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副刊作为新闻纸的脸面，其风格直接影响到整张报纸的品位。副刊的风格即办刊人之风格，正所谓“风格即人”。

在我印象里，《检察日报》的副刊办得是很有特色的，一如其办刊人之风格——谨严而不失活泼，质朴却蕴涵才情。

试举例为证。

那年，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组织副刊同仁赴云南迪庆香格里拉采风，由我和主管其报纸及副刊的本才先生带队。当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十位记者，鸦雀无声地听完藏族书记齐扎拉的即席发言后，我问本才“感觉如何？”他略一沉吟，回应道：“他把我引入了一种宗教般的秘境……”

我笑了，明白了他的所指。齐扎拉是以藏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来布局香格里拉的建设蓝图的，他把雪山草甸视为神圣，但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却是人而不是神。

“他是个有人文情怀的领导者，能让人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他，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本才发自内心地赞叹着，打开一个小本本，在上面漫无边际地游移。我知道他系检察官出身，处事严正而较真，但也不乏赤子之心，不仅善诗，而且酷爱涂鸦艺术……

翌日，我们浩浩荡荡，怀着一种朝圣般的虔诚，向着梅里雪山进发。尽管山路崎岖，把大家颠得死去活来，我却发现脸色铁青的本才，坐在大车的一个角落里，不动声色地翻看一本英国人写香格里拉的书——《消失了的地平线》。想必是书中关于“理想国”的描述，令他着迷。

记得已经很晚了，我们才顶着风雪抵达目的地。在目的地的一个小小旅馆里，我俩本想倒头入睡，却因一个闽南记者讲的故事而失眠。故事就发生在梅里小镇。说的是在一次雪崩中失踪的登山队员未婚妻，万里迢迢地来到这里，遍寻恋人而不得，便倾其所有，在梅里小镇开了个小酒吧，酒吧的门窗正对着梅里雪山，小女子一边经营，一边守望，祈盼对面的皑皑白雪中，能有恋人的身影出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凄美的故事令人唏嘘，本才也不例外。次日一大早，他便叫上我，去寻那个酒吧。

曲曲弯弯地绕了很多路，向导才指着不远处高地上的一处建筑，说：“那就是！”

我停住步，欲行又止，生怕碰碎了内心的某种东西，这时我听见向导低声咕噜了一句：“要去，还得绕路，女主人也许不在……”本才神色坚定，执意要去一探究竟……

在梅里雪山对面高高的台地上，我与本才再度会合。迎着我询问的目光，他冷冷地说：“这个故事是新闻与文学的结合，能为副刊添彩却不能参加中国新闻奖的副刊评奖。”

对他的话，我很以为然，却又深感遗憾。

我曾将报纸副刊上的文字统称为“新闻文学”，新闻与文学“杂交”所产生的“优势”显而易见，它不仅具备新闻的要素，也具备文学的美育功能，在自媒体泛滥、网络铺天盖地的当下，仍为纸质媒体的众多读者所青睐。我以为，这是时世的需求，也是一代一代副刊人苦心呵护、辛勤耕耘的结果。

副刊需要传承，也需要创新。本才离开《检察日报》后，其副刊的人脉、气脉仍在，副刊上的文章也屡屡在新闻和文学界的各项评奖中获奖，出了不少名人。三年前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也是其副刊人制作策划的；据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一度就职于此，并为副刊写过好些篇报告文学。我曾编发过他的《一夜风流》，乍一看题目，吓了一跳，细看内容，才知是一篇反映部队抗洪抢险、正能量满满的优秀之作。此文一如他《透明的红萝卜》，语言清新而华丽，有一种音乐的美。不久，王蒙先生也时不时给副刊写稿，在我主编的副刊一组一组地发诗，短小精致、耐人寻味。

正是在这些文学大家的热心参与下，各报的副刊才欣欣向荣，形成独自的风格，以至于当年有一家大报改版、要停办几个文史哲方面的副刊时，毛泽东主席得知消息，亲自出面加以挽留。此事在报界一度传为佳话。

曾凡华：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长征出版社总编辑、线装书局总编辑、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现为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名誉会长、艾青文学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著有诗集《洞庭军号》《辽远的地平线》《士兵的维纳斯》，散文集《月蚀》，长篇报告文学《最后一战》《牺盟·牺盟》《蓝色三环》，长篇小说《碧血黄花》等，曾获全国1990年-1991年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十七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十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胜利之歌征文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