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时代是一个动词，是浩荡时空和久远年代的集中表达与精准定位，是肉身行走、精神活动与社会意识共同组成的有迹可循的深刻印痕。新时代较之过去的时代其意义在于时间流动所生发出的别样美好的宏大叙事。这一“新”既是对横纵历史的有效续接、传承，又是日常事物不断缔造、翻转、孕育的丰盈概括。它含纳着一切伟大的精神劳作，本身携带巨大的信息：社会经济发展、意识形态耕耘，人们充满朴素却惊醒的向上之认知。新时代是新事物生长的教科书，带有某种神谕与昭示，歌颂与赞美，向着真、善、美的一切。

新时代诗歌有别于新时期诗歌的显著因子恰是其无与伦比的内在肌理，而非模糊不清、撕裂式的交叉小径，也非众声喧哗中的泥沙俱下，更非英雄的“悲欣交集”的个体独鸣。它是成色分明的多声部合奏，又是主配角个性和而不同视域宏丰的舞台剧。作为整体，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个体，可花开数枝，各尽芳菲。新时代诗歌整体考察，在文学意识生态中宽可走马，密可不透风。春光秋赏，异彩纷呈。带给人们无限的美的感受、尊享，在传播途中引领诗意的栖居，普渡众生点燃性灵的火种。

新时代与诗歌的关系已经逐渐演变成文学史上的一种抒写与缠绕，成为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一个相对心性成熟的诗人，在创作诗歌文本的同时一定要警觉地认识到创作的主体性和所处时代的隐秘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掌握文学的结构密码，洞悉文字的排列关联，陶塑汉语的精神光芒，建构诗歌新秩序，触摸诗歌崇高而神性的肉身。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古老文字的精品力作。

歌德说，一个诗人有一个诗人的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人。古语讲，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势”即是指“所处时代”。我们在阅读《双城记》时，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言说的时代就是他的肉身体验和精神遭遇，在时间节点上的总体呈现，那是他所处的写作语境和书写境况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所有时代的总和，是时间在空间链条上的N次方叠加。因此，这样的时代显然要复杂、多变、致幻，充满无限创造性的可能。我们的诗歌创作要顺应与尊重时代，需要我们更加精准地定义时代的思维地图，找到适合自我的创作路径。我们和之前时代的那种或是松弛、紧张、对抗的关系已经被更为清醒的文学认知、更为深切的人文关怀、更为宏观的普世价值所取代。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省与精神自觉的文学时代已经来临，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站在时代的对角线上看时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文学是江河，诗歌不是蒸馏水。或许我们之前有更多的担忧，比如文化先贤在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时代占尽创造优势，预留给我们的创作空间已经极度狭小，甚至是逼仄。这就要求我们不断突破传统诗之块垒，敲碎诗歌创作中知识结构、日常题材、审美志向、思考力度的瓶颈，进行突围；比如我们的祖先凭借卓越的天赋异禀和高瞻远瞩的创造才能，几乎已经把中国的古典诗歌艺术推向了光辉的巅峰和顶点，无论是诗的古典表现形式、创作技巧，都业已成熟、完备，乃至臻美；再比如我们生活在一个距离古典越来越远的后现代，物质发达、喧嚣浮躁的后工业文明社会，传统诗歌创作中的古意日渐遥远与生疏。我们的时代风尚与文化语境又在快速的变异之中，诗歌创作会不会走进一种迷茫、悬置、漫漶的胡同等。纵观伟大的新时代诗歌，在诗人们深思而节制的创作中，竟然涌现了那么多与新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精品力作，与时代的精神体温合抱而暖的温润诗作，在相互牵引、相互召唤的汉语中印上属于自我的精神胎记。

