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巴金（右一）等在上海向普希金纪念碑献花

2019年6月6日，是俄罗斯伟大诗人亚·谢·普希金诞辰220周年。

普希金为俄罗斯民族文学奠基，使俄语文学得以屹立于欧洲的民族文学之林；他涉猎所有文学体裁并奉献出经典之作，为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开创了先河；他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规范了现代俄罗斯语言。这一切，为他赢得了“俄罗斯文学之父”的桂冠。在对普希金数不胜数的美誉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俄罗斯的首爱”（丘特切夫语）和“普希金——就是我们的一切”（А.格里戈里耶夫语）。与此同时，普希金的作品，又因为反映人类共同的思想与情感，表现人民所珍视的、构成其道德和审美探索意义的追求，具有“呼应一切”的“全人类性”（陀思妥耶夫斯基语）。

对于普希金这样的天才，肉体上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使他成为不朽。正如诗人在具有人生总结性质的诗篇《纪念碑》（1836年）中所预言的那样，在“珍爱的诗琴中”，他的心灵“决不会腐朽”“比骸骨存在得更长久”。在论述普希金的历史意义时，别林斯基指出：“普希金是属于那些永远充满生命活力和原动力的现象的，这些现象决不停滞在死亡迫使它们所停留的那一点上，而是在社会的意识中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事实表明，1837年2月离世的普希金，一直通过自己的作品，“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读者当中。

普希金也生活在中国，与上海更是有着特殊的联系。在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上海始终在各方面创风气之先，更是引进外国文学和文化、传播和践行先进理念与思想的先锋。俄罗斯文学是19世纪下半叶从上海“登陆”中国的。而根据俄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专家戈宝权先生的考证，第一本汉译俄罗斯文学作品单行本，正是普希金的小说：上海大宣书局1903年出版的《上尉的女儿》。此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普希金的作品不断地被翻译、出版，诗人的生平和创作得到全面、深入的研究。而普希金与上海的联系最直观的体现无疑是上海普希金纪念碑。

这座位于市中心的纪念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是俄罗斯/苏联境外在亚洲唯一的一座普希金纪念碑，也曾是上海乃至全中国为外国作家/诗人竖立的唯一一座纪念碑。如同人一样，纪念碑也有自己的命运。这座纪念碑的命运，充满悲剧色彩，同时，又内涵深广，折射出历史底色的丰富斑斓和历史进程的复杂诡谲，蕴含着深刻的启示。

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研究与传播，逐渐形成了一个高潮。在探究其成因时，瞿秋白写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社会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而在这一目标中，“俄国的第一个国民文学家”（郑振铎语）普希金是被关注的焦点。

另一个推动俄罗斯文化、文学在上海传播的力量，是上世纪初至40年代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俄罗斯侨民。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又开始了国内战争。大批俄罗斯人因此背井离乡，一些人颠沛流离，最后漂泊到了上海。据统计，自1918年至1931年14年间，抵沪俄侨14836人，即平均每年多达1060人。刚刚抵达上海的俄罗斯人，多数穷困潦倒，但在多元、包容因而也充满机遇的上海，他们中的很多人艰苦创业，“不仅很快就有了基本生活资料，而且以其自觉、诚实和创造性的劳动，及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技术才能和……非凡的经商本领，很快便赢得了上海中外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好评。不少……逐渐在中外企业中升任要职；还有越来越多的……在克勤克俭、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开始自行经商和办工业”（汪之成语）。由于俄、法在历史和文化上的渊源，俄侨大多居住在当时的法租界。俄侨聚居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也因此成为了上海的“涅瓦大街”。在物质方面站稳脚跟以后，俄侨开始追求精神生活。他们建造教堂，出版报刊，建立话剧团、轻歌剧团和芭蕾舞团，上演剧目。上海为俄侨精神生活追求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和平台，俄侨也为丰富上海的多元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37年2月10日是普希金逝世100周年。在沪俄侨和上海文化艺术界人士决定予以隆重纪念。为此他们成立了普希金纪念委员会，成员包括德高望重的俄侨代表，崇敬普希金才华的中、法、英三国人士。1月6日，上海主要报纸《申报》根据4日苏联塔斯社播发的新闻登载消息：“莫斯科消息报评论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筹备举行伟大诗人普式庚[普希金]百年祭一切措置云，‘普式庚逝世百年祭，乃普及全国之重要事件。除浩大之纪念典礼外，政府并决定发行空前大批普式庚作品，在吾国各最大城市建立普式庚纪念碑，目前全国各地均在做普式庚日准备。普式庚日之国家的重要性，不但在俄罗斯境内，并已普及一切民族共和国矣’云云。”

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主编的《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包括总论、诗集、戏剧与小说集三大部分，汇集了普希金传记、评论和诗人各种体裁的主要作品，共600多页，洋洋大观。著名社会活动家、学者张西曼为总论撰文。2月10日下午，上海中苏文化协会在北四川路的上海戏院举行纪念大会。立法院长孙科、苏联代办施比而文那克致辞，中苏艺术家联合表演了节目，晚会上还放映了苏联根据普希金作品改编拍摄的电影。

