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都城文化发展的典型阶段，唐代都城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尤为显著。都城的制度思想、空间形态与文化生态，对唐诗中重要的风格流派、文学主题、诗人群体的形成都影响深远。而从初唐时期“京城诗”的诞生过程中亦可看出，都城文化对这一文体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新诗体诞生

“京城诗”是指以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畴昔篇》、王勃的《临高台》为主的一批长篇歌行，主题以描写都城风物为主，手法上多铺叙夸饰，具有富丽堂皇、音节流畅的艺术特征，展现出与大一统帝国相衬的恢宏气象。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称此类作品为“京城诗”，将之视为一种独立的诗体，与汉代都城赋并提。从题材方面看，“京城诗”是汉代都城赋、六朝都城乐府的继承者；就体制、艺术风格而论，“京城诗”又是唐人创造的一种新诗体。这一诗体由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人改造旧题乐府而成，之后迅速流行。杜甫《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中的“当时体”，就是指“初唐四子音节流美的歌行体”（周振甫《略说杜甫〈戏为六绝句〉》）。

初唐“京城诗”的诞生与流行，是长安地区音乐盛行、经济繁荣、士风高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以长安为代表的都城不仅仅是诗歌的表现对象，也不只是为诗人提供创作背景，而是成为孕生这一文学形式的母体。都城长安容纳古今、南北、胡汉之长，从制度思想、空间形态与文化生态三个层面，促成了“京城诗”的诞生，并进一步奠定了其体制、主题及艺术风格。

作为天子居所和帝国中心，长安最具代表性地展现出唐王朝强大、开阔、包容的气象，成为诗人美颂的对象。通衢大道、巍峨宫阙、繁荣市井共同构成了暌违数百年的盛世图景，极大地促发了诗人的热情与才思。此时赋体已衰落，近体律诗囿于格律，旧题乐府篇幅短小、次第因袭，均无法承载唐人高亢昂扬的精神和歌颂盛世的需求，时代召唤着新诗体的诞生。

奠定体制特征

卢照邻等人首先感到了旧体裁与新时代的矛盾。卢照邻在《乐府杂诗序》中以“共体千篇”“殊名一意”的说法，表达了对旧体裁的不满，又以“发挥新体，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兹乎”的追求，宣示创变新体的决心。“初唐四杰”援引汉代京都赋的手法入诗，改造乐府旧题，最终创作出《长安古意》《帝京篇》等鸿篇巨制。这些作品在格局、容量、章法上突破旧题乐府难以腾挪的局限，将其重塑为一种形式上继承前代、事实上却属于唐人的新体。

“京城诗”的创作目的是润色鸿业、彰显帝都气象。这一点与汉代都城赋、六朝都城乐府颇具相通之处。唐代诗人兼取这两者的长处，竭尽所能地描摹长安这座帝都。在他们眼中，长安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京城，也是唐王朝盛世气象的象征。长安都城文化中囊括宇内的勃勃雄心、居世界之中的自我认知、尽早建功立业的文人风气，都是“京城诗”极力呈现的对象。为实现这种创作意图，“京城诗”兼取诗、赋体所长，形成以下体制特点：篇制宏大，长者可达数十韵，描绘京城的方方面面；句法灵活，三、五、七言交错，自由挥洒；风格华美，藻彩飞扬。这样的体制特征，能极致地展示大一统帝国的繁荣，也可最大限度表现诗人的才华，契合初盛唐时期积极进取、逞才使气的士人心态。正所谓：“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

初盛唐时期，取士制度较后世更为多样，诗人多因“场外之名”而获得提拔。一些以才情见长的诗人，着力于律体以外的歌行体，以求出类拔萃、显声扬名。总之，“京城诗”主要体制特征的产生与定型，正是这一时期长安的文化风气、士人心态、政治制度共同影响的结果。

形成诗歌主题

长安的政治军事制度也影响到“京城诗”若干主题的形成，如猎奇博物、尚武任侠等。唐代前期几位皇帝皆积极开边，帝国疆域不断扩大。统治者也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接纳四方人物。这一政治军事制度的结果，是长安城出现了远超前代的包容性。异域殊方的宝货陈列于东西市；胡姬、胡人出没于驰道狭斜。唐代诗人用好奇的眼光审视这些人和物，并将其写入新的诗歌体式中。

