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构筑诗歌批评和创作的“写作共同体”

我们所处的时代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因此，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者首先要认识这种丰富性，把握时代脉搏，洞察时代风云，体悟这种丰富性所蕴藏的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细节。我所期待的诗歌，是一种饱含深刻历史感知、能够显示宏阔视野、捕捉时代“噬心”（陈超语）的主题，同时又富于张力、诗意充沛、体现汉语特性和魅力的诗歌。作为一名诗歌研究和评论的从业者，我以为诗歌评论同样要体察这个时代的丰富性，认识到我们正在经历时代的巨大变动的重要性，及其带给写作者的机遇和挑战。诗歌评论应该立足于一种深广的背景、带着历史的眼光和新鲜的理论意识，去剖析各种诗歌现象，衡估不同风格诗人、作品的成就与不足，瞻望未来诗歌发展的可能性。在新时代的语境下，诗歌评论和诗歌创作之间有必要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其一，基于共同的时代主题，形成诗歌评论与诗歌创作互相砥砺、互相促进的格局，这就要消除诗歌批评与诗歌创作彼此割裂的状态，将二者置于平等对话的平台而构筑“写作共同体”，使真正的诗歌评论不游离于诗歌创作，而成为诗歌创作的建构性力量；其二，尝试诗歌评论方法的创新，这就要打破所谓“内部”和“外部”评论的壁垒，在语言形式等“内部”评论基础上，引入历史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推进诗歌评论的深化，同时促进诗歌创作获得厚重的历史感；其三，改善诗歌阅读习惯和方式，诗歌阅读的问题关乎新时代诗歌的接受，诗歌评论和诗歌创作都应该倡导良好的阅读风气，只有不断地阅读、不断地感受、不断地与文本进行碰撞，才能不断地激发对诗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总之，诗歌评论要与诗歌创作一道，时刻把握时代的脉动、保持与时代的紧密关联，为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张德明（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重申诗歌创作的难度意识

新世纪以来，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为新诗的发表与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同时，由于发表渠道的方便快捷，导致诗歌创作的难度意识一再被削弱。一些人甚至误以为新诗创作太简单了，只要会敲回车键，就能写出诗歌来，诗歌被人戏称为“回车键艺术”。

面对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难度较小、品质粗俗、艺术性不强的现实，重申诗歌写作的难度意识是紧要和迫切的。诗歌毕竟是“精致的讲话”，是民族文学中最高的语言艺术，保持对这种文体的谦恭、敬畏、严肃、认真的态度是必需的，而强调写作的难度意识，正是对这一文学文体表达敬畏与虔诚的重要方式。

增强诗歌创作的难度意识，应该在三方面做文章。第一，强化修辞意识。按照古人的说法，诗歌是一种“无理而妙”的语言艺术，这种“无理而妙”美学效果的获得，是通过修辞手法的巧妙使用而产生的。优秀诗人都是善用修辞的高手，都能通过比喻、拟人、夸张、通感、悖谬等修辞方式的运用，将事物之间不被人熟知的、极为隐秘的关联奇妙地彰显出来。第二，强化结构意识。对于一首诗来说，结构的精巧和别致是其走向成功的关键要素，换言之，经典的诗歌都有着不可或缺的独立结构形式。因此，凡是有难度意识的诗人，对诗歌结构的斟酌与考量都是格外用心的。第三，重视“推敲”意识。我们要有意识学习古人，倡导“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苦吟精神，树立“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责任意识与精品意识，对自己诗作反复打磨，不断推敲，在千锤百炼之中铸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佳作好诗来。

重申诗歌的难度意识，不仅需要诗人有所行动，诗评家也要有所作为。诗评家既要有意识地遴选有创作难度和审美价值的当代诗歌，把它们积极推荐给读者，也要系统分析和阐释难度写作的史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审美价值观。

蒋登科（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让情感和文本都拥有厚实的根基

抒情是诗歌艺术的基本特征。但在一些作品中，抒情是高蹈的、空洞的、说教的，导致作品缺乏含蓄蕴藉的艺术张力，缺乏让人反复阅读的美学底蕴。有些作品让人越读越单薄，越读越失去诗味，越读越少了魅力。对于优秀的诗歌来说，抒情应该有落脚之处，精神应该有生长的根基，情感应该有立足的土壤，仰望星空必须依赖脚踏实地。简单地说，诗歌的根基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与生活，以及由现实与生活诱发的心灵律动。历史和文化、人生与现实都是丰富的，但外在的丰富并不就是诗。从中发现诗意、提炼诗意、表达诗意，抓住情感与心灵的细微变化，才是优秀诗人的基本功。对于诗人来说，远离现实是不行的，只有用心地、切身地体验历史与现实之丰富，从中发现那些或宏大或细微的诗意细节、诗意瞬间，挖掘其中所包含的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并依托诗人的人生积累、情感取向、价值观念，对这些发现进行诗意判断和审美选择，最终才可能获得独特的、与众不同的诗意。

