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1989年武汉大学毕业去了海南，在海南工作了25年，和湖北、海南相比，您认为北京具有怎样的文化气质和底蕴？对您有哪些滋养？

李少君：虽然我2014年才来到北京工作，但我对北京并不陌生。1988年大三暑假时，我就带着深切的向往来到北京，把北京转了个遍。到海南工作后，我先是在报社工作，后来又到《天涯》杂志，我们的作者大部分集中在北京，我经常到北京来开展工作。北京的发展让人惊讶，它的文化资源和底蕴是别的城市所无法取代的，我深深地感受到北京的魅力。2014年因为工作需要，我来到北京，在《诗刊》社任副主编，后来任主编。

到北京后，我感觉特别亲切，好多朋友可以经常在一起切磋诗文，北京还是那么包容、大气。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北京博大的文化历史氛围中，我也慢慢沉静沉淀下来，对过去有了更多思考，在北京创作了《闯海歌》等诗歌。

记者：一般人认为，中国百年新诗史上两个兴盛时代，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另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对于新时代诗歌的发展您怎么看？如何评价现在的诗歌环境？

李少君：这两个诗歌繁盛阶段，其实有一定的共性，都是受西方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刚起步，还比较粗糙，目的比较明确，追求自由、民主、个性和爱。80年代的朦胧诗，还是向西方学习，但当时的西方经历过一战、二战的重创，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已经处于一种幻灭的状态，西方人自己都找不到方向，所以，受它影响的朦胧诗，整体也处于一种迷茫、焦虑的状态。朦胧诗的可取之处是肯定人性和人心，但朦胧诗的焦虑悲观情绪，也导致了很多恶果，诗人海子、顾城悲观绝望到自杀。这种虚无主义、悲观绝望，也是后来朦胧诗走不下去的原因。

到了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民族自信增强，主体意识更加强大，建立了国人自己的审美标准。与过去相比，诗歌更具有“主体性”，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诗歌才能出现高峰。一方面，写诗的人创作的人增多了，群众基数大；另一方面，人们对诗歌的期待高，人们的欣赏水平也有所提高，容易出现伟大的诗歌。

但并不是说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到来了，而是说这是诗歌的社会基础夯实以后的一个起步。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呼唤伟大的当代诗歌的出现，期盼“高原”之上的“高峰”。

记者：您其实是在诗的浪漫氛围中长大的。大学时代，目睹了中国诗歌民间社团的最鼎盛时期，和同学们办起“珞珈诗社”。这些年您创作了诸多诗歌，您的诗歌亲近自然，被诗坛称为“自然诗人”。请问推动您一直坚持写作、创作出感人作品的动力是什么？给当下写诗的年轻人有无建议？

李少君：我创作的动力就是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去奋斗，去生活，去感受。1988年开始，“十万人才下海南”大潮涌起。还没大学毕业，我就去了一趟海南，海洋之大让我震撼，那真是一片适合年轻人做事情、开创事业的热土。

1989年大学毕业，我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海南。我刚到海南日报时，在当时一个偏远的记者站，那里到海口市要坐7个小时的大巴。那时的海南很荒凉，整个海滩没有什么人，虽然感觉很孤独，但好像当时所有的风景都为你展开，大海、阳光、月光交互的交响曲都为你一个人演奏，那个时期形成我对自然的直观直觉认识，也建构起关于自然的文学信念。

我还作为随团记者，跟随“向阳红五号”科学考察船，把整个南海都考察了一遍。我在船上待了一个月，条件非常艰苦，皮肤晒得脱了一层皮，黑的像非洲人似的。然而，现在想起来，却是人生难得再现的美好回忆。当时南海的人比较少，生态特别好，我们的船在海上开过去的时候，有成群的鲣鸟，跟着我们飞翔。大量的飞鱼，都争先恐后地往船上飞，甚至还有鲨鱼追着我们。

过了50岁以后，人会回顾自己人生很多的节点。在这过程中我发现，我所经历过的很多的事情，最后都变成了诗歌。我10岁左右发表诗歌。这些年我写过小说、评论和专栏，但我感觉最后还是诗歌能真正安慰我的心灵。今年我出了一本诗集叫《海天集》，其中收了一首长诗叫《闯海歌》，是1988年我闯荡海南经历的很多故事。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当时产生了很多现在回想起来依旧可歌可泣的故事，我都把它写进了诗歌里，在回顾时，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很多的生活，你受过的苦，你经历过的磨难，从更长远的时间看，最后都会化成诗意。

