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两天，阿信成为首位获得“《诗刊》陈子昂年度诗人奖”的甘肃诗人。

作为诗歌界“国刊”的《诗刊》，其年度奖在业内有很高的口碑，更因被视为“鲁奖风向标”而备受关注。

在诗歌大省甘肃，诗人阿信是不可缺少的，也是唯一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甘南诗歌群体的代表，更因为“他应该是甘肃诗歌界真正赋予甘南草原以诗意的诗人。”都说，长久生活在乡野草原上的阿信，获得了与大自然秘密私语的能力，他的诗歌有矢车菊“燃向荒天野地”般寂寞的美，为这个时代提供一个天长地久的甘南草原。

采访记者：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雷媛

采访对象：首位获得“《诗刊》陈子昂年度诗人奖”的甘肃诗人阿信

“我写作生涯遇见了一次巨大的瓶颈，长达10年停止写作。”

记者：知道您获得不少诗歌大奖，如徐志摩诗歌奖(第四届)、昌耀诗歌奖(第二届)等，收获了有着“鲁奖风向标”之称的“《诗刊》年度奖”，有何不同感受？

阿信：《诗刊》年度奖在业内有很高的口碑，此前颁出的五位年度诗人雷平阳（2013）、胡弦（2014）、陈先发（2015）、张执浩（2016）、李元胜（2017），皆为当今最具实力和最为活跃的杰出诗人，他们五位又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文学界最高荣誉鲁迅文学奖，我有幸获得此奖，当然十分高兴，同时又有不小的压力。

记者：注意到一点，《诗刊》主编李少君在谈到你的获奖时表示：2018年你仍然保持创作活力，在《诗刊》上发表了重要诗作。是什么让你保持着创作活力？

阿信：去年在《诗刊》发表了包括《黑陶罐》、《卸甲寺志补遗》、《风雪：美仁草原》、《雨》、《蒙古之约》等在内的八首诗作，150行左右，以《雨》为组诗标题。实际上，从2014年起，我每年至少会在《诗刊》的“视点”和“方阵”栏目头题位置发表一组诗作，2017年又分别在两期各发了一组，这样的发稿频率据说在《诗刊》是一个小小的纪录。

从2012年恢复写作以后，我每年的创作量是30首左右，大致稳定，不算多，也不算少。如果以这个速度，写到75岁，我应该还可以写600首诗歌，如果能活到米沃什（切斯瓦夫·米沃什，波兰诗人，1911--2004）那个年纪，居然可以写到1000首，这是个不得了数字，那该是一本多厚的书啊！

在一定难度和水准上持续写作，直至进入成熟辉煌的晚年写作，是每个写作者梦寐以求的事情，那可能会很难，但我愿意以此为目标。保持创作活力的秘诀，我以为就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切入生命和生活的现场，保持一颗虔敬的赤子之心。

记者：2012年恢复写作，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你曾停止了写作？

阿信：那是我写作生涯遇见的一次巨大的瓶颈，长达10年。我不愿重复自己，更不屑重复他人，原有的写作不能令我满意，新的转机又迟迟不能出现，那真是一段让人痛苦又无奈的经历。

记者：怎么挺过那段日子的？

阿信：无以为继，只好放下。加之还有客观上的原因，正好那些年我在单位的中层岗位工作，教务处、组织部、学院办公室，都是需要全力投入的工作，千头万绪，颇为劳神，无暇他顾。

记者：恢复写作是因为出现了你等待或者说你寻求的新转机吗？

阿信：转机出现在2012年秋天的某一个中午，我从食堂用完餐，绕行湖畔，踩着厚厚的落叶去办公室加班，看到澄明湖水中倒映出白杨树的影子，随水波微微晃动，突然脑海中涌出了一些诗的碎片。我回到办公室，在电脑上敲下了这些诗句：“白杨入梦。僵硬的枝条/像灰白的手指/探向水底：那里/有一座深渊般的天空。”那真是一次奇妙的体验，或者就是十年厚积之下的一次喷发吧。从此之后，我进入了步入中年之后的真正意义上写作，持续、稳定，直至现在。

记者：在此次评委会给予你的授奖词中，有一句“字里行间都见使诗歌获得长久生命力的根的存在”，你认为在你诗歌写作中，“使诗歌获得长久生命力的根”是什么？

阿信：这个“根”，我理解就是对生命和存在始终怀有的虔诚和敬畏。很多评论家指出在我的诗中，有自然、有安静、有悲悯、有神性，他们是对的，这些，是我作品的灵魂。

“不具备终生写作能力的诗人，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初期，你是在西北师大上大学时接触到诗歌，并加入了学校的诗歌协会。怎样的机缘接触到诗歌？彼时，诗歌给予你怎样的影响？或者说，那时候你觉得自己为什么需要诗歌？

阿信：我的母校西北师大有很好的诗歌传统，为现当代中国诗歌贡献过一茬又一茬优秀诗人。在我上学的4年（1982-1986）当中，张子选、高尚、王怀钦、桑子、唐欣、叶舟都在这里学习和写作，现在，他们都是鼎鼎大名。

