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诗歌创作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取得了辉煌成就，出现了一大批杰出诗人，产生了大量的优秀诗篇，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伟大的诗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诗的民族，人民群众对诗的情感特别深厚，对诗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因此，我们讨论新时代诗歌创作问题，就不光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一定要直面当前诗坛，如实反映当前诗坛的实际情况，努力回答好广大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

一、诗作要不要合时？

就是说，诗歌同所处的时代是什么关系，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是什么关系？这本来是我们的老祖宗早已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的问题，所谓“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等。处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进行诗歌创作，一定要心怀九州、心系百姓，立足盛世、立意高远，情思深邃、情感丰厚。诗的题材可以有大小之别，诗的境界却不能高下不论。如果只在琐碎小事里兜来兜去，只陷在“小我”深渊里不能自拔，写那些自己也说不清楚、群众更无法弄懂的“诗”，这无异于钻进牛角尖，走入死胡同。“越是读不懂的诗越是思想深刻的好诗”的说法是一种误导，我们的诗歌，从理论到实践，绝对不能误入歧途。我们一定要热烈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号召，积极投身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举国上下齐心拼搏的伟大时代潮流中去，让新时代诗歌呈现崭新的风采，打上深深的新时代烙印，成为伟大新时代最生动的见证。新时代诗歌一定要彰显大国风范、盛世气象、百姓情怀、民族精神，成为时代的号角、奋进的鼓点、筑梦的记录、人民的心声。

二、诗性要不要坚守？

我这里说的诗性，是指诗的人民性。这是诗之根、诗之本、诗之魂。中国诗歌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外国传过来的，而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一项伟大的创造。因此，诗属于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永远是诗歌繁荣昌盛的沃土。诗离开了人民，诗之花就会凋谢，诗之树就会枯萎。现在，有人说，如今广大群众已经远离诗歌了，这话完全说错了。我退出工作岗位以后，喜欢到老同学、老教师、老同事、老朋友、老乡亲、老邻居那里串串门，聊聊天。一见到人家的小孩子，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就会特别开心。小孩子叫我一声“爷爷”，他（她）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马上就要他（她）背几首诗给我听听。每逢此时，我既惊喜不已，又感慨万千。这些孩子有的还没有入学，十几首甚至几十首诗已进入脑海里了。中国人民同诗联系得这么紧密，爱诗爱得如此深沉，恐怕在世界上也是难得一见的。但令我诧异的是，孩子们诵读的为什么全是古典诗词，没有一首自由体新诗呢？这是一种千真万确的社会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诗语要不要锤炼?

几千年的中国诗歌创作，形成了一个优良传统，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这就是特别重视诗语的锤炼，特别讲究诗语的精练。“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诗千改始心安”“为求一字稳，捻断数根须”“吟安一个字，用破一生心”等等名言，既是古人作诗的生动写照，又是留给后人的经验之谈。我常常为古典诗词的高度凝练拍案叫绝。“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仅16个字，情景交融，把背井离乡的士卒在归途中抚今追昔、因痛定思痛而更加悲伤的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千古传诵而不衰。“春风又绿江南岸”，其中一个“绿”字何等奇妙，正是诗人多字比较、反复推敲，才落下这神来之笔，铸就这千秋华篇。胡适倡导自由体新诗时说：“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而许多人只记住了其前半句。我们的诗歌创作实践表明，从口语到诗语，必须要经历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并不是随便一开口就能吐出诗句来的。创作出一首好诗，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寻常小事。我们在诗歌创作上，必须把功夫下到家。现在一些诗作者在炼字炼句上下的功夫很不够。进入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要让诗的语言焕然一新，充分显示出诗语的时代特征、时代风采、时代气息、时代精神来。这样，人民群众才看得上、记得住、传得开、留得下，诗也就有了不竭的动力，无穷的活力。