“京城诗”及受其影响的长篇歌行，继承了汉代都城赋的博物传统，又依据时代风气及文体差异有所创新。边塞绝域、四方宝物、域外奇人，皆成为帝都繁华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被诗人们极力刻画。盛唐以后，典型意义上的“京城诗”走向衰落，但继承“京城诗”体制特征的长篇歌行仍是唐人最钟爱的体裁之一。这些作品中，长安城中的宝货奇物代替了整座都城成为吟咏对象。天马、石磬、水晶念珠、赤藤杖等，让人目不暇接。诗人以写实为根本，辅之以想象；托辞于仙灵鬼怪，猎奇于异域殊方，创造出与世俗生活迥异的境界，令人心驰神往。中唐以后，以韩孟诗派为代表的诗人将博物传统发展到极致，力求以更生新的句法、更怪诞的物象突破原有的审美局限。“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体现出中唐诗歌向险怪发展的倾向。

“京城诗”中尚武任侠主题的发展，是初盛唐时期朝廷重视军功、吸纳军事人才等政治制度的反映。唐王朝在长安开武举、设禁军制度，侠少们可在不离开长安的情况下取得功名。他们或参加武举，获得武官职位；或加入身份高贵、有世袭权的皇家禁卫军。制度上的改变，极大降低了任侠的难度，使任侠不再仅仅是个体行为，而上升为京畿地区的流行风气，为各阶层所效法。卢照邻、骆宾王等人“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侠客珠弹垂杨道”“京华游侠盛轻肥”的描写，正是长安政治制度与社会风气的写照。

造就艺术风格

长安地区奢华尚丽的文化心态、积极刚健的士风，也影响到“京城诗”艺术风格的定型。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言：“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随着国力日益强盛，奢华尚丽之风弥漫于长安城。高宗武后时期，屡次扩建宫室。唐代大明宫金阙玉阶，华丽程度远超汉代甘泉宫、未央宫。到玄宗时，权臣、妃嬖、公主于长安城中竞起华宅，互相攀比。与宫室建筑相映衬，长安城中流行的服饰、日用、饮食无一不以富丽为尚。以美颂帝都繁华为主题的“京城诗”，其美学特征自然也以“丽”为尚。

此外，“京城诗”中的“丽”，既是对六朝文学的继承，又有唐人的独创。胡应麟《诗薮》称：“卢骆歌行，衍齐梁而畅之，而富丽有余。”所谓“衍齐梁而畅之”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方面，“京城诗”辞藻艳丽、对偶工整的特征，体现了六朝文学的余波；另一方面，为了匹配帝都气象，其艺术风格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即从清丽纤细变为富丽堂皇。具体而言，这表现在“京城诗”多用山河、天下、寰宇等宏大意象及历史典故，扩充时空场域；行文以气为主，如水银泻地，势不可当；声调浏亮高远，如黄钟大吕，具备王者气度。这种改变是文学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长安都城文化浸润的结果。唐初统治者视魏、周、隋为正统，文化认同上以北方为主，对南朝风气颇多否定。作为王朝首都，这一时期的长安也表现出刚健尚武的风气。六朝诗文中细微琐碎的物象、错彩镂金的手法，已显得不合时宜。经过不断探索，初唐诗人以富丽堂皇之气，一扫六朝绮靡，形成了特有的美学风貌。

总而言之，盛世长安的文化风气，造就了“京城诗”的体制、主题和艺术风格。“京城诗”的出现，是都城文化与文学体式正向互动的结果。“初唐四杰”结合两者的尝试，使千门万户、三条九陌的巨大都城，在这一新的诗歌体裁中得到全方位、多维度展现。同样，都城文化的影响，也帮助唐代诗人突破了六朝诗歌陈旧狭窄的体制，开拓了新的诗歌世界，创作出气象万千、藻彩炫目的歌行长篇。因此，万国来朝的长安城，孕育出一种与之匹配的文学体裁，以展现其恢宏气象；才思纵横的唐代诗人，创生出一种能自由驰骋的诗歌体式，来承载其昂扬精神。这两者的互动，促成了“京城诗”创作的繁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

（18ZDA2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