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征文,2020.7.17
为官要有高境界
在中国讲境界,如果没有想到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那绝对是对“境界”的不公。因为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中国影响最大、内涵最深、应用最广的“境界说”。当然,我们也可能想到张潮的“人生三境界”——“窗里看月”、“庭中望月”、“台上玩月”;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钱钟书的“学思过程三大境界”——会通境界、慧悟境界、创化境界;戴逸“做学问的境界”——勤、苦、乐、迷……每当我面对“境界”一词时,便禁不住呼唤:人生须有高境界。当看到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与祸国殃民、贪得无厌的官场败类杂然并存于当今社会时,便斗胆立言:为官要有高境界。
境界,有高低之分,雅俗之异,好坏之殊。例如,人们从《吕氏春秋·贵公》中“楚王失弓”的故事,引申出了楚王境界,孔子境界,老子境界,佛家境界等由下而上的境界。又如:晋朝王戎不取道旁苦李,元代许衡不吃无主之李,如果说王戎之举是聪明的话,那么许衡之举则是高尚的。在对待“李”的问题上,许衡的境界明显高于王戎:因为他笃信的是“苟非我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铁则。而王戎是因为李苦而不取,若李是香甜可口的呢?说不定他会欣然前往抢李去。还有东汉人杨震,对他曾经提拔的昌邑县令王密晚上送给他的十斤白银拒收,说出了:“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之名言,“四知美誉”,震古烁今,境界之高,令人佩服。清朝雍正年间的著名清官叶存仁离任升迁时,僚属们为避人耳目,夜半时用小舟送来馈赠礼品,叶存仁见此挥笔写下了一首拒礼诗:“月白清风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比之杨震,如果说杨震“畏四知”是官员清廉史上的一座高峰的话,那么叶存仁“畏己知”则是峰顶上的一株四季常青巍然挺立的一棵青松。因为“畏己知”是无需他律的发自肺腑的善举,是暗室不亏心,独处无邪念的纯真。华西村老支书吴仁宝常说:“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吴老的为官境界超越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世人常见境界,表现出的是以民为本的善心和为官担责的高尚境界。境界之不同,给人的印象就不同,体现的人生价值也就不同。再如柳亚子要官和王蒙坚辞文化部部长,孰高孰低,孰雅孰俗,孰好孰坏,不言而喻。或许前者在个人光辉形象中留下了一个斑点,不然,为什么会有毛主席“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亮”的谆谆教诲之语?或许后者在自己伟大人格中又增添了一束耀眼之光,不然,为什么王蒙的“宁可不当部长,也不放弃写作”的奇伟之音令人如沐春风,耳目一新呢?
为官要有高境界。这个“高”就是高尚之情怀,高雅之举动,高远之志向,高洁之秉性,高贵之人格。诚然,我不敢说高境界是保证为官清廉的充分条件,但它肯定是必要条件。试想,一个心有大爱,慈悲为坏的官员,怎么会忍心祸国殃民、贪赃枉法、聚敛钱财?社会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横山法则”:最有效并持续不断的控制不是强制,而是触发个人内在的自发控制。让我们走进高境界的为官者吧:
北宋名臣范仲淹每晚睡觉前进行“自计”,算算一天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俸禄是否相称。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其高尚人格的写照。明朝尚书杨鼎以“十思”为座右铭,常常检视自己的德行。周恩来总理更是具有高境界的典型。他经常与“我的道德修养”对表。“文革”之初到学校视察,就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一个菜两角五分钱也要如数交上。难怪联合国总部曾经破例为他的逝世下半旗致哀。他的高尚境界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1930年12月,邓小平率领全中国工人红军第七军一举攻占湖南绥宁县城寨市镇。在这里发生了感人至深的,流传至今的“邓小平两送烟叶钱”故事。2002年12月6日中午,当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就餐快结束时,付了二天的餐费,并请负责安排生活的封国庆开了一张发票,票号——冀石地税3687296,总计额30元。当地群众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中央领导以身作则,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力证明。
为官若无高境界,必然会化公为私、损公肥私,甚至祸国殃民。他们要么是明目张胆的违法乱纪,要么就是像吴思在《潜规则》里所说的“合法地祸害别人”。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很容易举证历历:
《梁书·鱼弘传》记载,五代十国时,梁武帝一朝大贪官鱼弘,在其管辖的地方实行“四尽”政策——水中鱼鳖尽,山中麋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鱼弘的境界会高到哪里去呢?
