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4月是平常的。但一年前，“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的诗人”永远不再吟唱了。他是汪国真。20年前，汪国真不仅是写诗，而且还会励志。那时候他的诗集除去手抄的以外，盗版的比正版的出售还多。凭这一点，就可以秒杀2015年诗坛余秀华作品10万册的销量，虽然“她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但，即使这样，今天的他还是走出了大部分人的视野。媒体不再热衷于这样一个火爆于20年前的红人。

相对于汪国真辉煌的岁月，还有更多的一群校园年轻人消散在90年代。

他们是一长串的名字：李绪国、石龙、宋冬游、席云舒、徐志伟、朱少勇、姜林海、陈辰、邓凯、杨广虎、王改昌、王琪、汤集安、章君、肖旭驰、寻梦、曾蒙、黄本华、湘客、闫妮、孙超、王有平、李小军、王中举、罗继飞、刘川、刘东灵、刘振刚、柳雁阳、罗尧清、马宇歌、潘宏义、彭渤、裘锡军、蒋晓琴、沈沉、施袁喜、陈焱、田犁、萧河、赵仁伟、唐荣尧、朱玉芳、碧水、刘巨星、曾冬、阿然、西楚、石勇、蓝宇、庞秀玉、贾玉华、李贤平……他们与同时代的芒克，与食指、北岛、多多、海子、西川、戈麦、清平、西渡最明显的不同是身份，他们不是大学生。他们是90年代的中学校园文艺青年的人气代表。

用“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来形容90年代的中学校园文艺青年似乎没有什么不妥，可比照历史中的校园文坛现象，还是能发现一些不同。毕竟，汪国真去世了，让人知道20年后有诗人去世了这件事，而今天没多少人知道，20年前的那个青少年文坛里，绝大多数人不知其踪。这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背影：那个点赞沸腾的校园文坛

2007年，实名“李贤平”的人在网上写了一篇《20世纪90年代青少年文坛风云榜》。原文本按梁山忠义厅义聚名单悉列90年代青少年文坛108将，后有好事者补遗，实有110名齐聚，一时令围观者众。

在文章的开头，是这样概括的：“90年代之青少年文坛秉烛前行，波涛汹涌，云蒸霞蔚，煞是壮观！文学报刊旌旗猎猎，擂鼓助威；文学新锐抽剑出鞘，一时间多少故事、多少颜色斑驳交错！”用这种磅礴气势描述局势情状的，正是1996年《校园文坛报》的创办者李贤平。这位1976年出生的江西年轻人，自诩“神行太保”，不仅能办报，还善长写诗和写报告文学，以举办“当代校园文学作品联展”的形式，在90年代中期为青少年文学的发展力显推波助澜的能事。

同在江西的中学校园，比李贤平更早行动的，有牧斯、毛江凡1993年主编的《斯人诗报》，和杨晓林1994年主编的《激流岛》，还有王定保1995年主编的《晨风》。这些刊物虽不及《校园文坛报》影响大，但昭示了一批激情文艺青年的存在。

