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云“上草原诗会在腾讯新闻线上直播，来自甘南草原的诗人阿信携诗集《惊喜记》，连线李少君、何言宏、敬文东、张德明、霍俊明、王冰、杨庆祥、胡亮、北乔、李壮、龚刚、汪剑钊、张光昕、安少龙等15位国内著名诗人、学者、评论家，会上各位围绕阿信的自然诗歌与草原诗学展开深入探讨，在草地与雪域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诗人如何书写生命的美丽与神秘？疫情让人们更加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恐惧之余发现自然的深不可测，并因此更加关注自然，自然写作会出现热潮吗？这些问题都引发讨论。研讨会由《诗刊》社和腾讯新闻联合主办，青年作家王姝蕲主持，疫情未能阻挡人们对诗歌的热情，活动共吸引了近15万观众在线收看。

《惊喜记》的写作横跨三十多年时光，是一个边际诗人的诗歌编年史。阿信来自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甘南草原，那里的生活简朴而宁静，节奏单调而缓慢，这样的环境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许是人生的困境或局限，但对一个诗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命运的恩赐。

今天探讨阿信的《惊喜记》正逢其时，《诗刊》主编李少君表示，越是隔离在家，越是向往自然，向往大草原，此次疫情将自然重新带回人类视野，启发我们重新认识自然，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人类过于狂妄自大的中心主义应该摒弃，自然中尚存在许多人类所无法认识的事物。文学是人学，也是自然学，对自然应该敬畏并理解，阿信的诗呈现出自然的广阔与神秘，一种对自然秩序的尊重，开启了新时代对自然文学的认识。

何言宏指出，应将阿信的诗置于新诗史和世界文学的深远背景中考察，美国以梭罗为代表的自然文学多关注散文、日记的写作，而诗歌文体较少受到关注。阿信对西部草原的诗歌书写在内容、写法和个体性等方面非常值得研究。

敬文东认为，在这个浮躁而喧嚣的时代，阿信诗歌的“安静”具有巨大的伦理价值，今天我们享受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对大自然产生了伤害。现代性带来了两个最重要的终端产品就是单子式的孤独个体和垃圾。阿信的诗歌也具有这种本体论的孤独感，试图在读者之间寻找潜在的知音，通过心境创造自然。阿信的诗启迪我们，科技对自然的恶化要靠人与自然的关系来修复。

张德明将阿信诗歌的艺术特性归纳为三个拓展与深化：一、对西部诗歌的拓展。西部作为新诗高地，诞生了以昌耀为代表的大诗人，阿信在空旷、苍凉、孤独等元素上增添了丰富、细腻、温婉的特质，呈现出更为立体多元的西部世界；二、对意境美学的深化。阿信深化了新诗百年以来不占主导的 “意境”，他的诗带有鲜明的地域个性和神性光芒。三、对于草原书写的拓展。过去的诗人以过客身份书写草原，这是一种望远镜式的书写，而阿信对于草原的注视是显微镜式的，其观察、临摹与思考远超他人。

王冰分析了阿信诗歌对传统的承继，《惊喜记》一书题目中的“记”，承袭了古代散文的八大类之一，阿信诗歌具有立体感。他还观察到，阿信诗中的时间节点偏后，多发生于傍晚、秋天、冬季，抒发了从远古而来的、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苍凉与孤独感。阿信伫立于相对封闭的草原上，面对的是极为开阔的现代世界，展现了从有限到无限、从远古到现代、继而走向世界的诗意。

在霍俊明看来，从地方空间切入的写作具有类型化的危险。阿信在三十多年写作中通过空间视域、具体物像以及诗人的智性、想象力和宗教意识，努力避免固化视角，重新建立对个人生活与空间的发现，使诗歌具备唤醒和激活的能力，如陈超所言“用具体超越具体”，阿信的诗既与空间有关，又打破了空间的局限性，既安静内敛，同时具有突破与发现的惊喜。

杨庆祥指出，现代文明通过控制和占有的方式打破了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而阿信的诗试图重新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阿信诗里的“自然”是游牧文明的、有张力的和宗教神圣感的自然，展现人与自然、神明的对话，有别于田园诗中被驯服的、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自然。阿信时常恐惧写诗，“担心会让那些神灵感到不安，它就藏在每一个词后面” （《速度》），体现出一种写作的悖论和羞愧：自然需要诗歌来书写吗？我们的写作会不会是一种语言垃圾？

