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在诗论中将“诗人与谁交谈？”视为“一个痛苦的、永远现代的问题”。诗人与谁交谈？这确实是一个复杂深刻的、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思索的问题。它意味着诗人在面对“具体的交谈者”、“时代的听众”、“同辈中的朋友”、“未来的同时代人”等等不同对象时，将如何处理自身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悟；诗人与自我、他者和社会的关系是何种情形，诗人又会从哪些维度去理解并体现诗人在时代中的位置？

诗人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共生于同一个时代。属于该时代的现实经验为诗人提供了最直接的艺术源泉，从古到今莫不如是。无论是写下“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的杜甫，还是写下“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的王昌龄；无论是行吟泽畔的屈原，还是醉卧沙场的辛弃疾……他们的诗篇无不浸透着诗人对现实的观照、对世人的关怀，他们的心灵之火也让后世的读者为之燃烧。T·S.艾略特在《诗歌的社会功能》中认为：“诗的最广义的社会功能就是：诗确实能影响整个民族的语言和感受性”。我认为艾略特所说的这种“民族的语言和感受性”就是每个民族在各个时代所积累的民族精神及诗性。它不仅体现了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嬗变，也是一个民族如何甄别、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的内在动力。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新诗百年，就是一个不断获得新经验、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丰富民族的语言和感受性的过程。特别是新诗诞生之初，诗人们获得了新的思潮、新的视野、新的言说方式，很多词汇和话语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面貌进入诗歌的空间，获得了新的生机。

诗人使用语言与世界对话，而语言是在时代中演进的。与其说我们的语言在表达我们的生活，不如说我们的生活在模仿我们的语言。在任何时代，无论是诗歌语言还是人们日常的言谈，语言是精进还是腐败，都跟我们生活着的真实世界息息相关并相互匹配。所以，一个诗人不仅要关注诗歌内部的变化和递进，更要关注外部现实世界对语言的建设或损毁。所有时代的诗人，都理应成为与“当下”最直接的对话者，更应担负起建设母语及其诗性的责任。这也是考察一个诗人是否成熟、是否具备写作自觉的一个向度。诗人勒内·夏尔曾在《修普诺斯散记》中写过，“诗人不能在语言的平流层中长久逗留。他必须在新的泪水中盘绕，并在自身的律令中继续前行。”“新的泪水”包括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刻洞察、对新的生存经验的体悟、对新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对新的美学体系的构建。而“自身的律令”则包括对伟大民族传统的敬畏和学习，以及对诗歌本身的不断更新和觉悟。

身处新时代的我们，面临的生存经验和生活方式较之以往时代是复杂的，同时也是开阔、多元的。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新兴的传媒技术势如破竹，“异处”的世界变得唾手可得，也使得“当下”呈现了多重的空间性，世界仿若在一个扁平又多维的时空中运行。譬如，在国际化的大都市人们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刷脸可支付、从南到北几千公里，乘高铁便可朝发夕至、与大洋彼岸的人可实时视频会话、人工智能已经会作诗……但在边远的乡村，农人还在刀耕火种，年轻人则大规模离开土地、离开农耕生活。这是一个可以歌颂和平与安宁的时代，也是一个依然有战争和灾难不断出现在国际报纸头版的时代；这是一个世界正在紧密连接、同质化增强的时代，也是一个民族性更加珍稀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生活日新月异的时代，也是一个在科幻作品中更能深刻表达对人类命运忧思的时代。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诗人，不仅要懂得倾听时代的语言，还要有与之对话的能力。一个新时代的“对话者”，不仅考验着我们自身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力和思考力，还考验着我们是否具备了与这个时代相对应的心灵天赋和智识，这天赋和智识来源于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的每一个“此时此刻”。我们如何见证城市的变迁、如何观察一朵花的开放、如何与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感同身受、如何在千万人之中找到我们的旅伴、如何关切遥远世代发生过的事情……这些都是“此时此刻”，是生活的语言赋予我们诗性的品质，它包含了诗人对自我的认知，对他人的理解，对“当下”的观照和建构。诗人所寻求的“对话”，正是从这样的时刻中到来，那些潜在的交谈者则可能在任意时空出现或穿梭。

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过往时代都能寻找到这样的“对话者”，他们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人类存在的实证”，还在未来时代找到他们的“交谈者”，这也便是伟大诗歌和伟大诗人的魅力，他们用各自的“此时此刻”造就了艺术的永恒。即使在今天，我们读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读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读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米沃什），读到“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济慈），我们同样能感受到超越时代的心灵共振。诗人关于人类的感情、困境、梦想、追求和渴望的书写，他们关于人性的思索，关于时间、自然与宇宙的思考，在任何时代都是相通的。那些伟大心灵所创造的世界，必然有超越时空的属性，它不仅鲜活地启示着当时的现实，更预言着人类的未来。因此，要在“在后代中寻觅读者”，诗人的使命必须也必然要超越对我们个体命运的关注和审察。这也对诗人在当下的对话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不仅仅是一个自我的歌者，他的吟唱要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他必须要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来思考我们共同面临的处境和去向。

在这个社会交互性极强、信息化加速的新时代，人类的际遇、困境、生活方式是纷繁复杂的，人们的心灵风貌也展现出丰富深邃的面影。在这样的时代，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同时也是困难的。它让我们对各种新的生活经验应接不暇，同时，又提醒着我们保有一种清醒的立场，才能不断锤炼从瞬间提炼永恒的技艺。我们与“现在”共生，又瞻望着“异代”。当诗人审视世界、面对公共事务和事件发声时，也许保持适当的距离更能抽象出事物的普遍性，从而使诗歌具有超拔的时代品格。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就以“对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适当距离”而著称，这种全力的投入和有距离的审视，使辛波斯卡的作品具有一种严肃的生命力，即使是一个日常生活的细节，也因为“一粒沙看世界”的眼光而具有了隽永的意涵。

近些年，我每年都会从城市返回乡村，从不断扩张的现代都市到仿佛数十年未改变的山村，我认真体会着脚下被历代诗人所涉足、所吟咏过的土地，它以丰沛的补给滋养了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母语则像一棵从未停止生长的树，不唯诗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影响这植株的繁茂或衰萎。在现代都市，世界语言的混杂给我们带来新的视野，在乡村，我们还能捕捉到一些古旧的汉语之音。在疾速和缓慢之间，在一些被保留的风土民俗之中，会让人产生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时空错乱之感。而这样的错乱感正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一个特征：驳杂、参差、充满众多可能性。如果说我们的写作是“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我们的时代正综合着过去历史的记忆，而我们的此刻也正在变成此后的记忆。我们在当下的“对话”也将进入时空的隧道，去未来时代寻找交谈者。正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这些诗句若要抵达接收者，就像一个星球在将自己的光投向另一个星球那样，需要一个天文时间。”

什么样的诗歌才会穿越漫长时日拥有未来时代的回响呢？那便是人类记忆的伟大、创造的伟大，那最终属于人类心灵的尊严和荣光。诗人也因之成为了每个时代最卓越的对话者，而一定会有“一个遥远的后代/在我的诗中发现这一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