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临轩在长沙橘子洲头（摄于2010年夏）

高纬度的雪

——张后访谈诗人包临轩

假如没有回忆，人类社会和历史将丧失其基因和发展依据……

张后：其实临轩兄，我念书那会儿，便知道你和苏历铭，那会儿有人简直称谓你俩为“双生子”，说你俩“朝夕相处，日夜为伴”，哈哈，我估计能从你这里更多的了解苏历铭很多不足以外人道的那些故事之详情，苏历铭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其他人呢？

包临轩：首先感谢张后兄邀请我做这个访谈。收到张后兄的提问清单，尤其看到第一个问题，才惊觉自己原来早已是过来人了，你让我不得不陷入回忆状态，让往事一一闪回。现在我们知道，回忆固然与年龄相关度最大，毕竟人年龄大了就爱回忆，但是回忆本身却是人的生命状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回忆就没有生命本身，这是就个体而言。所以请我回忆往事，未必就意味着我老大不小了。从更高层面说，假如没有回忆，人类社会和历史将丧失其基因和发展依据，所以前苏联一些作家学者不断呼吁要留存记忆，拯救记忆，捍卫记忆。

我的现代诗歌写作生涯，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现在回想起来，假如不是考入吉林大学，我或许不会真正与诗歌结下这么深的渊源，并深刻地影响着我的一生。我是1980级大学生，正逢朦胧诗在大学校园风起云涌的时代，北岛、舒婷和顾城们的诗风靡校园。自由诗获得了巨大发展空间，这在新中国诗歌史上都是不曾有过的，无数热血青年尤其是大中学生无不裹挟其中，不能自拔。而对于我来说，朦胧诗代表人物虽然离我们尚远，但是吉林大学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中文系1977级有个“赤子心”诗社，他们的油印刊物《赤子心》我读到了，徐敬亚、吕贵品、王小妮、邹进等师兄师姐辈的名字，都在上面，一会儿我要详细谈谈他们给我的“致命”影响。可以说，赤子心诗社的大量作品，非但毫不逊色于那些已成名的朦胧诗代表人物的一些作品，甚至，在我看来有许多方面大大超过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诗篇，其语言、技巧、观念和想象力，都是出新出奇的，这是最震撼我的。而他们，就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读书学习。要知道，上大学前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无意间的诗歌教育主要来自唐诗宋词，还有那么一点点屈原诗经五言诗之类，自由诗中，印象最深的是《革命烈士诗抄》，写得豪气干云，正合乎中学生的年龄段，差不多被我翻烂了，但是在后来的现代诗写作中，它们不构成影响。上大学之前，对诗歌的理解主要停留在古典主义层面。入大学后，朦胧诗、赤子心诗歌，一下子颠覆了我对诗歌的认知，我被这些现代诗句牢牢地钉在地上了，我的天，原来诗歌可以这样写！从那时起，我决定与古典诗词告别了，要知道，在此之前的初中高中时期，我是沉迷于诗词创作的，写了好几本子。但是从大学起，特别是和历铭同学在一起厮混后，我就彻底转到现代诗歌写作上来，再也没有回到“古典”中去。

我的专业是哲学，但是我们班41位同学当中，爱诗的同学也不乏其人，于是我在班里张罗，出过几期墙报，我记得当时墙报号称“晨露”。就像这个名字一样，晨露总是不会存活太久，墙报出了几期以后，同学们的主业毕竟不是中文和文学创作，黑格尔康德把我们弄得焦头烂额，大家交稿也不及时，所以很短命，最后也就无疾而终了。后来，我和同班同学于鉴夫觉得甚是可惜，还是应该坚持下来，决定换一种方式，出油印刊物，作为班刊，以文学体裁为主，兼顾微型的哲学论文、社会调查之类，于是利用一个暑期，鉴夫和我向全班同学组稿编辑，由鉴夫负责版式设计和刻写蜡纸，鉴夫的字写得极为漂亮，这项任务自然非他莫属，也把他累够呛，最后我们把它弄了出来。班刊名称我现在记不清了，也忘了印了多少份。记得刊物出来时，同学们捧读着，那上面有他们自己的心血之作，油墨飘香的情景我还依稀记得。但是，学哲学的同学们可能都过于理性，加上学习压力大，这份情怀式的业余刊物，也仅仅出了这唯一的一期即告终结。鉴夫同学后来也把大量精力转到心理学上去了，他后来成为一名心理学硕士研究生。我则继续一意孤行，专业课之外，便泡在图书馆里，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美学著作和文学作品阅读上，用在诗歌写作上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和苏历铭同学相遇了。历铭和我同届，同是黑龙江老乡，但是他的专业是经济系的国民经济管理，我俩也不在一个宿舍楼，我在八舍，他在七舍。但是我们都在文科楼里上课，我们俩相遇的最初情景，有点记不得了，据他在文章中回忆说，哲学系学生整天在古希腊罗马和德国哲学里反复思辨，默默无语，眼光发直，实在无暇顾及诗歌，我不免孤单，而他们经济系诗歌爱好者众，各种诗社活动红红火火，所以我就奔向了七舍。不管是他来八舍，还是我去了七舍，总而言之，我们的相遇成了历史性时刻，对我来说，一个此生再也不曾错过从未走散的诗歌兄弟，共同开启了持续至今的诗歌和友情的双重之旅，这样值得珍视的美好时光，一晃间已经四十年了。而在这一过程中，历铭是给予我最大激励最大鞭策最大支持的诗歌同道，似乎无人能出其右。因为，他对诗歌的全身心投入和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执着，他对诗友的赤诚无私，不仅成就了他个人的诗歌成就，也同样感染督促了像我这样得过且过未能始终如一的不坚定分子。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历铭同学不间断的督促和责备，我才得以在中断诗歌写作多年以后，克服惰性，公务之外，重新拿起诗笔，开始续写新的篇章。而那篇章，不仅仅属于诗歌艺术，更属于一个人和兄弟间共通的精神空间和生命体验。

历铭和我，在当时的吉大校园，是属于非中文系的爱诗者，但我们和中文系不少同学却也相当熟悉，中文系自1981级以后也开始有了他们自己的诗社，鹿玲、张锋、丁宗皓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他们似乎也属于内向型的，我们几乎没在一起正正经经地交流，但彼此间极为友好。相反，历铭本人性格谦和，但又饱含着内在的激情，正是由于他的这一富于感染力的性格，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在吉大内外的诗歌范围，深受历铭的感染，我和他一起开始张罗诗歌方面的事情。那时，在校方的支持下，通过我们创办的北极星杂志，几乎把全校的诗歌写作者一网打尽，计算机系的刘奇华（野舟），法律系的于维东、历史系的曲枫等，都相继脱颖而出，不仅如此，我们以“遥远的星光”这一栏目为阵地，把其他兄弟院校的诗友们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吉大《北极星》杂志在团结国内高校大学生诗人，繁荣大学生诗歌创作上是有贡献的，那时，我们和同为大学生诗人的于坚、张小波、封新城、伊甸、菲可等几十位诗人，都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

在大学时代，历铭和我差不多真的是形影不离，只要有空，我们就聚在一处，相互切磋各自的写作，在学校图书馆的水房、走廊尽头，在鸣放宫前面的树林间，在斯大林大街上，在人民广场上，都留下了我俩的身影。此外，我们还和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梦，吉林财贸学院的朱凌波交往甚深，应该说，那样彼此坦诚交流的热烈气氛，成为大学生活独有的一部分，毕业以后我再也不曾有过这样的场景。当初，我写下的那首《诗友们》，描述的就是我们几个人经常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实况，后来发表后引发了广泛共鸣，是我所没想到的。

