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资料图/图)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自己是新锐作家,这两年他连续出版了《青鸟故事集》《会饮记》等“闲散文章”,写作夹杂在“会议室”与“山丘”之间。无论何时何地,他的衣饰光鲜得体,在人头众多的现场,总能轻松将他区别开来。他的文字同样充满辨识度,被称为“敬泽体”。作为“前批评家”,他为我们描述了1980年代以来的诸多文学风景。
1978年,我14岁。即使我当时还小,生活在石家庄那样的城市,也能够感到,这个世界正在变化。
上初中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开始给我规划今后怎么办了。她说,不能下乡,下乡很苦,要找关系,想办法当兵。结果高考恢复了,不必下乡了,也不必想着走后门当兵了,那就考试吧。
高考很紧张,竞争是在那里摆着的,录取率比现在要低得多。但那个时候应试教育没那么发达,再紧张也不如现在紧张。我是石家庄二中的学生。高考成绩公布那天上午,我们学校的老师开始传,全省第一名可能是在咱们学校,他们很兴奋,等着看这到底是谁。下午成绩出来了,知道了那个人是我,还是有点兴奋。我骑自行车从学校回家,父母在等着,知道了结果,找不出什么东西,切了西瓜,庆祝了一下。
这样的成绩,肯定要报北大,肯定要上中文系。那时候,最好的学生是要上中文系的。我上大学是1980年,我们班上大概有十来个状元吧。我16岁,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那时候就想着上中文系,也没想着以后要搞文学什么的。大学四年没谈恋爱,没人跟我谈,都比我大。
当时北大校园气氛很活跃,1980年代前期,大家对未来充满了激情和行动感。不是躺在那里畅想,而是我们今天的行动可以创造未来。这是1980年代精神中非常宝贵的东西。
1984年,毕业之后,我选择了和文学相关的工作,去了《小说选刊》做编辑。尽管我没有想要成为作家,但这对我来说毕竟是一件熟悉的事。我们60后这一代人,确实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生命中几乎每一个点,都踩在了改革开放的节奏上。从新时期文学来讲,1984年和1985年很重要,叫“85新潮”。你面对的是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的一次大变革。“寻根”什么的都出来了。那种身处大势之中的兴奋感,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当时的争论很多,许多事情不像我们现在想得那么理所当然。比如,《小说选刊》有一期的稿子都定了,我拿着莫言的《红高粱》去找刚刚当主编的李国文,说,应该发这个。他接受了这个建议,把一个稿子撤下来,发了《红高粱》。这样的事情,在1980年代是很常见的。许多事情从一开始不接受,怀疑和自我怀疑,到最后确定下来。就像复杂的历史戏剧一样,不是说谁对谁错,谁是改革的,谁是保守的,这个剧本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的社会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博弈,才到了今天。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文学也在塑造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比如说,现在回头去翻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那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篇之作,你可以从这篇小说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是怎么说话和怎么想事的,你就知道我们这40年走了多长的路。这个过程中,文学,特别是1980年代的文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时代发展的诸种力量中的一种。
到了1990年代,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包括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至今的结构性变化,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1980年代的一个历史结果,也是1980年代的人们满怀激情追求的一个目标。1980年代是一种绽放,繁花灿烂,从更长的时段来看,真正留下来的是花开之后的果实。1980年代文学真正的果实是在1990年代留下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堪称经典的东西,大部分是1990年代完成的,比如《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长恨歌》等等。
1990年代初,我到了《人民文学》工作,面对的是整个1990年代文学。在推动某些潮流和变化方面,可能做得比以前更多一些。在那个位置上,有些事情,你看得更清楚一些,你就做了。一批又一批新作家就这样推出来了。比如说,1990年代中期,特别有意识地推动一大批写农村、写底层、写乡镇的作品,当时叫现实主义冲击波。像谈歌《大厂》这样的作品,现在看来,同样有其价值。
1990年代,在文化上,是以“人文精神大讨论”开始的。整个1990年代一直贯穿着这样的争论。那是一段很热闹的岁月,之所以现在听上去不像1980年代那么热闹,主要是1990年代的当事人现在还没有顾得上回忆呢。
1990年代有其内在的丰富性,我们现在是处在1990年代的延长线上。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从1990年代延续下来的。1980年代,很多东西还是在天上飞行的,什么叫理想主义,全是在天上飞着呢。那个时候,排了很长的队,买了一本书,然后一看,这个好,就开始飞翔,都还没落地呢。到了1990年代,开始落地了。这个时候,我们是真正面对真问题和真经验。1990年代是改革的深入,一直深入到个人经验里去,一直深入到对自我、对世界、对生活的基本预期里去。
在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主体,也一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看法。现代以来,文学所领受的为大家提供具有广泛共识的世界图景的职责和使命,在1990年代以后极为复杂的社会中,面临了极大的困难。
当年北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现在还在做文学或者做学术的,也就四五个人吧,出国的占了多数。我是在什么地方就好好干什么地方的事儿,还真的没有认真地想过说我要干别的,比如要下海什么的,没有。
我最近策划了一个手稿展,叫做“回望手写时代”。我们古人用手写字写了五千年了,我们记忆中的伟大作品,从屈原到鲁迅,全是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出来的。可是,文学以后都没有手稿了。1980年代就是最后的手写时代。1990年代就变电脑了。这四十年里,我们经历了多少诸如此类的大变,我们身在其中,这么一轰隆就过去了。
(本文首发于2019年2月14日南方周末创刊35周年特刊·南周面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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