汪剑钊认为，阿信善于把地理环境的劣势转化为诗歌写作的优势，阿信的诗是去中心化的抒情，将边缘的地理写得自然朴素，手法不是表现而是呈现，他的诗有如素描勾勒，极富画面感。阿信的《雪地》一诗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具有相似的存在主义的悲壮感，语调娓娓道来，深入人心。

北乔曾在甘南挂职，亲身经历过阿信所写的景象，他从身份意识切入，指出阿信作为临洮人，是甘南的闯入者，但三十多年的生活让他与甘南血脉相连。阿信的“远方”是身边的远方，既是远方，也是内心深处的一部分。阿信的诗是与自我的重逢，是一种回乡式的写作。

李壮由视频直播界面主客体视线的模糊和错位，联系到阿信诗歌与天地自然的沟通对话，他指出，抒情主体同万物界限的模糊与交融，背后是对生命的感知和超越。阿信的诗立足边疆，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语言有虚静之美。

龚刚不久前从《诗刊》公众号读到阿信的诗，倍感惊喜。他认为阿信的“惊喜”是寂静欢喜，是宗教的喜悦，不是世俗意义的喜悦。阿信的诗受到雪域高原的启迪，苍凉之上饱含深情，远离尘嚣却情感丰盈，为读者提供一个精神家园。

胡亮指出，阿信诗歌中的“我”不是诗篇的中心，相对于神，人类只是配角。阿信的诗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动摇、对工具理性的动摇，他的写作具有某种超验性。

张光昕认为，在昌耀之后写西部诗是困难的。面对阿信诗中不断完善的西部诗歌词汇表，批评界对西部诗人的批评话语是相对滞后的。在消费化、景观化的当代，我们很难真正回到自然，也要警惕自然文学的景观化。同时，他关注到诗人的声音低于自然的声音，阿信在诗中把自己放得很低。《惊喜记》启示我们，在神性缺失、自然遭破坏的今天，诗人该如何应对、如何写诗。

在同事安少龙的眼中，阿信像卡夫卡那样拥有工作与写作的双重生活。1986年阿信大学毕业后只身踏上甘南草原，远离诗歌中心，远离大都市。在他的草地诗学中，神不是宗教也不是泛神论，而是一种神性，是人与万物之间的尺度。阿信的诗向着神性靠拢，对当下生活保持敬畏。这是一种抢救性、保护性的写作，多年后人们可以从阿信的诗歌中拉出一个帐篷、一匹马，在他的诗中，神的供桌尚未撤离。

燎原在场外以自己录制的视频参加了研讨。他在发言中表示阿信诗歌给他感受最深的两点：其一，他在当代诗人中建立了自己诗歌地理，一提到阿信，大家自然想到甘南草原；就像一提到昌耀，大家自然会想到青海，或提到于坚，大家联想到云南一样，阿信发现了属于他的诗歌处女地。第二个深刻感受，是他诗歌中沉静的文人气质，“专注于事物内部曲径通幽的隐秘联系，进而把这一发现置放在节制性的、带有经典想象的文本中去呈现。”阿信以自己的文人气质，再造了一个诗歌的甘南草原。

阿信由衷感谢《诗刊》社、腾讯新闻的精心策划及各位评论家的激励和鞭策，他为此深感震动与惶恐，感恩自然和生命的诗意加持。他倡导大家回到实际生活中去发现诗意，“只要我们真诚对待身旁的事物，生活和世界将会回馈给我们无限的感动。”

最后，李少君总结说:对阿信诗歌及其草地诗学，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探讨具有特别的意义，疫情把被现代性忽视遗忘的自然带回人们的视野，让大家重新关注自然，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为未来寻找一种人和自然更和谐的关系；阿信诗歌把自然写作带回当代文学的视野，文学绝对不仅仅只是人学，爱默生说过，人类应该记住两句格言，一是认识你自己，二是研习大自然，这次疫情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远远不够，所以，对于自然写作来说，这一切，也许还是未来文学和诗歌的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