我和历铭总是并肩出出入入，给徐敬亚和好多诗友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我俩几乎从未联名发过作品和文章，但是我们的友情的确令他们称许甚至羡慕。自古文人相轻，你俩是怎么摆脱这一定律的呢？别人甚至这样多次问过我，我说，文人是谁？肯定不是我俩。其实即便文人也罢，但也并非自古文人相轻，你们为什么不记得高山流水呢？唐代诗人杨敬之似乎名气不够大，但是他的“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却是千古绝唱，他盛赞项斯说“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我们倒不敢与古人攀比，但是道理一也。我们从来以诚相待，从未遮掩过什么，而且凡事也都替对方着想，其实就这样简单，并无奥秘。但是我也知道这是我的幸运，毕竟鲁迅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历铭现在的诗友遍天下，除了诗歌创作本身的成就之外，他的真诚与纯粹，无疑为他赢得了丰厚的友情和声名，他能够最后出版描述与数十位诗人交往的随笔专集，以其交友之广泛，相处之深挚，坦率地说，这不是一般当代诗人所能做的。

历铭是一位性格温和但做事执着的人，同时又极有条理，内心用力，表面却不着痕迹。大学时代及毕业后，我及朋友们和他所参与的大量诗歌活动，公允地说，主要来自历铭的鬼机灵，来自他的创意，和他一旦事情敲定下来就做下去的坚韧，要知道，大量的沟通和细节其实是很麻烦的，许多人往往会半途而废，或者不了了之，但历铭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没有历铭，一些事情或许不会发生，一些事情或许会夭折。至少对我而言，二十一世纪的重返写作，重新发现写作对我内心世界的巨大安顿作用，没有历铭一贯的耳提面命，几乎我是要彻底放弃的。我想，这里面他集友情和文学的双重力量于一身，拼力把我从甘于或者不太甘于庸常的日子里拉了出来。所以，即使现在，每当我要偷懒，要给自己得过且过的时刻，我都不由自主地想到，要是历铭在哪一天打电话给我，我恐怕无法交上作业了。这样，我就又定下心神，拿起笔来，至少我得给老朋友一个交代啊。你看，这就是友情和知己的作用。我相信，不止我，还有许多诗友，大概也一样会感受到历铭这份如今人际交往中不多见的了不起的鞭策之力。

1983，大学时代，和经济学同学、诗友苏历铭。摄于长春

……吉大诗人则又显出了鲜明的个性差异，这可称之为复调式写作、多声部写作。

张后：如果中国没有吉大诗群的存在，就没有“崛起”的存在，可能中国在当代诗歌史进程这块上将“淡然无光”，不知道这句话的评价大不大？可以聊聊你所知道的徐敬亚、吕贵品及其《北极星》和《赤子心》？

包临轩：我还记得上大一的时候，中文系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我兴冲冲地去参加了。在那个诗会上，中文系1980级的刘会同学成了朗诵会的明星人物，我俩也因那次朗诵会，成了一生的挚友。当时，刘会上台朗诵了徐敬亚的《长征，长征》。我对徐敬亚诗歌的关注，其实源于刘会这场史无前例般的卓越朗诵，为什么我用了“卓越”这个大词儿？因为迄今，差不多四十年过去了，我不夸张地说，我还不曾见过有哪一位所谓大明星的朗诵，能超过我们的同学刘。刘会同学后来没有以文学和中文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他在其他领域干得风生水起，但是我总觉得他的文学才能是浪费掉了，这是我一直为之惋惜的。这么说吧，刘会的朗诵不是朗诵，没有话剧腔，没有高八度，没有夸张，有的只是平静，只是安静，有的只是从容，只是稳健。甚至，也不是低吟，总之，刘会的朗诵和朗诵没有关系，无丝毫做作，无表演，零度情感，但却是最好的天籁之音，因为他传达出了艺术和思想最内在最深沉的力量。我至今也不知道如何惟妙惟肖地传达刘会的诗歌朗诵艺术，但是他对徐敬亚诗歌的理解和演绎，其完美程度，使整个现场都屏住了呼吸，大家都呆掉了。当他朗诵到徐的句子“路，站起来！”那一刻，可真是石破天惊！通过刘会的朗诵，我对徐敬亚的诗歌简直就是崇拜极了，这和今天小伙伴们追星的路数是一样的。而那时，徐敬亚还没有写出他的惊世之作《崛起的诗群》呢。所以，在徐敬亚大学时代的前半场，他的诗歌创作的影响力在吉大校园里是巨大的，他和吕贵品、王小妮、邹进、白光和兰亚明等赤子心诗社成员，不止称雄吉大和东北高校，在全国大学生诗坛上，也是名重一时， 俘获了莘莘学子们的心。我当时作为哲学系新生，对同在一个文科楼里上课的徐敬亚们，也是内心无比向往，我记得当时长影制片厂的一些明星，有时来吉大搞讲座和见面会，各系同学们也趋之若鹜，我也去参加过几次，但是就这些明星当时所谈的内容，除了一点八卦和拍摄内幕之外，远远不及我们中文系诗会来得过瘾，让人感到解渴和透彻。如果说诗歌成为我一生的文学选择，其真正的源头，还是我的母校这种浓烈的诗歌创作氛围。我是大学毕业后才与徐敬亚、吕贵品和王小妮们陆续有了联系和交往，大学时代，我和他们分属不同专业，因此一直无缘得见，当时还很懊恼呢。

关于吉大诗歌创作特点，我在去年出版的《常春藤诗丛吉林大学卷》总序中，从个人理解的角度谈了一点感受，可以节录如下：

在写作策略上，吉大诗人则又显出了鲜明的个性差异，这可称之为复调式写作、多声部写作。在他们各自的写作中，彼此独立不羁，他们各自的声音、语调、用词、意境，并不相同，却具有几乎同样不可或缺的个性化地位，这是一个碎片式的聚合体。不谋而合的是，他们似乎都不喜欢为艺术而艺术，而艺术之背后的玄思，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和构建，对诗歌象征性、隐喻性的重视，似乎是他们共通的用力点和着迷之处。他们从不“闲适”和“把玩”,从不裝神弄鬼，也不孤芳自赏地宣称“知识分子写作”，他们对“以译代作”的所谓“大师状”诗风，从来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他们的写作，却天然地具备知识分子化写作的基本特征，那就是独立自为地去揭示生活与时代的奥秘与真相，发掘其中隐含着的真理和善。这一切，取决于他们身后学理的、知识结构的深层背景,取决于个体的学识素养和独到见地。他们的写作，饱含着悲天悯人的基本要素，思绪之舟，渡往天与人、人与大地和彼岸，一种无形的舍我其谁的大担当，多在无意间，所以想不到以此自许和标榜。

吉林大学的诗歌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废名、公木都是我们的前辈，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对苏历铭和我而言，主要还是朦胧诗、吉大赤子心诗社的直接影响，使我们踏上了诗歌写作的道路。到了大三时，徐敬亚们已经毕业离校了，赤子心诗社也消失了，我和历铭两个非中文系的学生依旧走在诗歌写作的路上不能自拔，恰逢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办刊契机，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学生专属刊物《北极星》的具体操持事务转到了经济系同学手中，历铭参与其中，最后决定交给他带领几个人来承办，这是一个大好消息，他第一时间跑来找我，说考虑把它办成诗歌为主的刊物，我俩当然一拍即合，这样，由他和我任主编的《北极星》就红红火火地办了起来。历铭为此专门写有回忆文章，我就不在此赘述了，需要稍作补充的有两点，一个是当时吉大校领导极为开明，支持我们把刊物办好，大化学家唐敖庆校长题写了刊名并做序，著名诗人公木（张松如教授）前辈也为我们刊物亲自作序，这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历铭和我去拜访公木老先生，在他的寓所，老人和我们谈论诗歌谆谆教诲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记得我还向他提出转系的心愿。老人对我说，我倒不赞成你转系，哲学思维非常有利于从事文学评论，也有利于写作的深度思考，何况，中文系也不培养职业作家和诗人。当时我有些失望，觉得无论如何转系才是我的最大隐秘心愿，可以名正言顺地读中外文学名著了。自然，转系是不成的，但是毕业后，我从事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报纸副刊编辑工作，因工作需要，我还真的拿起笔来，写了不少文艺评论，后来我忽然回忆起公木老师的话，倒真是觉得让他老人家说着了。我的评论写的如何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哲学成为我评论写作时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知识谱系，并因而形成一些特殊的切入角度，这是毫无疑问的。