诗歌仅有血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独特的话语方式和文本建构，这样才能成为独特的、具有艺术生命的诗篇。在评论优秀诗歌的时候，叶维廉先生提出了“水银灯效果”，我常常使用“眼前一亮”来描述。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主题，在有些诗人笔下显得新颖而别致，而在另外一些诗人那里却显得平庸而鲜有新意，其差别就在于表现的力道上。无论是“水银灯效果”还是“眼前一亮”，照亮我们的都是看似熟悉的现实，却有着别样的光亮。

因此，在诗歌艺术探索中，积累是必需的，积累是为了创造，为了不重复他人，为了获得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度审视。因此，在诗歌写作中，让情感和文本都拥有厚实的根基，从而获得新的创造力、表现力，是当下和未来诗歌探索都值得关注的话题。

钱文亮（上海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诗歌评论应帮助诗人增广视野

讨论当前中国诗歌创作情况，很多人会拿20世纪80年代来做参照系。据我的观察与比较，无论从诗歌作品的数量、种类和文体上看，还是从语言空间、个性风格、艺术品质等方面来说，当前诗歌创作的丰富性、感受力和想象力都不逊于那个被后人夸张出来的“黄金时代”。如果说因为多年的孤陋寡闻，因为大学入学率低，使得刚刚从现实主义小屋子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诗坛极度亢奋而有样学样，在各种极端的实验中收获一批钻石般的诗歌的话，那么，经过90年代的沉淀、反思以及中国大学的扩招，随着中国加入WTO而带来的经济崛起和进一步的文化开放，新世纪以后投入新诗创作的人数成几何倍数增长，并且与80年代“为文学史写作”“为诺贝尔奖写作”的功利心态不同，当前中国许多诗人的态度是“为生活写作”“为诗歌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到了这个时代，20世纪那种“运动式”的诗歌创作才真正终结，诗歌终于回到了有血有肉、有日常也有远方的生命个体，回到了生活、生命与诗歌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丰富性。不过在此过程中，很多问题也随之而来。在当前诗坛，“诗意平和”之风徐徐吹拂，辛波斯卡式的机智和小隐喻俯拾皆是，“心灵鸡汤”式诗歌不胜枚举，造成了诗歌创作的平庸。正因如此，直面现实、见证命运、直抒胸臆的诗人和诗歌大受欢迎，不断激荡着诗坛的波澜。

有鉴于此，我认为诗歌评论一方面需要鼎力支持诗歌创作的多元掘进；另一方面应该帮助创作者增广视野，丰富见识，在积极平等的对话切磋中推动精品力作的诞生。

李建周（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把“自发的批评”放在诗歌知识谱系中

时不时听到人们指责诗歌批评“乱象”，比如批评的浅表化、猎奇化、娱乐化无处不在，比如酷评、捧评、骂评到处都是。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批评往往都是无指代对象的。那么到底谁在制造乱象？谁应该负有责任？在我看来，每位置身现场的批评家都有一定的责任。对诗歌批评的检讨首先是批评家针对自我的反思与清理，不能置身事外指责别人而将自己开脱出去。

针对现场的诗歌批评总是既矛盾重重又充满活力。有学者认为对刚完成的作品的批评不属于批评而是谈话，这些话并不值得重视。蒂博代认为对过去作品的批评和对当下作品的批评有不同要求，属于不同的批评机制。基于此，区分了“自发的批评”和“职业的批评”，指出前者针对现场，后者面向历史；前者更需要鉴赏力，后者更需要科学。对于当下诗歌批评而言，两者的混淆带来了一系列不明确的表述。在文学场中，尤其需要关注批评秩序的建构。

就现场批评而言，即便是谈话式的临时判断，也有着自身的价值。来自现场的诗歌批评从来都是诗歌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不过，现场批评很多时候是在两套话语之间徘徊犹疑。出于种种考虑，批评家当面说一套背后说一套，私底下的谈论和公开发表的评论差异很大，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他们往往内心是清楚的，发言是讲策略的。那些私下里的谈话并没有被纳入批评范畴。其实两套话语的对应和对话才构成现场批评的真相。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职业的批评”的诗歌史研究并没有把现场批评对象化。来自诗歌现场的众声喧哗，对于诗歌史研究来说并非什么坏事。不过研究者只有与“自发的批评”保持足够距离，才能理解每部单独作品在诗歌谱系中的位置。这就要求从事诗歌史研究的学者找到自身的准确定位，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研究者要对现场进行较为细致的分层，将“自发的批评”放置在诗歌知识谱系的位置格局与关系结构中，做出有效的历史分析和审美评判。

荣光启（武汉大学副教授）

诗人应有对时代的深入与超越

从读者角度来说，当代诗歌创作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乏高质量、有影响力的作品，在口语诗盛行的时代，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口语诗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写出有诗意、耐人寻味的作品。诗人海子的《亚洲铜》《九月》《日记》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读者都耳熟能详。我觉得海子的创作对新时代诗人有三点启示：一是对时代的深入，在生活经验上的深刻；二是对时代的超越，在思想和阅读上的修养；三是海子的语言和诗歌形式的意识。

