就有了问题。我们很多作家诗人在义愤填膺地抨击社会不公时，所诉诸笔下的文字是否完全真实呢？如果一个作家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现存社会，他所说的我们要不要赞同呢？桃花源与乌托邦社会模型，在一种笔触方式里向我们明确地说明了它是虚构的，而不是真实的。那么，现实主义文学文本，首要的一件事显然是区别于桃花源式的叙述，区别于一般乌托邦叙述的叙述。这种区别我想是容易的。那么，第二种区别方式是什么呢？当一位诗人描述人性的扭曲时，我们将依据什么来判断它的真实性呢？如果它描写的有失真实，那么会不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呢？这个柏拉图式的担忧，虽然比较落伍，却是可能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与文学问题。我们的诗人如若不致力于社会之光明发展、科学发展，那么，我想我们的写作也是没什么意义的。

必须说，真实不仅是文学的现实主义追求，也是人性本身向善的一个方面的体现。人们总是讨厌撒谎者，因此，现实主义也是最简单最本质的人性反映。它的动力源来自对于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心理诉求。诗人总是站在现实与梦想之间，以语言的艺术搭建彼此间的桥梁，摆渡苦乐人生，期待或引导人们走向更美好的彼岸。

这里还需强调主导性。主导性，也就是带有导向意义的艺术形态，发挥引领、导向作用的文学。在庞大的文学群体里正是那些闪耀着璀璨文化光芒、人性光芒的作品，支撑着灿烂的星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德引领”“培根铸魂”足见主导性的重要。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魂”，一个军队不能没有“军魂”，一个时代也不能没有“时代之魂”。这个“魂”必然是正义的、刚毅的、宏阔的，又是充满理想的存在。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强调多元的时候，又过多强调了“个人化”，忽视了“公共性”。我必须声明：我不是反对“个性化”的写作因素，而是反对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形式。因为它导致了规模的文化、心灵碎片的产生，这些碎片总的来说，因为过于“个人化”而显得缺少共鸣，不能成为别人的营养，而只能成为消极的心灵废墟式的产品。

在诗歌写作里，我所说的“个人化”或“个体化”，它与“个性化”有本质的区别。姑妄言之，个性化是在共性领域有共性参照的情况下，追求个性的发展与完善。它与共性有着随时随地的对话与彼此修正。而个人化或个体化，是完全脱离集体，在抛弃参照体，失去任何公共性衡量与比照、监督、对话的情况下，所发展的一种无益于社会整体发展的自私化、自恋化精神。这种写作者，不管国家发生了什么，世界发生了什么，只管埋头写琐碎的生活，专注蚂蚁不写鹰了、专注露水不写星辰月色了，丧失了对整体事务的把握。新时代精神喊了数年，碎片化现象依然“一地鸡毛”，不扭转，是我辈之无能。

有人还把“肉体”写作当作个性。我认为它根本上是与诗歌本质剥离的一种写作，是摆脱了诗歌主旨的写作。淫诗的放开，极大地损害了诗歌的尊严。有的诗人弃诗人桂冠于不顾，大张旗鼓地写性，还扯旗立派，企图留名青史，是极大的反动。淫诗为什么不能算诗？因为诗之正统，即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须知在两千多年前，采自民间的《诗经》，也是有门槛、有规格、有审美标准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诗经》作品没有经过文官秀才的反复甄别遴选，那么它会不会成为我们至今认为的文学经典呢？

诗人自身建设迫在眉睫。网络的出现，降低了诗的门坎。诗是诗，不是口水，诗学是一门专门的学术研究，自有它的体式、语言、韵律的规范，自有它的高深之处，来不得一点虚假。诗人的自我建设包括修身、自醒、谦卑、进学，还包括要懂得拒绝将一些网络上消极的起哄与围观当成是诗歌质量的保证。要建立起正确的诗观，而建立正确的诗观的前提，即建立正确的“四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之外，还要加上正确的文学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诗，这些问题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值得我们思考和面对。

问题还得回到主题上来。习近平总书记讲：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不能没有灵魂。又说，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要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之中。诗人要领跑一个时代，为广大人民群众立言。为此，我们要认识到今天的时代，是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伟大新时代。为什么是伟大的呢？因为它不再犹豫，不再彷徨，不再因为外来文化、霸权主义、经济制裁的影响而产生一种根基性的动摇。

我想，新时代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旗帜、道路的再确认；2、马克思主义的重申；3、中国方案、中国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4、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确立；5、以英雄模范为主导的意识确立；6、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的确立；7、科技强国、科技强军、科技为民的主体思想的确立，等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新时代的丰厚内涵，并且坚定了我们的步伐。这就是作家、诗人立足的根基和要奔赴的方向。

换言之，在这个主导线上，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多元性，为我们如何在多样化的发展中不至于迷失方向而确立了方向标。我们关于多元化写作的考量依据，也在于此。在这里，我们强调主导，并不排斥多元性，这是全局下的布局考量。应该承认，这个时代为文艺家、诗人们提供了广阔而宏大的生活场景，尤其是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是上天赐予的考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回答，每个人类个体都要受到检测和制约，从而规范我们的言行。可以说，正是这种现实在场，构成了我们的神往之地，我们没有理由迷茫，消极，我们更没有理由畏缩不前。

在考虑到这个主导性的思想之后，我们依然要提醒作家诗人需有独立的写作人格与思想格局。总而言之，在公与私，个人与公共之间，我们随时都须遵循两个命题，也可以说是真命题：即诗人的独立思考，对于为什么写作，写什么，怎么写的确认，始终是作品的成败决定因素；诗人的全局意识是我们能不能写出大诗，能不能写出真正的时代史诗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