再一点是《北极星》在当时办得比较超前的一个表现，是开放性。历铭和我在组稿时，不仅把当时吉大各系的优秀写诗者一网打尽，相当程度地促进了吉大诗歌文化的有力延续，而且我们把目光跃出吉大校园，投向全国高校大学生诗歌创作，开辟专栏，集纳了后来在诗坛有广泛影响力的诗人，他们真的从校园诗人、青春诗人，成了作家、诗人和文化界名流，这当然是后话，但也可以看出我们当年的选诗眼光，还是可圈可点的。后来，有不少这些兄弟院校的诗人，也成了历铭和我一生的朋友，这也算得上一段诗坛佳话，一段美好记忆。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包临轩与诗人李琦、朱凌波、肖凌等在一起。摄于黑龙江桃山诗会（1987.11）

没有哪一次，我的回答甚至能够令我自己满意。

张后：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你为什么写诗？还记得你的处女作吗？

包临轩：我的现代诗歌写作从大学开始，断断续续三十余年了，这中间有过多年的停笔，2012年以后重新开始，仿佛归来。但是我得说，现在诗坛有“归来派”一说，我是在历铭的号令声中自我归来，可能不属于什么派，也没人一本正经地叫我加入阵营啊（一笑）。至于为什么写诗？似乎最难回答，此前也有人问过这类问题，我也试着回答过，但是，没有哪一次，我的回答甚至能够令我自己满意。我的处女作当然还记得，记得题目是《脚印》，只有短短几行“：雪地上，留下脚印一串串/黑色的/那是一只只眼睛啊/张望着春天。”历铭把它誊抄下来，连同他自己的诗作，一并寄给了当时的《青年诗人》杂志，何鹰老师主编的，就这样一起发表了。虽然很短的，能发出来,作为一名大学生能发一篇稿难于上青天的时代，也是激动得够呛，对我接着写作有不小的激励作用。说起来，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此前，我在校刊上经常发表作品，也有稿费，这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也是很大的事呢，也能满足虚荣心。话说回来，为什么写诗？其实是穷我一生，也恐难表达清楚的一个形而上问题，大概也不会有最终答案。我想，就像你问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政治家，为什么会成为企业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小说家或诗人，等等。答案一定是五花八门的，也有的会很高大上，有的或许匪夷所思，然而这些回答都可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不真实的，但是，也未必谁在有意说谎，它就是一个难以一言以蔽之的问题。我想，我之所以写诗的部分答案在于，我觉得是内心中有话要说，有陈述和表达的欲望。而我“说”的方式，是我多多少少已经习惯使用的方式，诗歌。我不大可能选择用小说或剧本的方式，也不大可能是其他文艺方式，是因为这是相对说来更适合我本人的方式，是我更习惯的一种方式，或许这种方式简洁、直接，也适合我这样的急性子，其他艺术样式毕竟需要大量整块的时间，需要消耗大量精力，而诗歌不必那样“费工夫”，虽然它也远远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灵感来袭，瞬间挥笔而就，总是可能的。有诗人说，诗歌写作的动因，要么是源于表达欲，要么是表现欲。这是两种境界，这位诗人更倾向于前者，他认为表达欲是更值得提倡的。我以为，真实的状况是两者兼而有之，表达欲是体现了诗人的内心冲动，他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他要对这个世界有所提示，有所呼吁，有所警示，而表现欲则既有渴望被赞美的虚荣心作祟，更可能也是艺术本身离不开自我呈现的形式，那种呈现欲，是形式感之所必须，问题在于何者占上风，何者处于从属地位，也由此形成了诗人之间的差异，也形成了诗人在自己不同时期的抉择，形成了诗人自身作品格调的高下。当今世界的话语存量，汗牛充栋，网上世界，话语成为无尽的海洋，但是即便如此，依然不能穷尽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新知新觉，表达和表现是无法穷尽的。所以话语的必要性，是无可阻挡的，我在这个必要性之中，我真的有话要说，而且要好好说。当我觉得无话可说时，我是不会再碰诗歌的。至于你所说的，是否能够为世界所倾听，你说的是否精彩，是否深刻，是否说得与众不同，是否达成了诗歌创作动机与与艺术接受效果的完美统一，那是另一回事。第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你只要活着，就不能失去表达，而诗人，正是茫茫人海中渴望做出真切有效表达以激起涟漪甚至波澜的一个种群。

包临轩和同班同学在一起（1984.07摄于吉林大学）

初生牛犊不怕虎……

张后：你大学毕业就一直在黑龙江日报工作吗？应该和潘洗尘、桑克交往甚多吧？他俩我都访谈过，我很纳闷你“断舍离”诗歌那些年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绝不是“为了写文学评论，忙着推举新人”那么简单吧？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猜想，一定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否则一个人（诗爱者），一个“没有诗就没有梦没有梦人生多么苍白”的人，怎么可能与自己的骨血（诗歌）断舍离呢？有人将诗比喻“病菌”，谁得上，将是终生携带，你认为呢？

包临轩：张后兄真是火眼金睛，一语中的。的确不是简单的断舍离。我大学毕业后，离开长春，被分配到黑龙江的一所成人教育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后来又调到学院宣传部门任干事，两年多后，调入黑龙江大学哲学系讲授伦理学课程。这样，我毕业的头三年，就是在高校里工作。但是的确这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职业，我的兴趣不在此，我从未放弃写作，当然也得益于写作。这期间我发表了一些文学评论文章，初生牛犊不怕虎，立论直接，言别人之所不便言，而我觉得必须直言不讳，指出当地文坛的某些流弊，有的文章因此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于1987年7月我得以调入黑龙江日报，从事新闻编采工作，这是我大学时代梦寐以求的职业，所以当时特别开心，到报社报到那天，正是7月14日，碰巧是我大学毕业三周年的日子。我觉得冥冥之中，老天让我经历三年的波折，才干上我想干的行业，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啊，我就把这一天当作我正式毕业刚刚找到一份可心工作的年份和日子吧，此前的三年，不过是为我从事新闻行业而做的一个较为漫长的准备吧，从此就像我心目中那些有成就的大记者大编辑家那样，可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了。当然，这是我年轻时代的想法，后来实现几多，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不过当时，我的确极为珍惜新闻这份工作，将全部精力都投放到每日每夜的采编之中，深深沉浸其中，后来获得了中国新闻最高奖韬奋奖，这一奖项的获得，有业内的大力支持推荐，有着幸运，但也算是对我当时奋不顾身持续全情投入新闻生涯的一份确认吧。那时，我的确无暇静下心来写作，诗歌虽然在内心深处念念不忘，但是难以腾出精力去专注于它。此外，正如张后兄的敏锐提问，深层的原因也还是有的，只是我一直觉得无法与外人道，今天多多少少时过境迁，且敞开一下心扉，试着说说。

 张后兄说得好，一旦爱上诗歌，就等于染上了某种病菌，将终生携带它，哪里还能摆脱得掉？所以，到了后来，诗歌又把我硬生生地拉了回来，我又重新站在了诗歌战船的甲板上，艺术女神带来的海风，重又吹乱了我的头发和心绪。此前，我有两个很深的误解。第一个，我认为，诗歌可能是青春期特有的副产品，过了那个年龄段，怎么还可能诗意充沛呢？特别是从中国当代来看，几乎就没有什么诗坛常青树。但是随着对西方诗人群体的深入了解，我发现有大量诗人是写了一辈子，而且越写越好，有的始终保持敏锐，有的诗风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艺术智慧，特朗斯特罗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作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永远活在诗歌里，他写诗，从未因年龄而弱化，无论是激情、技巧，还是思想，他的一生，就是诗歌的一生。我想，作为一个当代写作者，今后应该给自己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参照系，而不能仅仅看自己身边或者某一个国家的诗人状况。悟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耗去了多少光阴！