慈禧太后位高权重,就凭她的那句“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谁一世不痛快”的骄横残暴的恶毒妇人之语,就可知她与高境界无缘,就知道她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供她享乐也就在她的情理之中了。
近年来,在反腐倡廉的强大攻势下,一批批贪官污吏纷纷落马,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于众后真令人目瞪口呆、怀疑人生。蒋洁敏有“生进中南海,死入八宝山”的“宏伟志向”。卢恩光有“五假干部”的官场奇闻。陕西省原国土厅厅长王登记有“当官要到省部级,赚钱要过十个亿”的“雄心壮志”。更有甚者:广西都安县残联理事长蓝某及其他几名所谓领导,均为其家人办理残疾证,以骗取国家的补助,他们均创造了“一人当官,全家残疾”的千古奇闻。
这些社会的毒瘤,官场的人渣,在他们身上何曾体现出高境界的一丝一缕的影子,锒铛入狱,遗臭万年是他们应有的下场。
为官若有高境界,他们一定会心系群众,心有善愿,敢于自责,以仁爱之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善事,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们就会像白居易一样发出“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的不平之声。他们就会像韦应物一样吟出“身多疾病思故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的深深愧疚。他们就会像郑板桥一样,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的悲悯情怀。他们就会像曾国藩在神明前发下“以做官发财为可耻”的铮铮誓言。他们就会像南宋诗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所载的李氏官员一样,公烛之下不展家书——公私分明。他们就会像竺可桢一样,写私事不用公家信封。
各级各类为官者,倘若你们真有高境界了,那你们一定会懂得“良田万顷,日食三餐;广厦万顷,夜眠八尺;储水万担,日饮一瓢”的道理;你们一定会有周敦颐所说的“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的情操;你们一定会坚信朱元璋的精确比喻“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而知足常乐;你们一定会牢记习近平主席谆谆教诲: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
老子在《道德经》中把官的境界分为四个层次:“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我没有老子的睿智,不能准确的分出为官者的境界层次,我只能用举例说明的笨办法告诉世人。如果你为官想求高境界的话,那么:
当国家领袖,你要象毛泽东,周恩来;
当省级干部,你要象郑培民,李润五;
当厅级干部,你要象孔繁森,杨善洲;
当县级干部,你要象焦裕禄,谷文昌;
当乡级干部,你要象唐述林,李昌平,
当村级干部,你要象吴仁宝,黄大发。
这些人为官都有高境界,让他们成为为官者赶超的目标吧!
在中国讲境界,如果没有想到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那绝对是对“境界”的不公。因为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中国影响最大、内涵最深、应用最广的“境界说”。当然,我们也可能想到张潮的“人生三境界”——“窗里看月”、“庭中望月”、“台上玩月”;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钱钟书的“学思过程三大境界”——会通境界、慧悟境界、创化境界;戴逸“做学问的境界”——勤、苦、乐、迷……每当我面对“境界”一词时,便禁不住呼唤:人生须有高境界。当看到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与祸国殃民、贪得无厌的官场败类杂然并存于当今社会时,便斗胆立言:为官要有高境界。
境界,有高低之分,雅俗之异,好坏之殊。例如,人们从《吕氏春秋·贵公》中“楚王失弓”的故事,引申出了楚王境界,孔子境界,老子境界,佛家境界等由下而上的境界。又如:晋朝王戎不取道旁苦李,元代许衡不吃无主之李,如果说王戎之举是聪明的话,那么许衡之举则是高尚的。在对待“李”的问题上,许衡的境界明显高于王戎:因为他笃信的是“苟非我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铁则。而王戎是因为李苦而不取,若李是香甜可口的呢?说不定他会欣然前往抢李去。还有东汉人杨震,对他曾经提拔的昌邑县令王密晚上送给他的十斤白银拒收,说出了:“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之名言,“四知美誉”,震古烁今,境界之高,令人佩服。清朝雍正年间的著名清官叶存仁离任升迁时,僚属们为避人耳目,夜半时用小舟送来馈赠礼品,叶存仁见此挥笔写下了一首拒礼诗:“月白清风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比之杨震,如果说杨震“畏四知”是官员清廉史上的一座高峰的话,那么叶存仁“畏己知”则是峰顶上的一株四季常青巍然挺立的一棵青松。因为“畏己知”是无需他律的发自肺腑的善举,是暗室不亏心,独处无邪念的纯真。华西村老支书吴仁宝常说:“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吴老的为官境界超越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世人常见境界,表现出的是以民为本的善心和为官担责的高尚境界。境界之不同,给人的印象就不同,体现的人生价值也就不同。再如柳亚子要官和王蒙坚辞文化部部长,孰高孰低,孰雅孰俗,孰好孰坏,不言而喻。或许前者在个人光辉形象中留下了一个斑点,不然,为什么会有毛主席“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亮”的谆谆教诲之语?或许后者在自己伟大人格中又增添了一束耀眼之光,不然,为什么王蒙的“宁可不当部长,也不放弃写作”的奇伟之音令人如沐春风,耳目一新呢?