中国新诗走过百年风雨历程，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汉语嬗变中完成了世纪交响。自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首次为新诗发声至今，已经一个世纪有余。百余年中，中国现当代新诗经历了相对“旧诗”而言的“新诗”、相对“文言诗”而言的“白话诗”、相对“格律诗”而言的“自由诗”和相对“古典诗”而言的“现代诗”等几个阶段。就改革开放的40年而论，我们的诗坛历经朦胧诗、第三代诗、后现代诗、口语诗，到如今标新立异的超现代诗等大致几个阶段。从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朱湘、李金发、穆木天到卞之琳、何其芳、林庚、臧克家、艾青、冯至、穆旦、郭小川、贺敬之、郑敏、蔡其矫、彭燕郊，再到朦胧诗的芒克、江河、舒婷、杨炼、顾城，第三代诗人中的欧阳江河、海子、西川、韩东、于坚、王家新、杨黎、李亚伟、何小竹， 新现实主义诗人如雷抒雁、韩瀚、骆耕野、叶延滨、王小妮，口语诗中的沈浩波、尹丽川、朵渔、巫昂、伊沙、李海洲、尚仲敏等形成了百年新诗阶段实力矩阵。包括港澳台，特别是台湾现代诗成绩有目共睹，涌现出了纪弦、痖弦、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杨牧、蓉子、周梦蝶、罗门、商禽等这样的创作梯队和创作态势令人欣喜，奉献了很多耳熟能详的优秀力作。他们的创作既是对中华古典文化精髓的薪火相传，又是继往开来的播种者。在40年的诗歌链条上，诗群诗派如雨后春笋般相续走上诗的舞台，可谓波澜壮阔、前赴后继。阵容之庞大，参与人数之众多蔚然成风。各个代际、诗群、诗派领军人物层出不穷、各领风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归来诗人群”“朦胧诗派”“新现实主义诗群”（一说“新来者”诗群）、“第三代诗人群”“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群、“民间立场”诗人群，后来的代际划分以“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为“诗群”进行细致而疏密的切割。而各个诗群又进行精致细化成无数个诗歌部落。

还有目前活跃于诗坛的吉狄马加、臧棣、汤养宗、雷平阳、李少君、胡弦、张执浩、陈先发、沈苇、杜涯、海男、江非、黄礼孩、杨克等，在创作数量、质量上都形成诗歌谱系中的一支劲旅。他们拥有野性且自然生长、变异、消解、重组、裂变而再造的能力，在诗的形式、形制、结构、语音、修辞上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与革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以往的诗歌误区与盲区之中成功突围，致力于找寻新的诗歌平衡点与落脚点。不仅拓宽了现代诗的创作维度，延展了诗的内在核心，还为我们贡献出了《海天集》《去人间》《沙漏》《九章》《送流水》等熔铸古今的优秀作品。近来，由韩东主持的《青春》文学杂志诗歌栏目刊发了于坚的最新长诗《莫斯科札记》，《钟山》刊发了周伦佑的长诗《春秋诗篇》，让我们强烈感受到了优秀诗人的再生能力。这些新时代诗歌的先行者孜孜不倦的创作生机，严谨谦逊的创作姿态，丰富着汉语的传承功用，不可不谓气象万千、汪洋肆意。他们正在身体力行、竭尽全力的创造着一个属于自我、属于人类的伟大的精神世界与诗歌家园。

