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花莲地震。陈黎在准备飞往上海的机场候机厅里，看到了手机发出的预警，十几秒后他感受到了震动。

　　他冥冥之中，认为这是自然灾害在和自己开玩笑。差不多去年2月，花莲遭受当地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地震，当时陈黎正在家中翻译出版社邀约的捷克诺贝尔文学奖诗人塞弗尔特的诗选，翻译到一半时的那个夜晚，“发生了此生我所遇最强烈的地震”，房屋正门瞬间被他半生收藏的图书、唱片堵得严严实实，他和家人从后门急出，旋即又想起还未点击保存自己的翻译文档，又冒险回去快速存档。

　　塞弗尔特有一句诗，“我求瞬间即逝的╱短暂喜悦”，当时不断涌现在陈黎脑海里，本以为是一句轻松的人生闲谈，在地震之后，却感到“世界多美丽，浮生亦晃荡”。由此，他年轻时喜爱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再度浮上心头，他决定为小林一茶单独翻译一本诗选。翻译过程中，他发现另一位“徘圣”松尾芭蕉无法单独绕开，于是松尾芭蕉的诗歌也随即着手选译。谈俳句似乎也应该介绍下日本短歌历史，顺手他又翻译了《夕颜：日本短歌400》。于是，差不多在一年多一个月时间里，陈黎完成了四本中译诗选。

　　这种翻译的流畅感在陈黎记忆中，始于2012年，此前一年他突遭疾病苦痛，沮丧于或许将与写作绝缘，但在自身意志与太太张芬龄帮助下，他逐渐恢复打字能力并推出诗集《朝/圣》（简体版更名为《蓝色一百击》），同时受大陆出版社邀约希望在已有的繁体版辛波斯卡诗选基础上加译几首推出简体版。当年8月出版的《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让大陆读者认识了来自中国台湾的“翻译家陈黎”。从那时起至今，陈黎单独或是和太太合译的作品在大陆出版了二十余种，这是他从事写作四十多年来，最密集的出版时期。

　　翻译辛波斯卡与聂鲁达让陈黎获得了大量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关注，这次他陆续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四城讲述自己的创作与翻译，主要围绕两本译作《但愿呼我的名为旅人：松尾芭蕉俳句300》《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小林一茶俳句300》以及反映自己多年短诗创作的《小宇宙：现代俳句266首》三本书来谈。他内心自然希望读者能关注到他的诗人身份，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探索的图像诗以其中文语言先锋性被牛津和剑桥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所讨论，但他也坦言，文学传播往往如此兜转，存幸的是，翻译的身份终将会让读者注意到他姗姗来迟的诗人身份。

　　诗人译诗，有很长的文学传统，也往往和创造性翻译问题纠缠在一起，陈黎也注意到一部分读者对他翻译的俳句有所批评，他意识到，或许读者对俳句内在的灵活性和日常性还未充分了解，这是一个值得互动探讨的问题，每一次翻译都有助于打开文学原作在语言传播过程中的流失、误读、呈现等问题。在记者对陈黎的访谈中，他也强调，自己虽然很少离开花莲上海街的居所，但他在诗歌世界中行旅，将其他诗人的意境传递给中文读者，理解原文只是基础，通过眼力和直觉去选取那些能感动自己的诗作才是他更在意的。

　　翻译小林一茶和松尾芭蕉，就像是我自己写的中文诗

　　记者：这次你带来了两本新译作，《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小林一茶俳句300》和《但愿呼我的名为旅人：松尾芭蕉俳句300》，你在1990年代初就很喜欢他们，并且自己写“小宇宙”系列的现代俳句，为何晚到去年才决定翻译这两位大家的诗作？