从更大的范围看，拉扯起文学大旗的校园青少年不单江西一支独秀。在北方，仅黑龙江，就有郭昕良和碧水，分别以《中国青少年作家》、《大校园》和《中国校园诗报》（1992年创办）谓之“东北双雄”。其他则有河北《校园作家报》（1995年创办）的王伟、《诗友联谊报》（1993年创办）的刘巨星，陕西《七十年代》的王琪，黑龙江《文化艺术报》的李绪国和《青春梦园》（1996年创办）的孙超，内蒙古《中专生文苑》（1992年创办）的阿然，陕西《中学生文萃》（1993年创办）的杨广虎、《中国青少年文坛》（1995年创办）的王有平。此外，河南《七彩校园》（1992年创办）的朱玉芳、《新少年大参考》（1997年创办）的王改昌、《中学生大观察》（1996年创办）的国理才、（《小天鹅》（1996年创办）的贾玉华、《黄河诗魂》（1999年创办）的宋华震，安徽《龙诗报》（1993年创办）的石龙、《绿草诗歌报》的凡夫、《江花》的陈韶华，广东《校园文学报》（1997年创办）的陈宏松，广西《大校园文学》（1995年创办）的黄少青，贵州《黄果树》（1994年创办）的李东、《高原诗报》（1997年创办）的西楚、《校园新文坛报》（1998年创办）的姚瑶，山东《中学生文学》（1996年创办）的苑香玉、《校园作家报》（1998年复刊）的邵江，重庆《西南大校园文学》（1998年创办）的高峰，浙江《校园文坛联盟报》（1997年创办）的裘锡军、《校园文学报》（1997年创办）的徐炜，江西《青少年文学报》（1998年创办）的吴玉峰，湖南《青少年生活报》（1998年创办）的张立星、《寻梦船》（1993年创办）的张礼成、《写作报》（1993年创办）的肖斌伟、《文学青少年联盟》的肖旭驰、《青少年诗报》的马萧萧、《太阳神诗报》的杨舒翼、《校园作家》的胡建文、《新世纪青年》的蓝宇、《七彩鸟》的寻梦和湖北《校园文化报》（1997年创办）的秦战勇、《青少年大时代》（1997年创办）的李小军、《青少年文坛》（1995年创办）的黄海、《青春文苑》（1997年创办）的柳雁阳、《作家新一代》（1996年创办）的殷学军等等，蔚然大观，热闹非凡，且精彩纷呈。

凭借这些报刊平台，一些活动蓬勃开展，影响力甚至超出了举办者最初的预想。《绿草诗歌报》举办“全国新人诗人邀请赛”、《中专生文苑》组织“草原文学夏令营选拔赛”、《七彩校园报》进行“全国校园文学大奖赛”、《校园作家报》举行“全国校园作家创作研讨会”……赛事和活动一波接一波，方兴未艾。其中，《中国校园诗报》发起的“青少年文学艺术夏令营”营员征文大赛，收稿以万计，夏令营被誉为“太阳岛上泊战船，哈尔滨中聚义汉”。《中学生大观察》开展评选“全国青少年文学艺术之星”，后又联合《寻梦船》等报刊策划“伟人故乡行”全国青少年文学夏令营，成功将湖南省文化厅、中共韶山市委宣传部、湖南卫视、《小溪流》杂志社等拉入主办单位，硬是把民间的行为拉升到一个官方的高规格活动。关于这些活动的号召力，从河南的中学生程冰雪可以窥见其魅力。主编《我们这一代》校报的她端首一张车票就进京参加报社举行的会议，等她达到北京时，情况发生变化，她没能如愿。可是她的目标没变，她要继续云拜访“同行”——一家公开发行的杂志社编辑。这一次，她误走了方向，最后从西直门走到复兴门，复走到公主坟，然后返回苏州街，全程步行了差不多30里路才算见到人。

2001年，蒋昕捷因一篇满分作文《赤兔之死》而名噪一时被保送进了南京师范大学。

报刊的兴起，繁荣的不只是校园文坛，聚集了数以万计的趸拥者，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一批学子迅速从茫茫人海中浮出水面，成为文坛骄子：江苏蒋昕捷的《赤兔之死》夺得高考作文满分被南京师范大学录取，黑龙江的宋冬游被西南师大特招、颜研被北大特招，四川的曾蒙被西南师大特招，河南的程冰雪被推荐进入重庆大学，湖北的邓凯被中国人大特招，陕西的阎妮被保送北大、孙卫卫被南京大学特招，江苏的景旭峰被扬州大学破格招录、甘肃的赵仁伟被兰州大学特招……只是弄不明白的是，这些当时名噪一时的校园文学人物，迈入大学后倒鲜见其人其文，似乎寂寂无名。