所以我建议年轻人，一是主动的生活，关注生活本身，对生活充满热情；二是多读多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强调“知行合一”，边思考边实践，参加社会实践，投入理想和热情。

记者：在您看来，在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将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结合起来？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多年轻人的注意力在视频社交网站上。您认为未来诗歌会不会以多媒介的形式呈现？

李少君：中国传统诗歌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心灵史，也是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地。

在中国文化中，诗歌有特殊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是“诗国”， 孔子说：“不读诗，无以言。”中国古代是以“诗”来教化文明的，”也因此，诗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础。有人甚至称，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当代社会正在进入一个解决温饱之后开始追求安心的 " 新精神追求 " 阶段。时代又恰逢全球化、网络乃至各种新现象、新事物纷纷涌现，人们无法迅速适应，所以人们一方面紧张焦虑忙碌，另一方面又茫然不知所措。诗歌正好可以承担特殊的安心作用，比如个人情感的抒发、心灵的寄托与相互慰藉，个体精神的救赎，超越性意义的追求。

在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过程中，老一辈诗人留下了许多光彩夺目的诗篇，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新诗当下存在的问题是，有些诗人过于把注意力放在对艺术表面的追求上，比如语言、修辞的雕琢上面。过度自我化，就造成了一种新的形式主义。自弹自唱，就容易脱离生活，脱离大众。反过来，大众其实对新诗一直有非常高的期待，人们都期盼读到好诗。你看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现在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一些文艺类新媒体开设的读诗栏目，阅读量经常有10万+，这都说明，新诗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迎来了一个新的节点，诗歌重新面向现实、生活、大众，面向广阔的时代和世界。不论新诗的创作者，还是像《诗刊》这样的诗歌媒介，只要抓住这个机遇，就可以推出一批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佳作。

顺应时代，与时俱进，诗歌的表现形式也要创新，呈现多样化。我到《诗刊》社以后，分管诗刊社微信公号，目前有50万粉丝，中国诗歌网也有30万粉丝。除了一年一度的青春诗会，我们组织了新时代诗歌大讨论、诗歌主题航班、为人民读诗等活动，包括我们正在策划的诗歌进高铁活动，都是希望诗歌能够进入公共生活的更多领域。

在国内的文化综艺节目中，诗词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中华好诗词》、《诗歌之王》等节目都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我们今年策划了一个节目，《诗刊》社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推出诗词文化节目《诗•中国》。这个节目将串联起古诗词、新诗等不同时期的作品，讲述诗歌背后的故事，挖掘“人与诗的故事”，展现诗词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家国情怀，旨在挖掘主题、激活经典，弘扬诗歌的当代价值。预计10月在安徽卫视等频道播出。

记者：作为《诗刊》主编，您认为诗歌在首都文化建设中有怎样的特殊意义？眼下，推动诗歌的发展，您认为还需要哪些扶持措施？

李少君：诗歌以文字塑造形象，营造意境，激发情感。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一个新意象新形象层出不穷的时代，但要使之永久，必须靠文艺来创造。所以，诗歌在首都文化建设中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我对北京文化建设很多的思考。当下的中国文学界，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就是国际诗歌节的举办，例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海国际诗歌节、国际诗酒大会、西昌邛海国际诗歌节、成都国际诗歌周等，国际诗歌节也已经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和“引进来”一体两面的交流枢纽。一方面诗歌节让诗歌融入生活，成为提高民众美好生活质量，提升文化自信的助推器；另一方面，邀请世界各地诗人和中国诗人、民众交流，搭建了诗人、评论家诗学交流的连心桥。

这些年，北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整理和挖掘，像对老景点的改造，798文化创意园的形成，故宫博物院也有了新的营销形式等。但首都北京却没有国际性大型诗歌活动。国际上已有波兰华沙之秋国际诗歌节、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诗歌节、德国柏林诗歌节、哥伦比亚麦德林国际诗歌节这样比较知名的国际诗歌节。北京有着别的城市无法比拟的文化资源，这里有中国作协、诗刊等文学协会和刊物，有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人文学科很强的大学，有各国使馆驻扎，创立有品牌的文化活动诗歌活动，北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政府能否支持扶持举办大型国际诗歌节，这完全可以成为繁荣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的又一重要文化品牌。

举办国际诗歌节，可以通过欣赏文艺演出、举办诗歌论坛、诵读经典诗作、结合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化游园、多媒体形式的运用等等形式，形成一种嘉年华式的节日综合效应。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对诗意美好生活的需求，还可以打造中外交流新纽带，主动建构中国新形象。国际诗歌节可以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