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恭喜大著入选2019年度“中国好书”。以我的理解，此书应该是您四十年唐诗研究成果的精粹，也是一本有一定学术性（深度）的唐诗普及读物。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书中文章的研究和写作情况？在编选过程中，您如何把握本书学术性和普及性的平衡？

莫砺锋：“精粹”二字万不敢当，但说拙著是“一本有一定学术性的唐诗普及读物”，也许不算过分。本书的编选完全是由程千帆先生的《唐诗课》引发的。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程先生的《唐诗课》。该书共收11篇论文，大多是关于唐诗的。其中有一篇是程先生与我合写的《他们并非站在同一度高上——读杜甫等同题共作的登慈恩寺塔诗札记》，编辑来信请我授权，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得到样书。《唐诗课》出来以后，反响很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闻风而动，派出编辑登门约稿，请我也编一本《唐诗课》，跟程先生的书相衔接，表示薪火相传的意思。我的唐诗研究本是程先生手把手地教出来的，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向程先生表示感谢，于是接受了约稿。我的主观愿望是尽可能在学术性与普及性之间达到平衡，尽可能用浅近易懂的语言向读者讲解有关唐诗的基本问题，但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本书能获奖，是对我从事普及工作的极大鼓励。

中华读书报：通读全书可以发现，您关于唐诗的研究和写作偏于文艺学的视角，重视对作品的理解、赏析，而近四十年来，学院里的唐诗研究，文艺学的方法似有点边缘，而诸如结合历史学（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根据新出文献（如石刻）开展的研究（以及更广泛的文献学进路的研究），对唐诗传播史、接受史的研究等等，都更受关注和重视。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代唐诗研究的现状？为什么您更喜欢文艺学研究方法？

莫砺锋：不但是唐诗，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近几十年来的主要风尚就是实证性研究，包括文献整理与史实考据都得到加强，而且成绩喜人。近年来在各种学术评奖活动中获奖的成果，几乎都属于您所说的几个方面，文艺学的研究成果罕有所闻。在唐诗研究方面，重编《全唐诗》是受到学界瞩目的大工程。因为《全唐诗》乃清人所编，错误、遗漏相当之多，现在有两所大学正在重编《全唐诗》，南大所编的今年就能出齐，复旦所编的也不久就能问世，这对唐诗研究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是文献学范畴的重要学术成果。总之，偏重文献学、历史学乃至社会学等方面的唐诗研究成就有目皆睹，已成风尚。但是在南大古代文学学科，我们的学风特色就是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程千帆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呼吁两者不可偏废，他本人的学术研究也是两者兼长的。我也对两者都很重视，但由于我在古代文学界是一个半路出家者，是从研究生阶段才始操此业的，我其实只是个唐诗宋词的爱好者。以普通读者的身份来从事研究，往往会偏爱艺术分析。所以我本人的研究确是偏重文艺学方法的。况且我在文献学、考据学方面功力薄弱，对别人的优秀成果只能心向往之。

程千帆先生指导莫砺锋读书，摄于1980年

中华读书报：您在个人《学术小传》中写道，“我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我感兴趣的，甚至是我十分欣赏乃至热爱的”，“当我研究他们时，就会带着几分感情”。读您的文章，确实觉得您笔端常带感情，很有感染力，但是，太喜欢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话，会不会过于美化和偏袒他们？比如我们知道李白、杜甫都有通过干谒求名求官的事，这可能是他们不算很光彩的一面，但您会为他们辩护，认为他们求官是为了安邦定国或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与有些人为了富贵求官不可同日而语。

莫砺锋：我从事学术研究，基本上是从兴趣出发。也就是说，我一般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只愿意研究自己喜爱的诗人。带着感情来写学术论著，有人认为这会影响论断的客观性。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如果是做考证方面的研究，当然不应该感情用事。但如果是对作家作品做价值评判，那么带着感情并不是一件坏事。在唐代诗人中，我阅读的重点是李、杜、韩、白和王维、李商隐等人。在宋代诗人中，我阅读的重点是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等人。我的研究重点则是杜甫、苏轼、黄庭坚和陆游。由于中国人评价文学家时向有“人文并重”的传统，凡是人品较差的文学家，都已遭古人批评乃至舍弃。所以像李、杜那样的人物，历经千百年读者和论者的严格审查，其人品确是第一流的。至于干谒求官，则是当时读书人的惟一出路，李杜当然也未能免俗。我说他们求官的根本目的是安邦定国，是由于在他们的作品中反复读到此类表述。叶燮说得好：“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我认为一首歪诗是可能言不由衷的，好诗却必然是真情的流露。如果言不由衷，岂能瞒过千古读者的眼睛？

中华读书报：大著第二部分“名篇细读”解读了两篇作品，其中之一是《春江花月夜》，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在明代才受到人们重视（距其问世已经过去了大约六百年），为什么数百年间人们都不能认识这篇作品的优秀呢？

