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不少文献都记载了一件大同小异的趣事：初至京城的白居易去拜谒前辈诗人顾况，没想到对方拿他的名字开起了玩笑：“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王定保《唐摭言》）。小说家言虽然并不可信，却折射出唐代人对长安生活的向往和焦虑。而白居易数十年间在长安城中迁居的真实经历，也确实令人惊叹颇为不易。

唐代长安城通过纵横交错的街道将整座城市划分成一百多个大小相近的坊里，正如白居易所描绘的那样，“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登观音台望城》），星罗棋布的网格状结构显得井然有序。尽管在安史之乱后略显凋敝，但当白居易来到长安时，依旧是一派“轩车歌吹喧都邑”（《长安早春旅怀》）的繁盛景象。可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暄暄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长安正月十五日》），他不免有些忐忑难安，无心赏玩眼前的景致。

待及第后，白居易任秘书省校书郎，就此开始了在长安的生活。他先在东北角的常乐坊找到一处居所，尽管颓圮破落，仅有“茅屋四五间”，但“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仍令他心满意足。闲暇时他也会四处游览，当看到冬去春来时“冰销泉脉动，雪尽草牙生”（《早春游曲江》）的情景，恐怕也有苦尽甘来的深切感受。有一次他还跑到西北角的辅兴坊，品尝从西域流传来的胡饼。他后来在别处又见到类似的胡饼，立即寄了几个给朋友，并以诗代柬调侃道：“寄与饥谗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寄胡饼与杨万州》）。常乐坊有一处古迹，相传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的陵墓，行人至此都要下马致敬，故称作“下马陵”，又以讹传讹成了“虾蟆陵”，他应该也到此瞻仰凭吊过。多年后他被贬至江州，偶遇潦倒沦落的琵琶女，攀谈中听到对方介绍身世，“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顿时勾起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在泪湿青衫之际不由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行》）。

几年后，白居易罢去校书郎，移居到长安城中部偏东的永崇坊华阳观。“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永崇里观居》），和临近兴庆宫因而更为繁华热闹的常乐坊相较，这里显得格外幽静。他与好友元稹同居于此，闭门苦读，切磋砥砺，准备参加另一科考试。有时则邀请友人前来欢聚，“华阳观里仙桃发，把酒看花心自知”（《华阳观桃花时招李六拾遗饮》），“华阳洞里秋坛上，今夜清光此处多”（《华阳观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玩月》）。偶尔也会外出游赏，有一天还兴致勃勃跑到远在大宁坊的河中节度使浑瑊家去欣赏盛放的牡丹，并击节称赏“香胜烧兰红胜霞，城中最数令公家”（《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不过数年后他再次提及京城赏玩牡丹的风气，却痛心疾首地斥责道：“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秦中吟·买花》），对先前的耽迷痴狂想必也深有悔意。

白居易再次登第后曾暂时离开长安任职，不久后回来，一度寄居在友人杨汝士、杨虞卿兄弟位于靖恭坊的私宅中。“春初携手春深散，无日花间不醉狂”（《醉中留别杨六兄弟》），足见宾主双方言谈投契。不过等到“杨氏弟兄俱醉卧”后，他却“披衣独起下高斋”，甚至“夜深不语中庭立”（《宿杨家》），似乎心事重重。原来早过而立之年的他尚未婚娶，而杨氏兄弟正好有个从妹待字闺中。当他在月下低徊彷徨时，或许正斟酌着如何缔结这桩姻缘。所幸不久后便如愿以偿，在送给新婚妻子的诗中他深情款款地写道：“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赠内》），两人的情投意合令人称羡。