 第二个，就是要理解诗人群体千差万别，不必因为不喜欢某个具体的所谓诗人而放弃你对诗歌本身的热爱，最终，检验我们的只能是诗歌本身，而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诗人。这些年来，诗人层出不穷，青春写作、网络写作、先锋写作、口语写作和中年写作，甚至晚景写作，都在纷至沓来。我觉得口号太多了，主张太多了，诗人的浮躁太多了，我只想远离。但是后来我悟到，真正优秀的诗作，可能与派别有关，与个人或群体的诗歌理念有关，但是最终又与这些无关，它能超越这一切之上，在时间的淘洗之后，成为余下的珍珠，在文学的沙滩上闪耀自己的独特光芒，而其他主张和噪音，随潮远去，不留一丝痕迹。所以，我将超越和忽略某些具体诗人的名字，而把注意力落在了真正的好的诗歌上面。所以我重新开始。

张后兄所熟悉的一些黑龙江诗人，我当然也很熟悉，例如我所在的黑龙江日报，就出了不少知名诗人，张曙光和我是多年同事，我们同在副刊部工作过，在一起交流诗歌的情形是有的，但是并不系统，大多是随意的，虽然我还专门写过关于曙光诗歌的评论，我俩相处甚好，共同的诗歌之爱令我们内心有认同感、亲切感，存在着某种不言自明的默契，但是真的没有一起坐下来就某一个具体的诗歌话题好好聊过。桑克长期任职于我报副刊部编辑，他名气大，也高产，我俩总是在每日的编前会上相见，但是无暇深谈，他偶尔会向我八卦一下诗坛掌故，但是我们不曾在一起讨论过诗歌话题。潘洗尘和我差不多属于同龄人，他毕业后在报社工作过，但我到报社时他已经离开，彼此早已失去联系，但他的诗歌写作调性近些年来有了很多改变，其中多了不少沉实痛切的东西，似乎和他与疾病博弈的生命感悟息息相关。

就与人交往来说，我是一个被动的人，尤其是诗歌写作，更多的是属于个人感悟和独自摸索的东西，其特殊性、唯一性导致了某种封闭状态，很难实现真正的切磋，因为每个诗人面临的问题不同，关注的焦点、侧重点也不同，艺术趣味差异也大。所以，我们似乎都在各忙各的，各写各的，当然我很乐意有一天能有那样一个契机，坐下来真真切切地华山论剑一番。

近年来，由于重返写作，我和报社之外的哈尔滨诗人联系也多了一些，如冯晏、文乾义、赵亚东等诗人，偶尔喝喝茶，聚聚餐，相互激励一下。

重新写作之后，我也在思考写作的中断、恢复与持续的问题。毫无疑问，那些持续写作并保持高产的作家是令人钦佩的，这种带有职业化写作特征的状态，保持了一个诗人对词语、言语和语感的敏感度，这就像工匠从未停止打磨自己的器具，使之不断臻于完美，这对艺术来说也是必须的。但是有时，从写作中停下来，再逃出来，以一个普通人而不是诗人的身份来生活和感受生活，让自己成为生活中真实血肉的一部分，与同事、亲戚、朋友和邻居、业务同行等融为一体，跳出诗人的某种定势和套路，与所谓的艺术生活拉开一段距离，或许也是有益的。它至少让我拉开距离，对诗人及其作品形成了某种新的审视，从中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即摆脱偏狭和自恋，克服虚荣心对灵魂的过度侵蚀。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对生活的谦逊态度、学习态度，从而不断地打开自我，开放自我，以便容纳更加广阔的世界，更加复杂的时空奥秘，让自己的写作不断拥抱变化，以期获得新质。

包临轩在哈尔滨（摄于1990年代） 

……避难所就是书籍

张后：你的童年是在哪里度过的？还时常回去吗？现在那里的情况是怎样的？与童年的小伙伴是否还有联系？

包临轩：我的故乡在黑龙江安达，现在是个县级市。我在那里长到18岁，然后因为求学的缘故就离开了。安达在黑龙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县，畜牧业发达，养牛出名，湖泊众多，工业基础也不错。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认识。我记忆中的安达乡下，盐碱地多，土地贫瘠，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可能我家在安达的西部，和其他乡镇相比，生态环境并不算好，大荒甸子一望无际，我也没看到过遍地牛羊的诗意景象。我唯一的的愿望就是要离开它，远走高飞。直到现在，我都特别关注有关盐碱地改造的新闻，我还专门让记者找相关专家和企业家，组织过与此相关的系列报道，希望为家乡盐碱地改造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出把力。我也一直注重绿化问题和生态问题，做媒体这些年，我对这方面投放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通过议题设置，开辟专栏专版，对这方面进行大量敢于碰硬的调查性报道，对推动地方生态建设不遗余力。这些报道动机，从深层次上都追溯到我童年少年时代对绿色的渴望，这似乎就是一种心理代偿机制在发挥作用。反映在我的文学爱好上，我觉得也与童年经历密切相关。一个是刚刚说过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然环境、生活环境的贫瘠，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的，都是苍凉与惶恐，甚至绝望，所以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他除了靠幻想来弥补现实的缺憾，似乎也没别的办法。当时我的精神避难所有两处，一处是外祖父家，他家房前屋后，各有一个大园子，两个大园子有果树，也种蔬菜，但主要是果园，记得到了夏天，那里就成了我的乐园，海棠树、杏树、李子树、樱桃树，可谓应有尽有，我最初水果概念的形成，其实就是源于外祖父家的这两个果园，现在每每看到李子、杏、海棠，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外祖父家，我感觉世界上所有的水果，都应该出自那里。

再一个避难所就是书籍。我的父亲是位师范毕业生，分配回家乡当了一名乡村教师，书还是比较多的，我的叔叔也是一位师范毕业生，也有一些书。他俩的书柜就成了我的宝藏。我还记起我读小学时的校长，是我父亲的学生，姓李，他也是个书迷，小说迷，学校图书室的钥匙就在他那里，我跑到他那里借书，这样我俩就成了书友和忘年交。李校长的个子一米八十多，我当时是个小孩子，在放学路上，我俩一大一小，一对嗜书如命的师生，热烈讨论某部小说的人物，发表各自看法。我需要不断仰起头来和他对话，这成为当时乡村路上难得一见的一景，很令老师同学惊讶。李校长后来英年早逝，除了读书，他也是一个爱喝酒的人，我父亲说，书酒不分家，在他身上体现得极为充分。我爸说他哪样都好，就是太好酒了，但我至今还怀念着他，想着他与我平等讨论问题时的认真而专注的样子，现在想来他当时也就二十多岁，就是一个大孩子。那时我有了这得天独厚的读书条件，深深沉浸其中，而刻意忘记身边的真实世界，我觉得书中的世界比现实有意思多了。现在看来，这是一种逃避，但却无意中酿就了我对文字的偏爱，也成了我后来一直离不开文学和诗歌的“天然”根源。

