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键的第二本诗集《古桥头》出版了。他来信请我为这本诗集写点什么，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委托，我当然不能推却。但是我知道，这是一种不可轻易评说的诗。这样一位诗人的悲怆、仁爱和孤绝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诗中的那种“仿佛死，颠沛流离，病痛/压迫而成”的语言的力量和质地也在抵御着阐释。这样的诗，要求我们的只是去读，甚至，去和它们一起流泪。 

且不说他那些已为人们所熟悉的诗作，即使他写落叶，也带着一种让人颤栗的力量： 

树叶没有经过任何抵抗就落下了， 

风， 

又把它吹起， 

她也是没有任何抵抗地“沙沙”作响。 

在它瘦小，枯干的身体上， 

爱，似乎比它在树干上的时候还要强烈…… 

         ——《馈赠》 

似乎在老杜诗中才有的那种发自肺腑的情热，甚至更早，《古诗十九首》中的那种最原初的抒情力量，又再次从当今一个诗人的诗中涌现出来。这不能不让人惊异于文明的不死。这古老的文明，正如诗人自己所曾表述的那样，虽然它每一天都在被毁灭，但仍没有忘记对一位诗人的馈赠。 

这不仅使我们感动。在今天，这些与其说仍保持着汉语的“原型之美”，不如说仍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的诗，应该使很多诗人感到羞愧。 

我知道杨键大概是在1995年底，那时我们一起得了个民间的诗歌奖（首届刘丽安诗歌奖），但只是在后来陆续读到他更多的诗作后，我这才认识了这样一位让我深深认同的诗人。2005年秋天，在马鞍山有一个很堂皇的诗会，我本来不想去，但一想到那里是杨键的家乡，我这才定下行程。我要去看杨键。还要去那里看太白墓、看长江、看采石矶。这才是我们文明中永垂不朽的东西。 

的确，马鞍山之行，可以视为我对杨键的一次阅读。这么多年了，他就一直生活在那里，守着那条浑浊而空茫的大江，守着他有病的老母（“我只是暂时来此，有个老母亲，她一生做过十几种临时工，做梦都想变成正式工。”），守着他的“百感交集”的心灵。他是如此执着，几乎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同我在一起吧’，江水的浑浊浩瀚，/要熄灭我的肉体，/展开我的心”（《江边》）。 

使我震动的是“同我在一起吧”这句吁请，这究竟是谁在发出呼喊？ 

而他要展开和披露的“心”，也远远不是现代人的那个自我。它是古人所说的“赤子之心”，是“天地良心”，同时，它也指向那个贯穿古今、凝聚了我们文明全部精髓的“文心”。他的全部创作，就是对这样一个心灵的进入、契合和披露的过程。 

而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要熄灭我的肉体”！必须如此吗？必须如此。作为一个诗人，他对大地的爱，他的奉献和牺牲，他“明心见性”的艰苦历程，只有最虔诚的僧人或使徒可与之相比。 

正因此，他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诗人区别了开来。 

“哭泣，是为了挽回光辉”（《啊，国度》），这是杨键的诗中最早让我读了就不能忘怀的一句。不仅为大地上芸芸众生的苦难（这不仅包括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也包括那些无辜的被宰杀的牲畜），还要为那一去不复返的文明哭泣；不仅哭泣，还要挽回它的光辉。这就是杨键的诗。作为一个汉语诗人，他把他的贫寒的一生奉献给了养育他的文化母体。 

这赋予他的写作以更深远的上下文。他不仅要使一个民族“永不完成”的苦难史通过他讲述出来，在他的诗中还贯穿着一种文化追忆的力量。以此，他把自己的写作纳入到传统文脉中，纵然那是一种在二十世纪被一刀斩断了的文脉，纵然——姑且如是说，那也是一种巨大的虚无。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至今仍生活在杜甫的“国破山河在”这句诗里。 

但是，杨键也有他的矛盾（这就像他在“哀民生之多艰”的同时还不得不去面对人性本身的罪孽一样），而这正是他的深刻感人之处。基于苦难的人生体验和对佛理的参透，他深知人生的无常和虚妄，但他仍在追问，仍在发出这样的自我劝导： 

如果这时有人说出了憧憬 

就把它归于江水上的暮色吧， 

因为大地本是梦幻， 

何必追忆，何必悲痛呢…… 

无名无姓地浪游吧， 

远山含混的轮廓， 

在这里，在那里， 

又倏忽不见。 

           ——《在江边》 

数千年来，作用于中国历代文人的那些相互冲突的力量——儒、道、释，就这样在这首诗中出现了。这样的诗，带出了诗人矛盾而又悲怆的内里。而这比那些简单的书写社会关怀的诗要更为感人。这不仅深刻显现了一种心灵的宿命，而且，在诗中那自我辨难和嘲讽的后面，我们分明感到了诗人所久久忍受的泪水。 

这也说明，诗人终究是“放不下”的，纵然佛祖总是要人们“放下”。耐人寻味的是诗的最后：那些“在这里，在那里，/又倏忽不见”的事物，是远山含混的轮廓吗？是，但更是某种永恒的注视和期待。飘泊的诗人就这样浪游在天地间。他要做的，就是去感应，去以“心灵的清风改变山河的气息”（《古别离》）；就是在一种流离失所、骨肉沉痛的命运中，完成他最终的回归。 