更为可惜的是，随着国家对出版物管理的加强，在新世纪的到来之际，上面这些以内部刊号、省内刊号或以书号代刊号办刊办报形式被清理整顿，除《中专生文苑》后改名为《中专生月刊》、《大中专文苑》列为公开刊物、《黄果树》后改名为《红太阳》且并入《六盘水日报·青春特刊》实现“曲线救国”外，其他绝大多数刊物应声倒下，从此沉寂于90年代的校园文坛记忆。

然而青春刊物人不甘校园的文坛没有自己的江湖传说。创办《青少年文坛》的黄海后又主持《唐》诗刊，创办《校园作家》的胡建文又开办《一代人》，创办《高原诗报》的西楚后策划《希望报》月未特刊《青少年文艺》，创办《寻梦船》的寻梦后转辗北京新办《心跳YES》……这些欲东山再起的年轻办刊人旧梦难续，终其结果再未出现往日红火情形。

自此，名盛一时的校园文艺办刊人各奔东西，一部分人如郭昕良供职《生活报》、席云舒供职《南方文坛》去了媒体机构延续未完成的文学事业，一部分人如石龙供职北京武警、杨广虎供职陕西旅游公司弃文从政干脆改行为经济建设服务，更多的人则是绝尘而去，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仿佛未曾出现过。

九十年代的青少年杂志《少男少女》，在当时颇受欢迎。

默默的情怀：聚集青春少年粉丝的心声

90年代中学校园文坛文学刊物的繁荣，有其客观的生长环境。20世纪90年代初，评论界认为的“校园文学第三代人”快速成长，其作品却被贴上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标签，寓意内容浅显，主体不积极，不受主流刊物待见。起初，“校园文学第三代人”为了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一些印数不大的有个人诗集、个人作品集等一部分属自费出版的校园文学作品在小范围传开。当时《全国优秀作文选》（原刊名《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语文报》、《中国校园文学》、《作文通讯》、《中学生阅读》、《中国中学生》、《中国少年报》、《中文自修》、《作文》、《少男少女》、《青少年日记》等具有国内刊号的正规青少年报刊发行量，相比成人文学刊物不降反涨，而越来越多的文学少年们以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作品为荣。在此背景下，一部分有抱负、想作为的文艺青年在校园结社办报，并展开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得到校内外学子的响应，并由此越做越大。于是，短短三五年，全国兴起了创办民刊民报民间组织热。这是大环境。

从小处看，这些民刊民报大受欢迎的主观因素，是编排的内容符合当时中学生的情感需要。

整个90年代，网络只在中后期走进人们视野，中学生的情感交流仍然十分传统，可供选择的方式十分有限，几乎只有纸和笔。写作和阅读因此成了他们最热衷的渠道，以致中国邮政信件投递任务最重和邮票零售销量最高的时期就在90年代产生，因为校园笔友的数量实在太庞大。此时的刊物如果是情感表达的桥梁，差不多无人会对民办还是官办的背景有苛刻要求。刚刚好的是，90年代创办于校园的民刊民报自觉地执行了“学生的刊物学生办、办好刊物为学生”的宗旨，内容恰恰来自学生自己，并且有意无意地放低了正规刊物选稿用稿的“标准”，真正向学生敞开了文学的大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办刊人如同当时的学子一样，思想没有受网络信息的干扰，带头抒写了一批真情流露的倾诉式诗文，行文优美还熨帖心灵，为争取报刊的作者和读者取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少年大参考》的王改昌就是这样的一位办刊人。1997年在这份报纸创刊号发行时，这位“主编兼通联部主任”的河南襄城小伙子不仅敬业地亲自负责信函邮发，还随报寄了一份报纸一半大小的《友谊通讯》，用小五号字密密麻麻地介绍了自己发表作品的情况和招收“小作家艺术村会员”的说明，外加一篇类似“致读者”的公开信。公开信的题目为《放我的真情在你的手中》，并作了字体加黑的引题“这世界，越来越多的冷漠，越来越多的真情；这人生，越来越多羁绊，越来越多的陷阱，让你全部都失落，也从不敢说。越来越多的包袱，不能丢的是朋友，当你陷入绝望中，当你隐入孤独中，记得最后还有，像我这样的朋友”。如此知音体的深情标题，配上如泣如诉的安抚句子，大概没有少男少女会漠视王改昌，漠视《新少年大参考》。