在我的整个小学和初中时代，我并不缺少玩伴，和他们在一起打打杀杀的游戏，也是玩得昏天黑地，但是的确没有一个同龄人，能够成为交流读书心得的朋友，我的小伙伴们对读书毫无兴趣，但是我给他们讲故事，他们则十分欢乐，但他们满足于做个听众。我们的李校长，平时很忙，我也不可能随时随意去找他聊天。所以，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自己读书，然后，合上书本，默默望天。这种缺少知心朋友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初中毕业。后来我考上了重点高中，遇到了同班同学李文耀、迟航，他俩都是县城里的孩子，读书量很大，也和我一样喜欢舞文弄墨，写写诗和散文什么的，我和他俩从此成为好朋友，我总算有了文学知音，我们后来一起考上了大学，成为一生的好伙伴。所以，从文学角度看，我的童年生活其实是贫瘠的，除了外祖父的果园和父亲叔叔的书，还有李校长，我就不记得还有别的了。我离开家乡四十年了，后来父亲在我上大学后，也调转工作，从此离开了安达老家，我也就很少回去了。前两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思乡病开始发作了，曾经带着朋友驾车悄悄回去看看，也不想惊扰任何人，所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但是我看到的景象还是很揪心的，那时是初秋，我的老家一片萧瑟，村庄不见一棵树，而原来是有一片树林的，里面是有鸟鸣的。每栋房屋屋顶被涂抹一层莫名其妙的蓝色，据说是对新农村的规范划一的要求，不免令人困窘。我家原来住在小学校的旁边，现在小学已经没有了，老屋也没有了，代之以几栋半新不旧的砖房。当年村头的沟渠，现在已被风沙填平，是一片平地了，当年的小鱼泡，也完全没有了踪影。大地曾经的波澜无处寻觅，只剩单调和苍凉。这四十年间，生态环境一步步恶化，我一直心心牵念的盐碱地，其实在我的家乡并未有任何治理，到处都是弹坑一样的土地，我的同行朋友对我说，你的家乡怎么有点像大西北的景象呢？你就是从这个地方考出来的？不容易！我辩解说，我小时候，比现在好得多了。离开老家后，我反而总是梦见，更加牵肠挂肚。我想，我还能做点什么呢？我又能改变什么吗？当一个诗人不得不退回内心，继续鼹鼠一样向内发掘自己，其实对于身外的世界，就是一种事实上的远离，虽然在作品中，你可以说自己如何更加接近了更大的真实，甚至是更深刻的真实，但是悲剧依旧在持续演进中，而你只是一个逃避者、旁观者，这是令人感到耻辱和愧疚的事情。我和童年的伙伴失去了联系，他们有的在老去，有的已经背井离乡，有的甚至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有些不敢走近他们，我不知道如何面对，也不知如何交谈。更重要的是，我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见，还是不见，真的是个问题。在我的诗歌写作中，这些迷惑与遐思，会多多少少渗透进去，但是我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明晰的主题，我总觉得我还没有想明白。

与黑龙江日报周末版同事在一起（摄于哈尔滨郊外，1996年夏）

她让我懂得对他人的尊重，并不是一件小事情。

张后：我想知道在你的家庭中，受谁的影响多一些？他们的愿望和你的理想相悖吗？

包临轩：父母对我的影响，哪个多些哪个少些？还真说不好。我记得有一篇科普文章说，从遗传上，智力继承于母亲，性格继承于父亲。我不知这个说法是否真的科学。但是我的性格可能很像父亲，不管自己是否愿意。我的母亲就像天下所有的母亲，善良而软弱，凡事替别人着想，宁可自己吃亏，决不占任何人便宜。但是母亲教子甚严，对文明礼貌的重视近乎绝对，譬如尊老爱幼，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姥爷来我家，我特别高兴，就跑着到家，大声嚷嚷说姥爷来了，就冲进了家门。外祖父随后赶到，我母亲认为我不该在老人家进门之前先进屋，命令我重新走一遍，并向外祖父道歉。外祖父说这有什么，小孩子哪想那么多。但是我母亲不依不饶，我大哭了一场，但也没用，还得按她的命令做了。这个烙印太深了，直到现在，与人同行时，我依然会本能地判断一下孰先孰后的问题，我习惯于上前一步把门打开，请人先走。有时候遇到女士，更是如此，她们开玩笑说你的做派很绅士很西化，我说可不是，这是我妈从小就告诉我的。大家哈哈大笑，其实一点儿也不是玩笑。这就是我的母亲带给我的重要影响，她让我懂得对他人的尊重，并不是一件小事情。现在我跟老母亲提起这事，她说她都忘了。在创作上，我也引申开来，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极端自我，不是要忽略自我，贬低自我，而是要有强烈的他人意识，要有对我之外的世界的一份认知和一份尊重，有时后者是更重要的。譬如有的作家诗人说自己是为未来写作的，就像梵高的画作只能让后来者看懂。我真的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当我的作品别人看不懂时，我会首先提醒自己，是不是我的表达方式或艺术功力存在着不足，是不是我的技巧还不够高明，而不是迫不及待地、傲慢地指责读者或批评家。

再说父亲吧，我的父亲中师毕业，是一位教师和校长，对我很是严厉，他的信条是，严父慈母。父亲的耿直得罪了不少人，甚至把我也给得罪了。怎么讲？从小学到中学，不谦虚地说（这一点正是父亲担心的），我是一个优秀学生，班级和学年第一名是我的常态，但是父亲似乎视而不见，从未表扬过我，这令我十分委屈，我在他那儿找不到一点成就感。我曾问过他，为何不表扬我？他的说法是，你爸爸站在前面，站在讲台上，他的儿子就得行啊，不然我说谁去？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呢？再说了，你的狐朋狗友也不少，不是都在前呼后拥地吹捧你吗？还不够吗？甚至我考上大学，拿到全县文科第一名，他却说了一句，你的班主任和我通电话，说你没考好。这就是我的严父，就是不肯赞美儿子，令我不爽。我和父亲一直交流不多，毕业后就更少了。后来我也理解，他对我的爱中其实一直包含着担忧，因为我的个性外向，性格直率，这是令他不能放心的。父亲虽然一生正直，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在六七十年代的那种社会氛围中，他是话语不多的，很少过多地表达什么。他一定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再有什么闪失。但是我当时不可能理解他，作为一个开明的教师，他又不想过于限制我的个性发展，所以他一定也有他的苦衷。他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从未明确说过。我只是记得高考时，他希望我报考法律专业，毕业后当法官。他说在中国，法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法律人才也很稀缺，那时还没有法治社会一类的提法，我也不懂。我现在猜想他对中国社会一直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但是我早已痴迷于文学，一心想当导演或作家，一意孤行，没听父亲的。后来我被哲学系录取，则是后话。我对父亲的理解其实很曲折，直到他逝世前后，我才觉得他是那样伟大。我讲一件事情，就是父亲在人生最后两年，他得了脑血栓，有时清醒有时糊涂，但是他从未失去一个教师的特殊本性，他对护工十分关心，每次吃饭时都对他说，你要吃好啊。每次护工帮他，他都在说谢谢。当他去世时，护工哭了，对我说，他护理过许多老年人，但你父亲是最好的人，最尊重人最体谅人的人，他从未遇到过。老人走了，他真心感到难过。我对父亲这一点也很感意外和震撼，他的教师生涯，不仅是一份职业，而是变成了他骨髓里和性情里的本质，在他那么艰难危重的时刻，他依然想着不给别人添麻烦，这就是人文教化的奇异力量，它甚至使得一个人的修为进入了某种潜意识领域，超越了自然的生死，我想，那就是他的信仰，虽然父亲一生都是个无神论者。我由此也想到自己的诗歌写作，我觉得我虽然写了这么久，可能依然没有摸到生命得以超拔和升华的门径，依然浮泛，依然在门外转悠而并未真正当堂入室。对于父母来说，我的写作和他们关系不大，在家中我也从不与他们谈论文学和诗歌，那可真是从何说起，仿佛写诗成了一种隐私似的。他们可能不太明白，尤其在互联网时代，那小子写的分行文字，为什么对他自己很重要。是啊，当然重要得很，但也的确需要想想，为什么写作很重要，假如它没能影响到更多的人，没有影响到想要影响的人，它为什么还那么重要。萨特说过，写作行动里包含着阅读行动，后者与前者辩证地相互依存，这两个相关联的行为需要两个不同的施动者。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我猜想，一些当代诗人不见得不认可这段话，但是出于某种心理的脆弱性，却不能正视这个大问题，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包临轩与苏历铭(2019年北京)

对艺术价值的最终判定，还是要看其是否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在审美观念上是否有新的突破，是否刷新了人们的美学认知、美学感知。