海子出生在安徽怀宁农村，他曾经说：“我在怀宁生活15年，但我用15年也写不完它。”这反映了他的故乡和乡村经验是丰富的，所以在他的诗歌里能读到许多令人震颤的、与大地相关的意象和境界。据诗人西川回忆，海子虽然也熟悉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与哲学，但他没有跟随时代潮流；虽然海子也熟悉时代风尚，但他更关注人类文明的经典，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波斯法典、印度史诗都非常熟悉。在海子生前读的四卷本《红楼梦》上，密密麻麻地写着笔记，里边还夹了200多页便笺。诗人广博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阅读的内容和思想的方向。

艺术是经验、语言和形式的互动，我们不能仅仅在诗歌中谈论经验和思想，诗歌不是哲学。海子经常深入民间，游走大地，这使得海子的诗歌一方面贴近生活，有深刻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在语言和形式上又让人感觉亲切，不艰深。当代诗人应该在真实的生活经验、阅读和思想的视野及语言和形式的意识上多一些思考。而对于诗评家来说，这三方面也是必需的。批评也是一种写作，很多创作者期待批评家能够指点迷津。

吴投文（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副会长）

诗歌写作要有底气、接地气、有品格、有高度

近几年兴起了一股新的诗歌热，新诗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不过，也要看到诗歌繁荣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当代新诗对传统的继承。很多读者读不懂新诗，对新诗缺乏关注的热情，甚至指责新诗，这与新诗对传统的继承不够有关。不少诗人的写作并没有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的内在特质，显得浮泛，底蕴不足。新诗的本土化、中国化需要探索新的路径、新的方式。

传统是不可能被抛弃的，尤其在先锋写作中，也需要有对传统的继承。在中国新诗史上，废名、卞之琳的诗在读者看来，是相当晦涩的，但往深处看，他们的写作把最先锋、最传统的因素融会在一起，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基础。先锋写作要有传统的底蕴，并要把这种底蕴化为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成分。这种继承就是一种文化本能，是对传统发自内心的尊重。

新诗百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新诗要找到一条可行的发展之路，需要在现代性语境中灌注民族传统的魂魄，同时要有开阔的世界文化眼光，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涵容新诗的创造性，把古典传承和现代意识结合起来。在当前的诗歌写作中，尊重文化传统，为传统保持一个恰当的位置，是诗人的一种文化担当。这样的写作才有底气、接地气、有品格、有高度。

实际上，这也是当下诗歌批评需要切入的一个实践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凝练和提升新诗创作的民族性内涵，如何把民族传统真正归位为具有创造性的源头活水，诗歌批评应该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视野，需要在民族文化的坐标系中确认新诗的文化身份。新诗之“新”，固然意味着与中国古典诗词的差异，具有自身的时代性内涵，同时新诗之“新”是有根的，这个根就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里。在新诗创作中，诗人的文化情绪和民族思维是很难抹去的，总会留下或深或浅的烙印。这也是诗歌批评的用武之地，真正确立文化上的自觉与自信，在民族语言的根基上守护新诗的成长。

龙扬志（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副主任）

以诗性思考提醒诗人对时代命题的关切

新诗在过去一百年间汇聚的艺术探索与现实关怀构成了标识自身成就的伟大传统，而由诗学批评所沉淀的艺术观念与思想智慧，表征了古典美学在回应民族国家现代化课题时抒情趣味与理性精神的自我沿革。因此，新诗批评不仅涉及实践经验如何转化为艺术经验的本体关注，而且深度介入文学功能、文化取向、资源开拓、价值追求等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支撑了新诗理论的学理性建设。

批评的同时代性，决定了新诗批评必然要在关注当下、连接未来的“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保持理论自觉：自觉跟踪诗歌创作态势，发挥诗坛看门人的角色；在读者与作者之间架通理解的桥梁，努力建构基于诗歌书写、传播与接受的审美共同体；以诗性思考不断提醒诗人对时代命题的关切，激发理论创造与学术繁荣。

针对当前诗歌批评呈现的功利化、圈子化、人情化、娱乐化困境，有学者提出“诗歌学术共同体”的展望，营造一种鼓励文本与艺术、思想对话的诗学讨论机制，推动诗歌与时代、个体与社会的融合，确保诗歌批评和诗学研究朝尊重学识、思想、文化、美学的方向不断前行。

当代诗歌借助大众媒体加速进入公共空间，诗歌批评面临来自跨领域的解域化挑战，在维护专业理性的同时，承担面向社会大众普及诗学常识、提升社会诗歌素养的责任，是批评家应当具备的伦理操守与价值追求。这意味着新诗批评要在走向大众读者的过程中警惕自媒体时代批量生产带来的肤浅、单一、粗鄙倾向，也要提防来自学院学术机制中的固化呆板与生搬硬套，达成有关诗歌创作、评价标准、诗歌史生成与诗学理论探讨作为学术共同体建构的共识，唯其如此，新诗批评才能在介入新时代诗歌的实践过程中获得预期的效果。

（本栏目由文艺报社、诗刊社、光明日报文艺部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