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熙，1960 年出生于浙江乐清。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歌史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著有《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汉魏乐府艺术研究》《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等专著 10 余种，发表学术论文 160 余篇，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三次，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现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刘禹锡研究会副会长。专业研究之外，从事诗词创作，以咏吟情性为宗旨，力求意新语工，自然警策，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旧体诗词写作在二十世纪后半期重新兴起，并且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呈继续发展之势，这可以说是出于许多文学史界与文学批评界意料之外的当代文学中最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值得好好地研究。

我本人在诗词写作方面，只能算一个业余的爱好者。中国古代的诗词都是业余的， 差不多没有人是以诗歌创作为正式职业（宋、明江湖一派的斗方名士也许算个例外，但是他们以文字谋生也没有谁发给他们执照）。但我说自己是业余的，不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虽然在身份上也算业余，但水平上则完全是专业的。他们中很多人从小到老，费一生的精力在诗词上，相反他们从没有在他们大多数人的本职工作即为官行政上花过这么多的精力。诗词创作，跟任何的艺术活动、技术活动一样，要高水平，必须得纯熟，要纯熟必须得投入大量的精力。古人一生而为之的事情，我们想三五年就出成就、十来年就想成大家，甚至梦想成那种超过了古人的大家，这如何可能呢？何况，达到了纯熟， 离真正的艺术创造还很远，算得上是个诗人、是个艺术家，都是纯熟的，唐宋元明清的诗人，没有谁是不纯熟的，但好多人在这之后就上不去了。所以纯熟是最基本的要求，行家里手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要纯熟，非得专业化不可。但是我们现在连达到这水平的诗家恐怕都是寥寥可数的。

我说自己是业余， 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古人所说的业余。既然是业余的，连纯熟、行家里手都未达到，又怎么可能为如何提高当代诗词创作的艺术水平提供建议呢。我想还是可以，一是因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这时也会瞻望前路， 看到一些未曾上去过的路线来；二是我是研究古代诗歌史的，这几年因自己写作的关系， 自觉不自觉从这些角度，即一个诗人是怎样发展他的艺术，诗词创作艺术本质上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精神活动来考虑。沈曾植说他诗学深、诗功浅，“诗学深者，谓阅诗多，诗功浅者，作诗少也”（《石遗室文集》卷九《沈乙庵诗叙》）他的诗学、诗功又几个人能及，他那样说只是比较而言。就比较而言， 我也可以引他的这句话来自况。我之所以敢给当今诗坛提些建议，主要靠的不是我的诗功，而是我的诗学。所以我的第一建议，是希望诗词创作者将诗词写作真正当做专业来搞，先出现一大批达到纯熟水平的行家里手。不要指靠一点才份、靠一些大胆革新的勇气、大胆写事物、大量用新词汇，就能创造出什么新风格、新意境。还是多研究研究诗词创作的艺术规律，先获得一些规范为好。

当代的诗词创作，虽然从人数与发表的量来说，也可以说是繁荣，但总的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周笃文先生在《当代中华诗词集·序》中说：“应当承认目前诗词创作虽然活跃，但诗词水平仍然不很高，精品不多， 构思平庸，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相当普遍。” 这是他通过选这部大型诗词集后得出的结论， 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看法。精品不多，主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应该从诗学与诗功两方面去寻找。诗学是一个很复杂的、多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体系，我这几年研究黄山谷的诗学体系，得出一个基本的看法，将诗学概括为一个实践中的鉴赏力体系，这问题比较复杂，在这里不准备谈。