系列活动最重要的内容是建立普希金纪念碑。普希金纪念委员会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设计比赛，评选出6个优秀方案，再汇聚起它们各自的优点，整合出一个最终方案，委托企业家、俄侨社会活动家М.巴甫洛夫斯基领导的创作小组建造纪念碑。竖立纪念碑的地点选定在距霞飞路不远的祁齐路、毕勋路路口（今岳阳路、汾阳路路口），环境优雅宁静。创作者们精心设计、制造，追求在再现伟大诗人容貌风采的同时，还使纪念碑与周围的景观协调融合。

建造纪念碑的费用，由俄侨募捐筹得。据说，歌唱家夏里亚宾也为此捐款贡献。尽管目前尚未找到资料予以佐证，但考虑到夏里亚宾1935年12月至1936年4月间，曾来上海访问演出，与俄侨广为接触，保护和弘扬俄罗斯文化艺术（包括纪念即将到来的普希金逝世100周年）无疑会是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而一位将“伏尔加船夫曲”唱遍世界各地的俄罗斯人、普希金的崇拜者会为建造纪念碑慷慨解囊完全是可能的。

1937年2月11日上午，俄罗斯侨界、上海市政府和上海文化艺术界、法国领事馆等协力建造纪念碑的各方代表，齐聚纪念碑旁，举行揭幕仪式。普希金纪念委员会主席梅述伦主持，在他提议下，大家为缅怀诗人而默哀。法国驻沪总领事的女儿鲍台兹为纪念碑揭幕。覆盖的布幔缓缓落下，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块三面体花岗石碑，正面居中嵌放着诗人的青铜头像。碑上用俄、中、法三种文字刻着：“1837—1937.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诗人的脸朝向北方，即祖国的方向。1937年2月14日的上海《申报》写道，仪式上，各方代表致辞，“述普氏文学之成绩”，所有的人都强调了诗人的创作对于每个俄罗斯人、对于全人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俄罗斯东正教约翰大主教做了祈祷，为纪念碑洒了圣水。随后，法国军乐队奏起了庄严的乐曲，俄罗斯合唱团充满热情地演唱了“我们的主多么荣耀”。“俄国学童一队，排列铜像之前”，人们向纪念碑献上了鲜花。当晚和此后几天，还举行了“演讲普氏之事迹”的纪念会，上演了普希金创作的戏剧作品。

矗立着普希金纪念碑的街心花园，被人们称为“普希金之角”，成为沪上最受人喜爱的所在之一，也常常是恋人们约会的首选地点。

二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开进租界，占领了整个上海。

在遭受敌寇践踏的上海，普希金纪念碑成了民众不甘屈服、向往自由的精神寄托。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瞻仰，献上鲜花。这也验证了俄罗斯著名作家和评论家А.赫尔岑在谈到普希金作品在沙皇尼古拉统治的“残酷的年代”里所起巨大作用时说过的话：“只有普希金的响亮的和辽阔的歌声，在奴役和苦难的山谷里鸣响着；这个歌声继承了过去的时代，用勇敢的声音充满了今天的日子，并且还把它的声音送向那遥远的未来。”这种通过对普希金的敬仰表达的无声抗议自然也引起了日本占领当局的不满。1944年11月的一个夜晚，日本人拆毁了诗人的青铜雕像。

1945年8月，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渴望已久的和平终于降临。上海的中文报刊和俄侨报刊多次发表文章，建议恢复普希金纪念碑，以彰显光明战胜了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但是，囿于战后艰难的条件，这一建议难以付诸实施。随着诗人逝世110周年的临近，1946年11月14日，上海俄文报纸《新生活报》再次刊登长文，呼吁筹款，重建纪念碑。这次的呼吁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俄罗斯侨民们踊跃捐款。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戏剧家们，也利用各种场合，演讲宣传，吁请大家为重建纪念碑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与此同时，苏联官方的塔斯社中国分社也决定参与这项活动。此举与战后苏联侨务政策的变化有关。二战胜利之后，苏联领导人曾表示，在重建家园、恢复经济的过程中，要团结起所有的俄罗斯人。这一号召在许多流落海外的俄罗斯人中引发了积极的回应。上海俄侨第一波回国潮就是出现在二战结束之后。组建了普希金纪念碑重建委员会，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任主任。委员会也开展集资。两方面的力量汇合到了一起。

5个月不到，就筹集起了足够的资金。这笔款项被寄往位于莫斯科的侨务委员会。由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聘请的艺术家们，参照上海寄来的第一座普希金纪念碑的照片，设计出了新的纪念碑方案。新铸的普希金青铜胸像，将诗人的形象表现得“神采奕奕，令人望而生敬”。1947年10月，胸像被运到上海，先是摆放在《新生活报》编辑部供大家参观。12月，被安放到纪念碑上。

