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诗在古典诗歌中非常显见，但在新诗中却逐渐淡出，这是因为隐逸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具有启示和捍卫生命自由的意义。古人所谓隐士，其实是统治群体中的一员，自愿放弃统治者的特权，放逐到山林（当然也没有成为被统治的一员）。进入现代，大部分知识分子已不属于统治群体，换句话说，本来就处于隐的状态，说隐逸就是自抬身价了，是对自身处境的一种误解，所以，他和隐士追求的方向刚好相反：隐士追求由显而隐，现代知识分子则追求由隐而显——如此方能体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价值。因此，现代诗人缺少写作隐逸诗的动机，隐逸诗也难以感动现代的读者。在诗歌主题的范围内，只在为人的生命寻找安放场所这一点上，现代诗人和隐逸诗人还存在某种交集。正如最后两行所表明的，这首诗也围绕这一点展开，除此，这首诗的主题和古代的隐逸诗并无共同之处——虽然它也提到了自然，但这里的自然是一个“造化与孕育新生命之所”，它的池塘是燃烧着的。这个自然的方向是向上的，指向“万物那最高的蓝天”，充满昂扬的气息，而且这一指向在诗人看来具有“神圣”的性质。这和隐逸诗传统中消极的、无为的、虚静的——明显指示向下的方向——自然，全然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这首诗的意义层面，而且也体现在它的声音层面，这首诗的语调、节奏都表现出一种兴奋、发扬的特征，也就是说，这首诗在处理隐逸题材的过程中，实际上走向了这一题材的反面，用生命的张扬主题替代了这一题材中原本所含有的生命的消解主题。这使他回到隐逸诗的源头陶渊明——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作为隐逸诗之祖的陶渊明，其实是反隐逸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