各个代际的诗人们都在重新梳理新时代诗歌的合理借鉴所在，以鲁迅“拿来主义”为诗学标杆，用一把新时代诗歌的思维丈量诗创作的边界。他们的创作史就是百年新诗的发展轨迹和精神走向。他们的诗歌创作从来不抛离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承，顺理成章的成为新时代诗歌的探索者。新时代诗歌有着自我的创作指纹：人的创作才力的全面爆发，个性的极具张扬，视域的无限填充。新时代经济的迅猛腾飞与崛起，政治的永葆生机与开宗明义，文化的全面复兴与弘扬，使得我们的新时代因之焕发出民族的强大生机与活力。因此，新时代诗其实既是写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是写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这是在考验诗人与诗歌的时代责任与担当。新事物、新题材，催生新的表现手法与艺术技巧。要求我们的诗歌创作要持有“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突破生活，回归艺术”的创作宗旨，从普遍而平庸的日常生存中挖掘诗意，把我们的创作视角和触角深扎于生存图景之中，通过日常镜像看透诗的本质，向着社会生活的细部发力，才能大有广阔的可为空间。《歌德谈话录》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希望你目前只写小题材，写每天的新鲜感受，这样你通常会写出好的东西，而每一天也会带给你快乐。”新时代到来，新时代诗歌也容颜焕发，释放出巨大的正能量，增强了我们的写作自信和写作激情。不断的观照现实生活，诗就是现实生活的真实折射，树立符合时代潮流的诗歌审美标准——既尊重诗人主体性，又鼓励那些接近个人心灵和灵魂、反映民族精神、符合艺术规律的佳作。

新时代诗歌还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即治疗和教化功效。诗带给人们的不仅是“敏锐的触角”、“美妙的情感呼应”和“奇崛而瑰丽的想象”，让人在精神上更欢愉、享受，还有直接影响人们的情感、日常生活规范和身心健康的功用。诗通过一种高级情感的传达与映射，以意象、气息、节奏、词语和独特的情感带给人们一种综合情绪、直觉的呈现，让我们感受到诗歌表达出来的诗人健全的精神温度和时代隐喻。中国诗歌讲究“神韵”和“神采”，这样的追求也是诗人必备的基本知识和素质。新时代诗歌更要遵从这一美学准则。我们新时代的诗人面对更大的课题是如何打破一味的耽于传统创作模式。我们都是新时代诗歌的介入者、在场者，也更多可能的是新时代诗歌的缔造者，这不是一种艺术的“偷听”，而是责任和担当的“辨认”，一种不可规避的指向。

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冒险，如何有力地操控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抽茧剥丝，找到嫁接的平衡点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我想新时代诗歌大致有这样几个特征的直接呈现：

第一，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潮流，坚守时代诗歌立场，守住时代诗人良知。

第二，对传统诗意的坚守，对先进诗艺的改造。在伟大的诗意的国度里写诗就一定要具备传统古典诗意的元素和活性因子。虽然现代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或是欧美的舶来品，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中国传统古典诗歌的现代外延。无论西方重叙事，还是东方主抒情，本质上殊途同归。我们的现代诗歌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现代”，而是精神意识思维层面的诗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不取决于诗歌晦涩艰深的语言、模棱两可的抒情、不明就里的叙事，更不是让人古奥难懂的语言游戏。这种现代性不是诗歌技巧的卖弄和炫耀，它应该是一种包容、大气和扬弃。这种现代性不应该是诗歌修辞和隐喻的另类、精辟，它起码是朴素的、具有良知的、唤醒沉重心灵的、具有普遍真理性质的神性抒写。西川、李少君、陈先发、胡弦等都在现代诗中探索古典诗的，因而创作出了《我是有背景的人》《观楚舞记》《九章》等精品力作。

第三，新时代诗歌是现代诗歌写作担当和挑战勇气的典范。巴赫金曾说：“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诗歌写作不应该是孤芳自赏式的精神独白，不应该是哗众取宠式的时代表演，不应该是自鸣得意式的苍老呈现。它应该是至少两个人或是群体的直接对话、碰撞、交融，不是强加和歪曲，不是掌握专制的话语霸权，而是有所承担。加缪说，写作需要有所承担。是的，我们不仅为自己而写，我们也在为时代而歌而泣。

