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中国诗歌突出显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诗学特点。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发生了重大的诗学转型，一种更加开阔、深厚和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义诗学，便是这一转型的基本特点。人文主义诗学一方面尊重并建立于个体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以精密、高超甚至创新性的诗的语文学，探寻与表达个体的深度；另一方面，又更具有高远的对于他者和对人类的深厚情怀。

2018年，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已经走过18个年头，也是新时代以来的第6年，如何看待这一年的诗歌，是我们观察和思考当下中国诗歌状况的重要方面和应有之义。对其回顾和总结，非常有助于我们较为切实和合理地认识与把握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中国诗歌。实际上，关于新时代以来的中国诗歌，我曾经在一篇稍早的文字中有所总结，时越年余，我仍然为这一年来的中国诗歌感到兴奋，为我们富于活力、繁茂生长着的诗歌文化和不同代群的诗人们丰富多样的诗学实践而感到鼓舞。

一

2018年的中国诗歌，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文化活力，诗歌文化丰富多样，经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与营造，正在积极稳健地生长与展开，很好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与诗歌生活，体现了我们社会文化状况诗意和美好的方面。

在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的2018年，诗歌界举办了很多诗歌文化活动讴歌和纪念改革开放，或者深入到改革开放的前线去考察、采风，重要的如学习出版社等主办的“命运的抉择——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型诗歌朗诵会”、江苏省的“我们走过四十年”大型诗歌朗诵音乐会、诗人常州新北区采风创作活动和浙江“激荡四十年、绍兴再出发”诗歌征集评奖活动等。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察2018年的诗歌文化，便会发现，经过这些年的坚持与努力，我们的诗歌文化已经表现出良好的生长性、社会性和大众性。在诗歌的节庆文化方面，《诗刊》社的第34届青春诗会、海洋诗会及第三届“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当代诗歌研讨会、上海的第三届国际诗歌节、江苏的第三届“童心里的诗篇”少儿诗会、浙江的第二届艾青诗歌节、第五届徐志摩诗歌节、安徽的第五届桃花潭国际诗歌周、第八届中国紫蓬诗歌节、四川的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星星》第十一届大学生诗歌夏令营、湖北的第四届武汉诗歌节、贵州的第二届中国·绥阳十二背后国际诗歌文化活动周、第三届贵州诗歌节、广西的第二届花山诗会、湖南的第二届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这些活动都很充分地说明我们的诗歌文化在地域分布、主题内涵、年龄代群等方面的广泛性，在非常扎实和持续性的建设与发展中。很多活动的现场，也突出显示了它们的大众参与性及群众基础，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诗在社会、诗在我们的公众生活中。

实际上，作为诗歌文化的重要类型与方面，2018年的诗歌评奖很值得肯定，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很有说服力。除以鲁迅文学奖为代表的政府奖体系奖项外，各种各样的民间诗歌奖也纷纷颁布，较有历史和影响的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诗探索》诗歌奖”、“柔刚诗歌奖”、“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海子诗歌奖”、“昌耀诗歌奖”、“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陈子昂诗歌奖”、“刘禹锡诗歌奖”、复旦大学“光华诗歌奖”等，都在往届评奖的基础上，扎实推进。2018年，各地、各方还新增创设了“草堂诗歌奖”、“徐玉诺诗歌奖”和“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奖”等，值得我们继续追踪与关注。当然，除了这些冠名为“奖”的诗歌评选，各种类型的“诗歌十佳”、“诗歌排行榜”等，对于我们的诗歌普及、诗歌繁荣和诗歌生态，对于营造整个社会的诗歌文化氛围，都具有积极意义。