张后：2005年我创办了《东三省诗歌年鉴》，曾到黑龙江游历并说服一些诗人参与并支持“年鉴”，大部分诗歌也是由我定下的稿，所以我对黑龙江基本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但这几年我就不太了解了，我很少阅读东三省诗人的诗歌，但就全国诗歌总体情况，我所能耳闻的好像走出来的新人（1980年代、1990年代）不多，据你所掌握的情况是怎样的？你都和哪些诗人来往多一些？

包临轩：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说来惭愧，我的写作断断续续，除了几个老朋友，很少与其他诗人联系。也不是不想联系，而是缺乏契机，找不到方式。不过，我经常浏览诗歌类的微信公众号，其中也有地方诗人弄的，我感觉总体上是活跃的，有的诗歌也相当有质量有水准，尤其是1980后1990后诗人，说实在的，整体上已经远远超过老一代写作，虽然名气可能不够大，假以时日，他们都会逐渐形成大气候的。相反，我感觉一批中年写作，突破性的东西还是有限的，在原地打转的情况并不鲜见。诚然中年写作在艺术成熟度上还是占有相当优势的，其中的佼佼者仍然保持着坚挺状态。由此我想到，在当今中国诗坛，代际评判成为一种流行的标准，这恐怕是有问题的，有失偏颇。仅仅从年龄段上划分艺术流派，不但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是错误的。年龄、代际肯定会造成写作差异，以年龄作为诗人分野也不失为一种观察视角，特别是一开始提出这种评判指标时，还令人耳目一新。但是，这种评判标准不能长期固化，似乎成为一种原理，一种基本标准，因为对艺术价值的最终判定，还是要看其是否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在审美观念上是否有新的突破，是否刷新了人们的美学认知、美学感知。

虽然从事新闻工作这么多年，不得不与各色人等打交道，但骨子里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苏历铭经常说要安静写作，我也与其共勉。为什么要谈安静？就是因为我们过于浮躁，我的职业严重不适合我的真正性格，不适合我喜欢静静的沉下来思的惯性，没完没了的新闻，永远在发生，24小时不得安宁，永远不能关闭手机，它会随时响起。几十年来我从未有过休假，而且恰恰相反，越是节假日，我们这一行越不能休息，而是加班，突发性新闻、突发性事件也经常在节假日发生，有时重大，有时琐碎，但是它们垄断了你的时间，这就使得独处成为不可能，所以客观上也导致了我很少与人交往，其中包括诗人们，有这样的愿望也往往难以实现。一些好朋友来看我，其场景常常不是饭店酒馆，或者咖啡厅、茶室，而是在我的办公室或者车上。真正的交流和写作一样，是需要静下来的，但是这对我而言几乎是奢求。我的小姨已经70岁了，住在乡下，有一次我出差路过那里，顺便去探望她一眼，因为好多年没见到她了，小时候，我几乎是在她身边长大。小姨对我抱怨说，孩子，你毕业后好像就成了国家的人了，你妈和我都看不到你，这不是白白把你养了这么大嘛。我只有苦笑一下。所以我的写作经常是在夜深人静时，或者出差的旅途上，现在我习惯于用手机里的记事本写东西，当然只能是短的，写太长的东西不行，但诗歌可以。所以，张后兄问我是否了解本地青年诗人，真的是了解不多，但是总能通过微信、杂志等方式读到他们的新作，可能很零散，形不成一个系统。我现在很盼望早点退休，不是因为多么辛苦，而是能稍稍有一些自主空间，读读书，写点东西，见见好朋友，在一起坐坐，谈谈诗歌。这也算是我的一个梦吧。

一首诗的好坏与否，能否成为代表作，可能需要很多条件。除了作品本身的质量之外，还有历史机缘、艺术契机等等。所以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强调“主体间性”。他说，作者主体与阅读主体是存在着主体间的互动的，一部作品正是在此意义上是写作与接受共同完成的，一旦文本形成了，它就脱离了作者，作者已死，阅读和阐释成为更具决定性的因素。罗兰巴特理论使得作者的存在意义被缩小了，文本及其后来的命运脱离了作者的控制而成为某种独立的文化现象，甚至是社会现象。罗兰巴特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作者的自我认定，包括对所谓自己代表作的认定，未必是真实的，是可以存疑的。

大学时代的包临轩(1983年长春)

写作不再是作者孤立的私人行为、个人行为，而是与接受者、阐释者密切相关。

张后：你写了这么多作品，你认为哪些是你的代表作？谈谈创作过程？

包临轩：我写的作品，数量上没有具体统计过，大概有二三百首。但是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代表作，这不是谦逊，而是说不出来。只能说有一段时间内自己相对满意的作品，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又觉得不是那么好，又不满意了。所以迄今我还真的没有自己始终满意的作品，毋宁说最满意的是下一首，自己即将开始写作的那一篇。恐怕正是由于对自己过往写作的不满意，才是写作生涯能够继续下去的真正动力。

罗兰巴特说作者已死，可能有些极端了，但是从“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我们终于明白写作不再是作者孤立的私人行为、个人行为，而是与接受者、阐释者密切相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当今诗坛应当有所警醒，目前私人化写作、鸵鸟式写作，也出了一些“雅舍式”的作品，但是对当下现实复杂社会生活的刻意回避甚至失声，是更为突出的问题。当作品成为脱离写作过程之后不再可控的文本，它便独立于作者之外，而获得了文化生命和社会生命。不同主体间的互动，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有时殊难预料。所以，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对代表作的认定，尤其是时间线还不是足够长的时段，可能还看不大清楚。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题目也有着重要价值，使我得以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一次省思。面对诗坛的变迁，我常常想自己写作的初心究竟是什么？回到原点：我为什么写作？一个人走上诗歌写作的道路，我想最初都是基于对美的热爱与追求，美成为诗人心中最高的存在， 这是诗人异于常人的基本分野。诗人是被缪斯选择的，是美的事业选择了诗人，美成为诗人生活中的最高伦理。当这一最高存在植入内心后，就成为一个诗人的基因。这也是我有相当一段时间不曾写作，内心却总是若有所失、郁郁不乐的真正根源。后来，当我重新拿起笔来，我感到了妥帖、愉快和幸福，整个的一个人找到了安宁之所在，甚至等于是找回了立身之本。我这时才意识到，诗歌从来都在我的心中，早已生根，在灵魂之中盘根错节，即使我刻意忽略它，它还是反过来以自己的顽强存在提示我，是我错了，我必须回来，诗歌一定要通过像我这样一个个体来完成它自己。

回顾这些年来的写作，阐释某一首有重要意义的诗歌的创作过程，我担心会流于琐屑，试着想从总体上谈谈自己的若干感受。

第一是诗歌作为独立文体，在娱乐泛滥时代，如何葆有自己的价值。我曾经为此苦思过，诗歌的时代命运、历史命运堪忧，出路在哪里？

除了诗人自身内在需要之外，诗歌读者虽然在总的人口比例中极少，但是其绝对数量仍不可小觑。这是令诗人可以稍稍聊以自慰的。何况，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彼此间也都成了难兄难弟。谁能承受住互联网的狂风暴雨呢？即使在互联网社会本身，也在经历不断的迭代式变迁，微博式微就不说了，微信也面临着抖音等短视频浪潮的严重冲击，微信公号掉粉速度惊人。整个文化产品的传播碎片化和迅速迭代已成常态。

