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杨园

“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化无常更为美丽。”因翻译辛波斯卡的《一见钟情》而为我们所熟知的译者陈黎，近日以一本四十年的诗歌笔记《诗歌十八讲》面世，再次激起读者们的热议。2月24日在北京码字人书店举办的“春天短暂，生命中有什么永恒”的新书分享会中，与会嘉宾胡续冬、冷霜和江汀一起畅谈陈黎、张芬龄其人与诗。一位参与现场活动的读者会后在出版社直营店的购买评论中写下“紧紧抱住”这四个字。说起陈黎、张芬龄，大家都并不陌生，然而在此次活动中，各位嘉宾都是与他们相识多年的诗人与朋友，尤其是胡续冬更是结合自己与陈黎数十年交往中的点滴细节，给了我们一个天马行空、精彩万分的陈黎，彻底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远在台湾花莲的诗人译者的认识。

胡续冬：

花莲乡下人

在90年代初，我们仍在校园中，当时的外国文学资源，尤其是外国文学诗歌的译著远没有现在这么充沛，而西方现在诗歌的译著本来就比80年代能够获取的资源要少很多了，西方当代的或者现代主义以来的诗歌引进渠道比现在少很多。所以我们想尽办法读一些我们能够读到大陆市面能找到一些资源以外的其他的东西。最早知道陈黎的名字，是源于学校图书馆当时有有一套红皮的系列，远 景出的《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有陈黎翻译的聂鲁达。而且当时还有一些其他渠道，通过朋友复印辗转流传一些台译本的，陈黎这个名字在当时作为一个诗人和译者接触到，印象也非常深刻。

大概2009年我第一次见到陈黎。当时是在黄山的两岸活动上，陈黎和另一位诗人焦桐两个台湾诗人去了，焦桐现在是台湾排位第一的美食家。那次是陈黎第一次来大陆。我有点奇怪，认为以陈黎在台湾的地位和资历，应该早就过来溜达好几趟了。他说我是花莲乡下人，台北都不敢随便去，更不用说来大陆了。我知道在台湾黎叔是比较孤傲的，他在台北师大读的书，英文非常好，他写作整个发端期比较早，在很多杂志和活动上，很早他就开始扬名立万。但是他自觉回到了一个十万人不到的小城市花莲，一直在花莲待着。

人字拖的邋遢彪悍

以2009年之前我对陈黎翻译的东西、写的东西的了解，我觉得咱们宝岛上的蒙事的二混子很多的，你别看很多人顶着国学大师，这大师那大师的光怀，其实那边很多蒙事的，因为台湾的大学太多了。2010年我去台湾教过半年书，我教书的大学还不错，是1949年前大陆中央大学挪过去的，在台湾也叫中央大学。但是我周围有一些大学，我之前打死都没有听说过，旁边有一个叫做万腾科技大学（音），再过去那边一个山叫做玄奘大学，非常让人觉得奇怪，整个岛都是大学那种感觉。在全岛都是大学的情况下，以陈黎的这种学养，他一辈子居然是一个中学老师，我很差异。问起这个时候，陈黎说他感觉自己跟这个大学体制八字不合，转不过来，一直在中学口兢兢业业做了一辈子中学老师，到退休（陈黎1988至2011年在台湾东华大学兼课，教授现代诗选等课程）。好多人都误以为他是某某大学教授、著作等身，其实就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中学老师。你们想象你们中学里面有没有一些怪咖老师，除了平时在中学教你们以外，好像有一些诡异的江湖活动，跟其他中学怪咖们一起举办一些什么诡异的活动，他是属于这种。

在台湾中央大学交换客座半年时间里我去了花莲两次都是看陈黎。到台湾以后，我找一些他以前翻译的东西，包括他以前写的东西，系统性的读了一下之后，陈黎一个人让我改变了我对台湾写作，就是诗歌写作的看法。冷霜作为我多年的好朋友知道，我对台湾整体文字能力和写作状貌持极端的否定态度。这两年有一些小说家我很喜欢，像甘耀明、张大春等，诗歌这方面，我始终觉得台湾诗歌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负面的借鉴。但是陈黎身上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因为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对整个广阔汉语世界之外的写作资源，那样一种求知的欲求和迅速将之转化并且依靠翻译的方式进行直接吸收的强大驱动力。还有他自己在对待语言、对待写作形式上有一种非常怪咖的形式主义的姿态，这些都和以前我们所接受的在古典和现代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什么继承中国文化温婉的传统什么的，完全不一样。他身上有特别台客的一面，就是踢着一个蓝白拖，身上拉里邋遢走到街上随地乱吐痰的那种彪悍劲。他本人确实也是这样。我2009年在11月份见到他在黄山，南方没有暖气，陈黎穿着一双人字拖，包括上黄山，光脚踢一双人字拖上黄山。他说就是一个不穿袜子不穿鞋的人只爱人字拖。我每次见到他都是光脚一双人字拖，而且隐隐地有一些来自台湾东海岸泥土深处的脚臭，给我带来腥臊并举的活力，这才是真正的写作。