　　陈黎：决定翻译他们两位，花莲地震和塞弗尔特诗歌翻译过程算是一个重要机缘，而翻译的进度能够如此顺利，是因为我对他们早有一定的熟悉，以前在大学教书给学生们讲课时就陆陆续续翻译过一部分，并且提醒学生注意这两位俳句大家的作品和中国诗歌的内在关联。我是从日文原文进行翻译的，成书后也将译文和原文一起对照方便读者体会诗歌的转译。翻译前，我还拿了美国诗人哈斯的英文译本阅读了一下，看看他是如何传递俳句意境的，结果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一个“非汉字文化圈”的译者是很难像“汉字文化圈”的译者来还原日文诗原味的。我随便举两个例子，比如小林一茶的“下下又下下，/下又下之下国——/凉快无上啊!”、“躺着/像一个‘大’字，/遥看云峰”，前者是描写在偏远的乡下地方泡温泉，后者是用了一个身体比喻，对英文译者来说，翻译这种俳句就头大了。

　　记者：的确这里面有文化背景的问题。你把自己的现代俳句形容是“小宇宙”，让我想起松尾芭蕉一句诗，“人间此世行旅：/如在一小块/田地来回耕爬”，小林一茶也有一句，“露珠的世界：/然而在露珠里——/争吵”。都是能够呈现出俳句在情感和哲思复杂性方面的“小宇宙”形象，但同时也会疑惑，即便成就高如他们两位，一生创作大量俳句，其实精品比例并不很高。

　　陈黎：这也是我翻译过程中的一个感受，这次翻译让我真正系统的阅读了他们的诗作，日本俳句有一些特点和中国古诗很不同，比如有时候改动一两个字就会变成一首新的，所以在小林一茶两万首俳句里是有很多重复性的，还有一部分俳句是向唐诗宋词致敬的，他们进行了改写。这里又涉及到我挑选300首来翻译是有许多考虑的，有些俳句在日本文化圈里被推为一流，但是我们读起来就会觉得一般，而且也触动不了我，我就没有入选进行翻译。

　　记者：如果先读你自己创作的现代俳句，再看翻译的诗作，会发现你还算比较克制，颇具个人风格的图像诗或是声音诗，并不多见于这两个俳句译本里，但读者依然可以看到几首非常风格化的翻译，作为诗人，在意译与直译的尺度方面如何把握？

　　陈黎：我自己虽然出版了十多部中文诗集，但并不太会标举诗人译诗的身份。翻译也是一种创作，我不觉得我笔下出来的中文诗是芭蕉、一茶所作，它们像我自己写的中文诗，是自身具足、独一无二陈黎（或陈黎与张芬龄）风格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底线，就是无论如何创造都是在理解原文基础上进行的，我一向认为通过翻译传递出语言的新鲜化和灵活化是很重要的，不然为何又需要多些译者版本。松尾芭蕉有一首诗写自己旅途患病借宿渔家，我翻译成“病雁，/寒夜断航落地——/旅途独眠”，这里面“断航”两字是原文没有我添加的，为了突显被中断的行旅的视觉意象感。这样的诗还有好几首，但在书里所占比例很小。

　　记者：风格化的翻译总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评价风险，现代读者的语言习惯和词汇创新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有意思的是，有些读者很喜欢现代语感的翻译，有的读者又特别强调忠实于原文一字一句的翻译，在诗歌领域这种分歧感很明显。

　　陈黎：我的确注意到了有些读者对我翻译的俳句有所批评，翻译的好坏当然是可以公开探讨的，但我想说的一点是，俳句在中文语境的翻译接受过程是存在问题的，以前有些译者把俳句按照唐诗五言七言的形式去翻译，导致一些读者认为那才是好的俳句，而看到我的翻译却觉得“特殊”，觉得不够押韵甚至不够浪漫。恰恰我熟悉的俳句是有内在的格律但绝不拘泥于押韵，我的翻译也在避免过于浪漫或绮丽的感觉，这是窄化了小林一茶和松尾芭蕉的创作复杂性。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年轻时读到的梁实秋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他是在尊重原意基础上用自己的文字去呈现的，这也是我喜欢的方式，先理解俳句的每一个字的意思，再用自己诗人的直觉把意境传达给读者。

　　记者：形式问题是困扰现代诗人一大主题，之前你有过长诗写作，但一直坚持着短诗创作，在《小宇宙：现代俳句266首》里你提到“我要缩小我的诗型，比磁/片小，比世界大：一个/可复制，可覆盖的小宇宙”，诗歌的长与短，与看待世界的轻与重有着哪些关联？