莫砺锋：这个问题在程先生的《唐诗课》中已有很好的回答，就是那篇《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程先生从文献学入手，考察了《春江花月夜》在历代总集或选本中入选与否的情况，发现在明代以前，除了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之外，现存的唐宋元文献中都不见此诗踪影，而《乐府诗集》又是对乐府诗不论优劣一概收录的，所以仍可断定明代以前没有人注意过此诗。而自从明初高棅《唐诗品汇》选入此诗，特别是在李攀龙《古今诗删》选入此诗之后，它就成为重要唐诗选本的必选之作了。历代诗话中的情形也与之类似。程先生的结论是，《春江花月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随着初唐四杰而升沉的。初唐四杰的地位在陈子昂之后逐步下降，《春江花月夜》也就湮没无闻。直到明代，在“诗必盛唐”的复古风气之背景下，“前七子”中的何景明等人对初唐四杰，尤其是四杰的七言歌行提出了极高的评价，作为四杰一派歌行之杰作的《春江花月夜》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注意了。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照中，程先生又发现了王闿运、闻一多以来流行甚广的一种误解，即把《春江花月夜》看作一篇宫体诗。他指出，宫体诗风在隋代已得到部分的纠正，而四杰一派的歌行，即使是涉及男女爱情的，也已与宫体诗划清界限，所以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已经不是宫体诗。程先生的这篇论文就是文献学与文艺学并重的范例。

中华读书报：一个小问题。在《君子之交淡如水——读杜甫〈赠卫八处士〉札记》一文中，对“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两句，您说杜甫用《诗·唐风·绸缪》的典，“在‘今夕何夕’中添一‘复’字，意谓今夕之后，何夕再得相见？意味更加深永”。我印象中，大家一般都是解“今夕复何夕”为“今夕何夕”，以此表达老友见面的惊喜之感，如果有“何夕再得相见”之意的话，这两句诗恐怕就要置于全诗末尾了。您觉得呢？

莫砺锋：您问得很好。我也许过于强调“复”字的本义：又、更、再，所以将“何夕”解作在“今夕”之后的又一个夜晚。当然，也与我的日常生活经验有关。我与老朋友久别重逢，酒酣耳热之际，往往想到此诗，心中的感慨便是何日再能相逢？但现在看来，在本诗的语境内，也许把此句解作“今夜怎会又是这样的一个良夜”更好，这样就暗示着以前曾有过烛光相对的良夜，时隔多年之后，竟然又旧梦重温了。

莫砺锋教授在书房中

中华读书报：再问一个小问题。书中《言短意长的〈听弹琴〉诗》一文讲解刘长卿“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一诗，您谈到此诗是从刘氏篇幅更长的《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幽琴》中截取出来的。我一直把这首诗理解为作者自己弹琴，而在《唐诗三百首》中此诗也题作《弹琴》，如果联系《幽琴》一诗中接下来的两句“向君投此曲，所贵知音难”，则将此诗理解为“自弹古调，以求知音”也很通。不知您能否同意？不知题作《听弹琴》的文献依据是否充分？对一首诗的理解，常常因人而异，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莫砺锋：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是比较可靠的文本。八首诗的题目分别是《幽琴》《晚桃》《疲马》《春镜》等，都是比兴之体，都表示了孤芳自赏，且求取对方赏识的旨意。《幽琴》的主人公其实是那首不合时俗的“古调”，不必拘泥于自己弹琴还是听人弹琴。中国的古诗中经常省略“主语”，这正是西方汉学家感到困惑的地方。《晚桃》咏一株长在深谷开花较晚的桃花，“过时君未赏，空媚幽林前”，其主人公是桃而非人，这株荒野中的桃树也不会是刘氏手栽。《听弹琴》一诗，多半是从《幽琴》中抽出四句来独立成篇的。至于是刘长卿本人所为，还是后人所为，都已不得而知。这首绝句在年代较早的刘集版本中都题作《听弹琴》。《弹琴》这个题目，我还没考查过到底是何时出现的，但多半是年代较晚的唐诗选本代拟的。况且正如周啸天所说，“从诗中‘静听’二字细味，题目以有‘听’字为妥”。对一首诗的理解因人而异，几乎是所有唐诗名篇都会面临的问题。古人云“诗无达诂”，英国人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现象是普世性的。有时我觉得这正是古诗百读不厌的原因之一。

中华读书报：个人特别喜欢全书第四部分“问题探索”。其中《论唐诗意象的密度》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唐诗名句揭示出，意象密集正是很多诗篇取得成功的缘由。我觉得这篇文章揭示的道理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唐诗的欣赏，对于指导诗词爱好者的写作也大有启发。今天很多人创作的旧体诗词常常存在“以文为诗”、意象单薄、不够凝练的缺点，如果学习了您这篇文章，可能有助于他们有意识地作出改变。请问您如何看待唐诗研究对今人诗歌创作的意义？您平时写诗吗？

