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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和人类心灵最近，越是生活节奏加快，越需要诗歌。诗歌传播需要媒体发挥作用，对普通读者做诗歌“科普”，解答普通人对诗的疑惑，帮助大家更好地进入一首诗，让最好的诗歌走近更多的人

“诗言志”这一中国诗歌传统，并没有因白话新诗出现而中断，相反获得现代更新。这里的“志”是为民生、为社会、为民族振兴、为国家自立自强的大志向，这是诗与读者之间最内在最深刻的联系

“为什么没有大诗人”，这样的追问背后是对文艺高峰的期盼。如何在与时代的激荡中锤炼精品，拿出匹配时代、标记文艺创造新高度的大作品，这是今天诗人回避不了的命题

有人说，要想尽快和准确了解一种文明，就去阅读这种文明里最好诗人的诗歌。中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不仅有悠久的诗歌传统和灿若星辰的古典诗人，这一百年来更是因为新诗的诞生、发展、成熟，焕发蓬勃活力和巨大创造力。而今，新时代正迸发新诗意，期待诗人鼓与呼，期待更多隽永诗篇在贡献美与创造的同时，记录时代、描摹心灵，抒发一个民族深沉的意志与情感，镌刻中华文明奋进的历史与精神。

诗词离人类心灵最近，

永远为现实人生所需

吉狄马加：现在诗歌整体上在回暖，而且热度越来越高。这反映出在今天建设更健康向上更美好的精神生活过程中，诗歌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诗歌，我们要有文化上的自信，它并不是阅读、欣赏意义上的小众文艺，而是整个大众文化生活里非常活跃、深受喜爱的艺术形式。越是生活节奏加快、社会快速发展时，越需要诗歌带来的宁静。诗歌和人类心灵最近。它就好比飞驰列车上的减速玻璃，让我们看见田野上的鸟、看见草叶上的露珠、看见太阳刚刚升起时露水折射的光，让我们意识到人是心灵的动物、精神的动物。这也意味着今天诗人创作不能脱离当代人心灵。

谢冕：新诗似乎自诞生以来，就摆脱不掉话题性。这样是不是诗、那样是不是好诗，类似问题总能引发争议。历史地看，几千年古典诗歌熏陶培养中国诗人和读者普遍的审美情趣，如影随形地占据人们心灵，深深影响人们的审美期待。在古典诗歌辉煌传统面前人们不由自主“怀旧”，这种怀旧心态影响对新诗的接受。

范致行：诗歌引发的话题争议恰恰说明，诗歌传播需要媒体发挥作用，诗歌读者需要培养。诗歌毕竟是一种艺术创造，在语言和艺术思维上都有超出日常、超出大众认知的部分。无论古诗新诗还是翻译诗，数量庞大、手法日益精进，诗歌教育光靠学校恐怕不够，需要对普通读者做诗歌“科普”，解答普通人对诗的疑惑，帮助大家更好地进入一首诗，让最好的诗歌走近更多人。 

从个体通向大众，

重建诗词与时代社会的有机联系

谢冕：回到新诗源头来看，新诗诞生在国家内忧外患、整个社会要求自强自立大背景下，从最初发起就是要和社会现实、人民生活状态发生联系，所以当时明确提出“为人生”的主张。新诗以言文相谐的语言之新，以新思想、新观念等现代潮流顺利融入诗中的思想之新，与大众建立紧密联系。可以说，“诗言志”这一中国诗歌传统，并没有因白话新诗出现而中断，相反，在郭沫若、艾青等诗人那里获得英气勃发的现代更新。这里的“志”是为民生、为社会、为民族振兴、为国家自立自强的大志向，一百年来我们都在这样奋争。这是诗与读者之间最内在最深刻的联系。

吉狄马加：归根结底，诗人创造的是两个世界，一是用词语构筑的世界，一是通过艺术创造试图实现的理想世界，这两个世界相互关联、密不可分。诗歌作用不仅仅存在于诗歌本身，还应该为提升人类道德和精神高度发挥作用。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在评价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是这个人教会我如何让诗歌真正进入公众和人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诗歌在精神和美学上的独立价值，但是，让诗歌和社会发生更广泛的联系，在任何时代都是必要的。