就以沈曾植那个朴素的说法，“诗学深，谓阅诗多”来理解诗学， 我们发现，现在的诗词创作者，在这方面是普遍缺乏的，这就无怪乎创作水平提不上去。许多人将诗词写作简单地理解为用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表达思想感情，也就是说在不少人的眼里，诗词只是一个工具，所谓旧瓶装新酒，就是典型地反映这样一种思想，可是到目前为止，似乎已被当作一条真理来用。这反映了我们文学观念里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诗词界的问题，我们一直将所谓内容与形式截然分开。其实诗词不仅是一种传统的、可资利用的一种形式，同时更是一个艺术的传统。正确发展方向，应该是将这个艺术传统与我们的表现思想感情、反映现实结合起来。所以，关键的是要先深入这个传统。朴素地说，就是要“阅诗多”。要说现在写诗词的人，一点唐宋诗词都不接触那是不公允的。说实在，之所以我们能写得象一点样， 还多亏读了一点古人的作品。但一是量不够， 二是方法不对。现在诗词刊物很多，出版的个人或同人的诗词集也不少，这是好的现象， 但是同时也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当代诗词写作者好像已经有了自己的学习对象，许多人都是从当代诗词来学习诗词创作。我觉得这个路头是不太对的，当代诗词当然有可资借鉴的价值，但整体上还没有形成经典的价值。作为交流，参考是可以，但如果放弃博大精深的诗词传统，只是从当代到当代，诗词艺术肯定不能提高。

当代诗词家们，在指点后学时，应该指点他们去学习古人，而不应该让他们只局限在学习当代。黄庭坚是一个大诗人，可是他在指点后学时，反复说的话就是要他们学习古人，从没有说要他们学他自己。我们现在取得这一点成就是怎么回事， 要跟后学说这个，并且尽量突破个人的局限， 指出向上一路。可惜学习古人这句话，现在还是一句犯忌的话，一说似乎就成了复古派。这就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诗词界表面上看是偏处于正宗的文坛、学术界之外，但事实上， 当代诗词创作深深地被框在某些现当代流行的、权威的文学思想里面，诗词界的人自己都不觉得。这又是诗词界的一大缺陷，就是文学思想肤浅，没有自己的理论。所以说诗学， 不仅要阅诗多，而且对古代的诗歌思想与理论、批评，也应该有所学习，至少是多接触古代的诗词创作理论。

从诗功的方面来看，当代诗词发展的时间并不长。除了一些名家、老宿外，老、中、青三代的诗词写作者，绝大多数人是在新时期开始学习写诗词的。而我们前面说过，古人都是穷毕生精力来写诗的。光这一点，就很难跟古人相比。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寄希望于青少年的一辈诗词爱好者。现在来看， 无论是大学里还是社会上，青少年爱好诗词写作的人数开始越来越多，其中有些人表现出很好的苗头。这批人如果继续写下去，保守一点说，将来的成就，达到现代一些诗词名家的成就是没问题的。乐观一点说，也有可能恢复到五四前近代诗词的盛况。如果是那样的话，才真正可以说是传统诗词的复兴。它在文学史上能占一席之地，也是无疑的。但当代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很快，到底会不会为传统诗词创作提供这么好的机运，这是谁都说不好的。所以，关于诗词的前途问题， 还是暂时不多管它为好。

如何提高当代诗词的创作水平，我想应该从两方面来寻求，一是创作上的提高，二是理论与批评上的提高。从创作上看，当代诗词中，吟咏情性的少，应酬与写时事的多。《毛诗大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 谓之雅”。这两者都是重要的，不可偏废。写时事，即是“言天下之事，开四方之风”， 吟咏情性，即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 即以小我表现大我。两者殊途同归，都归到真实的感情抒发与思想表达。所以写时事， 也要从性情出发，要有表现之美，而不应该只做到简单的再现和抽象的表达。在这里面， 一定要研究诗词艺术的表现方法，比如诗词应该是赋比兴结合的，但现在的许多诗词家， 都不知用比兴之法。赋当然也是重要的表现方法，也有技巧功力的问题。但比兴作为一种更高的艺术表现法，更不易掌握。这一点我们从古人那里也可以发现，大凡一个诗人的早期写作，总是以直露之赋为主，比兴较少，即有所使用也不太成熟。到了成熟的阶段，才能够成功地使用比兴、用典等较高的艺术手段。黄庭坚也是到了中年，才提出“兴寄高远”的美学理想。现在的诗词界，能用比兴的很少，用得好的更少，用典也是一样。

