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写作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写作，它是以思想上、精神上的叛逆性，艺术上的前卫性、实验性、探索性为标志的。时代的转换使先锋写作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和条件。

我们时代的诗人是与时代对称的，但是并没有改变这些时代性，或者说并没有“创造时代”。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问题。

谈 “新世纪诗歌二十年”这么大的题目，我有点惧怕。年轻时喜欢讲总体性，大而无当地谈，容易总结一些看上去好像貌似正确，知识意味也强，可信度高，总结那么几条，写个修辞感挺强的文章，蛮得意的。但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却对总体性的不容置疑深怀着恐惧。好像“二十年”一定是冥冥当中有一个总体性的东西，让我们来总结。其实根本没有，历史本身的偶然性有时是难以捉摸的。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开放的、学习的年代，90年代更多是一个修习、实践和创造的年代，建设性更强。当然历史的断裂和转换，也赋予了90年代诗歌的某种高度，使它有了人文性、知识分子性、批判性和个人的思考性，这些都特别重要。当年诗坛“盘峰论争”我确实是在现场，当时并不是很理解，觉得一帮人在这儿表演性地吵架，我作为一个山东人便很着急——后来想想很可笑的，山东人的观念是“和为贵”，千万不要吵，想做“和事佬”。但事实证明山东人是很傻的，人家两方都是刻意要放大分歧，表明自己的存在的。

这段历史怎么理解，现在回过头去看，是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造成的。市场经济给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自由空间。在这个自由空间到来的时候，原有的写作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感到了某种陌生和不适，这种情况下，所谓的适应市场时代的价值，还是坚守所谓的人文精神，其实两者是堂吉诃德与羊群、风车之间的关系，关公和秦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直接的矛盾。但是他们想象出一种不同，实际上它是殊途同归的，无论是口语还是知识分子写作，无非就是对于现实的不同判断和表达不同的态度。所以，最后是迎来了所谓的新世纪——“文学新世纪”。在我看来，这些年如果说有文学运动的话，那么总体上就是一场“写作的众声喧哗”，不止是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还有更多奇奇怪怪、七七八八的写作，大家都要出来。

所有这些元素加起来，使得新世纪之初出现了一个“全面的狂欢”。这个狂欢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是“70后”一代借助这个狂欢登上诗坛；再就是各种名目，包括很多行为艺术，都是诗歌的社会学现象。就是说，这个时期体现为众多求新求异求怪现象的次第登场。如果单个从道德的眼光来审视，从诗歌审美的角度来衡量，这些都有很大问题，你可以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是它的出现总体上作为文化现象来观察，便可以认为是中国新诗有史以来的“第三次解放”。第一次解放是“五四”的“诗体大解放”；第二次是所谓“新时期”，从“朦胧诗”那个时期，地下诗歌开始可以存在，可以很活跃地来展示它们的创造力；第三个解放，就应该是新世纪之初很多年呈现的这场运动。这种解放我们不一定从文本的意义上，审美的意义上来过分推崇它，但它一定是一个大众文化时代，大众传媒时代的显形，是我们多年梦想的一个状态，这个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都是一个客观事实。

总体上来看，近二十年至少在前一个十年我是很乐观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历史的进步。历史的进步不一定是文化的高峰，或者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的时代，不一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平衡的原理”，还是始终成立的，它是一个社会学现象。我从总体上勾画了一下，就想了下面这么几条。

一个是“极端写作”的彰显和先锋写作的终结。先锋写作基本上在世纪之交已经终结了，因为先锋写作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写作，它是以思想上、精神上的叛逆性，艺术上的前卫性、实验性、探索性为标志的。这种写作肯定在世纪之交以后面临着终结，虽然有人在说“先锋到死”，或是“一路狂奔”之类的话语，但这些都不是先锋写作的标志。因为先锋写作一定是对着一个固化的和秩序化的东西来说话的，而这帮人则是对着一个狂欢的年代在撒欢儿，在并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扬言的。所以，是时代的转换使先锋写作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和条件，只是为了表明它形式上的依然存续，而衍变为了极端写作。

极端写作保持了对日常性反对逻辑，但是它也无法规范自身，所以就表现为粗鄙化、“逆消费化”。“逆消费化”是我自己发明的，我还没有写文章仔细地阐述。什么叫做逆消费化？就是看上去是反对消费的，但是实际上又构成或“被构成”了消费。我觉得，真正能够担当诗歌精神价值的，就文化身份而言，还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或者说是“知识分子性”这么一种身份。因为他真正能够构成严肃的思考，艺术上的持续的真正的探求和精神上的承担，能够建构一个正面的具有人文性的文化身份。但是在新世纪中，类似于这样的写作者们似乎并未有效担负起这个使命，而只是扩展了它的社会学内涵、它的消费性的价值，并没有给诗歌的建设提供太多新的东西。所以，就诗歌运动本身而言，我觉得并没有结出硕果。唯有一个作用，就是它本身构成了一个“生态”。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诗歌座谈会，有人提出来，要给诗歌界来一次“大扫除”，我听了以后有点不寒而栗。因为这是一个大海，一座森林，一个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应该允许各种鸟兽鱼虫存在。我们的诗歌界不应该要定义一种唯一的道德，因为道德永远是个历史范畴，你站在道德高地轻易谈清除的话，对于所有元素构成的生态都是一种威胁，这与破坏森林和自然的生态系统是一个道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地理的细化”，文学地理我针对的是“历史”这样一个范畴或者维度。中国古代观照诗歌，评价诗歌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孔子的方式，就是他编《诗经》的方式，即以“文学地理”的概念来 处 置 “十 五 国 风”、“雅”和“颂”。孔子处理了将近800年的“当代诗歌”，就是周朝有史以来到孔子这儿700多年的诗歌，他并没有用历史线索来描述，而是用了文化地理的分类，周南、召南、齐风、王风……他是用“十五国风”来规划他的诗歌总集，规划他的诗歌史的。所以他并没有让所谓的 “时间逻辑”呈现出来。虽然我们是一个对历史非常敏感的民族，很早就有《春秋》，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历史真正地时间化，时间逻辑化。这个东西还是哲学家黑格尔创造的，有了所谓进步论、必然论的历史逻辑，才把历史描述为今天的样子。中国古代首先是以文化地理的思维来处理诗歌的。再一个就是按照文学本体的标准，将诗歌分为不同的“品级”，如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及与此同源的“选学”与“诗话”，也近乎于一种文本细读的观点。所以总体上中国人并没有进步论的历史描述。