四、诗韵要不要留住？

诗为韵文，这是中国诗从诞生之日起就自然而然形成的规矩，也是诗区别于而后兴起的其他各种文体的一个独特标志。从上古民谣开始，再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诗体变了又变，诗韵坚持不变，动笔作诗，就得押韵。中国人对诗歌如此喜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诗有韵脚，读起来很顺口，因而觉得很顺气，很顺意，很顺心。这种审美习惯是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沿习下来的。我们作诗，应该适应人民群众的审美习惯，应当满足人民群众诗歌审美的需求。有人只强调诗的韵律、韵味，这还不够；因为诗的韵律、韵味替代不了诗的韵脚，也发挥不了诗的韵脚在诗中的独特作用。当然，当代人作诗押韵应当是押普通话韵，平水韵之类的韵书已经过时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这代人作诗是给当代人看的，是留给后人看的，古人是看不到的。我还认为，诗歌押韵，只会给诗作增光添彩，决不会成为诗歌创作的手铐足镣。我们可以把押韵放得宽一点，让广大读者读起来觉得琅琅上口也就可以了。

五、诗体要不要创新？

中国诗歌至今已有三千余年的悠久历史了。这三千年间，诗体几度更新，诗歌几度辉煌。一百年前，胡适等人借鉴外国诗歌，倡导自由体白话诗，形成了以翻译诗体为标本的中国自由体新诗。无论是中国诗或外国诗，都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相互融合、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而翻译者只能翻译其思想内容，其艺术形式是难以翻译的。中国古体诗词，不仅艺术形式不好翻译，许多篇章连思想内涵也不好翻译。例如，“春江花月夜”，我们一读这5个字，总觉得诗情洋溢、诗意盎然，如果翻译成外文恐怕诗味全无了。因此，当初用翻译诗作为自由体新诗的样本，现在看来，恐怕还是有值得反思之处的。对自由体新诗的松散无型状态，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了严肃批评，几位国学大师也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则表示了不满情绪。自由体新诗不可能千年不变，永远如此。我认为，处在伟大的新时代，新诗体的构建到时候了。只要我们认真汲取古体诗词、自由体新诗、民歌民谣和儿歌童谣的长处，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诗体是大有希望的。我坚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新时代，只要大家深入探索、大胆创造，自由体新诗长期以来不成型的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六、诗风要不要端正？

中国人民历来视诗坛为圣境，是容不得污泥浊水玷污的。但是，诗坛不时地出现用庸俗题材、语言、意象作“诗”的现象，尽管是个别现象，但也必须引起注意。我们应当运用好文学批评的武器，弘扬正气，扫除歪风。说到文学批评问题，有种不良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些被批评者只听得进别人的赞歌，听不得别人说半句不是，而一些批评者只一味吹捧，不讲不足之处。这种风气不扭转过来，就背离了文学批评的初衷，就失去了文学批评的价值，就严重影响到诗歌的健康发展。这些年来，我非常关注一年一度的中国诗歌综述的发表，但总让我年复一年地引起一番思考。既然是“综述”，而不是“专论”，为什么对占据中国诗坛“半壁江山”的古体诗词创作视而不见？为什么对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歌民谣和儿歌童谣漠然不顾？为什么对开始兴起的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的探索与实践置之不理？为什么对当前诗坛实际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这样的“综述”恐怕至少是不全面的。诗歌的话语权不能只掌握在少数几个诗评家手里，我们一定要把诗歌的话语权还给广大诗人、还给广大读者、还给广大人民群众。诗歌的优劣要由广大人民群众说了算。群众欢迎不欢迎，喜欢不喜欢，爱读不爱读，感动不感动，这才是判断诗歌写得好与差的标尺。诗歌情系人民，人民心联诗歌，扎根在人民心灵沃土上的诗歌才能枝繁叶茂，永不衰败。为此，我建议，要不断深化诗歌知识的普及，让凡想起作诗的，就自然想到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诗？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有其质的规定性。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倡导诗的意境美、形式美、情感美、语言美、音韵美、哲理美，反对散文化、口水化、庸俗化、口号化，坚持正确的诗歌导向，让诗回归到诗的本质上来。

中国诗歌已经走过了三千余年的辉煌历程。现在，我们伟大祖国已经跨进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坚信，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中国诗歌，一定会弘扬历史担当精神，在铸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同时，一定会铸就中国诗歌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