手残党的仓鼠症

和他交往过程当中，我感觉陈黎是一个在诗歌阅读方面宽度和精细程度上，对尽一切可能能抓到的稀缺资源迅疾获取的冲动方面，坚持不懈地寻找更新的诗歌资源的劳作强度上，这种打开眼界的迫切性的强度上，哪怕年轻一代里（大家外语也都很好了），能够和陈黎媲美的，我觉得在汉语诗歌界里很少见。我们也不乏一些较年长的译者，从写作或者诗歌批评出身，这两年也转入诗歌翻译，但是他们在对整个汉语世界之外的诗歌演进谱系认知的广度上和陈黎是不能比的。

另外一个方面陈黎在阅读的癫狂和精细这方面太勤奋了，真的经常能够写到手残，他是整个胳膊不能动了，他是用多大的力度在写东西、译东西。我在北大有一门课讲现代主义以来的世界诗歌，我每学期会挑一些在汉语世界里认知不是特别多的诗人。我特别希望挑一些比较冷僻，但是在他们自己的语言脉络里面又非常重要、只是在因为讯息不对等知之甚少的一些人。每当我发现，我觉得找到一个没有多少人了解的诗人的时候，我稍微谷歌一下，结果总能在一大堆外语文字里面，突然发现陈黎的文学仓库。因为陈黎有一个仓鼠症，他以前所翻译的、做的访谈、写的文章、写的诗……所有这些东西都堆那。我是2000年发现这个文学仓库的。很多很偏门的诗人，结果谷歌一看已经被陈黎刨过了。我印象特别深一个丹麦女诗人英格尔·克里斯滕森，非常巅覆人们对女性诗歌写作刻板化印象的，大家觉得女性诗人，特别神经质的，写一些童年阴影、死亡冲动、黑暗的毁灭意识……不对，她是一个高度理性思维的人，她最早是被陈黎翻译的，我非常吃惊。

诗人译者的轻慢与郑重

我后来刻意了解了一下他的工作方法，作为诗人陈黎是怎么一回事。他有他非常癫狂的一面，有他非常轻慢的一面，包括对台湾诗歌人际关系的轻慢，包括对台湾写作秩序的轻慢，但是对待翻译这件事情上，他是非常郑重的。

比如说他翻译巴列霍，我发现他和他所参照的英译本之间，有时候英译本和他翻译出来的汉语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却惊人地和西班牙语原文贴近。我注意到他家里面各个语种大字典非常多，虽然陈黎是很会利用网络资源的人，他对实体字典、工具书的信任，尤其是在充分利用英译本资源的同时也不排除参照原文的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上，我是非常佩服的。

一个诗人作为译者译了什么东西，可能转化到他的写作里吗？平时我对此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一说谁翻译了什么，必然写作会受影响，我觉得这个挺滑稽的，太简单化了。但是在陈黎身上我见到，翻译的东西真的能够转化，虽然转化的方式是剧烈的。

当我读他翻译的聂鲁达的漫歌，尤其是《马祖匹祖高地》。他的译本读完以后，你再看他写的花莲系列的那种，你马上明白了他借聂鲁达很多的。我发现聂鲁达对印加人的态度某种意义上默默转化成陈黎对东海岸台湾原住民比如太鲁阁人的理解，他有很多诗写东海岸众多原住民地名来源的名称，就是靠这些名称垒起来，形成一种“马祖匹祖高地”的效果出来。

冷霜：

他对世界诗歌的热情可能超过了我所知道的任何人

我是2014年陈黎受邀来中国人民大学做驻校诗人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之前也读过他一点东西，包括他译的辛波斯卡。2016年深圳有一个诗歌活动，我客串做主持，刚好那一场的嘉宾之一是他，所以有了更多的交流，我记得那次我们聊音乐聊得比较多。爵士乐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交集，我们因此聊了不少爵士乐的话题。再见到他，他送了我一张他自己刻的光盘，是他收集爵士乐的一些音频和影像，里面有一些我比较熟悉的爵士乐手的东西，但我之前完全没见过。胡续冬说他有“仓鼠症”，我这也算是领略到一点。2017年，我去日本参加一个诗歌交流活动，行程安排会见到日本一个很优秀的青年诗人蜂饲耳，陈黎知道我们这个活动后，就用微信发过来一批他翻译的蜂饲耳的诗，这让我非常吃惊。他阅读和翻译的视野实在太开阔了，不仅翻译那些我们都熟悉的已经经典化的诗人，像这样年青的诗人他也都会关注。可以说他对世界诗歌的热情可能超过了我所知道的任何人，好像所有有价值的外国诗歌，他都已经读过，都正在把它变成汉语文本。