为了表达对妻子的爱意，白居易在邻近靖恭坊的新昌坊又赁得一处居所。此时他担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日常公务琐碎繁杂。他对此时有慨叹，“身贱每惊随内宴，才微常愧草天书。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尤其是冬天要赶去处理公务，“将赴银台门，始出新昌里”，“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早朝贺雪寄陈山人》），路途遥远艰难。不久后女儿出生，“惭非达者怀，未免俗情怜。从此累身外，徒云慰目前”（《金銮子晬日》），让年将不惑的他觉得再怎么辛劳都心甘情愿。闲暇时他和居住在两条街外靖安坊的元稹过从甚密，“微之宅中有辛夷两树，常此与微之游息其下”（《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元稹也提到白居易曾邀人到家中“说一枝花话”（《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即讲说长安倡女“一枝花”李娃的故事以供消遣娱乐。稍后元稹赋有《李娃行》，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又写了《李娃传》，都和这个故事有关。在居所前有一座青龙寺，“闲有老僧立，静无凡客过”（《青龙寺早夏》），他也常去参观拜访。日本僧人空海、圆仁、圆珍等先后入唐，都曾在此居住求法，并将不少汉文典籍带回日本。白居易的诗作后来远播东瀛并深受欢迎，和这些遣唐僧侣也大有关系。

数年后，白居易又举家迁居至新昌坊西邻的宣平坊，不久其母陈氏在家中病逝。白氏兄弟从小靠母亲辛勤抚育，“昼夜教导，恂恂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襄州别驾府君事状》）。母亲的遽然辞世令他极为悲恸，为了丁忧便离开长安，暂时退居乡里。

守丧期满后，白居易回到长安，在中部偏南的昭国坊住下。此时他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职务较为清闲。他不免借此自嘲，“勿嫌坊曲远，近即多牵役。勿嫌禄俸薄，厚即多忧责”（《昭国闲居》）。闲散清静的生活倒是加深了他对诗人韦应物的偏爱，表彰韦诗“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对其在世时“人亦未甚爱重”（《与元九书》）感到忿忿不平。韦应物的故居恰在昭国坊中，比邻而居的他必定感到非常亲切。老友元稹经常会来探望他，有一次还结伴出游。两人在马上交流诗作，“自皇子陂归昭国里第，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余里”（《与元九书》），把同行的朋友都抛在了一边。另一位朋友张籍也“远从延康里，来访曲江滨”（《酬张十八访宿见赠》），带给他莫大的慰藉。有一次外出他还遇到相识多年的李绅，“榆荚抛钱柳展眉，两人并马语行迟”（《靖安北街赠李二十》），回忆起往事有说不尽的话。白、元、张、李等都擅长创作具有讽喻意味的新题乐府诗，这也和他们多年切磋交流、声气相通息息相关。

由于在政坛上遭到排挤，白居易被贬官外放，数年后才被召回。“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卜居》），多年来的颠沛蹭蹬，使他感到身心俱疲，厌倦了赁屋暂居的生活，终于在曾经居住过的新昌坊购置了一所住宅。“地偏坊远巷仍斜，最近东头是白家”（《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饮》），可知僻处一隅而位置不佳；“檐漏移倾瓦，梁欹换蠹椽”（《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显然破败已久而亟待整修；“院窄难栽竹，墙高不见山”，看来也并不宽敞（《题新昌所居》）。但对他而言，“移入新居便泰然”（《题新居寄元八》），还是对此满怀眷眷深情。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国事日艰，他主动要求外任，相继在杭州、洛阳、苏州等地任职，偶尔才回到长安。不过新昌坊的宅院并未闲置，有位朋友崔玄亮在长安时就暂居于此，而白居易当时正在洛阳，也寄居在崔氏家中，“君向我斋眠，我在君亭宿”（《闻崔十八宿予新昌弊宅时予亦宿崔家依仁新亭一宵偶同两兴暗合因而成咏聊以写怀》），两人等于相互交换而互不亏欠。

白居易在长安城断断续续居住了二三十年，尽管最终并未终老于斯，但在多年四处迁居的过程中，这里的街衢坊里却见证了他的入仕、升迁和贬黜，记录了他的焦躁、奋斗和无奈，更烙印了他的友情、爱情和亲情，困顿不易的生活最终还是留给他难以磨灭而耐人回味的记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