2018年中国诗歌的媒介文化在稳步发展中，表现出新的生长和新的特点。在诗的印刷文化方面，许多优秀的诗集与诗丛陆续出版，在诗歌出版方面努力多年、已成品牌的作家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和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之外，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北京的小众书坊、上海的雅众文化等民间出版机构，他们专注于诗，编辑出版了很多内容与装帧都令人耳目一新的诗集，已经获得很好的口碑。张联主编的《中国乡村诗选编》共上、下两卷，较为全面和系统地选编收入了当代中国近50年具有代表性的乡土诗篇，《中国先锋诗歌：“北回归线”三十年》则很系统和深入地回顾和总结“北回归线”诗群30年的诗歌道路，“乡土”与“先锋”两相呼应，均显示出很强的专业性和诗歌史价值。另外很有意思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创办了李少君、雷平阳主编的《诗收获》季刊，《诗歌月刊》也开设“诗歌当季”栏目，不约而同地将及时遴选和推荐“当季好诗”作为自己的追求，不仅从一个特别的方面显示出当前中国的诗歌繁荣，好诗多多，也说明诗歌界面向社会、面向大众推介好诗的热切愿望。

当然，谈到诗歌的媒介文化，绝对不能忽略网络文化。2018年，中国诗歌的网络文化继续在以诗歌网站、微信、微博、微信群和微信公号等方式保持着活跃与繁荣，像喜马拉雅这样的音频分享平台开始打造诗歌方面的音频电台，纸质媒体则开始尝试媒介融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由诗人余笑忠等主编的《有声诗歌三百首》在文字之外配以诵读音频，“让诗歌发声”；浙江省作协的《江南诗》杂志则开设“诗+歌”栏目，以二维码的方式，同时提供诗作的弹唱音频，这些尝试，都体现出我们的诗歌力图借助于网络媒体走向大众的可贵努力，也喻示着一种值得期许的生长方向。

二

2018年的中国诗歌突出显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诗学特点。我一直以为，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启蒙主义诗学和先锋诗学占主导地位不同，21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发生了重大的诗学转型，一种更加开阔、深厚和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义诗学，便是这一转型的基本特点。人文主义诗学一方面尊重并建立于个体的独特性与多样性，以精密、高超甚至创新性的诗的语文学，探寻与表达个体的深度；另一方面，又更具有高远的对于他者和对人类的深厚情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2018年，我读到了很多优秀的诗篇。我们也看到不同代群的很多诗人都在以他们各自独特的方式多向度地表现了相当丰富的人文主题。

2018年，“朦胧诗”的代表诗人如多多、梁小斌、林莽等，都发表了他们的重要作品。在《灯紧挨着烛》和《纪念这些草》等新作中（《多多的诗》，《钟山》2018年第1期），多多仍然专注于词，但又超越语文学，以词为灯，以其深切的悲悯去揭示存在，纪念和揭示卑微者如“草”的命运。梁小斌的《优雅》《园丁叙事诗》《修理风筝的人》和《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品（《梁小斌的诗》，《诗歌月刊》2018年第7期），则凸显着一个日常、温暖却又行动着的主体，以质朴、切实和勤勉的劳作给世界以爱，将破碎的事物和我们也许破碎的世界尽力“缝合”，成了这个主体最深的愿望。林莽的诗作保持着他一贯的抒情风格，真切动人地触摸和反刍着个体生命的内在隐痛（《诗18首》，《作家》2018年第11期），令人动容。

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柏桦、黄灿然、孙文波等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的诗人，2018年也佳作不断。欧阳江河终于续作完成了长诗《泰姬陵之泪》（《收获》2018年第2期），诗人一方面以其历史想象力深入和穷尽“泪”之所指，极写“一个莫卧儿君王从泪水的柱子/起身站立，石头里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形象”这一关于泰姬陵的诗之本事，写“泪水流入石头，被穿凿，被镂空”，“泪水从圆到方/堆砌在一起”……沙贾汗的建陵故事被诗人联系于印度莫卧儿时期的历史和地理、联系于神，淋漓尽致地叙述与咏叹；另一方面，他又将“眼泪”从所指抽回，在将其高度能指化后，复又以其非凡和独特的“词语想象力”不断弥漫、衍生，从个体自我到大千世界，天地神人，无穷的泪水异质混成，进而扩展到更多的所指——“这些夺魂的泪水，剜心的泪水，断骨的泪水”，“彼此的泪水/合成一体流”，共同表达着我们“全人类共有的心碎”。欧阳江河以跨文化的方式借由异域来表达人类共有的爱的情感和爱的泪水，西川则返身深入本土文化，在《题画》八首（《草堂》2018年第1期）中，通过与《千里江山图》《溪山行旅图》和《早春图》的对话，“把野山野水收揽进内心，同时勾画出伟大的山水幻象”，进而创造自己的诗歌世界。柏桦眷恋故地（《南京组诗》，《钟山》2018年第2期），孙文波“隐身在荒芜深处”，在“黑暗中自省”，“重新布局”，重新调整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午后画像》，《芳草》2018年第2期）。而黄灿然在他的《常人》《深情》《洞背村》和《我的命运》（《黄灿然的诗》，《诗歌月刊》2018年第2期）等诗作中，一如既往地专注于日常，经常触目和注视于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场景与时刻，不仅关注众生，也常反顾自我，体味着自我的诸般日常。在他的诗中，日常生活因为他浓重的命运意识和道德感而被观照出丰富的意义，常现“奇迹”。黄灿然的诗歌，就其对于生活的专注、就其饱含的人生启示和高度纯正的严肃性而言，非常接近于我所期待的人文主义诗学，我以为这在当下中国，正为所需。