这两样传统诗词的重要表现手段，必须大胆地使用，深入地研究。必要的话，还应该从诗经楚辞、汉魏晋南北朝古诗那里学习，掌握中国古代诗歌赋比兴结合、表现与再现结合的艺术本质。二是要研究诗词艺术的语言法则，要学习古人的诗法与句法，熟悉诗的语言特性。而目前的绝大多数诗词，在语言上还处于散文化的低级阶段。虽然将他纳入到整齐的、合格律的诗的形式中，但本质上还是散文的语言，并且是技巧不高的散文语言，严格地说，算不得是诗句。如何才算是诗句，当然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而且写了散文式的诗，也未必不感觉自己写的是诗句。如果觉得不是诗句，他也不会这样写了。所以关键还是在写作的同时，深入地研究古人的作品，所谓诗法句法，并非抽象可指的东西，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成功的作品中。教诗者有时可以随机有所指点，但那也是经验式，并且看学者能否很好地领悟。

要提高当代诗词创作的艺术水平，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五四时期新诗的发展，是理论开了端。当代诗词是在传统诗词衰落后重新兴盛的，是在一个与传统有很大不同的文化与文学的环境中产生的， 所以它本身有许多理论上的问题要解决，要加强理论方面的建设。至于批评，更显得迫切。由于传统的失坠，当代诗词创作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艺术上的失范。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在古近代乃至现代的诗词界，是有一个基本的规范的， 也可以说有一个最低的鉴别标准，作的人， 读的人，编的人，都能掌握这个标准，虽不能明言诏示，但心照不宣。够不上这个基本标准的东西，不但不可拿出来发表，甚至对于一个行家来说，连写都不会写出来的。现在则大不然，在诗词刊物，到处都可以找到连诗的最低标准都够不上的“诗”，更有甚者， 有些诗集，尤其是一些名人的、有权、有钱人的诗集，整个集子中都充斥着这种连最起码标准都够不上的所谓“诗词”。这种现象也存在于一些当代诗词的选本中。

照理说， 选本中的作品，是不应该有够不上诗的最低标准的问题。可事实上不是这样。当代诗词中这种失范的情况，正是诗词传统长久衰落的结果。所以迫切需要一些批评与鉴别，需要一批眼高手也高的选家。这里还有一个具体的操作的问题。我觉得，当代一些诗词选本，存在重交情、重经济效益的情况，选家要有公心，要真正为读者选出好诗来。选家的态度要严肃，不能拿文章司命当做儿戏之事来做。另外，我觉得当代诗词和刊物、选本， 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思想。按人头多少，每人平均分配。大家想，《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如果搞平均的话，这个本子还会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价值吗？唐诗都不能这样选，当代诗词如何能这样选。诗家的水平本来就相差很大，有些人一百首诗恐怕只有一首好诗，甚至一首都没有，有些人一百诗都是高水平的，前者怎么能跟后者平均呢？好的作品出不来，成就大的诗人影响上不去，诗坛就会失范。选家如果通过实事求是，坚持高标准的选本，真正选当代诗坛的第一流作品， 推出当代诗词界真正有实力的作者，对提高整体的鉴赏水平，形成良好的创作规范与批评是很重要的。宋人陆游有论诗之句云：“千古诗亡在不删”，这句诗极有见识。当代诗词， 如果选诗的工作做不好，形不成良好的批评风气，创作上要提高是很困难的。

总之，“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诗是人作的，人读的，但要求人间出好诗， 是一种天意。好诗是全民族的福音，甚至是全人类的瑰宝。所以这个事业不能等闲看之。我们享受着古代诗人恩赐的无尽的福祉，我们这个时代，又能不能为后世提供好诗呢？无论新体还是旧体！

（原载《诗刊子曰》增刊2016年第一期视点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