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月刊》一向以“先锋意识，中国精神”自我定位。2018年《诗歌月刊》“头条”栏目刊发了24位诗人的诗作，这些诗人大多是当代实力诗人，这些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2018年当代诗歌的实绩。这里不妨以《诗歌月刊》“头条”栏目推出的部分诗作为例，观察一下2018年中国实力诗人创作的缤纷风景。

雷平阳的诗集《送流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其中26首诗作再次刊登在《诗歌月刊》2018年第1期。“流水上写诗，流水/会将诗歌/交给大海或刻进顽石”，这或许就是诗人的一个意志和方向，倾其一生于诗歌事业。雷平阳一生都在书写云南，云南的山川和风物，对于雷平阳来说既是他的“写作景深”，也是他的写作镜像，在他诗的经验中自始至终都倾其情感为这片山水间而凝视、而取舍、而悲悯、而建筑。他诗中所记下的人文地理，或许就是一个“送流水”的片段，而这一过程又构成了一个新的诗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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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梵梅的诗像是自喻：“世间没有梅花，除了深不见底的九湖/……它比那个俄罗斯女人藏匿更深/它需要的也不是帕斯捷尔纳克短暂的温暖/而是欢天喜地的俗世”，“大雅大俗正从眼中涌泄而出”，这首《狐狸说》（《诗歌月刊》2018第1期），从茨维塔耶娃到梅花，从月亮山冈的秘密到优雅的变形，貌似不是子梵梅的身影，而是一个带有现代性的寓言式诗歌出现了。子梵梅这一组诗在她的性情中，又仿佛在光线明灭的时间深处；是出没在山冈的狐狸，也是“江边狂跑的女人”；是奥义书，也是透明的庭院和四周；是“开窗听雨记”，也是梭罗轰鸣的秒针。在她的修辞里，一直在放松，在走向简单、疏朗，在构建一种神性的向往。

黄灿然发表于《诗歌月刊》2018年第2期头条的23首诗，都写的清朗、洒脱，有一种自然而然地回到叙说深处的率性和自由。《互相不能给予的爱》中不同时间的同一场景构建了诗人的一个祈愿：“璀璨的、超越生死的爱”；《斜阳下》是写给诗人多多的一首诗，整个叙述也像是诗中所写“热烈而清醒的长谈”，所有的场景都成了对一个“倔强而微弯的肩膀”的赞许。《攀登大岭古》里的老孙据我所知就是诗人孙文波，这是他们常常攀登的洞背村附近的山，给予诗人的却是兴奋中黑暗突然来临的某种微妙的感受。《泥壶蜂》以轻的口吻说了一件也许只有内心知道的秘密，一个人和蜂巢之间，一念灭一念生的瞬间思绪，读来欣慰而释怀。黄灿然的诗是一种诚实的写作，没有过多的炫技，平和、内敛，如同他本人的气质。这样的诗又融入了生活的日常，给阅读带来了更多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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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马的诗更多关注日常经验，在经验中又有知性和灵性的参与。譬如《给死去的父亲》（《诗歌月刊》2018年第2期），他写到“坟墓孤零零地”“枯瘦的坟墓”“落叶在风里旋转”、草如自己的白发、“我活得是那么的少”，这种生与死的对应感和象征的意味，构成了沙马写作的一个特点。某种自身的悲苦和卑微感会突然映现在沙马的一首诗或某个句子间，“我想回到那个寂寞的图书馆，用一生的知识，证明一只蚂蚁的存在”（《回到寂寞的图书馆》），为此，《还乡》那一半的存在一半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诗人的一个精神安慰。

龚学敏的《在人间》（组诗）（2018年《诗歌月刊》第3期），都与地理有关，这大概就是他的“行走中国系列”。杨献平论龚学敏诗歌说：“山水地理诗歌的写作，极容易坠入伤春悲秋、借此映照的窠臼……龚学敏这一组诗歌所体现的独特与新鲜在于，无论是他乡异地，还是近身景致，不管是独在旅途，还是众人同行，龚学敏都能够于众声喧哗之地读出自我的‘经书’，也总是以恰切的角度，打开自己探寻和发现的视野，并借其中最幽秘的那一部分，传达出自我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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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伟在2018年《诗歌月刊》第3期发表诗歌22首，每首诗都玲珑如玉、清朗温润。张永伟是那种“通灵于自然”的诗人，在古典性与现代性之间，营造了属于他自己的澄明之境。他的写作是一种“道”，超然而独立，但又不乏入世情怀，如“我靠在椅背上，想着/那个返回月亮的男孩，那棵树”（《梦游》），又“弯下腰去，试图思考这个/待了四十一年的世界。一阵风过/黄叶几乎覆盖了天空”（《雪鹰》）。读他的诗让我们想到法国的菲利普·雅格泰，明澈之境在他的词语中汇集，人与物在诗歌中一起明净、通透。张永伟有许多诗是“酒后做”，仿佛这个时候摆脱和丢掉了人间烦忧，时间唤回他的纯真之心，世间万物包括那些白鹭、菖蒲，都在“用小手或啼鸣迎接我这人群里的流浪汉”（《走失》），诗人明澈的声音这时超脱于世界之外，又接近着世界的本真和澄明，一如雅格泰所说“没有了什么重负。于是，灵魂真正地化成了鸟”。