莫砺锋：“问题探索”只是提出我自己的心得，想与读者交流而已。我觉得唐诗里的意象有疏有密，一首诗中出现几个意象，密度都不一样。到底是密的好还是疏的好，历来的评价大多是针对具体作品，所以众说纷纭。我写类似论文时只是试图看看在繁复的文学现象中有没有规律，如果没有规律就老实承认没有。本文提出意象以“疏密相济”为好，也只是针对部分唐诗名篇的结论，难说是有普适意义的定论。我认为阅读唐诗肯定有利于今人写诗，因为唐诗确实是汉语诗歌的典范文本，那些声称要与唐诗宋词一刀两断的当代诗人是在自废武功。研究唐诗当然有利于准确地理解唐诗，但它对今人写诗只有间接性的好处。对于诗人来说，似不必亲自撰写唐诗的论文，只要读读别人的论文就可以了。论文写多了，脑海中充满了资料和逻辑思维，也许会有损诗情。我是个读诗人而不是诗人，我缺乏诗才，平时基本不写诗。

中华读书报：全书最后一篇文章《〈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您考定张旭《桃花溪》实际上是北宋蔡襄的作品，并进而指出，一首宋诗混在唐诗选集中而不被觉察，“这说明唐、宋诗无论是在艺术水准上还是风格走向上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相去甚远”。由于唐诗成就太大，唐以前或以后各个朝代的诗歌成就被遮蔽，这是难免的。你多年研究宋代诗歌，又担任宋代文学学会会长，这里是不是为宋诗相对受冷落而鸣不平？您有没有计划选编一本《莫砺锋讲宋诗课》，作为这本书的姊妹篇？

莫砺锋：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南大周勋初教授主编的《全唐五代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已据拙文将此诗归入“存目”，正在重编《全唐诗》的复旦陈尚君教授则称“张旭《桃花溪》，我较认可莫砺锋教授认为诗出北宋蔡襄所作的考证”（见《两种唐诗选》，《文汇读书周报》2018年4月23日），可见某些正在从事唐诗文献整理的学者已经认可我的考证。但学术界仍有人持不同意见，究竟所谓的张旭《桃花溪》是否为宋人蔡襄所作，尚无定论。但我觉得本文导出的一个推论，就是“唐、宋诗无论是在艺术水准上还是风格走向上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相去甚远”，倒是可以成立的。我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宋诗，我一向认为唐诗与宋诗有如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套用臧克家的话，“我是一个两面派，唐诗宋诗我都爱”。您说宋诗受到冷落，我想主要是指大众阅读。因为在学术界，宋诗研究还是相当繁荣的。被您猜中了，我正在编一本《莫砺锋讲宋诗》，还邀了友人王兆鹏编一本《王兆鹏讲宋词》，不久就会作为姐妹篇一同推出。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随着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中小学语文课本中增加了古诗文学习的比重，唐诗日益升温，坊间相关图书纷至沓来，当然会有良莠不齐的情况。对于中小学生更好地学习唐诗，以及大学程度的成年读者提升唐诗欣赏水平，您有什么提示吗？如果面向上述两类群体，您是否愿意推荐一些读物（选本、别集、研究著作等）？

莫砺锋：选本非常之多，肯定是良莠不齐。针对中小学生的唐诗选本我迄今未曾寓目，不敢乱说。针对大学程度的读者的唐诗选本，我倒知道一本，书名是《唐诗选注评鉴》，刘学锴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该书共10册，每册封底都印着两个人的推荐词，陈尚君说：“刘学锴先生《唐诗选注评鉴》，近三十年最好的唐诗大型选本。”莫砺锋说：“披沙拣金的选目，广征博引的笺评，独有会心的鉴赏。”我这三句话都是诚心诚意地说的，我对此书十分钦佩，特向读者朋友郑重推荐。

中华读书报：去年您出版了皇皇10卷，500多万字的《莫砺锋文集》（凤凰出版社），借此机会向您表示诚挚祝贺。您已届古稀之年，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您目前工作、生活方面有没有这种从心所欲之感，您愿意和读者分享下您近期的研究和写作计划吗？

莫砺锋：我很赞成《神灭论》的作者范缜的话：一个人的命运，就像树上的花朵随风飘落，落到何处纯属偶然。54年前我高中毕业，满心想学工科，人生理想便是当个工程师，然而高考废除，梦想破灭。41年前考研，我在报名地点临时起念，从外国文学转到了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从此在故纸堆里钻了几十个春秋。岁月如流，人生苦短。七十之年，忽焉已至。“从心所欲”而能“不逾矩”，那是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我只是一片身不由己、随风飘落的花瓣，哪敢存此奢望？王维说得好，“七十老翁何所求？”我现在并无具体的人生目标，只是顺从命运的安排，暂时尚未退休，就继续在南大教书，指导几个研究生。此外也在社会上做些力所能及的古典诗歌普及工作，比如做公共讲座，写普及读物。近十年来我在普及工作上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自己水平有限，效果不很理想，只望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较满意的书来献给广大读者，也不枉先师程先生对我的一番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