就艺术而言，杨键的诗之所以在近些年来引起了人们的格外关注，就在于在中国目前众多的写作倾向中他向我们有力地展示了另一种汉语诗歌的可能性。这另一种维度，诗人柏桦在一篇评杨键的文章中称之为“尚古”（而且是一种正好与“崇洋”相对应的“尚古”）。我非常理解柏桦这种对中国传统的乡愁之思。不过，杨键的“尚古”，却不是趣味上的，也不是词藻和文采上的，相反，他完全撇开了那些已丧失了汉语血质的东西，以他对大地的关爱和对内心的忠实，直接就进入了传统文脉的内里。我想，那才是贯穿古今的诗的本义。那才是汉语最初的本源。“如果我不能发现心中的无价之宝，我的语言也不会有什么价值”，杨键曾如此坚定地说。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不仅和那些传统文人的吟唱区别开来，和上个世纪30年代新诗中的“晚唐风”也大异其趣。他那些直抵本源的诗，惊动了汉语中沉睡的生命。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杨键的“尚古”，也正是目前中国现实对他作用的结果，并体现了他对这个时代的批判。在一些诗文中，他曾多次感叹自己不知是高炉下的炼钢工人呢，还是山行道上的马远，或明末清初的一个遗民。但实际上，他对他生活的时代有着极其清醒和沉痛的认识。炼钢厂的高炉，这可不是与他生活无关的意象。那次到马鞍山，那长江边上无数的巨大的炼钢厂的高炉对我也是一个震动。那无尽的滚滚浓烟，喷吐着一个生活在这里的诗人的悲伤。那古老文明和人心在今天的全面溃散，加剧着他的悲痛和忧患。这文明的嬗变和阵痛，甚至使他的语言也发出了痉挛——一个为他所拒斥的时代，就这样从另一方面成全了他的诗。 

我们还是来看看杨键自己是怎样谈他的生活和诗观的吧。前年年底，诗人宇龙的遗孀委托我和其他诗人、评论家设立一个诗歌奖并担任评委，我们首先就想到了杨键。杨键为此从马鞍山赶到北京，并准备了一份“获奖感言”。说实话，这些年来，我还从来没有读到过如此透彻有力的对时代、文明和诗的理解。如果说这个奖项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让这样的诗人在这样一个时代发出了他的声音： 

中华文化犹如一条巨蟒，被二十世纪的诸种灾难一刀斩断……我在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文革使我们泯灭了心灵，而这些年的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又使我们这里早已变成了人间修罗和人间地狱。我们的古人所讲的“诗言志”是什么意思呢？志，一定是我们没有实现的东西，人道在这个时代就是没有实现的东西，所谓诗歌的铁肩担当的大概就是这样的道义…… 

我虽写诗多年，但诗歌的本义我也是在这些年才略知一二，它可不是一份简单的车间主任递交给厂长的机械报表，而是一份阎王掌握在手的灵魂是否有所透露的判决书。 

遗憾的是，中国的大江南北，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在灵魂上透露一点消息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埋葬是多么的彻底！看着中国这么多的诗，只是感觉到，他们虽有灵魂，却不能呈现。而我们国家，从先秦，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个朝代都有无数的人通过诗歌曾经透露过灵魂的消息。这大概就是诗歌的本意。我们钟爱的诗歌因而有着衡量一个民族灵魂质地的职能…… 

如此的沉痛和透彻！是的，埋葬是多么的彻底！而说出这话的诗人，奉献又是多么的彻底！ 

近些年来，出于多种原因，我几乎不想再对这个所谓的诗坛说些什么。但在今天，这样一位诗人来到我们中间。从他的作品中，不仅透出了汉语本身的力量，也显现出灵魂的不朽的质地。 

这不仅使我们对我们所钟爱的诗歌，对那哺育我们的文明，又有了某种不死的期望、信念和敬意。 

就在2005年秋从马鞍山回来后，我还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传说 

在安徽当涂，我很难相信李白 

就埋在这里的青山下； 

纵然人们很早就修造了墓园， 

纵然我在诗人之墓前停下的那一刻， 

也曾感到了 

一种千古悠悠的孤寂。 

而接下来，在采石矶， 

在临江而起的悬崖上，看到“诗人捞月处”， 

我相信了这个传说。 

我相信了这个传说，如同我感到了 

某种让我惊异的冲动， 

不是因为醉酒， 

更不是出于幻觉。 

归来， 

坐大巴穿过村镇； 

在尘灰和泥土里生活的百姓， 

在屋檐下，或在突突冒烟的拖拉机上 

失神地望着远道的访客。 

我看着他们，我相信了这个传说。 

我相信了这个传说， 

如同我在这颠簸的尘埃飞扬的路上， 

在一阵揪心的悲痛中， 

再一次相信了贫困、孤独 

和死亡。 

我相信了这个传说，月亮 

就为我徐徐移近。 

我们的一生， 

都在辨认 

一种无名的面容。 

诗的前面，都是单数第一人称“我”在讲话，但到最后一段变了，变成了“我们”。这是在对谁讲话呢？不用说，是在对远方的杨键。在我写这首诗的过程中，他其实就一直就“在场”。因此在诗完成后，我加上了“给杨键”这样一个副题。是的，这首诗是写给这样一位兄弟的。一种共同的命运，或者说，一种巨大的虚无，把我们的一生都置于这样一种艰难的辨认中。 

2008．2．北京