高春林发表于《诗歌月刊》2018年第4期的一组诗，“在一种抽象的水波痕中集合颓废。/除了冷，还有茅荻影像冬天的证词。”这组诗从自然到历史与现实，在诗艺上追求的是“明澈之境”。作者通过语言更本质层面的透视，在自然与现实、历史与当下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有的词与物的关系，打开了一个地方的神秘，展示了诗歌的魅力。

沈苇在《诗歌月刊》2018年第5期刊发了诗作16首，李云在主持人语中指出：“这次选他的诗时，我们也是特意选他写的‘两个故乡’的诗，譬如‘乌镇’‘德清散章’和‘喀拉峻歌谣’以及他的阜康、苗寨、西樵山等，在这些诗行里，诗人总是用深情的、炙热的赤子之心来倾诉自己的永恒之爱和永远的忠诚。”沈苇所说的两个故乡即是：江南和西域，这两个故乡既是地理上的，更是诗学上的。江南的灵性、灵动如同诗歌的“灵犀”随着诗人的出生与成长早已流动于身体的脉络之中，而西域多重的文化多重奥义，一个诗人在这里独行也是一种虔诚的守护。对于沈苇来说，这两种“身份”是在“移情中”合一，还是给予诗性更本质化的另一种行动？沈苇在《旷野》中写道：“他怆然独行/因内心的炙热，而恢复了/在天地间的身份。”诗歌是一个地方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神话，一个诗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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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礼孩在诗作《留在白鸟与灰鸟之间》这样表述：“一个兴奋的动词/……只留在白鸟与灰鸟的空隙/留在枯水的寂灭里”，这首诗和他另外20首诗刊发于2018年第6期《诗歌月刊》。我们好奇于黄礼孩“兴奋的动词”，同时也有感于这些诗所带来的新的视觉和价值取向。他的诗歌所传达出的人和事，也即他以一种明亮的词语擦拭着在灰暗的街巷、城市行走时的眼睛、心情，他试图表达的和谐之美或者说和善之美也是属于他选择的精神尺度，如此词语的修持也几近于佛法的修持。这在黄礼孩那里，除带来精神上“无限的凝视”之外，不知道有没有另外的局限，他坚信的是“内心的仪式使他们复活”（《时间之间》），是“光在迅捷地闪过”（《春夜》），是世界的门外“悠长的敲门声递来了一束光”（《生活的门外》）。读这些诗，不难发现，对于黄礼孩来说，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是“爱”，这是他与词语交换的秘密，“而不是别的花朵”（《菠萝园的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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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斌的一组诗发表于《诗歌月刊》2018年第7期。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告别诗歌那么久之后，他还能保持一种“现代性”的语境吗？我们的担心可能是多余的。诗歌这个并非仅仅是手艺的“精神鸦片”，一旦深入骨髓，就成了一个终身的事业。梁小斌在回答黄玲君的访谈中提到：“实际情况是，一个诗人所召唤的精神啊，有的时候，是在诗人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至少，在他的诗中，譬如《列夫·托尔斯泰》《干净还能坚持多久》，一种朴素的诗学观带来的思考和人文精神，在真切地持续着。由此，我们也应对梁小斌致以敬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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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少东的一句诗“人进中年，喜欢软底走路，将席梦思/反过来，睡硬板床”（《诗歌月刊》2018年第7期），让人一下子回到久远的年代，因为“席梦思”，这好像是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的一种名称。但是吴少东的诗语言细致、缜密，在缓缓的述说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格局，带我们进入和感受某种看似仪式感背后的语言睿智。许道军指出吴少东诗歌“借助于空间形式与日常生活状态，考察自我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或可构成吴少东的意义所在。

王夫刚的组诗《满脸星辰的人》（《诗歌月刊》2018年第8期），徐徐道来，在亲情、村庄、山冈的气息中有一种思绪在流动。他写自然、农事，那种乡村带来的亲近感，让我们感到王夫刚的确就是“满脸星辰的人”。他恳切地写道：“我和你、和他，亲人们、老乡们，种田的以及写诗的，我们枕着涛声/入眠，允许山梁梦想之旅”（《在山以东》）；他在亲近乡村时自责“重返谷雨村庄，一切如昨/只有我，似乎变了/只有异乡死于地图上的旅行”（《重返谷雨村庄》）；他在众多的夜晚思虑“我写下不能朗诵的孤独/拒绝黄昏的示好”（《望见山冈》）。这样诗有一种朴素的情感，而又蕴含着巧妙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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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夭的诗《镜子里的人》（2018年《诗歌月刊》第8期），让我想到诗人田雪封的一个诗题“与镜中人交谈”，诗人的言说何尝不是和另一个自己交谈？夭夭这首诗“考问、交接、搬出了各自的流放地……”，这种自我审视的方式，是诗歌的核心，“长久的对视之后”，我们感受到，这里是另一个我和词语的交谈。而带来的更深的思考在于：我对着那个镜中，他映现出了我的什么？凯尔泰斯·伊姆莱曾写道：“就在这一刻……身体向前冲着死亡，而头却回望，朝着生活的方向，我将要迈开的腿迟疑地抬起……将要去哪儿？其实已经无所谓，因为这个将要迈步向前的人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诗歌在审视自我和世界时，何尝不是如此，就像对着镜子，“我是另一个人”。