第二座纪念碑矗立在更为宽阔、有多层台阶的圆形基础之上，呈三棱型，正面和两个侧面分别用俄、中、英三种文字刻着：“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1937年2月10日建，1947年2月重建。”与第一座纪念碑设计不同的是，诗人的胸像被置放在碑的顶端。诗人的脸依然朝向北方。

纪念碑落成典礼于1947年12月28日上午举行。出席仪式的有中国各界人士代表、苏联驻沪领事哈林、苏联外联会主席克留科夫、俄国/苏联侨民和学生等200多人。最引人注目的嘉宾，无疑是宋庆龄和许广平。苏联侨民协会主席胡特洛夫主持典礼，致辞后，他邀请上海市长吴国桢为纪念碑揭幕。黄色的幕布，“于群众掌声中渐渐卸落”。12月29日的上海《申报》以“战火难摧毁，诗人面目新”为题，对此做了报道。诗人臧克家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诗，题为《竖立了起来》：

……一百一十年后的普希金，生命才开始展开，把精神熔铸成铜像以世界作基地一个又一个地竖立了起来。你高高地站立着，给人类的良心立一个标准，你随着时间上升，直升到日月一般高，也和日月一般光明。……

像先前一样，纪念碑所在的三角花园，幽静雅致，充满诗情画意。上海老人回忆说，大家都喜欢到这里来，静下心，坐一坐，回忆一下过去，憧憬一下未来。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普希金纪念碑成为上海重要的文化地标。同时，在中苏联盟的大背景下，它也成为两国人民友好、互助、合作的重要象征。

1952年11月30日的《新民报》晚刊写道：“汾阳路普希金铜像前，最近有很多学生聚集在那里朗诵诗歌、跳舞、游戏等。由此可见学生们是多么热爱这位俄国的大诗人。”孩子们在纪念碑前席地而坐，诵读普希金诗歌；巴金等文学艺术界名流向纪念碑献花；青年、解放军战士瞻仰普希金雕像；苏联代表团参观纪念碑……这样的照片，常常见诸当时的报纸杂志。

然而，第二座纪念碑的命运最终也是悲惨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普希金纪念碑也难逃厄运。纪念碑后来也被拆毁。

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结束。上海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作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形象体现，文化艺术界和众多的普通市民纷纷要求恢复普希金纪念碑。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为推动城雕建设，向部分省市拨发经费，以作支持。上海市城雕委决定将这笔资金首先用于重建普希金纪念碑，市园林局主动承担重建经费的缺口部分。1987年8月，第三座普希金纪念碑落成。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所以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但是多家媒体对此做了报道，不少市民闻讯赶来瞻仰。

第三座纪念碑比原来的高出60厘米，造型更加挺拔。普希金胸像由华东师范大学艺教系雕塑家高云龙、齐子春教授创作。他们查找了相关资料，根据几张模糊的小照片，对原来的雕像进行了研究，阅读了普希金的重要作品和介绍他生平创作的书籍，最终雕刻出了自己心目中俄罗斯伟大诗人的形象。而最大的变化是，置放在纪念碑顶端的诗人的雕像，脸朝向南方。高云龙教授对此解释道：“原因有二。首先，按中国的传统，房屋的窗户、客厅，都朝南，朝太阳的方向。皇宫坐北朝南。中国人最好的房屋都朝南。人们认为，如果房间里阳光充沛，温暖如春，这会给家庭成员带来健康和成功。受到众人尊重的人，总是请他朝南坐，这是上座。我们努力遵守这一传统。另外，作为雕塑家，我知道，朝南、朝阳的雕塑受光更好，看上去效果更理想”。他强调说：“我希望，再也不会有任何力量来摧毁我们的纪念碑，因为，它是自由和进步的象征。上海普希金纪念碑的历史表明，破坏和充满痛苦的时代终将被文明和创造的时代取代，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把杰出天才的名字从人们的记忆中剔除出去。”

四

从第三座普希金纪念碑竖立之日起到现在，又过去了30多年。充实“普希金与上海的联系”话题内容的，是普希金的作品不断地出版、再版，是每年都涌现出一批以普希金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和研究生学位论文，是一尊接着一尊出现的有形的普希金雕像（上海外国语大学和鲁迅公园先后竖立了普希金雕像）……而最宝贵的，是时时处处能体验到无形的普希金纪念碑在人们心灵中的存在。

2017年2月10日，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80周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办了名为“致普希金”的朗诵音乐会。艺术家们声情并茂地诵读了普希金创作的《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理智与爱情》《纪念碑》等名篇佳作。俄罗斯著名钢琴家安德烈·皮萨列夫演奏了传递俄罗斯民族心声的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曲。晚会于晚上19:45正式开始，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在180年前的这一刻，伟大诗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细节令人动容。晚会结束时，全场观众起立，跟着台上的演员，齐声朗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观众，在事先没有约定、没有经过排练的情况下，朗读得是那么的自然，异口同声，激情澎湃。这一场景，为“普希金与上海”的现代内涵，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