公开的简介中，王改昌出生于1976年，热爱文学，在“全国62家报刊及6家电台刊发播出诗文300余篇首”。年少的履历里，包括1995-1997年在石家庄、黑龙江、贵州、辽宁等地做过报刊编辑。不难看出，小小年纪就南征北战全国各地，家庭大约不是特别富裕，他应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的文学少年。

事实上，与同龄人朱玉芳作为全国首个中学生举办新闻成果展览所获得的文学成就一样，王改昌的辉煌也不是浪名虚名：他用发表每篇文章收获两三块稿费的原始积累，保证了自己每月两三百块钱生活费的供给，高中三年正式发表文章100多篇，名字频繁刊登在《辽宁青年》、《新青年》、《少年文艺》、《语文报》等大刊大报上，成果丰硕，1994-1995年的校园文坛曾被媒体称为“王改昌年”。

“奋斗改变命运，梦想让人生与众不同”是王改昌的座佑铭，但现实却并没有给他太多好运。1995年高考失利后，他因家族贫寒中止求学大学的脚步。但这个瘦弱的少年的梦想还在，并且奋斗不止。这使得他的人生更多了一些苦难。高考后，因为找不到工作，他在广州街头拾拣垃圾，又到东莞的工地搬运砖头，最后因身体吃不消提前撤回河南办起了书店，边经营小店边写作。到1999年，他连续出版了6本书。之后三年，他又接连完成4本书稿送到出版社。不得不说，在90年代中后期，他的青春是一段无可辩驳的传奇。只是梦想与现实之间，不是总与奋斗一起前进。他出书的可喜事实，成为他背上十万元债务的沉重负担。

由于性格使然，王改昌生性敏感、不善于社交，尽管著作等身，也是青少年心目中的“才子佳人”，但一直没有大红大紫过。如今，他仍在中原腹地的小县城，干着一份喜欢却不痛不痒的文化工作，看上去是不怎么坏也不怎么好的生活。

直到现在，70年代出生、阅读过王改昌文章的人，在网络上寻找他的踪迹时，依然使用“纯情”和“寂寞王子”等关键字进行搜索。9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还不是很大，百姓生活的提高并不普遍，教育费用仍是大部分普通家庭中的大比重支出，许多学子一方面有求知识的渴望，一方面又要面对贫困带来的迷茫。“忧伤”作为一代人感情共鸣的基础，承袭了青春文学“四大王子”汪国真、赵冬、邓皓、洪烛的清新风格，成为90年代中学校园最容易赢得欣赏点的因素。

顺理成章地，多愁善感的王改昌，因为勤奋，成了那个年代挥舞“美丽忧伤”旗帜的文艺青年代表人物。也正是这种下意识的文学集体行动，成了当时中学校园文坛的主要潮流。而这，就天时地利人和地成就了民间报刊风行的盛世风景。

如果生活不够慷慨：朋友圈的是与非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作为文坛江湖中的一个分系，中学校园文坛自然不能例外，出现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事情的发生虽不及欺世盗名的文学行骗恶行，但性质与“鹏鸣风波”（涉嫌假借名人效应推销个人作品）所指的道德败坏劣迹同样可恶，特别是到了90年代后期。

