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是柏拉图的最高理想。他为这个想象中的完美国度制定了详细的制度和规则。理想国中的人处在严格的等级制中,而且诗人是被排斥在外的。
在《理想国》第十卷,“理想国”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城邦,而且代表着柏拉图对心灵的最高理想。换言之,“理想国”是柏拉图的理想心灵。在此,柏拉图详细地阐述了诗人为何不受欢迎。
柏拉图认为,人的心灵包含两部分:较高贵的部分和较低贱的部分。前者是较好的那部分,后者是较差的部分。心灵较高贵的部分比较稳定,不容易变化,是理性的。相反,心灵较低贱的部分很容易变化,充满了不稳定因素,是非理性的。柏拉图理想中的心灵是纯理性的,但他也意识到这只是一种理想。退而求其次,柏拉图把理想心灵设定为非理性的那部分可以得到约束和抑制,于是理性的那部分可以成为心灵的主宰。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对伪哲学家褚慎明的描述颇符合柏拉图的这层意思:
跑堂拿上一大瓶叵耐牌A字牛奶,说已隔水温过。辛楣把瓶给慎明道:“你自斟自酌罢,我不跟你客气了。”慎明倒了一杯,尖着嘴唇尝了尝,说:“不凉不暖,正好。”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个什么外国补药瓶子,数四粒丸药,搁在嘴里,喝一口牛奶咽下去。苏小姐道:“褚先生真知道养生!”慎明透口气道:“人没有这个身体,全是心灵,岂不更好;我并非保重身体,我只是哄乖了它,好不跟我捣乱——辛楣,这牛奶还新鲜。”
褚慎明非常矫情地说希望人全是心灵,没有肉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褚哲学家宣称自己要把易变化的身体照顾好,不让它捣乱,即把身体的易变性降到最低,从而让心灵成为人的主宰。褚慎明这番关于肉体和心灵的议论与柏拉图对于心灵两部分的观点惊人一致。褚慎明口中的“身体”相当于柏拉图所谓的心灵中低劣部分,褚慎明口中的“心灵”则相当于柏拉图所谓的心灵中较高贵的部分。褚慎明希望制服身体,从而让心灵发挥更多作用。这一点颇似柏拉图提出的要压制心灵中较差的那部分,让较好的部分支配心灵。
柏拉图反对诗人进入理想国,正是因为他认为诗人迎合了人心灵中较差的那部分,助纣为虐,激励了心灵中非理性的增长。比如说当一个人遇到伤心之事时,人前他会让理性发挥更多作用,表现得比较克制和平静。但人后可能任凭非理性泛滥,他会忘形,让自己沉浸在痛苦中难以自拔。在柏拉图看来,人的心灵中理性和非理性的斗争此起彼伏,非常激烈。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理性取得胜利,非理性被彻底压制。然而,诗人不仅模仿心灵较差的那部分,而且损害心灵较好的那部分。以荷马的悲剧史诗为代表的诗歌在心灵的理性和非理性斗争中成为非理性的得力帮凶。
悲剧史诗是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当人聆听悲剧诗歌,观看悲剧的时候,会跟随诗中或剧中人物一起悲伤、一起痛苦。虽然明白这些悲伤和痛苦与我们无关,但这些情感迎合了我们心灵中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即我们心灵中较低贱的那部分。本来在平常的时候,这一部分会被理性强行压制住,但诗人让我们的怜悯之情泛滥。经常接触悲剧诗会让我们逐渐习惯怜悯和悲伤。真正受苦时,我们就很难用理智抑制住悲伤,心灵就会沦陷于非理性之中。这样的结果与柏拉图理想中的纯理性心灵背道而驰。荷马是悲剧诗的集大成者,也是柏拉图最紧要防范的诗人,因为即使是人类中的优秀者,譬如柏拉图自己,也会被荷马史诗吸引,通过阅读荷马史诗来宣泄感情,让非理性占领自己的心灵。柏拉图在此处表现出对荷马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情。一方面柏拉图肯定了荷马诗歌的成就,承认自己也非常喜欢荷马诗歌。但同时柏拉图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被荷马史诗引诱。为了构筑理想心灵,柏拉图不愿自己心灵中较低劣的那部分屈从于荷马史诗,让这些诗歌“滋养”自己心灵中的非理性。为了遏制荷马史诗对纯粹理性或者相对理性心灵的破坏,柏拉图在理智上认为必须严防荷马史诗,杜绝这类诗歌对自己和其他优秀人物的腐蚀。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有些观点上异于恩师(比如对悲剧的看法),宣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柏拉图对诗的态度与其弟子有几分相似之处,即“吾爱荷马,吾更爱理性”。
悲剧之外,滑稽荒诞的喜剧在柏拉图看来对人心灵同样具有腐蚀作用。正常情况下,人会尽力避免显得滑稽可笑,这也是理性对心灵的约束在起作用。观看喜剧的时候,人会放纵自己的情感,随着喜剧中的丑角或可笑人物放肆地大笑大闹,甚至把自己代入喜剧中,暂时荒唐一回。这样的情形多了,即使不看喜剧,人也会不自觉地模仿喜剧人物的言行举止,变得滑稽可笑,不受理性的约束。
更有甚者,柏拉图认为欲望、愤怒、悲伤、愉悦等各种情感都来自心灵低贱部分,都应该被遏制。然而,诗歌培育、加强了这些情感,让心灵的非理性进一步衍生。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只有压制这些情感,让理性占据绝对上风,人类生活才能更美好更幸福。如果为诸如荷马的诗人放行,欢乐和痛苦这样的非理性就会取代律法和理智统治心灵。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诗人是没有容身之处的。柏拉图认为诗人不仅没有真知,和真理隔了三层,而且诗歌,尤其是抒情诗和史诗的主要功能是娱乐,这是对真理的背弃。柏拉图欢迎颂神和赞美名人的诗,因为它们的功能不是为了娱乐,而是对城邦和人类生活有用,或者说对理性的心灵有用。娱乐和有用在柏拉图眼中是一对非此即彼的概念。既有娱乐性又有用的诗,或者同时体现心灵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诗是不可能出现的。
纯理性的心灵容不下荷马史诗,理想国也容不下诗人,这是柏拉图坚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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