吉狄马加：如果只有细腻的爱情诗，没有表现拉丁美洲浑厚灵魂的具有史诗品格的诗歌，聂鲁达便不是那个诗歌巨人。真正一流的诗人首先一定是思想家，有对时代主潮和时代本质的深刻认识，其次还得是融合个人情感、个体生命体验与时代精神进行艺术呈现的高手。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人称道，他对人民的热爱、对社会历史的责任是和他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身处战争和革命年代的诗人艾青、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他们的作品不仅记录时代，而且不是一般性记录，而是真正高水平的艺术的记录：他们在个人生活、个体生命经验和时代经验、社会现实以及民族精神、人类精神之间找到了最佳结合点。

谢冕：现在一些诗人表现小小的悲欢、小小的愿望、小小的心境，把大众遗忘了、把更大的关怀遗忘了。诗歌通过表达自我通向大众，如若不能引起大众共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常常说，第一是境界，而后才是艺术。没有境界，再好的艺术也没有用。什么是境界？就是为广大民众表达心声、就是家国情怀、就是社会兴衰匹夫有责。这不是标语口号，大诗人莫不如此。“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就是境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就是情怀。

范致行：时代在变，诗歌通向读者的方式也在变。我们做诗歌微信公众号，其实是在诗歌传播接受层面引入用户思维，把读者想象成用户，将用户培养成读者。所以得考虑用户场景，考虑固定推送时段读者的状态、心境，让传播“应时应景”。归根结底，还是通道问题，给读者一个进入诗的通道。诗和生活息息相关。这种生活性也促使我们走“读诗”的道路，通过读和听，重新发现诗歌的音乐性，发现诗歌的动听动人之处。

捕捉提炼时代精神，

大时代呼唤大诗人

吉狄马加：诗歌非常难翻译，但诗歌交流恰恰是国际文化交流的活跃领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诗歌是顶尖的语言艺术。世界范围内大家关注诗歌，正是关注不同民族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创造，包括这种语言体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一个普遍问题是同质化写作，经济全球化造成日常生活雷同，诗人关注的问题比较接近，反映到创作中就是“标新立异”很难；另一个问题是经验和表达碎片化，缺少总体性关怀。当下有很多年轻诗人起点很高，综合素质不错，阅读面也广，具有世界性文化眼光，需要提升的是对时代、对民族文化的深入认识和独特表达。

谢冕：新诗发展到今天，语言精致成熟，写诗的人也很多，而且大多写得不错，但是没有出大诗人、大诗歌。让人眼前一亮、传诵广泛的好诗太少，这个时代还有许多能引起我们内心风暴的东西，尚未得到充分表现。钟嵘《诗品》评价一个诗人时说“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因此将其归入下品。这种评价对当下诗歌创作也有一定适用性——身处大时代，诗人当写出恢宏的风云之气。

范致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今天大量诗人都是非职业诗人，诗人身份掩盖在其他职业身份之下。这既带来诗歌精彩纷呈的灵感与活力，也给诗歌进一步打磨精进造成困难，要知道，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外保持写诗状态很不容易。而且，非职业写作往往带来诗歌交流的缺乏。古往今来许多事例表明，诗人与诗人充分交流碰撞中才会产生一个时代的强力诗人。

谢冕：标记时代文艺高度的应该是作品对时代精神的表现与把握。发表于上世纪50年代的公刘《西盟的早晨》，以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表达迎接崭新时代到来的心情。这样的诗很天真纯净，但却表达了时代精神。

诗人应该是最敏感的，敏感地捕捉时代精神，并且通过诗歌艺术凝炼出来、体现出来。批评家评得很多，但评到要紧的地方很少；看得很多，但没有选出好诗来。这里既有眼界问题，也有引导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站在中国诗歌高度、看出整个发展动向的批评家，像别林斯基那样能够指出什么代表俄罗斯声音的批评家。

吉狄马加：虽然诗歌欣赏见仁见智，但是无论从批评、研究，从诗歌史还是从诗歌创作角度来说，都应该有基本的美学标准、有一定的评价共识，这样才能发挥引导作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过去百年，中国新诗深刻介入现代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在巨大社会变革中描绘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塑造中国人新的审美感觉，凝聚中国人的精神；现在和未来，诗歌理应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在人民的创造中创造，从当代中国人鲜活的生命历程中汲取力量与美感，寻找中国经验新的美学表达方式，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