第四，对自省式诗歌写作的推崇与挖掘、深化。如果我们的写作不是自省的，不是严肃的，那将是一件令人胆战的事情。海涅说：“反省是一面镜子，它能将我们的错误清清楚楚地照出来，使我们有改正的机会。”中国似乎从不缺少自省的文学，比如鲁迅写的《风筝》、曹禺的《雷雨》等，他们在写作中时刻剖析自我，在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中复制自我，精神呈现的状态和思考变化的力度。诗歌创作的自省思维主要表现在诗人对现代社会科学理性、坦率明达、兼容并包的理解和阐释，诗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思想、历史、地理、艺术，对于百年来的诗歌变化是否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认知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有着审美境界的文学性表达。中华民族的先贤自古就讲“吾日三省吾身”。在阅读中你会发现，台湾原住民作家通常会在作品中进行审慎、严肃的文化自省和反思，尤以卑南族作家孙大川、排湾族诗人温奇等为代表。我们的诗歌没有沾沾自喜的资本，必须时刻保持警醒的心境，这样才有助于真正诗歌文化的振兴与发展。很多优秀的诗人都在诗歌文本中倾注了这种自省的意识，甚至变成他们阅读和生活创作化的常态。如果阅读了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作品，你会惊奇地发现，其小说表现出明显的自省意识。他的自省意识具有相当重要的功能，他的自省意识促使其在对艺术创作过程的关注中，起到转向探讨艺术或想象对于现实的建构与重塑作用。中国的古代诗人白居易也在多首诗作中表现出一种自惭自愧的自省意识。

第五，新时代的诗人、诗歌期刊、诗歌评论家、诗歌编辑家都在积极扶持新人，不厚名家，不薄新人。一个好的评论家、编辑家尤其需要这种素养。精神的舞蹈和肉体的狂欢，哪一个更重要？不要让名声成为诗创作的一种负担。诗人森子曾告诉年轻人，应该像热爱生活一样，热爱语言；像反感陈腐的生活一样，反感陈腐的语言和逻辑。希尼说：“诗歌目的是激发更多的诗歌。”或许，你的诗歌永远在下一首，但下一首未发表的诗歌依靠谁呢，明白了这个道理，写作就具有了未来。

第六，新时代是全媒体和自媒体时代，是精神反思与诗意多元化的桃源。我们的经济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微信、公众号、博客、微博、网站等都已经成为诗歌的出口，成为展示创作的平台。新时代诗歌恰好是这个关键节点的有效表达。当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袭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汉语诗歌同样暗流涌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写作，在资讯和媒体渠道更丰富的发表途径，及对于日益恶化的生命共同生存环境及对于所处时代的思考与反思，汉语诗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语境可能，汉语诗歌已进入从未见过的如此多样性生存状态与写作宽广进程、宽宏的广度与精深的维度。好的诗歌就是要产生美的感受，启迪人们的心灵。只有这样，才能给诗人们提供可以参照的标本。

第七，新时代诗歌反映了这个时代优秀诗人创作整体的完整性。诗人和诗歌都是时代的见证和记录。见证和记录都是对于时间的要求，对于我们存在感的一种隐形的搜索。诗人喜欢记录生活，因为诗歌就是一种最好的记录方式。记录是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记录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角度，试图表达和呈现事物最本质的面貌，为一些生发、存在和毁灭留下某种痕迹和意义。阅读这些诗歌文本，我想自己也进入了“记录”的程序化进程之中。直面自己、直面他人、直面整个世界，思考真相和价值。在当今信息爆炸的世界，在这个思想和观念呈现多元化的社会，我们需要这样的证明。

高尔基说：“最伟大的胜利，就是战胜自己。”伟大的新时代已经来临，新时代的诗歌创作等着我们继续去完成，我内心诗意的潮水开始涌动，这是一种自我的张扬，也是年少的热血。我们更需要深刻乃至尖锐的自我反省。那种翻转或许就带有凤凰涅槃的力量，一种“不须扬鞭自奋蹄”的惊觉。诗歌可以歌颂时代，歌颂真理。伟大时代注定我们的诗歌是清通烂漫的。《灵枢经》中提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卡明斯基的一句名言说“你不可以收买我”，我们愿意被这个伟大的时代“收买”，创作出无愧于时代、人民、诗歌的有效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