我想，正是这种高度分化的族群式、群落化、圈子化生存，反而让我看到了文学和诗歌的新希望。其启发之处在于，个性化、原子化的存在方式，反而让每一种艺术生产获得了新的自由生长的机缘和土壤，任何一种艺术生产都获得了独立自主的自生长和平等交流的氛围，而不受外界干扰，换句话说，它使得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一种创作越来越专业化、小众化，从而使其在精细化、极端化发展上，反而有了更大空间，但是其代价之一就是对公众的疏离和隔膜。但是生活的诡异和奥妙在于，小众与大众的互切、交集和突然间的放大，会在某一历史时刻发生。这也不是把命运寄托于偶然性，或者等着撞大运，而是在一个不确定性为主旋律的时代，任何事情都是不可预测的，而这一点反而是最确定无疑的。剩下的就是艺术生产者的专心致志和近乎执着的自我坚持。没有这样一种始终纯粹的沉浸状态，或者，换句话说，不把自己所钟情的事情、热爱或者职业变成信仰，就不能指望任何奇迹发生。诗歌作为人类文明的精华所在，它承载着对人类审美生活、美学生活的巨大关切，承载着对于真善美予以彻底维护的使命，所以它非但不是可有可无的，反而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我对诗歌使命的一种自我理解，我的诗歌自信，对美的追求的自觉，可以使我保持绝对的独立，而不需要同盟者。当然，志同道合者是另一回事，他或者不请自来，或者总会幸运地相遇。

既然诗歌承载着这样的使命，拥有着这样无可比拟的价值。我乐于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此生不渝。具体到创作上，我以为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有着它自身的规定性和自身的规律。下面我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理解，就教于方家。

诗歌虽然属于文学，都是以文字为工具，但是它不同于小说散文这些文体的地方是明显的。小说是讲故事，靠情节支撑，散文是叙述，靠的是对人、物和事儿的铺陈展开来进行。它们都是用语言和文字为工具来进行创作，但是语言和文字仅仅是工具，而不是目的。诗歌当然也要使用语言文字，语言和文字在此意义上也是工具性的，但是它们更是或主要的是诗歌的目的。语言和文字本身就是诗歌的对象和目的，而无其他。小说是借助语言把故事讲完，散文是借助语言把一件事情或某种情愫说完，它们固然也讲究语言，但是语言是它们的手段，而绝不是最终目的。诗歌却以语言本身为绝对物，从语言出发，然后终结于语言。所以，诗人对语言、言语、词语、文字的敏感度是第一位的，这表现在他对语言的热爱是异乎寻常的，对词语的反应和重视度是本能性的，对于语言的词性、样貌、温度、色彩，都应当有着优于普通人的特殊敏感，诗人就是语言和词语的动物。其次，诗歌承担着对人类语言的提升、开发和清洗、提纯的使命，他承担着把实用语言转化为审美语言，把工具性语言转化为超功利语言的使命。简言之，诗人通过对语言的使用，使得人类语言得以刷新和升级，使其获得创造性发展，成为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新的贡献。所以，在实际创作中，现代诗人将语言视为创作本体，大量的文字语词实验虽然泥沙俱下，但是其做出的种种努力、其中的先锋精神、创新精神是可圈可点的。在此意义上，一个诗人如果不是一名语言工匠甚至语言大师，则是不可能的。

然而，语言、词语、言语只是诗人创作过程中的第一单元，是诗人工具箱中的第一类工具，句子则是第二个单元。语言、词语如果不镶嵌到句子中，它们就是散乱的自在之物，句子是通过语言的镶嵌、组合与连接而绵延出来，形成特定的意义。所以，词语是句子的第一阶段，是其材料，是其一砖一石，而句子则是语言的墙体，是语言的家宅。句子是诗歌写作的落脚点，它使得诗歌成为成品，一首诗无论好坏，总是以句子的方式来呈现的，无论是长句，也无论是短句，也无论是一句，还是多个句子，最终，诗歌表现为句子的各种组合。

诗歌写作的第三个单元，是语感，是语调、语气，也可以称之为诗歌的调性。语感是赋予词语和句子以某种气质、基调的东西，它使得前两者拥有了个性，甚至生命。有的人喜欢长句，有的喜欢短句，有的喜欢经常分行，有的则一气呵成。正是语感的存在，使得诗人的个性得以显现，形成了诗人的辨识度。

这三个单元，都是每一个诗人必须面对的，但是由于理解和悟性的差异，也就形成了诗人之间的差异，也会形成一个诗人自身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格调。我觉得自己对这三个单元的体会是越来越深了，理解得也日趋精微。对于语词、句式和语调的把握，更趋于自觉。但是这一追求的过程是无止境的，有时还会出现反复。事实上，我们的灵感有时就是来自某一个句子在脑海里的突然蹦出来，或者某种语气令人忽有所感，当然也可能由于某一个词汇的偶然激发，它们都可能成为写作的契机，但是最终如何安放它们，以及如何布局谋篇，都是灵感乍现之后的事情。

有人问我说，你希望自己的诗歌是什么样子的？我说我希望它是真切而朴素的。我多年前就专门以“返璞归真”为题表达过这一主张，时至今日我依然如此，这也算是我的写作初心吧。所以，我不会在诗歌中卖弄学问学识，我也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学问。问题在于诗歌创作不是写论文，不是授课，知识和学养应该隐藏在诗歌后面，是诗人素养的一种自我积累，而不是用于炫耀。我也不会在诗中装神弄鬼，神秘兮兮，不会在诗中寻求大师的庇佑，让自己显得高深莫测。我希望我的诗歌来自我的直接经验，来自直接的生活场景本身，而不是来自大量的阅读，不是来自书本和图书馆，我觉得所有不曾被我真切感受和体验的东西，所有不曾真正被我的大脑消化了的东西，都是不能入诗的。对于那些通篇充斥着间接经验和各种引证来给自己壮胆，来吓唬读者的诗歌，我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我看重的是感同身受，是触景生情，是与读者的平等交流，我既不卑微，也不傲慢，我就是你身边的一个兄弟，站在大地上，站在你们中间，作为你们中间的一员，坦诚、自然而真切。诗人绝对不是牧师或者大神，即使是，也要透过艺术，被艺术彻底过滤一遍才行。今日诗歌离公众较远，诗人应该努力寻找与读者的接触点、连接点，而不是怀才不遇，孤芳自赏，片面强调所谓的诗人独立性，自为性。今日创作，是在一个开放环境中进行的，众神喧哗，众声喧哗，每一种艺术都在全力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发声，限制当然是有的，但仍然有大量的优秀艺术产品不断脱颖而出，引起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共鸣。他们寻找自己的受众，其目标是明确的，对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从不讳言，唯有诗人群体，总是半遮半掩，欲说还羞，放不下架子，觉得寻找公众的理解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但是同时又以种种隐晦的方式寻求被承认、被认知，直至获得礼赞。其中的一个做法是拼命在朋友圈和各种微信群中推广，但是又时时摆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高样子。这是何苦呢？为什么不能正视自己，为什么不能正视诗歌渴望交流的本性，并为此做出大大方方、切切实实的努力呢？这是常常令我匪夷所思的事情。然而，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又必定是有某种“神性”的，这神性，表现为诗人内心的高洁，情怀的悠远甚至孤绝，表现在对形而上的极度关注，对绝对价值的在意和维护，但是在其呈现方式上，我以为可以平和，以人的面目呈现神性，要做一个平易近人的神，让他没觉得你是神，但是当他接受了你的人性的时候，是连同你的神性一起接纳的，而他尚不自知，这才是应有的境界。所以在我看来，诗歌是某种默默的省思、沉吟和祈祷，它适合低语，往往不适合大庭广众之中的高声朗诵，或者说，它适合轻轻地说，即使在音频的传播方式里，它也是沉郁的，当对它的轻轻阅读结束之后，会有一段默然，或者良久，或者心中出现为之一颤的瞬间。在我写作的时候，我似乎是在和自己对话、交谈，但是心中的那个我，也是你，也是你们。我希望你和我，你们和我,在诗歌写作过程中和作品完成时,我们是融为一体的，分不出你我。我是一个生活在诗歌圈子之外的人,我的工作就是社会庞大底座的一部分,我像个泥瓦工一样,为那底座添砖加瓦,但是我会在劳作之余返回内心,在心中仰望精神的天空,我希望诗歌的星光在高处闪耀,即使有时夜空黑漆漆的，但是我知道星星一直藏在后面，它总会蹦跳出来。但愿我的诗句就是那样晶莹高远的存在。