当代汉语诗人里，诗歌翻译和创作量都很丰沛并且都显示出创造力的诗人，其实为数不多。对一个诗人来说总有精力上的选择，也有对自己才能的判断。陈黎非常特别，他在写作上和翻译上都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同时他写作的创造力也毋庸置疑。我也是在读了陈黎的诗之后，对台湾当代诗歌的认识有一个明显的改观。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台湾诗歌，在台湾诗歌概念里是所谓前行代诗人，像纪弦、余光中、郑愁予，他们的诗有某些具有共性的样貌品质，比如抒情上的温柔敦厚，语言上较多优雅的书面语等等，因此也逐渐会有些审美疲劳。

这次读《诗歌十八讲》，我最初理解是他过去翻译外国诗歌时的一些译序的合集，叫“十八讲”似乎有些奇怪，读下来我才发现，这个书名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谈他所翻译的诗人的方式，非常切合诗人和作品本身，看上去似乎有些老派，比如先从诗人的生平经历讲起，然后进入他的文本，但他讲得很精细，信息量很丰富，也透出了他自己的体会，对读者来说的确是非常好的导引。

女性诗人的比重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是相当大的

翻译对诗人来说首先是一种更深入阅读的方式，我觉得，陈黎译诗有一个特点，他翻译的时候似乎并不格外突出自己作为诗人的身份和特质，而是把自己放得比较低，尽可能地贴着作品文字本身，而没有把自己在写作上的创造力和语言的个性和趣味过于直接地施加于翻译。有一些诗人在翻译时比较注重自己的个性，使翻译成为创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翻译作为理解这个诗人的创造力和艺术个性的一个媒介，但如果从理解他所翻译的对象来说，这种翻译有时并不完全贴着原文自身。而陈黎翻译的态度和方式显得比较“老实”，这和他在写作上显示出的那种大开大阖的个性形成很明显的反差。

另外，这本书有一个值得注意和体味的地方，就是它是陈黎和他太太张芬龄两个人的诗歌笔记，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会琢磨，哪些地方是陈黎的，而哪些地方体现出张芬龄的声音，这其实很难辨析，也可以由此看到他们夫妻两人合作的默契和紧密程度，不过也还是可以看出来一些。比如这本书在介绍外国现代诗歌的时候，女性诗人的比重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是相当大的，在前17篇里涉及到的15个诗人里，女诗人就有六位，我想这应该也跟翻译中张芬龄的参与和选择有关，至少在最前面日本和韩国两位女诗人这里我能感觉到这层关系。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很有价值的地方。

江汀：

我期待能够早一点看到它们的出现

我是80后诗人，我第一次真正见到陈黎老师，和冷霜老师一样，也是在2014年。当时，陈黎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驻校诗人，学校为他举办了一场朗诵会。朗诵会上，大家人手一本朗诵册，小册子上选取了不少陈黎自己的诗作，以及他们夫妇俩翻译的各国诗人的诗作。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诗，叫做《蝴蝶》，是陈黎夫妇所译的犹太诗人奈丽·萨克斯的作品。奈丽·萨克斯是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一年她与另一位以色列作家阿格农分享荣誉。在这首诗中，奈丽·萨克斯写出令人震惊的死亡经验，而这当然与她的犹太民族创伤经验有关，就像保罗·策兰那样。我一直记得这首诗的最后四行：

“多么可爱的来世

绘在你的遗骸之上。

多么尊贵的标志

在大气的秘密中。”

2015年夏天，我参加了在福建举办的一个诗会。在这次活动上，我第二次见到陈黎老师。当时，我有机会与陈黎老师结伴而行，交谈很多。他特别关注我在北京的生存状况，关注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北漂写作者的经济压力，并且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同时，他也谈到自己在台湾花莲的生活，谈到自己的教师职业，谈到他的正在美国攻读音乐学博士的女儿。我十分感谢他对我的诸多勉励。

我注意到，在这本《诗歌十八讲》中，陈黎夫妇谈论的几位诗人，他们的陈黎、张芬龄版本还没有引进到大陆出版，我期待能够早一点看到它们的出现。同时，在漫长的译著生涯中，陈黎夫妇所译介的诗人名录，远远不止这十八讲中的十多位诗人，如果全部辑录出来，他们也许能够整理出上百篇文章吧。这就不止是诗歌“十八讲”了……（一百零八讲都是可能的，胡续冬补）

书名：诗歌十八讲：陈黎、张芬龄诗歌笔记

ISBN: 9787520705158

作者：陈黎 张芬龄

定价：68.00

开本：32开；页数：488

出版时间：2019.1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