进入世纪之交以后，诗歌从进步论的历史逻辑当中基本上脱出来了。它真正进入了宽阔的场域，好比长江、黄河经过了三峡和壶口瀑布，进入了平缓的下游，开阔的，万象并存的一个局面。这可能是一个变化，由时间逻辑到空间展开的一个过程——这本身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描述”。

文学地理的细化最早是由地方性体现出来的，比如说广东的“打工诗歌”，是由这里作为所谓世界工厂、改革开放前沿、各种年轻人、自由职业者的汇聚而导致的。打工诗歌发生在这儿，而不是别处，显然有其地方背景。还有像西南地区大凉山的发星等一批人，彝族的写作者，或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地区的写作者，他们的汉语非常不一样。还有北京，北京这种观念化的、国际化的和流行文化特别发达的地区，它的诗歌经常出来一些新的观念性的东西。当然现代诗歌的历史可能是从四川开始的，一直到80年代重心都是在四川，但是现在慢慢各地都有自己的文学小地理、文学小气候。大家不再为简单的时间性的观念去写作，而是为了自己背后的这块古老而广袤的文化土壤，为这块精神的田园来写作，这可能是诗歌的福音。所以所谓的代际、时代、超越、新潮这些趋势渐趋弱化，这是好现象。

最后谈一点，即“写作的碎片化、材料化或者未完成性”的问题，关于这些年“大诗写作”，大的诗歌写作，或者长诗的写作——有些不见得是长诗，但一定是观念比较大，有长诗的抱负。有一种共同的趋势，就是材料化。有一个形象的例子是徐冰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 《凤凰》，这个我许多年前就谈过了，它是一个具有“元写作”意义的东西，他用废旧塑料、建筑垃圾、废旧钢铁和各种杂物，用这些“现代性的材料”做了一个漂亮的装置。这个装置它会形成一个“总体性幻觉”，就是在夜晚，在“现代主义的黑夜”，也即海德格尔描述的“世界之夜”降临的时候，在夜空里经过灯光的投影，它会呈现为一个“后现代的神话”，是两只巨大的光与电的凤凰，真的很美。（下转第3版）

（上接第2版）然而在白天，在日光之下，它会还原为一堆垃圾——尤其近距离地看，你就会看到这些垃圾原有的碎片的形状。这就是对当代艺术、当代文化甚至文明的一种特别生动的诠释。那么欧阳江河其实就是对照性地、阐释性地就此写了他的长诗《凤凰》，完全复原了徐冰的装置凤凰的特点，就是它词语的碎片化，词语的未溶解性，词语在整个诗歌里面呈现为堆积连缀，强行地植入这样一种状态。欧阳江河非常准确地理解了徐冰，也就非常准确地通过《凤凰》把握了我们的时代的文化样貌、内在结构和“被仿造”的属性，他把这个东西形象地用语言诠释了出来。

但是这种诗非常明显的一个文本特点，就是开放了其“未完成性”——是刻意的未完成性，当然也是“主体性意义上的不可完成性”。再加上它裸露的碎片性或泡沫性，将这些东西完整地裸露地保留在文本里。这和他之前的作品《汉英之间》《玻璃工厂》《傍晚穿过广场》等相比，其未完成性和材料感便更加裸露，因为前面这几首都堪称是杰作。敬文东也承认这一点，就是欧阳江河是“有杰作的诗人”，尽管文东指出了他很多问题，但是欧阳江河之前的大诗创作仍然是完成性的。但是《凤凰》是明显的未完成性的作品。

我们这样说，不是简单地去贬低诗人的创作，相反诗人是和这个时代保持了文化意义上的同步。因为我认为，某种意义上，从主体性的角度来讲，他们也是不可完成的。除了上个时代的海子，具有终结性的意义——对于农业经验背景下的写作的终结；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真正的“但丁式的诗人”，那种能够开创一种文明的大诗人，因为这样的条件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一个诗人能够创造出一个具有总体性、神性、三位一体的，具有创新“创世”的，重生性的作品。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出现。我们时代的诗人是与时代对称的，但是并没有改变这些时代性，或者说并没有“创造时代”。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问题。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于2019年底在江苏常熟举办的“第二届世界诗歌论坛”上做的主题报告，稍作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