三

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中坚力量，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主要以21世纪以来的诗歌创作奠定了自己的诗歌史地位，走向经典。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我一直难忘昆仑之巅闪电般的雪豹（《我，雪豹……》），2018年，他状写和讴歌着源于昆仑、奔腾向海的黄河（《大河》，《十月》2018年第1期），于此诗中，我们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不仅有苍茫大地、巍巍昆仑，实际上也向海而在，拥有大海——我们是有大海的民族。李少君诗集《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不仅表达了“有大海”的诗人（《我是有大海的人》）内在的开阔与自豪，更是为我们海洋意识相对匮乏的中国诗歌，注入了新的诗学元素，李少君的“自然诗学”，因此也凸显出了新的向度。不过，说到“自然”，在陈先发的一组作品（《自然的伦理》，《诗刊》2018年第1期）中，自然意识更体现为伦理，一种被他称为“自然伦理”的精神取向。他认为“世上没有什么铁律或不能/废去的奥义/世上只有我们无法摆脱的/自然的伦理”，如此断然，不由分说。因此他对自然，更多地是倾心、倾身，“扑向自然”。

与他们不同，2018年，龚学敏和叶舟却更多地作诗与文化的行旅。龚学敏的《在雅安上里古镇》（《诗歌月刊》2018年第3期）将上里古镇茶马古道时代的驿站历史、当年的红军石刻、韩、杨、陈、张、许等“五家口”的故事和“二仙桥”等景观浓缩一诗，章法谨严，却又以事物和意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历史的想象力拼置跳接，历史和生活的气息氤氲深厚、扑面而来，主体站位明朗清晰，生发于此的人生意识、沧桑感和反讽意味激荡其间，极具张力。在叶舟的文学与精神世界中，作为丝绸之路辉煌重镇的敦煌，同时也是其“诗的首都”。在组诗《敦煌纪》（《人民文学》2018年第2期）中，叶舟以中国卷轴的方式次第展开其关于敦煌的精神纪行，敦煌的风沙、尘暴与河流，敦煌的乌鸦、马匹、羊与骆驼，敦煌的寺庙、法会、磨坊……构建了一个苍凉悲郁的敦煌世界。

当然，沈苇、赵野（《苍山下》，《钟山》2018年第5期）、王夫刚、施茂盛和阿未（《此刻外面阳光还好》，《作家》2018年第9期）等另外一些“60后”诗人，则更多地情系地方，书写日常。在沈苇2018年的诗作中，既有《旷野》《阜康：故地重游》《海寿岛》和《蚩尤：苗寨》这样关于新疆、记述行旅的作品，更有《乌镇》《西边河》等关于他的故乡江南的诗，特别是由12首短章组成的《德清散章》，在“漫漶的绿”中突显着一种鲜亮的“光明”（《沈苇的诗》，《诗歌月刊》2018年第5期），由沙漠的“黄”到江南的“绿”，沈苇的诗中总是在地域的背景中凸显着一个明确的主体。而对王夫刚来说，他的故乡在鲁地。在“乡土诗篇日渐没落”的时代，他的组诗《满脸星辰的人》（《诗歌月刊》2018年第8期），倾情书写齐鲁大地上的“村庄与人”，呈现了一幅村庄景观与伦理亲情诗意浓烈的诗歌世界。对于施茂盛，“彭公镇”就是他的地方。在组诗《彭公镇系列》（《扬子江诗刊》2018年第2期）中，他非常善于抓住彭公镇的一些“戏剧性”的时刻，注目或体会那些戏剧性的场景，渲染氛围，一方面绘写小镇上的人与事物，另一方面，也很微妙地隐现着诗人的主体，颇具情怀。