在八十年代中期，加入大学诗社或诗歌协会是一件挺时髦的事，我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好像没填过表格，写过申请，与“我们”诗社若即若离。诗社前后两任的头头漆进茂、尚可新，唐欣和叶舟我都认识，与唐、叶更熟悉一些。唐欣、叶舟算是我的学弟，比我低两级，但在诗歌的道行上比我深很多，天纵其才，为我所不及。他们在大学时期就写出了重要作品，是当时大学生诗坛的风云人物。我从大三才接触新诗，入门已迟，加之才分所限，完全是靠笨功夫，一步一步赶上来。

记者：听说你的第一首诗歌作品发表于《飞天》，还记得名字吗？还有内容呢？

阿信：1985年11期《飞天》“大学生诗苑”栏目，发表了我的诗歌处女座《大漠深处》，很短的一首诗，大致10行左右，写一个内地少年在河西大漠探险，遇风暴袭击，被一个哈萨克少女解救的故事。那完全是对当时流行的“新边塞诗”的仿写，诗中出现“白毛风”、“骆驼刺”、“套马杆”等被用得滥俗了的词语。但这一时期的学习、模仿和语言训练，为我进入甘南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记者：浓厚的甘南地域特色，这是你诗歌作品的一个特点。这是因为你长期生活在甘南的客观结果还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主动选择？地域写作，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是否意味着一种局限？

阿信：地域写作，固然是长期在地域生活的客观结果，也是漫长写作过程中一次次校正和主动选择的结果。一个自觉的写作者必须要有自己清晰的目标。

我不认为地域写作会对写作者带来某种局限。好的写作者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普鲁斯特、福克纳长年生活在几乎是封闭的小镇上，莫言的笔触也很少离开过他的“高密乡”，诗人希梅内斯差不多所有的作品都在写一座临海的小镇和镇子上一头名叫“小银”的驴子。博尔赫斯晚年写作的全部资源就来自一座图书馆。地域的限制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大师。

地域完全可以养活一个诗人或作家，关键是一片地域给于我们的，我们真的都消化了吗？我们是不是有能力面对地域写作？这才是问题所在。

记者：写了35年诗歌，你又想过自己为什么而写？

阿信：可能是喜欢吧。喜欢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另外，我告诉你，写作会上瘾，写出一首满意之作给写作者带来的快感，是外人所无法体会的。

记者：诗歌对你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想象过如果没有诗歌的人生吗？

阿信：写作就是一场修行。它会提升你，不断丰富你，让你感到充实，感到生之美好，让你步入澄明之境。没有想像过你说的这种情况，它在我身上应该不会发生。

记者：今后创作有哪些新打算？

阿信：今年会有一本新书出版，仍然是诗，书名可以透露一下：《惊喜记》。这本书应该是我最重要的一部诗集，囊括了从1988—2018三十年写作的重要篇什，收入2017年以来新作40余首，按创作时间顺序编排，可以满足研究者对于诗人写作时间背景方面的要求。

我是一个终生写作的信奉者，我觉着不具备终生写作能力的诗人，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且我也坚信，一个诗人真正步入成熟的写作，一定是晚年写作，就像杜甫、歌德、米沃什那样。我现在所有的努力，就是在为那个时刻准备，我希望那一天早一点到来！

记者：甘肃作为诗歌大省，你怎么看其当下的诗歌创作？

阿信：最近网上有一篇文章，文中主要观点是认为目前甘肃的诗歌创作遇到了大的问题，持续在滑坡。我认为这完全就是瞎说。从文中可以看出，该文作者对近十年甘肃诗歌创作情况基本谈不上了解，说严重点就是不在现场，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实际上这十年创作的实绩已远远超过了作者所谓的黄金“90年代”，阳飏、人邻等50年代出生的诗人风格日趋成熟、稳定，诗艺精湛，佳作迭出；娜夜、古马、叶舟、唐欣、牛庆国、高凯、李志勇、于贵锋等60年代诗人，实力雄厚，几乎每年都会有重要的诗集问世，全国重要的诗歌刊物及《人民文学》、《十月》、《花城》、《芳草》等综合性刊物的头题或重要版面，都在给甘肃诗人留下位置，摘大奖更如探囊取物；70、80后诗人，诸如何不度、李继宗、离离、梁积林、武强华、包苞、段若兮、江一苇等等阵容齐整，锋头正劲，不容小觑。我前几天在遂宁见到《星星》主编龚学敏，他说，在他眼中，“甘肃是毫无争议的诗歌第一强省，没有一个省区的综合实力可以和甘肃相抗衡，即使北京也不能够”。试问， “90年代”有如此气象和局面吗？所以，我的判断是，甘肃诗歌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有望为历史贡献出真正的宗匠和大师。  

记者：诗人之外，你是甘南草原的一名高校老师，很想知道，知识、诗歌以外，你还会给予学生什么？

阿信：始终不要对生活和未来放弃信心，要以虔诚、敬畏和热爱之心，面对生活，扑向生活，享受生命之美好。

（图片系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