和诗人苏历铭、朱凌波在北京（摄于2019）

白与蓝这两种色调的偏爱

张后：如果有机会让你选择，你最想生活在哪里？

包临轩：这是一个好问题，带有哲学意味。我大学毕业之初，是最不想回到黑龙江原籍的，即使作为省会的哈尔滨，对我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当时并不知道哪里更好，但是我唯独觉得回到家乡工作，实在是最不浪漫，最缺乏想象力的事情，此生没有浪迹天涯，周游世界，令人心中不甘。更何况，小时候读诗，说埋骨岂需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那青山，多么令人神往。然而我却回到了老家，我为此苦恼了许多年，摔东摔西的，一直为离不开摆不脱老家而郁郁寡欢。然而时间真的是个奇妙的东西，我这一生除了四年大学是在长春度过，其实从未离开黑龙江，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36年，我就是一个完全的东北人，一个彻底的黑龙江人，我已经离不开这片土地了，不管它是否神奇，是否落后，并且我不知从何时起，我发现自己已经爱上这片土地了，或者是刚刚懂得，我原来一直都深爱着故土，不过是不自知罢了。我自身就是“东北特产”一枚：性格直率，爱憎分明，简单直接。这些特质从未改变，原来我本来就是这黑土地的一部分，不管我自己是否愿意。但是现在我要说，我愿意。这一切并非出于无奈，也不是故作深情，而是我习惯了它，经过一番撕扯，原来你就是和它血脉相连，无法分开。时间改变了许多东西，它让你走出很远，又回到了原处，就像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笔下的牧羊少年圣地亚哥的奇幻之旅，走了那么远追寻宝藏，其实宝藏就在出发之地。然而，对于宝藏的追寻与获得，旅途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须经历的，那样的开悟无法省略，一如我用了大半生的时间，重新爱上故土。故土不是别的，而是我的生活本身，经历本身，也是生命过程本身。所以，如果有人让我重新选择，我会说谢谢，我就留在这里了，这就像一颗老树，未必枝繁叶茂，但是根须扎在了这里，不能再腾转挪移。一个固守于原地的诗人的写作范围，也就很有限，好在福克纳在我们前面，一个小镇就可以演绎为一个经典的文学世界，帕慕克一生都在写他的伊斯坦布尔。诗人于坚也从未离开他的云南，我记得他当年对出国潮说了句气话，大意是你们都滚吧，我哪也不去，我就在昆明这地方就地打洞。他的确打了一个诗歌与文学的深洞，而那些追逐潮流的赶时髦的人，其中的诗人们，似乎的确没干过原地不动的于坚。所以，对于一个诗人的创作来说，你身处的范围，可能就是你最好的文学世界，问题仅仅在于你是否以自己的功力和才华，创造出那个世界。这些年来，身处黑龙江故土，诗作中的大量意象、情绪和主题都与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我对冬天的迷恋，对于大雪的无法割舍，对于哈尔滨这座城市的爱恨情仇，都在诗歌写作中流溢出来，从而成就了我自己的写作调性。已有评论家指出我的诗歌中体现出对白与蓝这两种色调的偏爱。而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对此是不甚明确的。评论家的洞察是准确无误的，这的确和我长期生活在北中国的经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白色与蓝色是与黑龙江的气候、气象和景象密切相关的，它们也早已内化到我个人的身心体验之中，成为我的生命基因和诗歌的基因。我的诗歌不是有意呈现了它们，而是携带着它们。

所以，对于一个作家和诗人而言，他可能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他要么在这里，要么在那里，他所在的地方可能成就了他的作品，但他自己的灵魂是决定性的，只要他是一个天生的写作者，作为一种宿命，他如一粒飘飞的种子，落在山坡上，就在山坡上摇曳着生长，落在石头缝里，就在石头缝里挣扎着生长。重要的不是山坡，也不是石头，而是它是一粒必定要发芽要破土而出要拥抱大地和蓝天的种子。那就是说，我心安处是故乡，我思故我在，我写故我在。我渴望住的地方，也许不在任何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任何一个具体场所都可能是残缺的，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不能彻底安慰灵魂的，那样一个地方，只可能是一个灵魂的居所，就像海德格尔说的。它们呈现为某种描述性的情境，这个情景离开表达就无法立足，它只可能存在于语词和文本之中，存在于意象和写作体验之中，存在于文本完成后的“主体间性”中。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的理想居所在诗歌创作的飘摇动荡里，在对大美的构筑与向往的周而复始里隐现。它甚至不是居所，而是暗夜中的一盏灯火，是遥远星座的隐约闪烁，是薄暮刚刚降临便开始等待再度升起的一线熹微。

我们就是包公的后代……

张后：冒昧地问一下，你对你这家族了解有多少？我在安微认识一个叫包磊的包姓朋友，他说他是包公的后裔？你这个包姓和包公一脉有关系吗？

包临轩：我对家族的了解甚少，小时候我爷爷对我说我们的老家就是安徽，我们就是包公的后代，但是我无法拿出家谱的证明，是否是我爷爷的美好攀附就不得而知了。可以确定的是我的太爷一辈从山东省蓬莱出发，也就是如今的烟台，一路走向关外。我们是闯关东那一代的后人，在东北这片黑土地生活了一百多年，再往前追溯，就得大费周折，资料和线索都付之阙如，已经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古老中国失散多年浪迹于山海关外无家可归的游子了，所以我十分盼望和你的朋友我的本家包磊兄弟早日握手，借助你的这座好朋友的桥梁和诗的纽带。想来这也是一种幸福和期待，寻找失散的朋友，一如寻找诗歌的真谛一般。

谢谢张后兄的访谈，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聊天。

2020年4月19日于黑龙江绥芬河前线

包临轩在绥芬河疫情前线采访（2020年4月25日） 

附录：包临轩诗歌三首

｜栈道｜

栈道的今生，是前世的森林

瘦骨嶙峋，躺倒在这里

我迟迟不敢落脚。这些树木的断臂残肢

这些遗骸

每一次踏上来，都是硬生生的踢踏

足下发出的呻吟，不是音乐

栈道北构而西折，扭曲着身段

怎么，就成了婉约

离水面很近，却无法投身于水

无法成为船，哪怕小小舷板

只剩下投水的欲念

也回不去深山，山已兀

曾经的青枝绿叶，那些树的翅膀

和纵横的根须一道，无迹可寻

｜一棵枯树｜

这是旷野，可以仰望天空

天空，分明有鸟群飞过

他一直是羡慕鸟的

但他，只能站在原地

别说翅膀，连一只脚都没有

一挪动，将注定死去 先是叶子枯黄

那迎风喧哗过的茂盛叶子

然后，剩下一根根光秃秃的枝条

垂下来，像被吸干了血的细弱的胳膊

最后，树干皲裂

遍身的伤痕，无人在意

但他，一定是站着死去

甚至，已死了很久。风干成

一株标本

看起来，仿佛还活着

一棵粗糙的枯树

除了飓风，还能指望什么奇迹

把他带走

｜对风说｜

风为何如此焦躁

拼命撕扯裸露的黑土层，像要掀开

大地的心

而大地是固执的

却有着

表面的敷衍，譬如草木摇曳

瓦片跌落，玻璃窗炸裂

但，一米之下，砌满无数石头

像坚固的堡垒

是石块的冷漠，和无动于衷

一次次，从暗处化解了风

留下大片砂砾

风，谁家的浪子，承载着谁的歌哭

走了多少路，又反复挖掘了多久

仅有风，看来是不够的

下次，请举着火炬来

2017年4月22日 安达乡下

包临轩简介：

生于黑龙江安达一个教师家庭，1984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获哲学学士学位，同年7月参加工作。长期供职于媒体，现任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为第十一届中国新闻最高奖韬奋奖得主。曾为著名校园诗人，近年重返写作，获《诗探索》杂志2012年度诗人奖。先后出版诗集《高纬度的雪》、《蓝钟花》、《雪与铁》、《包临轩诗选》、《雪地钢琴》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