车前子发表于《诗歌月刊》2018年第9期的一组诗，我觉得李云在主持人语中的评介颇为中肯：“车前子的诗歌语言和意象组合也是独异的，很大程度上带有随意性、瞬间性，车前子往往刻意阻断理性化、习惯化的语言程式，这无疑会带来‘不懂’这个老问题，但需要明确的是‘懂’本身是主观性的，也和思维习惯相关，如果打破习惯，以一种开放式的思维去阅读，我们必然会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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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鲜的《短檠：火苗》（组诗）发于《诗歌月刊》2018年第9期，首先让人感到好奇或者说新鲜的是，为什么是这个题目，短檠是什么？韩愈有《短灯檠歌》：“长檠八尺空自长，短檠二尺便且光。”在向以鲜这里还真是有一些象征的意味，譬如：石纹猫、蜜罐、螺蛳壳……他的诗愿被这短檠的火苗照亮，同时照亮的还有诗中的神秘和孤独。

梁平的诗《行色》（《诗歌月刊》2018年第10期）是一种日常经验的再现，诗人在平静自然中的述说带来了微微的惊讶。譬如《和父母亲过年》，一个“好清静啊”，道出了无法言说的失落的隐秘心情；《养蜂人》虽是写他人，间接的经验也带来了述说的兴奋，“听蜂的私房话，血脉膨胀”；《宽窄巷》容下了天下方言和人间闲情雅致，而诗人说，“这里就是浩瀚的星河”，到最后忽然又忍不住还是回到诗歌与人：“我在涅瓦河畔坐守过的白夜/复制在这个巷子里多年了，/有一个叫诗歌的美女/风韵犹存。”这或许带来的不是玄想，而是会心一笑；《惠山泥人屋》那些简单的描述已现情趣，关键是最后“我是被他钓起的那条鱼”带来了语言的惊讶。这种日常经验的轻叙说方式看似平实，波澜不起，却有一种回味感，所谓平实中见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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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娜具有清新、动感的语言爆发力。“我将成为一个容器，啜饮北部湾的清水/在浇灌中我会获得动物的警惕和它们温和的眼睛”（《短歌一》，2018年《诗歌月刊》第10期）；“我住在东方一个雷雨交织的城市/相信离开我们的事物会化成萤火和星辰”（《短歌七》）。这组“短歌”以一种清澈的思想呈现了语言的亮度，通透、有力，并暗含了一种不易觉察的自由心性。冯娜是直接的甚至是率性的，不再拘泥于细节和构造，有一种随意中的激荡、撩拨，带来语言意想不到的冲击力。“说出你见过的光明的，是瞎了眼的荷马”（《短歌六》），像是突然出现了词的爆裂，而事实上所有硕大的背景下，内心的激愤早已积压。《蝴蝶》《舞者》等诗篇在冯娜这里都成为一种内心深处的词的爆发，是词在舞蹈，是词在振翅。这是一个有着内在感受力的诗人才能拥有的艺术表现。

江雪倡导“后天写作”，他坚持了他所倡导的这个诗歌理想，他的《词语之夜》（组诗）也是我们的词语之夜，当我们读他的时候。何为后天写作？江雪引用了阿甘本的《何为同时代人》来阐释，“真正同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由此，江雪说，作为诗人，我们的理想就是做一位同时代的诗人，“后天写作”就是一种同时代人的理想——坚持诗人的诗性正义。这也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诗歌意义上的先锋性，诗歌必然也必须有一个精神向度，而“同时代人”必然为这个意志而开启诗歌语言中的神性部分——自由、抗拒，发出诗性的声音。同时代人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诗歌意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诗学担当。《词语之夜》发表于2018年第11期，“他在黑暗中收集瓷光”“原野上奔跑的驼牛，寻找/掉队的诗人”。

江非的一组诗《林中雄鸡》刊载于《诗歌月刊》2018年第12期。江非的诗有着极其自如的节奏，发于心而又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清朗透明中得见语言的本质。《由远而近的日子》中“马蜂在泥潭中奏响正午的乐曲/人们推开窗子，看见世界弯腰的幸福和谦顺的美”，让人想到米沃什的《礼物》，有一种开阔中的自由、满足；《那些并不存在的事物》是事物也是想象，是想象也是真理，那种神秘看似有也看似无地被诗人说了出来。《飘走的人》中云的隐喻带来了人与天空的微妙关系；《丰富性》像是一个哲学命题，而诗人的思辨却是由两个人延伸到了所有人，清晰、有味；《一年将尽》像是一声叹息那样意味深长……江非是有着极强的现代性的诗人，在他那里语言是技艺也是精神，他说“诗歌除了抚摸我们已经舒适的个体生活，也还需要干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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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2018年度中国诗歌报告》，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