　　陈黎：我将要出版的个人诗选《岛屿边缘》里就收录了一些长诗，我还创作过以台北101大楼为形象的同名图像长诗，因为印刷呈现效果有问题而无法收录进书里。但是短诗是我最喜欢的，在我看来，唐诗宋词也是“小宇宙”，单字有着很高的密度，足以描绘现代世界的复杂性，有时候长诗堆叠太多反而不能体现出中文语言的美。

　　记者：说到图像诗，你在1990年代创作的“兵、乒、乓、丘”四字构成的块状图像诗《战争交响曲》如今已是经典了，或是如《岛屿飞行》这样的诗列举了95个台湾山名，从年轻时你就在探索中文语言在现代化浪潮里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的问题。

　　陈黎：那个时期因为阅读欧美文学、拉丁文学受到的震动很大，有一些诗的创新就是直接来自于阅读聂鲁达的灵感。后来虽然创作渐少，却也融入了“小宇宙”系列和翻译里，比如前者里有这样一首，“一二僧嗜舞/移二山寺舞溜溪/衣二衫似无”，后者松尾芭蕉一首回望战争的俳句我是这样翻译的，“艸艸艸艸艸艸艸艸艸/兵兵兵兵乒乒乓乓丘:梦/艸艸艸艸艸艸艸艸艸”。

　　聂鲁达影响了我的诗人身份，他是一个容易被误译的诗人

　　记者：因为译者身份，你的第一身份“诗人”近年才被读者所知道。回顾起来，你和太太张芬龄女士合译的聂鲁达和辛波斯卡译本，在新媒体时代让更多年轻读者喜欢上了这两位诗人，然后带动读者主动去了解他们两位更多元的诗歌世界。

　　陈黎：对于这两个译本形成持续多年的热度，我也很感到意外，《万物静默如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都属于两位诗人很小一部分的作品，像后者在我看来也并非聂鲁达最好的诗作，我更喜欢他的长诗《马丘比丘之巅》，也许读者是被这本书里爱情浪漫的感觉而打动了。

　　记者：辛波斯卡曾说过翻译是很难的事情，“面对各种各样的色调变化和着重点的恰当分配，要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该有多大的麻烦。”辛波斯卡的诗歌翻译难在传递出她举重若轻、直击人心的语言感觉，和原文相比，你印象最深的处理在哪些地方？

　　陈黎：我得感谢出版社改了一下书名，《万物静默如谜》这个名字虽然很浪漫，很不辛波斯卡，但的确获得了读者的喜欢。辛波斯卡本质上是一个反浪漫的诗人，我和太太在合译时一直提醒要注意这点，我们学习波兰语，也参看英语译本，尽力翻译出她的诗歌原意以及精确简洁的语言。

　　记者：对于聂鲁达，你在年轻时就翻译了《拉丁美洲现代诗选》，《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这本书常常被读者拿来比较不同译本的高下，有意思的是，许多读者肯定了你的译文忠于原文意思和聂鲁达的气质。

　　陈黎：我年轻时在诗歌方面可以说是被叶威廉的《众树歌唱》和余光中的《英美现代诗选》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然后自己尝试翻译《拉丁美洲现代诗选》。为了读懂聂鲁达的诗歌，大学里辅修了西班牙语，后来我常常说，自己诗人的身份是被聂鲁达所影响了。在具体翻译上，我不展开对其他译者的评价，只能说，如果不与原文进行比对而只是从其他语言转译的话，很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偏离了诗人原有的风格。

　　记者：和太太张芬龄女士共同翻译了这么多作品，或许相比区分谁的成绩多，更重要的是如何形成共同的风格吧。

　　陈黎：她本身也是一个小说家、诗评家，和我共同翻译倒耽误了她自己的事了。一起翻译是经历了一个探讨磨合到默契一致的过程，像去年翻译俳句时，我们各自翻译一遍再对照，发现几乎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