为官要有高境界。这个“高”就是高尚之情怀,高雅之举动,高远之志向,高洁之秉性,高贵之人格。诚然,我不敢说高境界是保证为官清廉的充分条件,但它肯定是必要条件。试想,一个心有大爱,慈悲为坏的官员,怎么会忍心祸国殃民、贪赃枉法、聚敛钱财?社会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横山法则”:最有效并持续不断的控制不是强制,而是触发个人内在的自发控制。让我们走进高境界的为官者吧:
北宋名臣范仲淹每晚睡觉前进行“自计”,算算一天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俸禄是否相称。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其高尚人格的写照。明朝尚书杨鼎以“十思”为座右铭,常常检视自己的德行。周恩来总理更是具有高境界的典型。他经常与“我的道德修养”对表。“文革”之初到学校视察,就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一个菜两角五分钱也要如数交上。难怪联合国总部曾经破例为他的逝世下半旗致哀。他的高尚境界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1930年12月,邓小平率领全中国工人红军第七军一举攻占湖南绥宁县城寨市镇。在这里发生了感人至深的,流传至今的“邓小平两送烟叶钱”故事。2002年12月6日中午,当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就餐快结束时,付了二天的餐费,并请负责安排生活的封国庆开了一张发票,票号——冀石地税3687296,总计额30元。当地群众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中央领导以身作则,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力证明。
为官若无高境界,必然会化公为私、损公肥私,甚至祸国殃民。他们要么是明目张胆的违法乱纪,要么就是像吴思在《潜规则》里所说的“合法地祸害别人”。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很容易举证历历:
《梁书·鱼弘传》记载,五代十国时,梁武帝一朝大贪官鱼弘,在其管辖的地方实行“四尽”政策——水中鱼鳖尽,山中麋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鱼弘的境界会高到哪里去呢?
慈禧太后位高权重,就凭她的那句“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谁一世不痛快”的骄横残暴的恶毒妇人之语,就可知她与高境界无缘,就知道她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供她享乐也就在她的情理之中了。
近年来,在反腐倡廉的强大攻势下,一批批贪官污吏纷纷落马,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于众后真令人目瞪口呆、怀疑人生。蒋洁敏有“生进中南海,死入八宝山”的“宏伟志向”。卢恩光有“五假干部”的官场奇闻。陕西省原国土厅厅长王登记有“当官要到省部级,赚钱要过十个亿”的“雄心壮志”。更有甚者:广西都安县残联理事长蓝某及其他几名所谓领导,均为其家人办理残疾证,以骗取国家的补助,他们均创造了“一人当官,全家残疾”的千古奇闻。
这些社会的毒瘤,官场的人渣,在他们身上何曾体现出高境界的一丝一缕的影子,锒铛入狱,遗臭万年是他们应有的下场。
为官若有高境界,他们一定会心系群众,心有善愿,敢于自责,以仁爱之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善事,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们就会像白居易一样发出“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的不平之声。他们就会像韦应物一样吟出“身多疾病思故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的深深愧疚。他们就会像郑板桥一样,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的悲悯情怀。他们就会像曾国藩在神明前发下“以做官发财为可耻”的铮铮誓言。他们就会像南宋诗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所载的李氏官员一样,公烛之下不展家书——公私分明。他们就会像竺可桢一样,写私事不用公家信封。
各级各类为官者,倘若你们真有高境界了,那你们一定会懂得“良田万顷,日食三餐;广厦万顷,夜眠八尺;储水万担,日饮一瓢”的道理;你们一定会有周敦颐所说的“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的情操;你们一定会坚信朱元璋的精确比喻“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而知足常乐;你们一定会牢记习近平主席谆谆教诲: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
老子在《道德经》中把官的境界分为四个层次:“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我没有老子的睿智,不能准确的分出为官者的境界层次,我只能用举例说明的笨办法告诉世人。如果你为官想求高境界的话,那么:
当国家领袖,你要象毛泽东,周恩来;
当省级干部,你要象郑培民,李润五;
当厅级干部,你要象孔繁森,杨善洲;
当县级干部,你要象焦裕禄,谷文昌;
当乡级干部,你要象唐述林,李昌平,
当村级干部,你要象吴仁宝,黄大发。
这些人为官都有高境界,让他们成为为官者赶超的目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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