在上世纪60年代生的诗人中，胡弦与谷禾以对事物的关注而令我印象深刻。但在他们的作品中，事物已经不仅是事物，而被极写和赋予了更多的意义与功能。胡弦的《沉香》（《花城》2018年第1期）从沉香的“一粒微火”、“一缕香息”开始，以其敏感细致、极具耐力的内心去体察与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辨析、发掘、琢磨与想象，返观自我，在物与自我的往复对话中双重开掘，不断启悟，试图寻得生命的哲思。谷禾的组诗《世界的每一个早晨》（《山花》2018年第7期）中的十来首诗，几乎每一首都写到光，我们的生命与生存因为光的照彻而有了希望，也有了勇气。

四

未及历数，“60后”的诗人们很多都处于良好的创作状态，发表了诸多佳作。更年轻的诗人们，像“70后”的朵渔和“80后”的肖水、张二棍，2018年的创作都值得关注。2018年，朵渔出版了“朵渔诗选”系列四种（作家出版社），收入诗人1998年至2017年间的诗歌作品，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的诗歌创作。与其以往的创作一样，在他的组诗《星空辽阔，让我无言以对》（《山花》2018年第3期）中，个体生命的真实处境及其得救的可能，仍然是朵渔最基本的主题。我们的生命也许卑微，我们的生活庸常芜杂，即使我们会感到虚无与绝望，星空之下，“万有在夜空中化为诸神”，我们仍然有“夜的光辉”（《夜的光辉》）。

在“80后”诗人中，肖水一直很活跃，他是“学院诗群”中的代表性人物。2018年第4期的《江南诗》杂志在“首推诗人”栏目中重点推出“肖水诗选”，让我们较为集中地领略了肖水在诗学特别是诗体方面的多重探索。但我注意到，不管如何变化与探索，肖水的诗歌往往都有一个“慷慨，悲悯，孤独”（《艾草》）的主体，这个主体，每每都要“保持必要而绚烂夺目的孤独”（《微光》），也努力从自身扩展至万物，从而形成诗人繁复万端却又拥有其内核、变幻有常的诗歌世界。与学院中的肖水相对，来自山野的张二棍更关注劳苦大众、草野小民。他的《夜车上》《矿工的葬礼》《我的侏儒兄弟》等作品（《张二棍作品》，《汉诗》2018年第1期），有更深广的悲悯，且其悲悯之所向，都是底层卑微的草民，在他的心目中，有情众生皆平等，皆有一颗令人悲悯的小命，且都有尊严。中外诗人，万古同愁，关怀民瘼，永远是诗歌应有的正义。

我们关注2018年的中国诗歌，显然应该注意到女性。21世纪中国的女性诗歌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激越的独白和激进的反叛相比，变得更加宽阔与包容，具有浓郁的女性人文主义色彩。海男的《幻生书》（《花城》2018年第3期）、何向阳的《犹在镜中》（《作家》2018年第4期）、荣荣的《如初》（《诗刊》2018年第8期）、娜夜的《西北风就酒》（《西部》2018年第1期）、颜梅玖的《最好的时光》（《作家》2018年第6期）、叶丽隽的《野渡》（《人民文学》2018年第9期）和康雪发表于《西部》2018年第4期的《康雪的诗》……这些诗中，女性主体都表现出对于时间的“臣服”和向着故地家园、向着母性、向着生活、向着“如初”的回退，这些主题，我以为是女性人文最基本的方面，非常值得深入地去研究。

由于时间、精力和资料等方面的原因，我对2018年中国诗歌的观察自然很有限，但即使在这些有限的观察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中国诗歌的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感受到它巨大的生长性和开阔的未来，让我们与众多的诗人们、与勤勉的诗歌工作者们一道，以积极开放的良好心态，扎实努力，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