应该说，站到了21世纪门槛上的《作家新一代》，在推介青少年作家、推动校园文学依旧一直在不断地努力，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即使用“拿来主义”未加商量地把“河南省群艺馆”列入报纸的主办方来增加影响力也情有可原。并且，殷学军本身的文学实力是不容置疑的，他完全有能力将报纸的质量一以贯之地保持下去。如果要责怪的话，只能说他太想干事业了，把一份非正式的民间报纸办到16个版面，要求版版精彩。他似乎不懂得，要维持这么大体量的报纸运转，得要多少财力。这十分要命，逼着他走偏了最初的方向，开始在金钱上做“文章”。一步一步地，从2001年开始，他滥用自有报纸平台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的信任，发布虚假征文征稿信息骗取评审费和出版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类似的现象，在1998年一个笔名叫“陈秋雨”的身上不动声色地上演。不同的是，手段要更隐蔽一些，而且蓄谋已久。根据后来知情者的接力“网趴”，这位“福州三贸总公司”的总经理，本名陈晓康，生于1970年10月28日，出身农民，育有一女，善写情书散文，出版有《走进秋雨》、《风雨人生》等文集，同时还经营着“福州情缘风友谊沙龙”，算是一位家庭、事业双成功的“儒商”。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书信认识的他都无一例外地首先当作“笔友”，并且是特别难得的有才“笔友”：他的每封信都是蝇头小宋体字在A4纸上分两栏打印，少则满满一页，多到整整三四张纸，反正没有少于1000字的，行文还娓娓道来，胜似隔空畅谈。这样洋洋洒洒的汹涌势头，不是掏心窝子也是坦诚相待，于是从第一次空中鸿书起，就俘获了一大批少男的心，更遑论情窦初开的少女了。很快，他的笔友遍布全国各地。事情出现转机是在2000年前后。他在信中透露了要出人生第一本书却遭遇资金困难的现状，希望朋友以99元的预订款支持自己愿望的实现。在得到一些笔友的积极响应后，《走进秋雨》于1999年得以出版。他接着以扩展事业的名义向笔友“赠送内部名额”发展商务代表，实际为网络终端业务员，“加盟费优惠价900元”。笔友此时仍坚信加入贸易团队即可鸿图大展，但其中许多人大都未成年，拿不出这么多钱，自感帮不上忙而心生惭愧，不敢轻易回信。而这一没回信，他便也没了音讯，不再“来函来电”了。传书戛然而止，有的笔友却难以释怀，几年后想知道朋友近况时，在网上搜寻蛛丝马迹中才意外发现，原来当年收到整齐长信的不只一个人，寄发99元虚高书款的也不只一个人，邀请加盟贸易的仍不只一个人……然而距离揭穿的骗局，时间过去了六七年，“福州三贸总公司”早已人去楼空，留下个个笔友一份份说不清楚、道不明了的复杂心情。

比之于殷学军，曾经的当事人在今天对“陈秋雨”的态度有更为难以评说的心绪。因为纯粹以文学活动牟取钱财，殷学军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遇到这种情况心里只是不愉快一下子。但“陈秋雨”不一样，用素纸建起的联系包含了隐秘的不纯洁，失去的不仅仅是财物。网名“曦月龙族”在百度吧留言显得洒脱：“无所谓骗子或者什么人，总之是个美丽的回忆，毕竟曾经天天盼邮件的日子是快乐的。”“一休哥”就有些许庆幸和遗憾：“那时候小，十几岁，觉得他文笔好，有才气，不知道有多佩服和仰慕……回回首已经过去快10年了，经历得多了以后想想自己当初，不禁哑然失笑。也许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骗术也可算是其中最滑稽的一种吧，其实他的骗术也并非高明，但是骗到了那么多人，很多人是至今都对其念念不忘。但我不恨他，因为他给我上了初入社会的第一课，告诉了我脉脉温情下可能隐藏着陷阱。只是可惜了当时的笔墨和被他索去的那些帅气照片，不知被他糟踏成什么样子了！”

总体说来，90年代的中学校园文坛有群情激昂的盛景，也有一地鸡毛的狼藉。回顾那个时期的人和事，与其说是梳理成长过程的历史碎片，不如说是致敬拥有过的青葱岁月。

（本文选自《九十年代回忆录》，向度文化出品/团结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